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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供职于中国工商银行
编辑 | 葛辛晶
2017年，全球经济复苏态势愈发明朗，银行业总体规模稳步增长，盈利能力持续提高，风险状况基本稳定。在上述背景下，主要国际大型银行经营业绩转好，净利润较前两年多有回升，贷款质量继续改善，不良贷款率延续下降趋势，资本充足率保持较高水平。根据英国《银行家》于2018年7月发布的全球银行1000强榜单显示，中国和美国的八家大型银行，即中国的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农业银行，美国的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银行银行和富国银行银行，按一级资本排名前八。根据褔布斯2018年6月发布的全球上市公司2000强榜单，无论从年度营业收入、净利润、总资产，还是市值、品牌价值、系统重要性等来看，八家银行各项指标在全球同业中均排名靠前。我们试图以八家大型银行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近三年公开数据的比较与分析，洞悉中美两国银行业经营发展，为中国银行业继续深化转型，适应新形势变化，提供有益借鉴。
八家银行主要经营指标分析
2017年，美国四家大型银行延续后金融危机时代以来探索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积极调整经营转型战略，进一步增强竞争力。纵观中国四家大型银行，2017年克服了资产、负债、利润、资本、风险、成本等因素的制约，继续转变经营思路，加强风险管理，同样取得了不俗的经营业绩。
主要风险状况。
第一，贷款情况（表1）。2017年，中国四行贷款量增速有所放缓，为7.49万亿美元，若剔除折算汇率影响，贷款量同比2016年增长8.68%，低于2016年同比2015年贷款增长率的20.47%。从具体的贷款量增速看，农业银行贷款增长率最高，达到了10.3%，而贷款总量最大的工商银行，近两年增速一直稳定在9%左右。2017年，美国四行除富国银行贷款规模较上年略有下降外，其余三家银行均呈上升趋势。
贷款资产比反映了总贷款占总资产的比例（表2）。从八行整体对比看，中国四行总贷款占总资产比率平均高于美国四行14个百分点。2017年，中国四行这一比率同比2016年均有小幅增长，且占比都达到了50%以上，而近三年贷款增涨速率也基本相似，表明行业发展总体平稳。而美国四行这一指标分化显著，摩根大通和花旗银行这一比率相对较低，富国银行虽然最高，但是也呈现出逐年递减的态势，这表明在资产占用上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表1 八家银行总贷款情况 单位：亿美元
注 | 表中银行按2017年英国《银行家》杂志一级资本排名排序，下同。制表 | 魏鹏
表2 八家银行总贷款占总资产比率 单位：%
制表 | 魏鹏
第二，贷款质量情况。不良贷款率是反映银行贷款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表3）。通过对比可以看出，2017年美国四行平均不良贷款率要低于中国四行0.86个百分点，其中摩根大通最低，不良贷款率仅为0.64%，农业银行最高，这一指标为1.81%。从拨备覆盖率来看，八行中美国的银行整体高于中国的银行，花旗银行更是达到了267%，摩根大通也达到了229%，除中国银行外，其余七家银行2017年拨备覆盖率较上年均有所提高（表4）。
表3 八家银行不良贷款率情况 单位：%
制表 | 魏鹏
表4 八家银行拔备覆盖率情况 单位：%
制表 | 魏鹏
3. 第三，资本充足情况（表5）。资本充足率是保证银行正常运营和发展所必需的资本比率。近年来，各行继续保持较高的资本充足率，2017年除中国银行和花旗银行外，其他六家银行资本充足率较上年有所提高，富国银行高达17%，农业银行相对较低，为13.74%，但均高于监管要求的标准。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指标，2017年除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略有小幅降低外，其他六行均高于上年水平。
表5 八家银行资本充足情况 单位：%
制表 | 魏鹏
经营与盈利情况。
第一，市值情况（表6）。市值是上市公司发行的股份按市场价格计算出来的股票总价值。近年来，八行市值均有所回升，2017年摩根大通蝉联了全球市值最大银行，而工商银行一举超越美国银行和富国银行，在八行中排名第二。从整体市值上看，八行中美国的银行普遍高于中国的银行。
表6 八家银行市值情况 单位：亿美元
制表 | 魏鹏
第二，总体盈利情况（表7）。2017年中国四行净利润情况整体上要优于美国四行，其中农业银行净利润增长率最高，若剔除折算汇率影响，较上年提高4.9%。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17年12月正式签署《减税与就业法案》，并于今年1月生效，美国四行将该法案所带来的影响进行了综合测算，反映在了2017年业绩中，因而净利润水平受到了一定影响。其中，花旗银行因递延税资产规模远大于负债规模而进行了200亿美元的资产价值净减计，影响最为显著，盈利转为净亏损约68亿美元。
总资产收益率（ROA）是用来衡量每单位资产创造多少净利润的指标。2017年，八行的ROA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中国四行则是出现了连续下降，2017年的下降幅度在0.05%左右。受净利润变化的影响，花旗银行的ROA为-0.36%，富国银行最高，达到了1.15%。
表7 八家银行盈利情况 单位：亿美元；%
制表 | 魏鹏
第三，利息收入情况（表8）。2017年，中国四行的利息净收入不仅全部高于上年水平，而且在横向比较上，如总量、增长率等，也高于美国四行。2017年，工商银行利息净收入超过800亿美元，此项指标中国四行中最低的中国银行为520亿美元，要大于美国四行中最高的摩根大通501亿美元。其实，美国四行在国内经济逐渐向好以及美联储年内三次加息的带动下，净利息收入水平总体表现良好，除花旗银行受信贷成本增加影响到净利息收入略有下降外，其他三家银行较上年还略有增长。
净利息差实质上反映了生息资产的收益率（表8）。八行中，富国银行和花旗银行这一指标相对较高，中国四行中的农业银行最高，为2.15%，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持平，中国银行最低仅为1.7%。
表8 八家银行利息收入情况 单位：亿美元；%
制表 | 魏鹏
第四，非利息收入情况（表9）。当前，各行非利息收入主要源于手续费及佣金收入，这一收入的增加，通常意味着中间业务和特殊信贷业务的增加，表明其收入结构得到了优化。2017年，美国四行非利息收入水平基本与上年持平，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相对较高，这主要得益于近年来两家银行的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
反观中国四行，非利息收入情况相比较要逊色得多，表明当前四行的主要获利渠道仍为净利息差，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水平虽然相对较高，但是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的贡献则相对较低，工商银行的非利息收入情况近三年几乎没有改观，中国四行向多元化业务运营模式转型升级的道路仍任重道远。
表9 八家银行非利息收入情况 单位：亿美元；%
制表 | 魏鹏
两国大型银行经营发展特点
2017年，美国经济实现企稳增长，通胀水平符合货币政策目标，市场信贷需求加大，银行业资产规模不断扩大，资产质量进一步得到改善。2017年，中国银行业总资产、总负债规模持续稳步增长，虽然规模增速放缓，但是资产结构不断优化，呈现出回归信贷本源的趋势。通过对两国银行近三年经营业绩的分析，接下来我们将试图剖析两国银行经营发展的特点。
其一，大型银行转型求突破。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大型银行不再推崇“大的就是好的”的经营理念，主要在经营压力加大，监管改革深化、金融科技发展的背景下，围绕增强资本实力、提高盈利水平的目标，重新调整发展战略，大型银行试图通过转型寻求突破。
美国的大型银行在近年来国内经济增长动能增强的背景下，坚持“稳中求变”的原则，基于各自核心优势和资源禀赋，重新确立了各自的战略定位，对于经营发展转型，增强整体竞争力起到了重要作用。总结美国四行的转型特点，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力图探索轻杠杆、轻资本的模式，专注于核心业务；二是努力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经营效率，从信息技术革新和交叉销售中寻求新的发展动能。
表10 美国四行战略转型情况
其二，经营业绩的外部影响。近年来，美国银行业走出了金融危机所笼罩的阴霾，良好业绩的表现主要得益于生息资产规模提高、息差扩大和中间业务收入增长等，但是美国四行的盈利水平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外部因素的影响。例如，2017年12月特朗普总统正式签署的《减税与就业法案》，强调美国企业本土化经营与投资，对四行的具体影响主要体现在递延税资产和负债估值、境外未汇回利润税负、部分投资价值重估等方面。从短期看，税改对四行影响存在较大差异，上文提到了对花旗银行和美国银行的影响，而富国银行、摩根大通由于递延税负债规模更大而获益；在境外未汇回利润课税和投资价值重估方面，四行均受到负面影响。从长期看，根据四行的初步测算，税改后商业银行有效税率或将降幅约10%，此次税改对美国银行业的影响反而是利大于弊。就美国银行业而言，金融危机以来，经营业绩的外部影响最为典型的例子则是2014年所负担的高昂诉讼成本和监管处罚，它对四行税前利润的增长起到了相当的负作用，对盈利能力和净利润带来了显著影响，监管处罚和司法诉讼给四行带来的影响持续了一年半的时间。
对于中国银行业来说，同样存在着经营业绩的外部影响。2017年税率的下降，促进了部分银行税后利润增速转正。以农业银行为例，即便在有效税率有所增加的情况下，它仍是四行中唯一实现营业外净收入正增长的银行。而类似非常规的“其他因素”，也成为了中国银行业净利润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
其三，银行资本实力更加充实。自2016年中期以来，包括美国银行、花旗银行等几家在此前压力测试中表现不佳的大型银行均通过了历次压力测试，随着四行风险加权资产的减少，使得资本充足率水平整体上有所提升，一方面是美国银行业经营环境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应对美联储近年来推行强监管的重要举措。同时，美国四行同业的杠杆率也保持较高水平，2017年除花旗银行较年初下降、富国银行有所上升外，其他两家保持稳定。根据美国监管要求，2018年美国银行业杠杆率水平需达到5%，金融控股集团需达到6%。
为应对趋紧的监管约束，中国银行业2017年以来通过定向增发、可转债发行、优先股发行等资本补充计划，进一步充实资本实力。例如，四行中的农业银行2018年3月12日发布公告称，通过向定增发，拟向七家机构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用于补充本行的核心一级资本，该申请于5月29日已获证监会发审委审核通过。此外，2018年3月，多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支持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创新的意见》，为中国银行业创新资本工具创造了有利条件，商业银行也可将通过创新二级资本工具进一步提高资本充中率水平。
其四，全面规范银行业经营。从全球趋势看，随着2017年末《巴塞尔协议Ⅲ资本框架》最终稿在全球范围的全面实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的新监管要求不断出台，国际金融监管仍在不断收紧，主要体现在，一是资本充足率的最低监管要求逐年提高，充本充足率计算口径越来越严；二是境外属地监管标准逐渐提高，力度不断加大，尤其对反洗钱、市场操纵、信息披露等监管和处罚的力度显著增强；三是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面临升档的可能，升档意味着补充资本缓冲要求的提高，接受更为严苛的监管要求，合规成本更高。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采取了一系列金融监管改革政策。《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实施和美国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OC）的建立等，提升了美国监管的严格程度。近年来，美国在金融监管上还呈现出新的监管趋势：一是更加注重运用压力测试工具，提升监管的前瞻性和可预测性；二是继续加强反洗钱监管，执法重心对外倾斜；三是加强了对本国大型银行及外资银行的流动性监管，流动性管理按年进行全面监管评估，同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中国四行加总进行敞口控制，投资不能超过总敞口的5%，这将导致中国四行之间竞争的加剧；四是网络安全成为监管新热点，出台了包括针对大型银行的《强化网络风险管理标准草案》等多份网络安全监管规定；五是金融监管加强了对反恐活动的支持，如发布反恐新规，被监管金融机构定期提交董事会决议或者高级管理人员合规性确认调查报告等。
2017年以来，中国监管机构在以下几个方面集中采取了从严监管举措，规范中国银行业经营：一是为净化金融环境，启动了“三违、三套、三不”专项治理工作，开展了银行业市场乱象整治工作；二是实施资管新规，开启行业统一监管模式；三是加强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四是表外理财纳入广义信贷范围；五是完善存款偏离度管理，约束银行违规吸存、虚假增存行为。
其五，金融科技被广泛实践。近年来，金融科技已成为全球银行业的一大热词。加大金融科技研发投入，促进新技术应用转化，已成为全球主要银行的普遍选择。美国四行充分认识到金融科技对推动本行经营理念、业务模式、服务方式等变革的重要意义，在支付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线上渠道、区块链技术运用等方面全面开花，加大金融科技的实践力度。例如，2017年美国四行联合其他主流银行推出了P2P实时支付网络，打破多了年来第三方支付公司在这一服务领域的统治局面，客户无需新安装APP即可使用，并提供便捷的收付款服务。各自成立了科技实验室，加强对新技术的探索与跟踪。四行还与科技公司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战略、业务合作，优势互补，各取所需。例如摩根大通于2016年启动“入驻计划”，由该行业务专家直接入驻初创企业，双方“肩并肩”开展行业变革创新；花旗银行则成立了花旗银行创投，启动多城市金融科技加速器，其投资的行业分布于最新的科技前沿领域。
中国银行业与科技公司主要以战略合作为主，一类是信息与客户共享，另一类是技术与模式协同。在产品设计与开发上，中国四行更加注重场景融入，尝试“敏捷开发”机制。在技术应用机制上，从被动应用到引领探索，四行均成立了科技实验室，除工商银行以自主研发为主外，其他三行是与外部科技公司合作。加大对渠道体系的升级再造，设立了纯线上渠道——直销银行，加快线下网点的转型升级，引入智能化管理机制，实现轻型网点布局。此外，强化在战略、IT架构、机构设置、企业文化、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再造，培养并建立核心竞争力。
启示与趋势
从全球经济看，经济金融形势更加严峻和分化，地缘政治局面依旧复杂，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之势，监管环境趋严态势仍在持续，资本流动不确定性加大。从国内经济看，经济结构分化，下行压力仍在，从严监管依然是今后几年主导中国银行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中国大型银行在经营上将面临不小挑战。通过比较中美两国大型银行经营发展情况，我们可以得到几下启示，同时预测了未来行业发展的趋势。
首先，加快银行业对外开放。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银行业经历了不平凡的深刻变革，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中国银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却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截至2017年末，外资银行总资产占中国银行业总资产比重仅为1.32%，这一指标在发达金融市场通常会超过10%。而通过加快银行业对外开放，可以增强中国金融系统活力，提高资源分配效率，拓宽金融市场合作领域，是大势所趋。
2018年以来，中美两国在经贸领域进行了多轮磋商，部分达成的共识之一是金融业还需要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目前，中国已形成了一个全方位的金融开放格局，既然中美两国已达成有关共识，那么可以预见，今后几年，美国或将选择性地加大对中国银行业的开放力度。面对数量上的不足，中国大型银行应把握窗口期，积极应对美国从严监管所采取的措施，谨慎选择进入行业、业务和客户，加快在美经营机构的布局。
其次，提高内生发展动力。强监管不仅是当前的银行业发展主旋律，而且还将会成为一种常态。在强监管约束下，中国银行业难以依靠规模扩张获取发展，这将倒逼银行从增长结构和质量上进行优化，进一步激发银行内生发展动力。中国的大型银行应通过业务、管理和组织方式的转型，重塑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业务转型应体现在资产由“重”向“轻”、从持有型向交易型转型，由对公业务为主向零售业务转型，渠道由传统网点向智能服务模式转型，围绕优结构、降成本、控风险、增利润做文章。管理转型应体现在经营由粗放式管理向精细化管理转型，服务由分割式向链式管理转型，围绕以客户为中心做文章。组织方式转型应体现在由块块的组织架构向条线化垂直管理、事业部制转型，由银行控股公司向金融控股公司模式转型，围绕提高组织效率、减少内部交易成本做文章。
再次，培养新型核心竞争力。为提高服务效率，降低经营成本，寻求发展新动能，近年来，中国银行业主动借助科技创新力量，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科技创新能力已成为银行培养新型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中国大型银行应紧盯科技发展前沿，加强技术储备，借助外力做好对最新技术的有效跟踪与应用，重点关注金融科技应用场景，通过业务场景与新兴技术融合，形成产品、服务和价值共创，引领行业创新。加快机制变革，优化集团内部资源配置，调动各节点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加快推进技术架构的改革和研发机制的突破，再造业务流程，释放发展潜力。升级风险控制手段，利用生物识别、大数据结合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构建金融生态环境，革新业务发展模式，提升客户服务安全水平，努力降低业务风险。
最后，创新企业文化建设。中国大型银行应培育更加开放、包容、多元、鼓励创新的企业文化，提供有利于创新的文化土壤，激发员工的创新热情。加大对高端科技等急需人才的培养与引进，提升自身科技力量。将技术替代简单重复劳动背景下的优化劳动组合与科技有机结合起来，发挥协同效应，提升认识与管理能力，为客户提供有温度、高附加值的综合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