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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
四、水井沉尸
叶高玉,三十岁,南宁人氏,出身地主家庭,初中毕业考入师范学校,毕业后做了一名小学教师。那时,学校对教师的学历不是很看重,注重的是实际教学能力。叶高玉的学历固然不咋样,可是他的教学能力不低,所以后来就被提拔为校长。日军第二次侵占南宁时,那所小学关闭了。尽管该小学是官办的,叶高玉在教育局的教师名册上也占着一个名额,但日伪当局根本不管,关闭了就失业吧。叶高玉只得另找了一份工作,就是被捕时还端着的那个饭碗——茶叶店账房先生。
叶高玉是单身,住在茶叶店里。侦查员前往逮捕他时没遇到什么麻烦,先让派出所找了住在附近的茶叶店老板出嫁了的女儿,让其去叩门,佯称有急事要见父母,宿于店堂一角账房间的叶高玉自然要起来开门的,一开门就给拿下了。本来,拿下了就该和之前被捕的陶小蕊一样带往市局的,如果真是这样,也就没有后来的遗憾了。可是,侦查员不是神仙,并无未卜先知之能,加上运气不佳,因此就发生了不测——叶高玉竟然脱逃了!
叶高玉是在派出所脱逃的。把人犯送到派出所,说起来还是隋留宝处长的主意。为抓捕叶高玉,不但指挥部的十一名侦查员悉数出动,连派出所的警员也给动员起来了。完成任务后已是午夜,一个个都是饥肠辘辘,正好这天又降温,大伙儿又饿又冷。隋留宝于是就说咱们先去派出所,搞点儿东西吃着暖和暖和,再打电话给市局开辆吉普过来,把人犯押解市看守所连夜讯问。于是,一行人就去了相距不过五六百米的派出所。那时候经济条件差,制度又严,哪个基层单位都没有什么“小金库”。加夜班有两毛钱的夜餐费,一个月一结算,当班时用什么充饥自己准备。像今晚这种突发情况,谁也没预先准备点儿吃的。这问题该怎样解决呢?这个,隋留宝有办法。“特一号案件”属于要案,办案经费实报实销,他兜儿里带着钱,于是就掏出来,让派出所所长去隔壁巷子里那家通宵供应夜宵的面馆,每人下一碗肉丝面,让伙计送过来。当然,隋留宝有话在先,吃了面条夜餐费就没的领了。
隋留宝的这个决定对于大伙儿来说自是求之不得,派出所里自有一份短暂的热闹。叶高玉就是在大伙儿吃这顿简单的夜宵时脱逃的。
派出所有一间专门临时羁押人犯的屋子,还是日伪时期的伪警察公所留下的,十来平方米面积,门是木门,窗户也是木质的,不过窗框上装着十几毫米粗的铁栅栏。叶高玉就是把铁栅栏拗弯后扳下了几根钻出去,顺着后面那条小巷开溜的。事后调查时方才知道,这个看上去一副斯文相的白面书生竟习练过多年武术。不过,这次脱逃对于叶高玉来说,比不逃还糟糕,因为这一逃,他就去了阎王殿。
当下,一干侦查员自是方寸大乱,立马追捕的追捕,报告的报告。覃应机闻讯自是大怒,不过此刻不是批评的时候,先追逃要紧。于是,全局总动员,各分局、派出所都出动了。那时南宁的城墙还没拆除,晚上是关闭城门的,所以还不至于让叶高玉这厮逃出城去。可是,折腾到天亮,逃犯竟然没有下落。又过了两个小时,有群众在五井巷——叶高玉家所在地——巷口的水井里发现了他的尸体。
五井巷是一条长度不足百米的巷子,住着三四十户居民,因巷内有五口水井而得名。发现叶高玉尸体的那口水井,不在这五口井之内。那是巷口咏春街上的一口百年老井,据说是当初五井巷还没形成,咏春街的这一段也还没成气候的时候,有七户商家相约来此开店生财。由于距最近的那条小河也有数十米,生活、经营多有不便,于是七个老板就集资雇人挖了这口水井。叶高玉是出生在五井巷的,从小就在这口井周边的空地上玩耍,当时他一定没有想到,日后有一天自己竟然会浮尸这口水井中。
这天上午九时许,五井巷口“金坛子酱菜行”大扫除,账房许先生把账台上铺着的台布取下拿到井台上来刷洗,俯身井栏打水时,放在中山装上面那个兜儿里装着老花镜的眼镜盒掉进了水井。于是,许先生就拿了根长竹竿,前面用细绳子扎上了一个网兜打捞。南宁的地下水位高,打井一般都不必挖得很深,不过两米就到底了。许先生把竹竿伸进井里,还没到底就触碰到一件于井腔容积来说显得过于庞大的异物——叶高玉的尸体。
当下一咋呼,惊动了蹲守在巷口正对面那家旧货店里的侦查员时根坚,他当即一个激灵:难道逃犯死在井里了?这时,为逃犯的事也在五井巷附近转悠的两个派出所民警闻声赶来,分开井台上围观的人群,用竹竿往井里捅了捅尸体,就招呼人打捞。打捞起来把尸体放在井台上,大伙儿马上认出死者正是叶高玉。于是,时根坚也就没有蹲守下去的必要了,露面现身,让那两个民警保护现场,自己奔派出所打电话向在指挥部留守的隋留宝报告了情况。
这样,隋留宝也就不用留守了,随即向一干派出去追捕的侦查员转达指令:立刻赶往咏春街五井巷。那时的警务岗位还没分得像如今这样细,广西这边还没有专门负责刑事勘查的技术人员,都是刑警兼职的。隋留宝又通知市局抽调数名勘查经验丰富的刑警以及一名法医前往现场。
隋留宝布置完毕赶到现场,只一看就知道通过现场勘查寻找痕迹已无可能。尽管时根坚在奔派出所打电话向指挥部报告情况前就已叮嘱现场的两位民警注意保护现场,但那二位兄弟未接受过专业训练,热情有余,经验不足,忙着让人打捞尸体——从水井里打捞尸体是一幅什么乱糟糟的情景,即使之前有什么痕迹留下也肯定已经给弄没了。当下,隋留宝也就先不去看尸体了,而是把跟他前后脚抵达的侦查员邹晃、解中堂、王大培叫到一旁,悄声吩咐三人前往叶高玉的住所搜查。
果然,刑警未能发现现场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再看法医的尸检鉴定情况——先是对叶高玉的尸体外观进行常规目检,直接暴露在外面的头部、脸部、颈部和双手的皮肤表面并无伤痕,身上的衣服、脚上的棉纱袜和皮鞋也齐整。拍过照片后,尸体被移至附近一间无主空房里解剖。因为这时已经派人驱车去把“逸君茶叶店”的老板接来,问明叶高玉昨天晚餐的进食时间和所吃的食物,所以法医根据死者胃内食物残留的情况对其死亡时间作出了比较准确的判断:应是今晨一时半至二时半之间死亡的。至于死亡原因,法医认为应是溺亡;结合全身无任何伤痕这一点来看,初步可以认定是投井自尽。当然,最终结论还要等血液检验之后方能作出(后来的检验结果证实法医的结论是准确的)。
尸检没有与破案有关联的发现,另一路在死者家里忙着的侦查员也没甚收获。叶高玉是单身汉,虽然有住房,可是平时一向住在“逸君茶叶店”,店里供吃供喝,比住在家里什么都需自己忙碌来得简便,还好节省几个钱。不过,这个家叶高玉并不是经常不回,据茶叶店蓝老板说,叶高玉隔三差五会回一趟家,至于回家干些啥那就不清楚了。因此,当侦查员用从死者身上搜出的钥匙打开门进入其家的时候,屋里并没有许久不开门窗以致透不过气来的那种感觉,桌椅、地板表面也没有灰尘。侦查员在那三间平房里反复搜查,并无疑点显现。午后,一干侦查员顾不上休息就开案情分析会,大伙儿刚围坐在一起,覃应机厅长也来了。之前在食堂吃午饭时,隋留宝已经向覃应机简略汇报过案情了,当然还得赶紧就叶高玉脱逃一事做自我批评。现在,覃应机过来参加会议,隋留宝就请厅长先说几句。覃应机说这个案子省委是有限定破案的最后时限的,我说一句话,就浪费了大伙儿一句话的时间,还是不说了吧,请同志们发言讨论案情,我听着就是。
众人先对叶高玉的死因进行了讨论。因为叶高玉在派出所的脱逃跟在场的每个侦查员都有关系,所以说到这上面时语气就有些底气不足的样子。分析下来是这样的——叶高玉从派出所脱逃的时间是今晨零点四十五分到一点之间,死亡时间在一点半到两点半之间,法医认定为自杀。这使侦查员感到难以接受。这家伙抓住了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费了老大的劲才得以脱逃,难道就是为了寻死?既然要寻死,那何不干脆就在派出所自杀算了?解下裤带往窗框的铁栅栏上一挂,脖子往里一钻就是了,还脱逃干吗?叶高玉死于五井巷口的那口水井里,说明他脱逃时就已想好要回家一趟的。后来到底回了没有,谁也不清楚。侦查员时根坚是奉命去他家蹲守的,他赶去时是今晨一点半左右,由一名派出所民警带过去,两人翻墙进入其院子,当时屋门是锁着的,他们在院子里一直蹲守到天明方才转移到巷口。从这点上来看,叶高玉似乎没有回家。
可是,如果推翻法医的结论,将叶高玉的死因定为他杀的话,也是缺乏依据的。第一,尸体确实是溺亡的,这个别说法医了,在场侦查员都是参加过省厅举办的业务培训班的,一看法医解剖时显露出来的肺脏就清楚了;第二,以叶高玉那份能够拗弯铁栅栏逃出羁押室的身手,如果有谁想要把他弄进水井里活活淹死,不是做不到,但做到后必定会在现场、特别是叶高玉的身上留下明显的痕迹,可是现在却没有发现任何痕迹。
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从证据学方面来说,似乎应该是自杀的立论基础扎实些。比如,叶高玉脱逃后想回家取了钱钞潜逃,可是到了巷口,又心存畏惧,对于自己能否顺利逃出城很是担心,寻思不如一死了之,于是就投井了;或者,他潜回五井巷时,不知怎么发现院子里已有警察蹲守着,他取不到钱断了生存之路,走投无路之下,就自尽了,等等。这样,叶高玉的自杀就有了合理的解释。会上,有两名侦查员就是持这种观点。本来,大家多半还要争论下去的,可是此刻厅长坐镇会场,时间在分分秒秒流逝,大伙儿觉得还是应该解决最实际的问题:怎样往下侦查?
这时,一直没有发表意见的隋留宝开腔了,他没有表示出自己对于死因持何种观点,只是说这不是一个独立的命案,而是我们正在侦查的“特一号案件”下面的一个“子案”、一条支线,不管叶高玉的死因是他杀还是自杀,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都是跟“特一号案件”有关的,涉案的“南槐堂”的信笺、信封就是死者指使其表妹找韦玉林雕木版印制的,因此他是涉案人。本来,我们可以通过其印制“南槐堂”信笺、信封的情况对“特一号案件”顺藤摸瓜追查下去,可是现在叶高玉死了,连其死因也弄不清楚。所以我的意见是先把死因问题往旁边放一放,还是盯着“特一号案件”这条主线追查。线索何在?还是在叶高玉身上。我们可以循着他生前的活动轨迹进行周密调查,雁过留声,人过留踪,叶高玉生在南宁,长在南宁,其出生之地至今还是他的家,生前的轨迹是很清晰的。我们就以此作为接下来调查的主攻方向,我相信,方向选对了,把调查工作做得扎实又扎实,细致又细致,是能够完成省委交办的任务的。
众侦查员听着都认为隋处长说得有理,覃应机也频频点头。于是大伙儿就请覃厅长作指示。覃应机说隋处长已经把话说透了,时间宝贵,我就不说了,大家议一议,看往下的工作该怎么做,作一下分工就是了。
上午,专案指挥部侦查员全体出动前往现场勘查时,王大培奉命驾着摩托车前往叶高玉生前供职的“逸君茶叶店”,把老板蓝金水接至现场配合调查。隋留宝曾向蓝老板了解过一些叶高玉生前的情况,得知叶高玉的生活简单而有规律。他白天在茶叶店当班,早晚倒是都要出去的,而且风雨无阻。出去干吗呢?不是回家。距“逸君茶叶店”三四百米的东升街上有一家“致韵茶馆”,其老板陈致韵跟蓝金水是三代世交,两家做的生意正好是上下家,多年来,“致韵茶馆”所需的茶叶一直是向“逸君茶叶店”购买的。三年前,茶馆的账房先生病故,一时找不到称心如意的人选来替代。陈老板就跟蓝老板商量,能否请你那里的账房叶先生兼带着相帮一阵?蓝老板跟叶高玉一说,叶高玉表示同意,于是就在早晚茶叶店非营业时间去茶馆帮陈老板做账。陈老板对叶高玉很是满意,说叶先生每天只在早晚来做账,花的时间不多,干的活儿却比原来的账房先生好得多。于是,就征求叶高玉的意见,能否长期兼职下去。叶高玉表示,他供职于蓝老板的茶叶店,蓝老板是东家,所以这事得听蓝老板的。陈老板跟蓝金水一说,自无二话,这样,叶高玉的兼职活儿就做牢了。不过,这人似乎有点儿与众不同,之前临时帮忙时茶馆方面每月给他一些钞票作为加班费,他收了;现在兼职做牢了,陈老板跟他议薪水时,他反倒说一分也不要了。陈老板吃不准这是什么路数,问了蓝老板,后者也不清楚,两人一起问叶高玉,是不是嫌给的薪水少,叶高玉否认。那么,叶先生是否有另外的要求?叶高玉说也没啥要求,可能的话,请陈老板把茶馆后院的那间小屋收拾一下给我做账房吧,我看中了后院的那份清静,每天早晚过去,练练功,喝喝茶,做做账,蛮好的。陈老板听了马上点头,立刻作了安排。于是,茶馆后院就成了叶高玉的另一个活动地点。因此,叶高玉平时涉足的地方,基本上也就是茶叶店、茶馆和五井巷的家这三处。
此刻专案指挥部对于叶高玉生前活动情况的调查,也就是围绕着这三处进行。隋留宝对人员分工作了安排:每处安排两个侦查员进行调查,负责五井巷的这一拨还包括调查今晨一时后是否有人听到过异样动静。
案情分析会一结束,侦查员立刻行动。原以为这样一铺开,总能有所收获,哪知,次日上午十点指挥部召开碰头会把三拨侦查员的调查情况一汇总,其结果却是令人失望——
邹晃、时根坚两人负责调查五井巷的情况,一是叶高玉死亡时段前后是否有邻居或者恰巧走夜路经过五井巷口的路人听见过什么动静,二是叶高玉平时是否在其家里接待过朋友之类。他们在派出所户籍警的陪同下,走访了五井巷的每一户居民以及巷口左右、对面的几十户商铺、住家,没有任何收获。两人分析了这个劳而无获的结果,认为这当儿正是冬令时节,晚上人们歇息时都是紧闭着门窗的,甚至还用被子蒙住了脑袋,所以没听见咏春街五井巷口那里有什么动静是能理解的。对于后—个结果,他们也只有接受。叶高玉的东家“逸君茶叶店”蓝老板之前提供情况时就曾说到过,叶高玉虽然隔三差五回家,可是在家里待的时间不长,因为他没什么费时长久的事情要在家里做。在走访调查中,邻居们说的情况跟蓝老板提供的情况吻合,几乎每家邻居都说时常看见叶高玉独自进出巷子,时间通常都是在傍晚,偶尔也有早晨或者中午。这么多人众口一词,侦查员没有理由对此产生怀疑。
解中堂、祖郎二位分工调查的是“逸君茶叶店”这一块。这家茶叶店和“致韵茶馆”一样,也是一家开了五十来年的老店,传到老板蓝金水手里已经是第三代了。蓝老板是个胆小如鼠的商人,选择账房先生、店员、学徒一向谨慎,一是介绍人必须是熟人。二是要有保人,而且保人必须是他交往了十年以上的朋友。三是要亲自对荐来的对象进行面试,还会悄然前往其家庭所在地打听底细,有点儿像政审。四是把人招进来后,还有一个考察过程,其中对于诚实度的考察,就是悄悄把钞票放在被考察对象出入之处,看其发现后的反应,视而不见置之不理的,走人——这是老江湖;捡起的,要看下文,交给账台上的,合格,留下,偷偷揣入自己腰包的,那就对不起,也不戳穿你,发给当月薪金后走人吧。蓝老板对于叶高玉的选聘更为严格,因为这人是聘为账房先生的。叶高玉通过了考验,上岗后话语不多,埋头苦干。侦查员调查时不但找了茶叶店的老板、店员、学徒以及老板家眷逐个谈话,还找了“逸君茶叶店”的四邻商铺、住家了解,调查下来竟然没有发现叶高玉有什么异常情况,这些年干下来,甚至也没有什么朋友来找过他。这样,这一路也没调查到什么线索。
第三路是调查叶高玉在“致韵茶馆”的活动情况,那是侦查员王大培、陈百勇的活儿。他们去了茶馆后院当初被叶高玉看中作为账房间的那个十来平方米的小屋,里面收拾得很是整洁,一如叶高玉在茶叶店的账房间和自己家里的风格。一本本账册在账台或书架上摞得齐齐整整,这些账册,和茶叶店的账册一样都被指挥部暂时封存,离开时带往市局备查。当查看到一口上了锁的柜子时,侦查员问陈老板是否有钥匙。陈老板说没有钥匙,这把锁是叶高玉自己带来的,里面装的是什么他也不清楚。侦查员用从叶高玉尸身上获取的钥匙试了试,竟然没有一把能够打得开,于是就怀疑这口柜子里可能隐藏着什么秘密。陈百勇便让陈老板去取把锤子来把锁砸了。锤子取来后,侦查员却又改变了主意,说先等一等,看看其他地方是否藏着钥匙。一口口抽斗翻查下来,在其中放置杂物的那口里发现了一个铁皮罐头盒,里面放着指甲钳、小剪刀、针线、挖耳勺之类的小物件,其中还有一把钥匙。用这把钥匙试了试,就把柜子上的锁打开了。柜子里只有一件东西:用一条薄棉被包裹着的一台美国制造的十七灯收音机。
侦查员起初以为是收发报机,当场插上电源打开,发现只有普通收音机的功能。后来带回去请省委社会部的无线电侦测人员作了鉴定,没发现什么可疑。不过该机性能极佳,能够自动排除电波干扰,比较清晰地接收短波信号,什么“美国之音”、“自由中国之声”之类当时被定为敌台的海外电台的播音都能听得很清楚。
侦查员找了茶馆自老板以下至学徒的所有成员,逐个了解叶高玉的情况,综合起来勾画出了叶高玉在茶馆的活动情况——茶馆每天早晨四点半开门,叶高玉通常会在五点左右过来。茶馆有前后两道门,前门即是店堂大门,供所有人出入;后门在后院角落里,是一道宽一米的侧门,以前是不用的,已经坏了,叶高玉来后,说他有时来得早,或者晚上离开得晚,恐怕惊动了睡在前面店堂里的伙计、学徒,要求把后门修好,装上司必灵锁,以便有时可以进出。陈老板自是点头。后门修整好后,就给了叶高玉一把钥匙。不过,除了叶高玉外,其他人没有从后门进出的。叶高玉早晨过来时,通常都是从前门进出;晚上进出前门的次数很少,基本上走后门。茶馆伙计晚上睡得早,天一黑就躺下了,所以对于叶高玉是否来、几时来、几时走、来了在账房间干些什么,谁也没有留心。至于陈老板,每天是回家去睡的,所以就更说不上来了。
这样,若说叶高玉晚上跟什么人在后院账房间见面,并密谋些什么的话,就谁也不知道了。此外,12月17日晨一时许他从派出所脱逃后,究竟是否来过茶馆后院的账房间,也弄不清楚。从账房间现场来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里没有发生过打斗。
王大培、陈百勇把账册、收音机拿回指挥部,打电话请专家鉴定收音机,又对账册进行了检查,折腾了好长时间,没有发现什么。
这样,当12月18日中午全体侦查员聚拢起来汇总调查情况时,基本上是白板一块。之所以说“基本上”,是因为那台收音机以及叶高玉有可能利用茶馆后院的账房间进行活动的猜测。不过,大伙儿讨论下来,认为目前也无法对此进行有效查摸。收音机自不待言,后门那里除了叶高玉外,是否还有其他人出入也无法查清——后门外是一条小河,河边只有一条二尺来宽、杂草丛生的小径,别说晚上了,白天也难得有人去那里,找谁去调查?
因此,通过对叶高玉的调查获得破案线索的希望落空了。
五、调查受挫
到这当儿,专案指挥部只好放弃针对叶高玉生前活动这个方向的调查,转而开辟一个新的侦查方向。这个侦查方向,是隋留宝处长提出来的。他的思路是这样的——
“策反信”的信笺、信封打出的名号是业已歇业将近半个世纪的老字号中药店“南槐堂”,案犯作出这个决定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也就是说其动机是什么?若说是为了防范公安机关对“策反信”的侦查吧,那干脆用白纸作为信笺、用白纸糊些信封不就得了?其时国家邮电部虽已成立,但对寄信所使用的信封没有什么限制,只要贴足邮票就行了。可是,如果说案犯没有防范意识和反侦查之心吧,却在刻意隐瞒笔迹等方面做得很是到位。这个情形初看上去可能会使人觉得不可思议,但是细细一想也就明白了。案犯之所以要使用—个看上去似乎有些江湖味道的字号,是为了制造假象,以图扩大这些“策反信”的影响。当然,从本案发生后专案指挥部第一次案情分析会议上有关心理战的分析来判断,案犯在心理战方面并不专业,其作为似有“野路子”之嫌。案犯想制造其作案的声势,扩大影响,所以考虑使用某个似乎比较响亮的字号,可是从其所写的“策反信”文字水平来看,其文字功底有限,所以,他也就想不出一个合适的字号来。想不出,却又执意要用,那怎么办呢?就从曾经听说过的叫得响的字号中抓一个来凑合着用吧。南宁地面上类似“南槐堂”这样的字号有的是,可是如果把市面上还存在的字号拿来使用,那就难免显得过于儿戏,就无法制造声势扩大影响了,所以必须使用已经歇业的老字号的名称。如此,就有了“南槐堂”之想。
这样,就可以构勒出案犯的基本特征了:读过书,但文化水平有限,古汉语水平更是一般,甚至连《古文观止》是否读过也还是个问题;平时可能喜欢阅读武侠小说,对书中描述的江湖上那一套颇有感觉;年龄不会超过三十五岁,有接触并仔细察看原“南槐堂”信笺、信封的机会,可能出身于商人家庭。
于是,就定下了下一步的活儿:安排侦查员分别对“兴德典当”和翠姑庵进行调查。
侦查员时根坚、祖郎受命调查“兴德典当”。这家典当行前面已经出现过,是因为翠姑庵住持静洁法师向侦查员提供情况说,张氏出家后,大约民国五年时,曾奉当时的住持梦修法师之命给“兴德典当”写信联系赎当之事,侦查员于是就去“兴德典当”调查,结果拿到了那封信函的原件。把原件与“策反信”对比后发现,“策反信”的信笺、信封系按照“南槐堂”原件式样复制的,所有特征都相同,唯独字体有了改变。因此,就有必要对“兴德典当”进行调查,看这家百年老字号里到底什么人有条件接触“南槐堂”信笺、信封。
侦查员邹晃、王大培两人受命调查翠姑庵,目标是该庵是否还使用“南槐堂”信笺、信封跟其他商家或者个人有过沟通,如果有,那些沟通过的对象就和“兴德典当”一样,也将逐家接受专案指挥部的调查。
民国五年时,“兴德典当”的老掌柜翟虚正早已作古,其子翟怀鑫如今也已是七旬老翁,典当行早在十多年前就交给其子翟若阳经营。翟若阳这年五十来岁,但这些年都是兵荒马乱的,经营典当行得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所以看上去其外貌要比实际年龄大七八岁。翟老板接待了时根坚、祖郎,可能他正忙着生意上的事儿,对侦查员二次登门访查似乎有些想法,一上来就主动开腔说上次你们已经把我爷爷的那封信拿走了,现在还有什么事儿啊。侦查员说还是关于那封信的事儿,有细节需要向您调查,然后就询问了“兴德典当”对生意上来往信函的保管情况。翟若阳虽然有些不耐烦,但旧时生意人笃信和气生财,脾气一般都好,尤其是典当行跟警察打交道时,更是要具备足够的耐心加和气。因此,翟老板把其老爸请出来一起回答侦查员的问题。
据翟怀鑫介绍,“兴德典当”自咸丰年间创始以来,一向严格按照创始人、其高祖翟泊舟定下的规矩:开典当行的,因为每天都有可能误收赃物,或者被人栽赃,所以每一笔生意、每一项对外业务交往都要有记录,以便随时可以作为凭证向官府自证清白无辜,免得遭受无妄之灾。这是头条店规,每年的正月初五迎接财神爷的仪式上都得由老板亲自誊抄一遍,向全体店员宣读,然后悬挂于店堂内。因此,“兴德典当”自创始以来的每笔交易、每封来往信函,都是保存着的,收到的信函是原件,发出的信函是抄件,下面注明着寄往何处、何人以及寄出的日期。这些商业档案都存放于二楼库房一侧单独隔出的一个小房间里,以前一直由老板亲自掌管,店里的其余人一律不准沾手。到了翟若阳手里,初时还是由其亲自掌管,后来因为事儿多,忙不过来,正好出嫁的女儿翟谷贤其时死了丈夫受到婆家挤兑被迫回了娘家,于是就由其负责记录保管。
这样,侦查员自然要了解翟谷贤的情况了。不过因为对方是翟若阳的女儿,就只能像是聊家常样的随口聊几句,无非是读书情况、多大年龄、何时出嫁、何时丧偶,等等,至于日常活动和交往情况,那是不便了解的。翟谷贤今年二十七岁,初中毕业后考上了师范学校,师范毕业后去一家小学当老师。二十二岁出嫁,夫家是南宁有名的大户人家,丈夫许以诚比翟谷贤大五岁,系“信宁药厂”的会计。三年前,许以诚车祸身亡,翟谷贤还没从丧夫之痛中解脱出来,其幼子又罹患脑膜炎而殁。夫家笃信阴阳,当下全家上下除公公许老爷子外一致认定是翟谷贤带来的厄运。许老爷子旧时在广西地面上是有些威风的。他出身富家,曾在李宗仁部队当过少将旅长,退伍还乡后摇身一变当上了帮会头目。1947年时,许老爷子已经七十二岁,不过脑子还没进水,虑事思路清晰。他对阴阳之说既信又不信,于是就让人请来南宁地面上赫赫有名的卜卦先生、江湖上号称“一卦定终生”的张鼓翼给翟谷贤算了一卦,结论是:此女犯克,一克夫,二克子,三克己。全家人因此主张将翟谷贤逐回娘家,但许老爷子却摇头,说她已经把该克的——我的儿子孙子——都克了,往下要克也就克她自己了,又何必赶她出门坏我名头呢?老爷子一言定乾坤,当下翟谷贤就留了下来。哪知,许老爷子这句话说了不过七天,就脑溢血猝死了。于是,许家连丧事也没让翟谷贤参加就把她赶回娘家了。翟谷贤受此刺激,万念俱灰,回娘家后什么也不想做。祖父翟怀鑫就让其父以忙不过来为由,把生意记录和保管账目两桩活儿交给了翟谷贤。
时根坚、祖郎离开“兴德典当”后,去了派出所,让户籍警把“兴德典当”所在地的居委会主任和治保干事请来,向他们了解翟谷贤的情况。听下来,他们对翟谷贤的印象还是不错的。这是由于:一是同样作为旧社会过来的妇女,她们对翟谷贤丧夫失子后又被许家赶回的遭遇深表同情;二是她们反映说翟谷贤从小就一直颇获邻居们的好评,说她极富同情心,乐于助人,常瞒着家里偷偷拿钱拿衣服食物周济乞丐、穷人,一直到现在也还是如此;三是翟谷贤的师范毕业资格,在那时已经算是“大知识分子”了,在周围这些大多是文盲的家庭妇女中,属于凤毛麟角,所以居委会、街道甚至区妇联都时不时找她帮忙搞个黑板报、墙报或策划一台文艺晚会什么的,她也非常乐意参与,尽心尽力。区妇联领导曾有意把她作为积极分子来培养,但跟她谈下来,她因家庭出身(资本家)以及婆家的背景(其已故公公系反动军官、帮会头目、恶霸)心存怯意而拒绝了。
侦查员问,翟谷贤的政治立场如何?平时有没有散布落后言论什么的?对方回答说没有散布过落后言论,有时听见别人发牢骚说怪话还会当场反驳。一旁的户籍警也说翟谷贤的政治立场应该是端正的,上半年她还曾在菜场后门当场抓住一个张贴反动标语的地痞,差点儿挨打。
那么,翟谷贤平时跟什么人交往呢?居委会方面说没见她跟什么人交往,平时如果居委会、街道、区里有活动有事儿要她参与、帮忙什么的,她就出来;没有事儿,她就待在当铺里做她的事儿。听说曾有人想给她介绍对象,说都新社会了,妇女翻身,婚姻自主,但她一口回绝了。
侦查员把调查到的情况向领导作了汇报,大家都认为翟谷贤应该没有作案嫌疑,于是对“兴德典当”的调查就到此为止了。
侦查员邹晃、王大培负责对翠姑庵进行调查,接待他们的是住持静洁法师。之前静洁已经接受过一次调查,因此对于侦查员再次提出“南槐堂”信笺、信封之事并不觉得突然。出家人心静,上次接受调查之后,她按照侦查员说的认真回忆了一番,竟让她想起另外五次使用静慧(张氏)出家时带来的“南槐堂”信笺、信封的情况,这五个收信对象是:鱼行街“吴记香烛店”,寄函过去是与该店结算返销香烛钱款;葛塘巷“修善斋”,结算素斋席的账目;五象西二街财主“金大善人”,催促其向翠姑庵支付三年账款;石埠街“大缘米行”,向新老板致贺及询问账款之事;水街“天福堂国药店”,对该店向翠姑庵无偿施药表示谢意。
这五封信函的寄发时间应该是在民国十年前后至民国十九年之间,因为静慧(张氏)是在民国十九年去世的。临终前,静慧要求死后把她出家时带来的全部物品一件不留都焚烧掉,住持尊重其遗愿,集合全庵尼姑举行了一个仪式,当众一件件清点后全部焚烧了。静洁记得很清楚,其中还包括剩余的“南槐堂”信笺、信封。
“特一号案件”发生后第六天,12月20日,专案指挥部启动了对上述五家商号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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