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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公安法治文学月刊《啄木鸟》
一、深夜猝死
1951年1月3日，星期三。
对于青岛市市南区太平路赢德坊四十三号应姓居民全家来说，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应家的男主人应靖波在经历了半个晚上的痛苦折腾之后，一命呜呼了!
应靖波三十二岁，青岛当地人氏，出身买办家庭，其父是一名专门替德国颜料商当中介推销颜料的掮客。子承父业，他从事的也是买办职业——不过不是替德国人，也不是介绍颜料买卖，而是自己开了一家中介公司，专门经营海产品中介业务。五年来，公司的经营状况还不错，账户上时不时会有一笔钱款汇入。应靖波于十年前与本地“三福门染坊”老板刘三福的女儿刘巧玲结婚，生有一子一女，一家四口加上尚健在的母亲，过着平静的生活。
这种好日子到了1950年12月中旬，终于出现了危机。应靖波的身体一向很好，他自幼跟着曾当过义和团大师兄的伯父习练过几年武术，身体很是结实。上学后，由于老爸跟一些德国商人的关系很熟，他就时不时去德国商人会所的俱乐部踢球、游泳。多年的体育运动使应靖波受益匪浅，不但从没生过什么大病，连感冒也很少出现。可是，半个多月前应靖波突然发现身体情况异常。先是胳膊、膝盖关节隐隐作痛，过了两天，关节倒是不大痛了，身体的其他部位却时不时地给他一点儿刺激。比如，在马路上正好好地骑着自行车，忽然大腿一阵剧烈疼痛，抽筋不像抽筋，疼痛的程度却不次于抽筋，于是只好停车。待这种疼痛消退，他准备继续蹬车时，两条胳膊却又没来由地痛了起来。只得推着自行车步行，但过了一会儿背部又疼痛起来……这种疼痛的发作是没有规律的，有时白天，有时晚上，有时清晨，也有时连续一两天太平无事。
那时，除非巨富之家，一般人如果有点儿不舒服，通常最先采取的是一字方针——熬，实在熬不过去了才会想到求医。应家的经济条件还算过得去，但应靖波也没有立刻想到去看病。直到一周后，应靖波实在无法忍受这种痛苦，这才改变主意，决定去医院看看。
当时，人们看病一般还是跑中医诊所的居多，一是因为这是老辈人传下来的习俗，二是看中医费用比较低。但应靖波是一个例外，他出身于替德国人做买办的家庭，其老爸的德语英语都十分流利，平时交往的熟人朋友中，洋人比华人甚至还要多几个，所以他家传下来的习惯是有病要看西医，而且要去外国人开办的教会医院之类，退而求其次也得去留过洋的华人医学博士开的私人诊所。应靖波原原本本继承了老爸的这一理念，当下就去了市立医院。那时，也没有什么“专家门诊”，你去看病，挂了号交上号单就等着护士叫号，轮到哪个医生给你看就是哪个。应靖波看中了一个白发老头儿，因为他记得这位薛姓老先生跟老爸熟识，据说是留英医学博士、内科专家，请他诊治比较放心。于是就悄悄跟护士商量，护士同意如果叫他的号时薛医生没有病人的话就让薛医生给他诊治。
薛老医生对于应靖波的症状一时无法判断，说要么先检查一下吧。那时医院还没有B超、CT、核磁共振等设备，所谓的检查无非就是化验血液、大小便以及X光。结果，这些检查做下来，应靖波一切正常。薛医生于是诊断说这是神经方面的原因，先吃点儿药看看是否有效。当时还没有提倡“中西医结合”，所以薛医生这样的留洋西医开出的药方当然都是西药。应靖波严格遵照医嘱服药，说几小时一次就是几小时一次，一分钟也没差。可是，效果全无，那不时在全身各处游走的疼痛还是想来就来，想去就去，甚至发作时还痛得更厉害了。
于是，应靖波再去找薛医生。上次看病时他说了老爸的姓名，薛医生说原来你是我老朋友的儿子，应老先生故世多年，我很怀念他的。解放后提倡新风气，社交圈里已经不用名片了，薛医生就在一张空白处方上写下了自己寓所的地址，让应靖波以后看病上他家去，不必到医院来排队挂号。所以，这次应靖波就去了薛医生家，当然是要带上一份礼物的。薛医生坚决不受，但非常认真地继续替应靖波诊治，说看来你这症状得请专门的神经科医生来看了。这样吧，你明天再过来一趟，我把神经科医生请到我家来给你诊治。
薛医生的面子很大，请来了一位叫史德诚的留美归来的神经内科专家。这位史大夫原是开私人诊所的，旧社会时看一次病挂号费是五块大洋，出诊加倍。解放后，他被驻青岛海军部队看中，光荣入伍，现在是一名军医，所以应靖波见到他时他是穿着军服的。史大夫的诊断结论跟薛医生一样，说是属于神经方面的毛病，尚不明病因，吃点儿药先控制住疼痛再说吧。史德诚是留美的，开出的药方当然还是西药。
应靖波抱着更大的希望服用了史德诚开的西药，还是无效，这时离他初次发病已经半个多月了。12月29日，应靖波在“紫光阁饭馆”宴请薛、史两人，请求重作诊断。薛、史两人互相看看，史大夫便开口了，说应先生不瞒你说，你这毛病我们之前真还没见过，我这些天已经翻阅了许多国外医学文献，还给北京、上海的几位医学界好友打电话询问探讨，大家都觉得这是疑难杂症，看来一时半会儿是没法治疗的。不过，我们可以给你提一个建议，你是否可以去请哪位在这方面比较擅长的中医看看，中医对疑难杂症有时会有意想不到的治疗效果。
应靖波于是明白西医对此已经束手无策了，那就只好去看中医了。回家之后，应靖波对妻子刘巧玲说了情况。刘巧玲是家庭妇女，如今的说法就是全职太太，不过并非无知之辈。她出身染坊家庭，其父刘三福是帮会人士。日本侵略者占领青岛期间，刘三福是民间抗日义士，他开的染坊是国共两党地下工作者以及形形色色的江湖抗日义士常来常往之地。刘巧玲生活在这种环境中，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形成了一种寻常女子所没有的特别性格。况且，她还是初中毕业生。那个年代，谁拿得出初中毕业文凭，要比如今手里有一张二本毕业证书还要风光。当下，刘巧玲就说中医要么不看，看就应该去找中医中的名医，不要考虑钞票问题，该花的钱总是要花的。
应靖波深以为然。但他从来没有看过中医，平时根本没有留意过中医的情况。好在他社交面广，于是就四处打听。打听下来，得知台西区郓城路有一位姓施名大为的中医擅长治疗疑难杂症，许多西医无法治疗的毛病，到他手里往往只需一帖中药就能解决问题，所以人称“施一帖”。应靖波闻之大喜，便由妻子刘巧玲陪同着前往求治。
夫妻俩原以为“施一帖”名头这么大，肯定是一位颏下银髯长飘的老者了，哪知见面一看，不过三十多岁。那时，中医要么长袍，要么唐装，但这位“施一帖”却是个例外，竟然西装革履，坐在沙发上，茶几上放着咖啡、雪茄烟，手里捧着一册小仲马的《茶花女》，正读得津津有味。刘巧玲一看就寻思这人可能不靠谱，哪有中医郎中却是一副西洋作派的？但应靖波见之倒是很合胃口，他的观点是：擅长治疗疑难杂症的医生思维跟别人肯定是不同的，因此才能对付别人无法对付的病症。
于是就付了诊金诊治吧。应靖波正要开口诉说病症，“施一帖”抬手做了个阻止的手势，说你先别说什么，待我切过脉说出症状之后再开腔，然后口中念念有词：“病家毋须开口，便知病情根源。说得对，吃我的药；说得不对，诊金奉还!”听得应氏夫妇面面相觑，惊奇不已。
“施一帖”切脉之后，说应先生你的情况是疼痛麻木，痛无定处，或游走全身各处，或定于手足诸关节，来去无常，敝人说得对否？这下，应靖波对这位郎中不由得刮目相看了，连连点头，口称“佩服”。刘巧玲更是一脸虔诚地请教：施先生，他这是什么毛病，有治吗？
“施一帖”说，应先生此为痹症，该病发生之因，主要由风、寒、湿、热之邪乘虚侵袭人体，引起气血运行不畅，经络阻滞；或病久痰浊淤血，阻于经络，深入关节经脉。一般多以正气虚衰为内因，风寒湿热之邪为外因。本病初起，病位在肢体皮肤经络；久病则深入筋骨或脏腑。至于能否治和怎么治，那要正式诊断后再说了。
于是询问发病情况，还问了应靖波从事的职业以及日常生活情况。最后，“施一帖”下了结论，说应靖波患的是痹症中的寒痹，口中念念有词道：“寒气偏盛，入于筋骨，肢体关节为主要疼痛部位。证见肢体关节疼痛较剧，得热痛减，遇寒痛增，关节不可屈伸，局部皮肤触之不热，苔薄白，脉弦紧。”
应靖波连连点头。刘巧玲在一旁急煎煎地问道：“施先生，那么应该怎样治疗呢？”
“施一帖”说：“寒痹治疗，宜温经散寒、祛风除湿。”稍一沉吟，“这样吧，我先开一剂药你去试试，如果吃了觉得疼痛、麻木次数减少了，那说明你对此方是服的，来复诊时我就有主意了，不然，还得另作考虑。但是，不管怎样，你这毛病我包治包好，没有问题的，请尽管放心就是。”
“施一帖”遂开方子。别看他一副洋派，开药方却是用毛笔的，而且一手行草写得又快又好，真可谓笔走龙蛇。他把药方交到应靖波手里时关照道：“这副药有点儿凶，服后你可能会有一些反应，不要担心，熬过了就好的。嘿嘿，这毛病，只要把体内寒毒逼出来，说好就好!这药最好是晚上临睡前吃，吃后蒙被而眠，估计会出一身大汗，那是好事——出一身透汗就把病给赶走了。”
那时候，中医开了药方一般都会让病人去其指定的长期有业务合作关系的中药店去抓药，“施一帖”也不例外，让应靖波持方前往台西区云南路“九源堂国药号”。
应靖波夫妇再三向“施一帖”道谢后，离开了诊所。应靖波此刻心情很好，本来是要和妻子一起回家的，这会儿说不回了，要去一趟公司，处理一下因这毛病给耽搁了的生意上的事儿。他关照刘巧玲抓了药拿回家后，先不要煎，可以用清水浸泡着，晚饭后再煎，临睡前喝。
当晚九点多钟，应靖波服了妻子煎的汤药，上床睡觉。刚躺下时，他感觉到这剂药确实不同凡响。自从三星期前发病开始，每天晚上躺下时总觉得浑身寒冷，尽管被窝已经用紫铜壶灌满了开水早早就暖了个遍，可他还是觉得像钻进了冰窟窿，今晚却是全身上下透热，舒服至极，很快就睡着了。刘巧玲见丈夫一脸惬意地睡熟了，暗自高兴，便和两个孩子睡在隔壁房间里。
午夜前，刘巧玲被丈夫房里的一阵异响惊醒了，侧耳一听，是应靖波在轻声呻吟，心里蓦地一惊，赶紧过去察看。打开电灯，只见应靖波满脸通红，一手按住额头，一手抓挠着颈部咽喉位置。见刘巧玲来了，应靖波脸呈喜色，说巧玲你来得正好，快给我倒杯凉水喝，我喉咙里像生了个火炉，嘴里像塞了把滚烫的沙子，头也有点儿痛。
刘巧玲赶紧倒了杯凉水给应靖波。应靖波一饮而尽，叫着“爽快”，让再来一杯。刘巧玲说这水是凉的，别喝坏了肚子。应靖波说没事，我估摸这就是施先生说的要把体内的毒逼出来。你想，身体里面的毒素被逼出来，得给它一条出来的途径，要么吐，要么泻，要么出汗，这些，都是需要水分的，没有水分，毒素出得来吗？这是好事，快去倒水。
刘巧玲寻思此言似乎有道理，于是照办。就这样，应靖波一连喝了三杯凉水，犹自叫着口渴咽热，头痛倒减轻了不少。稍停片刻，他又要喝水，刘巧玲不敢再给倒凉水了，就佯称凉水没了，给丈夫倒了杯热水边吹边喝。这杯热水喝下去后，应靖波说不渴了，刘巧玲说那你就睡吧。那位却说他觉得精神很好，不想睡了，让拿本书给他翻翻。刘巧玲于是就给他取了册《说岳全传》。
应靖波看了一会儿书就睡着了。刘巧玲心里一松，便也回自己房间去睡了。哪知，不一会儿，就听见应靖波叫“肚子痛”，等她重新穿了衣服赶过去时，丈夫已经在腹泻了。泻过后，又呕吐。刘巧玲大惊，说别是药物中毒了吧，我送你去医院看看。应靖波一面揉着腹部一面说道：“胡说!这是排毒!”
之后大约两三个小时，应靖波反复出现腹痛、腹泻和呕吐症状。到了清晨四点钟，上述症状停止，终于昏昏沉沉睡过去了。刘巧玲先是松一口气，但在给丈夫掖紧被角时触摸到其皮肤，又是一惊：皮肤表面温度明显低于正常体温。她意识到情况不妙，于是摇晃着应靖波，嘴里一迭声地呼唤，可是，应靖波已经没有反应了。刘巧玲于是三步并作两步冲到门外，大叫“救命”，并狂敲左右邻居的大门。
几位邻居中，一位做水果生意的老印抗战时曾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兵，略懂些急救常识，上前抱起了应靖波急掐人中，并让另一人按脉搏，尚能感觉到微弱的脉动。于是，老印说还有救，让赶快打电话叫救护车。可是，等救护车铃声当当地开到后，随车医生一检查，说人已死了，没有必要再去医院了。
经营海产品生意的老板应靖波就这样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当时，在场的包括其妻刘巧玲在内的所有人都不知道应靖波之死将会暴露出一个特大秘密!
刘巧玲虽是一介女流，但毕竟是长期生长在帮会老爸营造的那种江湖气氛之中的，临危不乱。应靖波断气后，她哭了一会儿，心里已经有了主张，便拭干眼泪，央求众邻居提供帮助——分头向夫妇两家的亲朋好友报丧。
亲朋好友闻知噩耗后纷纷赶来。在众人印象中，应靖波一向身强力壮，其突然去世的消息令人难以接受。但此刻面对着应靖波的遗体，大家自然都无话可说了。刘巧玲一面接待，一面哭诉丈夫去世的经过。前面来的十几位听了都没有说什么，直到上午八点多来了一位姓罗的朋友，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这位罗姓朋友，是应靖波的发小，又是邻居又是同学，还有着一份同练武术的师兄弟关系，因为人高马大，人都唤他“大罗”。大罗生性爽直，行事不大喜欢按部就班。别人抵达后，通常都是先到灵位前烧香行礼，然后由亲属引领着到灵床前去瞻仰遗容，他赶到后，却是二话不说对着灵床跪倒，连磕了三个响头，爬起来看了看应靖波的遗容，忽然叫道：“我师兄是让人毒死的吧!”
二、死于砒霜
大罗出身于药材商世家，祖上数代都是经营中药材批发生意的。到他这一辈时，其兄还是操持此行，他因喜爱体育，就去中学做了一名体育老师。因为家庭的关系，他的中药知识比较丰富。当下，他一嗓子喊出这句话之后，指着应靖波那张业已变得青多紫少、嘴角还在渗出缕缕血水的脸，说一看这副模样，就可以肯定是中毒而亡，是吃了砒霜啊!
此语一出，众人便一齐把目光投向刘巧玲，一部分人的脑子里已经出现了“潘金莲”的名字。刘巧玲马上意识到有人可能已经把丈夫猝死之因怀疑到自己头上了，但并不着急，起身去了厨房，出来时手里拿了一张折叠起来的淡黄色纸张，那是昨天那帖中药的包装纸。
大罗看了药方，却是一脸的疑惑：“嗯，这张方子里没开过砒霜嘛!这是谁开的方子？”稍一辨认，认出施大为那龙飞凤舞的签名，“是施大为——‘施一帖’!”
刘巧玲想了想，说不管这张方子里是否开过砒霜或者其他什么药，靖波反正是服了根据这张方子抓的中药后出事的，所以，还得去找“施一帖”问个明白。众人听了觉得她言之有理，于是公推死者的弟弟应靖涛和大罗两人为代表前往施氏诊所找施大为诘问。
应靖波的这个弟弟是高中毕业生，青岛解放前夕参加了地下共青团组织，解放后被组织上安排进了市北区团委工作。他毕竟是当干部的，懂政策法律。走了一程，想想不对，就对大罗说我们还是直接去向公安局报告吧，因为即使真是那个姓施的中医那里发生的问题导致我哥猝亡的话，这事也还得报公安局处理的。大罗听了觉得有道理，于是两人就去了市南区公安分局。
市南区公安分局负责接警的民警听他们说了情况后，说这事你们得去向施氏诊所所在地台西区的公安分局报告。于是转往台西分局，那里的民警听说出了人命，很是重视，详细询问了情况，还做了一份笔录。然后，请两人稍等，就到里面去向领导请示去了。片刻，他出来了，说从你们反映的情况看来，死者跟那位姓施的中医素不相识，还是第一次见面，因此不大可能是故意投毒，多半是一起医疗事故。我们公安机关是不管医疗事故的，这事该由卫生部门管。你们现在有两个地方可以去反映这个情况，一是区政府卫生科，二是市卫生局。
于是，大罗和应靖涛就离开了分局，出了门商量是去区政府还是市卫生局。应靖涛是当干部的，知道这种事情的办理程序，就说我们还是去区政府卫生科吧，因为如果去市卫生局反映的话，恐怕还是得转给台西区政府卫生科处理。
台西区政府卫生科干部小顾听了应、罗两人的反映，看了带去的那纸“施一帖”开的药方(那时看私人中医是没有病史记录的，所以也没提出要看病史)，说这件事关系到人命，我们得认真处理。你们请稍等，我这就联系那个施大夫，请他到这里来当着你俩的面说话，看他对这张方子作何解释。
像施大为这样的名医，诊所里都是有私人电话机的。这边于是就拨打了电话，当然不会说你昨天开的那张药方可能出了问题，人家病人服药后把命送掉了，你现在过来说说是怎么个情况，而是说区政府有点儿事情请您过来一趟。施大为还以为是区政府有人生了急病要请他出诊哩，问是否需要带什么东西(中医急诊有时需要带苏合香丸之类的急救药或者金针等器械)。小顾说什么东西都不必带，你本人过来就行了。
“施一帖”还是那副洋派打扮，因为出门，头上多了顶黑呢礼帽，手里拿了根红木镶白铜的很精致的手杖。当他听说应靖波猝死的消息时，不禁一怔。但这人倒有些名医风范，两道冷峻的目光朝大罗、应靖涛扫了扫，开腔道：“二位且莫激动，请容我细想一番。”
言毕，合上双目，老僧入定似的坐在那里，只见其嘴唇微微嚅动着念念有词。“施一帖”这是在回忆昨天替应靖波诊脉的情况。须臾，他睁开眼睛，缓缓道：“令兄的脉象所示，确实应为寒痹，这个诊断是不会有错的，至于我所开的方子，那是没有问题的，虽说内有乌头、虎骨等，但皆因治疗所需。像令兄这样的年岁、体魄，别说患寒痹之症了，即使没甚毛病，服用一帖也决不会步上黄泉之路。”
小顾是从部队转业下来的，在部队当过两年卫生员，仅仅在野战医院接受过短暂的战地救护培训，对于中医基本上一窍不通。他听了“施一帖”的这番话后，看了他所开的那张药方，想了想，又一一抄在他的工作手册上：“桂枝、赤芍、乌头各五钱，白芍、丹参、虎骨各九钱，乳香、没药、炒穿山甲四钱，当归五钱，蜈蚣四条，秦艽六钱，甘草一钱。水煎服。”一边抄，脑子里一边却在想着下一步应该怎么做，等到抄毕，已经考虑定当了，于是说：“施先生您认为这张药方没有问题，那么，药是否有什么问题呢？这个，要向提供这些中药的店家了解。我们一起去药店吧。”他看了看药方上盖着的那枚“银货两讫”的图章，说这是“九源堂国药号”的药，“九源堂”是我们台西区的，在云南路，我们这就过去吧。
“九源堂”的汤老板是个胖胖的中年男子，往人面前一站，笑嘻嘻的就像一尊弥勒佛。此刻，当他听说有病人吃了从他店里抓的药一命呜呼的消息时，那标志式的笑容立刻凝固，脸上的肌肉瑟瑟颤动，语不连贯：“这……这是怎么回事？”
小顾拿出了那张药方递过去：“汤先生，请您看一下，贵号昨天是否向病人提供过这张方子上的中药？”
汤老板看了那枚印章，点头：“是的，没错。”
“是谁抓的药？”
汤老板说他昨天没在店里，去郊区参加一位世交子弟的婚礼了，店里事务交给账房黄先生打理。于是就叫来了账房先生黄承议。这是个四十岁出头的瘦弱男子，一张脸苍白如纸，终日咳嗽，可能患着当时的不治之症肺结核。当下，他看了药方，点头承认确是“九源堂”卖出去的药。
那么，是哪位店员抓的药呢？黄承议说是他抓的。小顾又说，请黄先生回忆一下，这些药都没抓错吧——我指的是药和分量这两个方面。黄承议摇头，说肯定没抓错。汤老板如释重负地长嘘了一口气，说：“哎——我想总不至于是敝号的事儿吧!”
但调查还没完，这毕竟是涉及人命之事，小顾哪有这么轻轻巧巧就下结论呢。别看他年纪轻轻，工作能力却是不弱的，接下来，他又请了本区的数名中医和中药店老板，一起前往应靖波家，不是去看尸体，那是法医的事儿，而是对药渣进行鉴定。一干人围着桌子，把药渣倒在一个洗净的脸盆里，用筷子翻检了一会儿，又让应家人取来数个小碟子，耐心地将所有的中药一一分门别类各拣一碟。然后，又请人去其他区中药店按照这张药方抓来一帖药，依样煎了一碗，把药渣分拣出来，一样样称了分量。最后，得出结论：“九源堂”抓的药没有问题。
这时，施大为作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举动，他把那碗搁在一旁业已凉了的汤药端起来一饮而尽，然后一抹嘴角的药汁：“喝!良药苦口——好药!”
这样，政府卫生管理部门的调查应该算是结束了，最终结论是：中医施大为开的药方没有问题，中药号“九源堂”提供的中药也没有问题。
那么，应靖波之死是怎么回事呢？这，就该由公安机关调查了。
这回，就不必由大罗、应靖涛奔波了，区卫生科只向台西公安分局打了个电话就解决了问题。那个年代特别讲究“公对公”，是公家各部门工作协调的黄金时期，台西分局因为死者是市南区的，就给市南公安分局打了个电话，于是，市南分局就开始运作了。
市南公安分局治安股指派两名民警老周、小陈负责调查此事。首先是分析应靖波死亡事件的性质。台西区卫生科的调查已经排除了医疗事故，那应靖波的死因就二者必居其一了：要么是被人谋害的，要么是另有隐疾倏然发作而亡。如果是谋害的，那么这就是命案了，应当立案侦查，当然那就不是治安股的事儿了，而是要移交给刑事侦查部门(当时称侦查科)。如果是另有隐疾而殁，那就跟公安没有关系，家属如若要追究下去，那还得去麻烦卫生管理部门。
老周、小陈理清了工作思路后，就写了一份请求指派法医对死者进行验尸的报告。市南分局领导批准了这份报告。分局是没有法医的，于是就向市局电话申请，自然一说就准。当然得办理一个书面手续，那是可以回头补办的，这会儿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还是赶紧让法医准备一下，待尸体拉到立刻行动。
应家方面对于验尸是持反对态度的，连当干部的应靖涛都主张采取不验尸的办法对其兄的死因进行调查。但是，有一个人坚决支持公安局验尸，这个人非常关键，因为只有此人签了字，法医才能动手。这个人就是死者的妻子刘巧玲。刘巧玲知道只有通过验尸才能查明丈夫的死因，也只有这样做，才能洗清可能会蒙在她头上的类似“潘金莲”的嫌疑，所以，她力排众议，毫不犹豫地在验尸申请单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当晚，法医进行了验尸，但没有对包括老周、小陈在内的任何人吐露什么内容，只是说还需要对死者生前所服用的那剂中药的残渣进行化验。
次日，法医的验尸结果出来了，却是令人大吃一惊：死者内脏无致命性疾病症状，在死者胃里发现砒霜成分，结合死者临终前的一系列症状以及从送检中药残渣里检测到的砒霜成分，故不排除应靖波死于砷中毒。
两名治安民警拿到鉴定结论后，老周对小陈说，行了，这件事我俩就到此为止了，往下的活儿，该由侦查科接手了。
当天下午三点多，市南分局侦查科在审查治安股转来的《关于应靖波中毒身亡事件的调查情况》等相关材料后，作出了立案侦查的决定。当时，正是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抗美援朝开始不久的阶段，案子很多，侦查科人手特别紧张，所以这么一起人命案件，也只指派了两名侦查员负责侦查。这两名侦查员分别叫殷贤铭和仇越，殷贤铭二十五岁，仇越二十六岁。别看他们年纪轻，参加革命却都有七八个年头了，两人都有在部队担任保卫干事和在解放区公安局当侦查员的经历，具有独立办案能力。不过，承办命案还是第一回。
殷贤铭、仇越对案情进行了分析：法医鉴定应靖波是服了混在那剂中药里的砒霜而身亡的，现在要查的就是谁在药里下了毒。中医施大为开的那张药方里没有砒霜，十余味中药里也没有致人死命的物质(施大为已经当众喝下后来煎的那碗汤药了)，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以将施排除。从法医对药渣的化验结果来看，砒霜是下在原药里，而不是下在已经煎好的汤药里的。那么，是谁把砒霜下在原药里的呢？这要看获得这剂原药的途径和经手人了。根据之前台西区政府卫生科的调查，应靖波夫妇离开施氏诊所后就分手了，应靖波去办事，刘巧玲则去施大为指定的“九源堂国药号”买药。“九源堂”接待她的是账房先生黄承议，他按照施大为开的那纸药方抓了药，包好后交给了刘巧玲。刘巧玲回家后，按照丈夫的事先吩咐把药浸泡后放在厨房里，直到晚饭后才煎药，其间家里没有外人进来过。应靖波的两个孩子是学龄前儿童，应该排除在下毒人之外。所以，有条件在这剂中药里下毒的人只有两个：“九源堂”账房黄承议和刘巧玲。
黄、刘两人中，会是谁下了毒呢？殷贤铭趋向于认为是刘巧玲，而仇越则认为问题多半出在“九源堂”的那个账房黄先生身上，两人之间于是发生了争论。殷贤铭的观点听上去好像比较符合逻辑：黄承议跟应靖波素不相识，更谈不上有什么利害关系，缺乏谋害应靖波的动机，没有动机的犯罪，这可能吗？仇越的观点也有道理：据治安民警的调查，是刘巧玲坚决支持要对死者进行验尸鉴定的，如果是她下的毒，符合犯罪心理的做法应该是想方设法阻止。可是，刘巧玲却没有这样做，所以，说明她心里没有鬼!
殷贤铭、仇越两人争论了一会儿，最后商量出了一个最简单的解决方案：先不去考虑黄、刘两人中哪个最有可能下毒，而是拣最便捷的路子走，所谓最便捷的路子，就是立刻去“九源堂”查砒霜库存!
三、账房自杀
侦查员去“九源堂”调查砒霜库存，有点儿像商店月末盘点商品库存，行话叫作“盘货”。如今超过五十岁的人大概还会记得，五六十年代，到了每个月的月末那天中午，商店就会在店门口贴出一张三指宽的纸条，上面写着：今日下午盘货，停止营业。不过，此刻殷贤铭、仇越两人前往“九源堂”盘货却用不了半天，只要短短几分钟就够了，因为他们要盘的只有一样货：砒霜。
“九源堂”那个姓汤的胖老板听说是来查砒霜库存情况的，吃惊地叫出声来：“啊？这个……不是已经查过敝号跟死者无涉了吗？”
侦查员敏锐地捕捉到了汤老板叠加在吃惊之上的那一掠而过的慌张神情，两人迅速交换了一个眼色，寻思：可能有戏!于是就告诉对方，这是在执行公务，必须要走这一步的，请出示贵号的砒霜账目!
这时，已是下午五点，“九源堂”刚关门。这家店是向店员提供一日三顿膳食的，账房黄承议和三个药工已经去药店后面属于汤老板家庭的内宅等着吃晚饭了。汤老板于是就去后面把黄承议叫了出来。
对砒霜的盘货结果很快就出来了：“九源堂”的账目上记录着应有库存砒霜一两一钱七分五毫五，但经当场点检，实际库存却只有一两一钱七分伍毫二，短缺了零点三毫。
这是一笔账。另一笔使侦查员感到可疑的账是前天亦即死者之妻刘巧玲前往“九源堂”买药的1月3日，账本上“砒霜”一栏里清楚地记录着出货零毫三，这笔出货是不是刘巧玲去买的那帖药里的呢？如果不是，又是哪个顾客买的呢？这一点，汤老板有义务对侦查员作出解释。
殷贤铭、仇越以前在解放区时都参加过公安业务培训班学习，在学到砒霜下毒致死量时，教员传授给他们的是“不过零毫六”，意思是如果人体内摄入超过零点六毫的砒霜，那就会送命。当时中国实行的是老秤制，一市斤是十六两，一两十钱，一钱十分，一分十毫，按后来规定的一市斤五百克的国家标准计算，老秤一毫相当于0.3125克，零毫六就是0.1875克。这与后来的法医教材上关于砒霜的致死量在0.1克至0.2克是相符的。现在，账本上记录的砒霜出货数与短缺之数相加，就是零毫六!
汤老板是开中药铺子的，当然知道砒霜的致死极限，当下他见账目与实际库存不符，脸色就变了，一双有点儿鼓胀的金鱼眼定定地盯着黄承议：“这是怎么回事？”
黄承议那张被结核病菌长期折腾而早已一片病态苍白的脸面此刻忽然变得一团通红：“这……这……这是我的失误吧？”
殷贤铭见状，立刻伸手拿过账本，仇越则把放着砒霜的那个小铜盒抓在手里，两人知道到这当儿已经不适宜在“九源堂”说话了，就让汤、黄两人跟他们去附近的派出所。
到了派出所，情况很快就弄清楚了。先说名医施大为“施一帖”跟“九源堂”的约定。当时的中医一般都知道，砒霜通常是不能用于内服的。如果病症需要非得内服的，那也得跟其他中药混合制作成药丸后按量谨慎服用。至于把砒霜直接放进用于煎汤药的中药里一并水煎而服的做法，除非是潘金莲了。但施大为却是个另类，这位郎中先生给人诊疗，惯使奇招险法，别人不敢使用的禁忌药，他敢用；别人不敢超越的药限，他敢超越。中药治病，原本就是因人而异，不像西药那样刻板，施大为如此作为，使其治好了一些其他中医无法对付的疑难杂症，所以长期以来名声一向很响。旧时的郎中，只要有点儿名气的，都会有固定的中药店铺跟其联系建立协作关系。“九源堂”建立的关系中，“施一帖”排在首位。施大为虽然另类，但他不傻，知道砒霜不能直接进内服汤药的规矩，所以他就跟“九源堂”约定：他开的方子上不写砒霜，如果必须配进砒霜的，就在药方的右上角画上一个记号。不同的记号表示不同的剂量，一般都在零毫一至零毫三之间，“九源堂”这边见记号发药。
再说“九源堂”。像砒霜这样的剧毒之药，中药店都是特别谨慎地保管的，因为一旦流散出去，那就是人命案件，开不得任何玩笑。所以，“九源堂”汤老板规定只有两个人可以接触砒霜，一个当然是他自己，另一个就是他的内弟、账房先生黄承议。为便于取药，汤老板在进了砒霜后，用天平按零毫一至零毫三的剂量一包包分好，按“施一帖”药方上的记号发货。本来，只要汤老板在店里，“施一帖”的药方都是他亲自处理，为的就是可能会有砒霜。如果他不在店里，“施一帖”的方子就交给黄承议处理。前天刘巧玲去抓药时，汤老板确实不在店里，是黄承议接的方。可是，这个一向谨慎的账房先生不知怎么的在抓药时竟然走了神，见药方上有零毫三的记号，竟然拿了两份。黄承议的神走得似乎令人不可思议地厉害，按照规矩，配好药后应当由另一店员视方复核确认无误后再交给病家，但因为这是放了砒霜的药，不能让其他店员知晓，所以就由黄承议自己复核了，可他竟然未能把这一非常明显的差错复核出来。
这样，患者应靖波在一下子服下超剂量的砒霜后，当晚就一命呜呼了。
这件事怎么处理呢？也许可以算是医疗事故，那就不是公安机关受理的范围了，该由卫生局去管。两个侦查员商量下来，一时难以定夺，于是就请示领导。从派出所往分局打了个电话，侦查科长已经下班了，于是就把电话拨进了分局秘书室(办公室、后勤科的联合办事部门)，请值班员代向值班分局领导请示后回电告知。
秘书室值班员回电时，已经是十几分钟之后了。回电内容是：可与市卫生局联系，了解这方面的相关追究责任的规定后酌情处置。于是，侦查员就拨打市卫生局的电话，老是忙音，正不耐烦的时候，传来了一个消息，这个消息使侦查员不必打这个电话了，因为——黄承议死了!
汤老板和黄承议在接受询问之后，侦查员让他们待在派出所的那间小会议室里，顺手递上报纸，说你们看看报等候一下，回头我们再说。侦查员一走，黄承议对汤老板说要去上厕所，就去了后院。这一去就是十来分钟。汤老板倒不是因为担心内弟寻短见而不放心，只是因为也想上厕所了，就去了后院。走进厕所，一眼看见了悬在那里的黄承议，当下急呼“救命”。大伙儿闻声赶来，忙把黄承议从梁上解下来，一面做人工呼吸一面给医院打电话要救护车。救护车过来后，随车医生检查了一下，说已经没救了。
黄承议这一死，汤老板就倒霉了。因为原本侦查员认为应靖波生前与“九源堂”向无瓜葛，倾向于排除“九源堂”方面谋害应靖波的可能性，殷、仇两位侦查员交换看法时都认为那是黄承议的业务事故。现在，黄承议却自杀了，那就说明应靖波之死跟“九源堂”是有关联的，否则，抓药的账房先生干吗自杀？于是，侦查员也就不往市卫生局打电话了，也不用向分局领导请示了，两人商量一下，决定先将汤老板拘留了再说。
这样，汤老板就给扣上了手铐押往分局看守所。这个胖老板被吓得满头冷汗，迈不开步子。侦查员担心半道上汤老板走不动了发生尴尬，就让派出所的一个小民警到外面去叫了一辆黄包车。可是尴尬还是发生了，因为汤老板太胖了，黄包车夫拉到半途说吃不消拉不动了，让这位特殊乘客下车，他宁可不要车钱也不拉了。侦查员跟他说了一阵，答应加钱，还表示愿意在上桥、爬坡的时候在后面相帮推车，车夫才勉强答应。
殷贤铭、仇越把汤老板押到看守所后天已经黑了，两人还没吃晚饭，饥肠辘辘，于是就去用餐，然后到分局去向值班领导汇报情况。之后，又赶到派出所去处理黄承议的事儿。那时候的规矩是发生这种情况后，尸体要交家属装殓，这就必须对家属有一个说法，如果家属不接受自杀的说法，那就得张罗请法医验尸。反正黄承议这一死，凭空给殷、仇两人增添了不少活儿。当晚，殷贤铭、仇越一直忙过了午夜才歇息，临睡前犹自在商量明天讯问汤老板的事儿。
没想到次日上午两人起来，还没去看守所，分局大门口警卫室就打进电话来说外面有群众求见。仇越于是就去接待室，一看，来人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矮个头男子，长相令人不敢恭维。对方问明仇越是“九源堂”一案的承办民警后，就作了自我介绍：姓齐名同泉，是本市“同养润药栈”老板。看得出，这位齐老板做事还是比较细致的，他还带来了户口本和工商营业执照，当下拿出来给仇越一一检验。
那么，齐同泉来分局找侦查员干什么呢？他一开口，仇越大吃一惊!他说，你们是不该抓“九源堂”汤老板的，因为太平路赢德坊那位姓应的先生之死跟“九源堂”没有关系。仇越定定神问，你怎么知道这件事跟“九源堂”没有关系？
齐同泉开口一说，又将仇越弄了个目瞪口呆。齐老板经营的“同养润药栈”是一家向中药店提供中药材的批发行，“九源堂”出售的所有药材，向来都是从他的药栈进货，其中也包括砒霜。“同养润药栈”是一家已经传了五代的药材批发行，齐同泉的经营手段是从祖上传下来的。说到中药行业的经营手段，懂行的人都知道，用一句话可以概括：水深湾多!旧社会时，真正向消费者提供货真价实的中药的，最多不过一两家。当然，这并不是说中药店铺都在出售假药，而是在药材产地上做文章。比如当归，最好的产品应当在甘肃岷县；贝母，正宗的应当在四川省的灌县(就是如今的都江堰市)，等等。这些药材产量有限，价格当然较其他药材要贵一些。而中药商是要利润的，所以就弄一些其他产地的同类药材混杂后提供给消费者。齐同泉得祖上真传，深谙其道，他向每个下家提供的药材都有这种水分，除非是用于急救的贵重中药，比如羚羊角、野山参之类。
然后就要说到砒霜了。前面说过，砒霜在当时是外用中药，是一味剧毒药，所以自古以来中药店铺对此都非常谨慎。药材批发商更是特别注意，不是熟识而且信誉可靠的药店，是进不到“同养润”的砒霜的。齐同泉按照祖上传下来的规矩，在购入的砒霜中，总是掺上五成面粉。反正那时候的面粉是小麦碾碎后的原粉，不像现在市场上到处可见的精白粉，颜色跟砒霜看上去也没有什么差别。按齐同泉的说法，这一手倒并非为了多赚钱——砒霜用量极少，一年卖下来也赚不到多少钱钞，而纯是为了积德。毕竟那是毒药，一旦让人用于不法奸行，那就是人命大事，掺些面粉，可以减低些毒性，或许能够在无意间阻止谋人性命的不法勾当。所以，凡是从“同养润药栈”进的砒霜，只有同等剂量的一半功效。
也就是说，“施一帖”开的药方上标明的记号是要向患者提供零毫三的砒霜，而“九源堂”那个账房先生黄承议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竟然多给了一份，应靖波服下的砒霜已超出安全警戒线，算是死定了，可是，由于齐同泉向“九源堂”提供的砒霜是掺了一半面粉的，所以应靖波服下的砒霜应当还是在安全线之内。换句话说，他不应当死于砒霜——起码是不应当死于“九源堂”提供的砒霜。
齐同泉说完后，向侦查员解释：本来，这是“同养润”的经营机密，不能向外界透露。但是，听说“九源堂”的账房黄承议为此已经送掉了性命，而汤老板也被抓起来了，他知道这肯定不是“九源堂”的过失，寻思如果不把这个关节说出来的话，良心上过不去。所以，一大早他就到公安局反映这个情况，请民警同志明鉴!
仇越立马儿往里面打了个电话把殷贤铭叫了出来，殷贤铭听说此节后也是一个激灵。两人稍一商议，立刻向领导汇报这一情况，建议马上对业已封存的从“九源堂”提取的那一两多库存砒霜进行化验，同时，他们即刻对“同养润药栈”以及跟该批发行有业务往来的那些下家中药店的库存砒霜进行随机抽检。
调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证实“同养润”老板齐同泉所言属实。这样，汤老板就被释放了。那么，黄承议为什么要自杀呢？为此，殷贤铭、仇越两人对黄承议的历史情况开展了调查——
别看黄承议是个弱不禁风的肺结核患者，却是“一贯道”的狂热信徒，打从十二年前起，就长期担任“一贯道”的点传师。其点传的“一贯道”成员中，有山东地面上一度有头有脸的汉奸、“军统”“中统”特务、国民党军官、警官宪兵和恶霸，他跟这些有着特殊身份的徒众打得火热。从业已被捕的“一贯道”骨干分子的口供中发现黄承议还曾有大量反共言论。为此，根据市公安局“打击‘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组织办公室”的部署，黄承议已经被列入最近本市即将进行的第二次集中批捕人员的名单，他如果不死，不久就会被抓捕，然后接受人民的审判。比照对首批反动会道门组织骨干分子的处理情况，人民法院对其的量刑不会低于有期徒刑十年。
黄承议本人对此情况并不是毫无察觉。这段时间，不时有公安人员前来找他调查“一贯道”组织以及一些反动军警宪特分子的情况，再说他这人并不笨，当然会将那些已经被捕的“一贯道”骨干分子的罪行跟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进行比较。据说他最近还热衷于时事，积极阅读报纸、收听广播，碰上有干部模样的病家来“九源堂”抓药时，还亲自接待，问长问短，打听最新政策。另据“九源堂”汤老板、其他店员、黄承议的家人、亲朋反映，黄承议最近一个多月来显得心神不宁，严重时甚至精神恍惚。这样，可以认定黄承议因为自己的历史问题，已经处于惊弓之鸟的状态。至少有四人可以证明，黄承议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曾向他们吐露过轻生念头。
1月3日那天，刘巧玲拿着“施一帖”开的药方前往“九源堂”抓药时，因为汤老板正好不在店里，就由黄承议接待。由于精神恍惚，他竟然在药里多放了一份砒霜。随后，就发生了应靖波死亡事件。调查的触角伸到黄承议那里后，他还没来得及调整心态，就被侦查员带到了派出所。其时，黄承议并不知道“同养润药栈”向“九源堂”提供的是掺了一半面粉的伪劣产品，想当然地认为应靖波之死是因为服了他抓的药，以为这回公安局肯定不会放过他，必会新账老账一起清算，弄得不好给枪毙了也不是没有可能，于是就想到了自杀并且立刻付诸实施了。
侦查员根据上述调查情况作出了黄承议在派出所自杀身亡的结论，分局、“九源堂”和其家属都认同了这个结论。“九源堂”的涉案嫌疑就此排除，当然，汤老板就黄承议多配了一份砒霜之事还是被区卫生科、区工商联责令作了检查。“施一帖”施大为则被台西区政府卫生科叫去，让其白天全天待在那里反省检讨，视其态度决定是否吊销他的行医执照。可是，“施一帖”的名气实在太大，区政府的一些干部有空就往他跟前凑，向其咨询，请其开方。三天下来，区政府领导终于发觉了，让他回家去写检讨。但施大为的检讨始终没有交上来，因为他已经决定停止在青岛执业行医，改去北方另作打算。后来听说他去了北京，在一家药厂工作，但不再问诊开方，而是做起了药工工作。
四、婚外恋情
“九源堂”的嫌疑排除了，可应靖波的死因却是经法医尸检鉴定过的：不排除砒霜中毒致死的可能。这样，疑点又转移到了死者之妻刘巧玲的身上。
这时，上级决定组建专案组侦查该案，专案组成员除了之前承办该案的殷贤铭、仇越，另外指派了一个三十来岁的侦查员汪风帆担任组长。汪风帆是青岛市公安局的一位副股长，济南人氏，曾经是武工队员，济南解放后武工队集体转为济南市公安局民警，他就当上了警察。青岛解放后，从济南调来了一些忠实可靠且有公安侦查经验的同志，汪风帆就是其中一个。
这样，这个案子就成为市局和分局联合进行侦查的一起重要案件了。这个变化主要是由于社会传闻的原因。社会传闻那就是“施一帖”的名医效应了，再加上黄承议上吊自杀，而且是在派出所自杀的。这样，市局就对这起案件有点儿侧目相看了，领导认为应该尽早查清案情，免得坊间乱传八卦。
三个侦查员通过派出所将刘巧玲传唤过去，跟她进行谈话。这种谈话当然是比较委婉的，先从夫妇俩的关系如何谈起。了解下来的情况似乎对刘巧玲有些不利，因为据她说，应靖波生性风流，对感情不太专一，在外面似有拈花惹草之嫌。当然，这不过是她的那种女性特有的情感直觉，并没有直接撞到过应靖波跟其他女人有苟且之事。不过，刘巧玲说她的感觉也不是凭空而生，还是有点儿依据的，比如某天在深夜归来的丈夫身上闻到了香水气味，又如某天，她替丈夫洗衣服时，发现上面沾着一根女人的弯弯曲曲显然是烫过的长发，而她当时正好剪了个短发式，也没烫过，所以肯定不是她的头发。
民警问当你有这种感觉时，是否对应靖波有过什么表示呢——这也是一种委婉的说法，意思就是：是否为此跟你丈夫吵过闹过甚至打过架？刘巧玲的回答却使侦查员感到意外，她说男人嘛，有点儿花心也算正常，只要他没让我当面抓住，我也懒得去管。毕竟我是一个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一家四口的吃穿开销全靠着他，吵闹？想图什么呢？离婚？孩子怎么办？
另据向邻居调查，这对夫妇多年来确实没有吵过架，两人感情很好。但侦查员对于刘巧玲在这方面的淡定觉得不大踏实，继而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刘巧玲是否有感情出轨婚外恋之类的事儿呢？
于是继续进行调查，一连找了好几个人，都称“不知道”或者“没有听说过”，最后从刘巧玲的一个表妹那里得知刘巧玲确实有一个情人。刘巧玲的表妹名叫李婉萍，二十一岁，在纱厂当挡车工。这个姑娘是个积极分子，担任车间工会委员，半年前已加入共青团，现正在积极争取入党。她的母亲跟刘巧玲的母亲是嫡亲姐妹，排行一个最大，一个最小，到了她们这一代，也恰好是一个最大一个最小，所以虽然相差了十来岁，表姐妹的关系却是很铁的。李婉萍告诉侦查员，前不久她去看表姐，表姐夫正好去外地出差，于是她就在表姐家住了一宿。当晚，姐妹俩谈得很晚，可能是喝了酒的原因，刘巧玲说话很直率，向表妹透露了一个秘密：她有一个婚外恋人，姓丁，是她初中时的同学。这样，侦查员就不得不考虑：应靖波之死是否跟李婉萍所说的丁某有关？
就在这时，又传来了一个对刘巧玲很不利的消息：户籍警从居民小组长那里了解到，1月3日出事那天的下午三时许，刘巧玲曾离开过家，从胡同里穿行而过，不知去了哪里。本来，刘巧玲出门不应当成为侦查员怀疑的内容，问题是之前她在接受侦查员的询问时曾称她把那帖中药从“九源堂”抓回家后，一步也没有出过家门，所以，外人是绝对不可能到她家里下毒的。刘巧玲为什么要对侦查员说谎呢？
专案组决定把刘巧玲往旁边放一放，而将调查触角伸向李婉萍所说的那个刘巧玲的初中同学。
此人名叫丁学贤，系邮电局报务房维修人员。初解放时社会上对邮电职业沿袭旧社会的称谓：金饭碗。而丁学贤的岗位大概算得上金饭碗中的金饭碗了，当时这样的技术人员如果在路上正好遇见邮电局局长，局长再忙也会驻步点头，微笑着说句客气话的。所以，据说丁学贤在邮电局很牛，在家里脾气也很大，他的妻子就是因为丈夫脾气过大老是动手揍她而在一年前主动提出离婚的。现在丁学贤是单身汉，一个人过日子。他跟刘巧玲相好之事发生在其离婚之后。据他在喝酒时向同事透露，是一次外出时在马路上跟刘巧玲偶遇而续上了已经中断的同学关系。后来，交往次数多了，两人就走到了那一步。丁学贤对刘巧玲印象很好，说过打算要娶其为合法妻子。同事中另有一位初中同学，知道刘巧玲的丈夫是公司老板，而且身强力壮且练过武术，开玩笑说，学贤你小子小心点儿，刘巧玲的丈夫是很厉害的，小心让他知道了揍你个半死。丁学贤冷冷地说：“敢挡老子路的，老子也要他好看。揍我个半死？哼，小心老子先要了他的命!”
那么，1月3日这天丁学贤在干什么呢？据邮电局保卫科了解后反映，那天丁学贤上班，而且在上了白天班后还要留下来值个夜班。下午他曾接到一个电话，于是就向报务房主任打招呼，说他有点儿事要处理，临时离开一会儿。大约在三点钟前，他骑着邮局的自行车出去了一趟，去哪里就不清楚了。
专案组觉得刘巧玲、丁学贤两人颇有些可疑，决定次日分别找这对男女当面谈话，指望能够发现什么破绽，作为突破口往下追查。可是，这个谈话计划次日未能实施，因为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
1月10日，案发后的第八天，早晨七点多，还没到上班时间，刘巧玲突然来到分局门口，要求见专案组的同志。这时，汪风帆三人刚从地铺上爬起来，接到电话，马上意识到出现新的情况了，否则刘巧玲绝对不可能大老早赶来。于是，汪风帆便让警卫室人员把她请至接待室稍等，三人草草洗漱一下后立刻出去接待。
刘巧玲带来了一个令人感到突兀的消息：今天早上，她的两个孩子还没起床，就在被窝里吵起来了。刘巧玲和应靖波一共生了一女一男两个孩子，女孩雪婵七岁，男孩雾鸣五岁。女孩子懂事早，又有着一份怜爱弟弟的天性，平时一向都让着弟弟的，今天竟然发生了争吵。刘巧玲感到有点儿奇怪，于是就询问为什么吵架。雪婵一开口，令刘巧玲大吃一惊!孩子在陈述事由时说到1月3日爸爸去世的那天下午她家竟然来过一位不速之客!
说到这里，刘巧玲插叙了一段话。她说对不起由于另有原因，我曾说了谎，其实那天我把药抓回家浸在药罐里后是出去过一次的，不过时间不长，也就十来分钟而已，而且就在我家胡同口。是为了什么事呢？那天我去“九源堂”抓药回家途中，经过“日升帽店”时看见有人在排队购买一种绒线帽，式样很别致，颜色也好看，而且价格不贵。我就动了心，想了想就排队买了两顶。一顶红色的是给我丈夫的，他喜欢红色，而且红颜色能够辟邪，图个吉利，保佑他战胜疾病；另一顶咖啡色的，是替我的一位中学同学丁学贤买的，他在邮电局工作。买了帽子后，我就借用店里的电话通知丁学贤，让他三点钟左右到我家对面马路口来一趟，我有东西要给他，他一口答应了。这样，我就在约好的时间出去了一趟，把帽子给了丁学贤，又说了几句话就回来了，前后不过十来分钟时间吧。这件事，本来我不想告诉任何人的，因为我觉得这属于我个人的隐私，更主要的是我觉得这件事跟我丈夫的死没有关系。可是，刚才两个孩子吵架后我无意间一问吵架原因，就觉得我这趟出去可能跟丈夫出事有关系了，所以马上赶来向你们报告。
据雪婵说，那天妈妈出门后，忽然来了一个阿姨，手里拿着个笔记本子，上面还别着一支钢笔，说是“爱卫会”来检查卫生的。自我介绍过后，就掏出几颗糖果给了姐弟俩。那糖果的包装纸是透明的，现在说起来就是塑料纸，但在当时是非常稀罕之物，老百姓就称之为“玻璃纸”。当时青岛本地虽然有糖果厂，但还没生产这种包装纸的糖果，所以两个孩子拿着糖果兴高采烈，只顾互相比对自己拿到的糖果是什么包装纸的，根本没去留意那个阿姨干了些什么。据雪婵回忆，那个阿姨先在客堂里转了转，然后一头扎进了厨房。从厨房出来后，她就告辞了，说这是突击暗查，按照上面的规定是不能让户主知道的，所以小朋友你们不要把我来过的事儿告诉你们的父母。如果告诉了，下次我过来正式检查时，就要给你们家插黑旗；如果不告诉，下次我过来时会给你们带更多更好看的糖果。
当时正是抗美援朝开始不久，全国各地为防止美国袭击中国扔细菌炸弹，都非常注意消灭“四害”，搞好卫生。政府对此极为重视，成立了“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把搞好卫生提高到了爱国与否的程度，这就足见此事的重要性了。各地都组织了相应级别的“爱卫会”，频频组织各单位、街道进行卫生检查，采取评比制，凡是卫生搞得好的家庭，就在门口插一面纸糊的小红旗，一般的就插小绿旗，差的就要插黑旗了。当时的社会政治氛围很浓，谁家被插了黑旗，就似被划入了另类，全家人会被另眼看待，居委会大妈也会不时上门来做帮教工作，直至组织一帮积极分子登门不由分说地直接相帮打扫卫生。谁也不愿意享受这种待遇，所以，各家都是很在乎插到什么颜色的小旗的，特别是孩子，荣誉感就更强了。
雪婵、雾鸣听那阿姨这么一说，自是连连点头。那个女人离开后，姐姐还特地关照弟弟要保密，不能让大人知道这件事。因为要保密，所以姐弟俩把那几颗糖果也藏得好好的，不敢让大人知道。当晚，应靖波暴亡。之后几天，家里忙着办丧事，即使两人把糖果拿在手里向人炫耀也没人去留意了。七八天下来，糖果当然已经吃掉了，留下的包装纸就成了两个孩子的珍稀之物。特别是雪婵，小姑娘爱美，非常看重这种漂亮的“玻璃纸”，自己有三张犹嫌不够，还觊觎着弟弟的那三张，于是就变着法子谋取，悄悄提出了以零食交换的方案。雾鸣嘴馋，同意了。可是，等到他把姐姐省下用来交换的零食吃光后，又反悔了，于是大老早姐弟俩就在被窝里吵架。刘巧玲在厨房忙早餐，听见雾鸣哭了，过来询问。姐弟俩也就顾不上对那个女人的保密承诺了，你一言我一语把那天发生的事儿说了一遍。当下，刘巧玲听着就觉得大为可疑，于是就把姐弟俩手里的糖果纸哄了下来，拿着就奔公安局找专案组反映。
侦查员看那六张糖果纸，果然精致漂亮，从上面印着的文字看出，这是上海“冠生园”出品的“燕子太妃”软糖。厂家为招揽生意，将糖果纸设计成一套数张，一样的图案文字，不同的颜色。这六张糖果纸，是红、绿、黄、白、蓝、紫六种颜色，不知是否已经构成了一套，但可以估计是那个女人特地挑选出来送给应家姐弟的。这样看来，她可能有一盒这样的糖果。
刘巧玲反映的这个情况，使侦查员原先对刘巧玲的怀疑发生了动摇。送走刘巧玲后，三个侦查员商议了一下，决定立刻核实此事。于是，兵分两路，一路由汪风帆去邮电局找丁学贤了解1月3日是否有过刘巧玲所说的那段情节；另一路则由殷贤铭、仇越两人前往应家向姐弟俩以及周围邻居调查1月3日出现的那个女人的情况。
调查下来，丁学贤所说的情况跟刘巧玲相符。而且，这个报务维修技术工程师很坦率地向汪风帆承认了他跟刘巧玲的婚外恋关系，说即使应靖波不死，他也会动员刘巧玲跟其离婚后嫁给他。汪风帆是个做事特别认真的人，他对丁学贤说你是否可以把那顶绒线帽子给我看一下。丁学贤是个聪明人，马上领悟了侦查员的意思，说没有问题，我跟领导说一下，咱们到我家去看吧。于是，汪风帆的摩托车就载着丁学贤回了家，丁学贤果然拿出了一顶崭新的绒线帽，包装盒里还放着刘巧玲购买时开的发票，那上面写的日期确实是1月3日。丁学贤又把汪风帆带到了应家所住的太平路赢德坊那里，摩托车在马路口的那家烟纸店门口停了下来。丁学贤下车后，直奔柜台，对店主笑道：“老板，还记得我吗？”店主定睛一看，笑道：“哎呀!怎么不记得，我天天在等着你过来呢!拿去拿去!”遂取出一沓零票递给丁学贤。汪风帆就问店主这是怎么回事。店主说1月3日下午大约三点左右，这小伙子站在店门口等人，买了一包烟，我没有零钱找他，他说就留着吧，几时我路过时再来取。一会儿，他等的人来了，就是住在对面胡同里的大妹子，看着有点儿脸熟。我想把那张一万元整票还给这位先生，让他跟那大妹子说一下看有没有零票付了就是，不想那大妹子也没零钱。
这样一来，已经可以证明刘巧玲和丁学贤所说的情况属实了。再看另一路的调查情况。侦查员找了应家姐弟，跟两个孩子聊下来，所获得的内容除了刘巧玲陈述的那些之外，还得知那个阿姨的以下情况：头上扣着一顶红色有檐的绒线帽子，烫过的有点儿弯曲的头发垂下来披在肩膀上；身上散发着一股香水味；穿着一件紫色毛皮大衣，说青岛当地话。其他比如多大年纪、身高多少、行为举止中是否有什么显眼的习惯动作之类，姐弟俩就说不上来了。然后，殷、仇两人就逐家访问了十来家邻居，都说1月3日那天并无任何人来检查卫生，也没有人留意到有这么一个女人在胡同里出现过。这也可以理解，大冷天的，家家户户都关着大门，有人从门前走过一般是不大会看到的。侦查员又看了厨房，向女主人问明那个放药罐的位置，还查看了药罐。那是一个普通的砂锅，如果要往罐内投毒，一揭盖子就行，一两秒就能搞定，真正的秒杀。
专案组对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可以排除刘巧玲和丁学贤的疑点，下一步的工作是找到那个神秘女人。
（未完待续）
文/易明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