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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Haas商学院教授Henry William Chesbrough提出的理论框架,企业战略投资可以通过两个维度来建立坐标系——按对投资收益率的不同要求来划分的战略与财务、按与自身业务结合的程度来划分的紧密与松散,大多数投资都会落在这个坐标系中。
四种战投的类型可被分为:高度配合战略方向且能够使主营业务增长的驱动型投资、符合战略方向但并不直接带动主业的生态型投资、因探索业务边界和技术前景而进行的潜力型投资、仅追求财务回报的财务型投资。
聚焦金融主航道——2016年前的“驱动型投资”
蚂蚁金服战略投资部创立于7年前,那时蚂蚁金服还未成立,仍以支付宝为主在阿里体系内运营。时任支付宝CFO的井贤栋认为需要关注投资,由阿里投资部和B2B部门各推荐了人选,由井贤栋带队组成了最初的班子。
蚂蚁投资的第一个案子,便是为主业增长而投的“驱动型投资”。“驱动型投资”的特点在于,公司战略及主营业务,与投资部有紧密联系,这一直是战投的核心功能之一。
2011年的第三方支付行业正处于早期“绑卡”阶段,大量客户需要在支付宝上绑定银行卡或信用卡,但因为卡号很长,很多用户没有耐心输入。支付宝团队想出用拍照功能将卡号识别出来,这项技术现在看起来很简单,但在2011年国内缺乏成熟的图像识别技术,特别是信用卡亮闪闪的材质导致经常有反光,识别率偏低。
此时,蚂蚁的战投团队接触了上海的一个高校团队,他们成功开发出了一项领先的图像识别技术,蚂蚁便收购了这项技术。同时期,蚂蚁还为了支付宝“咻一咻”功能,收购了一个高频声音识别团队。这些技术几经打磨后,都带动了支付宝的业务增长。
2013年3月,阿里刚宣布将以支付宝为主体筹建小微金融服务集团,即蚂蚁金服的前身。彼时蚂蚁唯一核心的业务就是担保交易工具支付宝,但用户在支付宝里的余额没有去处,大量资金沉淀其中,当时的支付宝缺乏金融体系内的牌照与相关金融能力,还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商业模式。
2014年10月蚂蚁金服正式成立。在蚂蚁金服刚独立的前后两年中,战投思路非常明确,即围绕金融主航道,通过投资来进入需要牌照的行业试验田,包括近期蚂蚁转型金融科技所做的投资,这些都属于“驱动型投资”。
2013年10月,蚂蚁金服以11.8亿元人民币认购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623亿元的注册资本,持51%股份,成为天弘基金最大控股股东。天弘基金的余额宝为支付宝盘活资金起到了关键作用,日后也成为蚂蚁金服理财业务板块的核心支柱。天弘基金亦是蚂蚁金服在未正式成立之前,做过的两起重要对外投资之一,蚂蚁金服是明确的控股策略。
另一项则是蚂蚁2014年4月对恒生电子(600570.SH)的投资。恒生电子是中国最大的面向金融行业的IT解决方案提供商,金融机构的IT系统早期很多是恒生电子开发的,蚂蚁成为恒生电子第一大股东,正如当初阿里围绕淘宝的布局,今天来看最有价值的就是阿里巴巴对淘宝底层基础设施的布局。如今恒生在降低聚源和数米基金网的主导权后,已经很清晰地聚焦于金融机构专业平台发展,产品布局和路线没有偏颇。
对于驱动型投资,哈佛商学院案例中曾列举了Agilent Technologies的例子,这家成立于1999年的高科技公司,创建了一个投资业务,投资于三个战略领域——生命科学、无线通信和光通信,Agilent确定这三块业务是其发展的关键。
公司投资部门与业务部门密切合作,共享信息、确定投资机会,并将投资组合公司与自身的战略联系起来。Agilent曾投资了一家制造无线射频设备的创业公司,这是Agilent预备开发的产品领域。如果这项投资获得成功,Agilent未来的业务将受益;如果失败,Agilent将获得如何在该项早期业务中避免陷阱的宝贵建议。
与Agilent类似,蚂蚁金服在2014年确立了以科技服务金融的定位,这是业务发展的关键,于是在该领域做出了一系列投资:
另一方面,蚂蚁在全球投资于本地钱包的计划,也是驱动型投资的典型范例,这有助于形成以支付宝为主的全球收付网络,进而增强蚂蚁金服的支付及相关业务。
蚂蚁自2015年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投资了9个本地版“支付宝钱包”,例如印度的Paytm、泰国的AscendMoney、菲律宾的Mynt、韩国的Kaokao Pay等。
印度就是典型的例子,金融覆盖率不高,但智能手机覆盖率在迅速增长,这个时间段电子钱包推的最快。”纪纲说。目前全球排名前二的移动支付商为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第三名为印度的Paytm,第四名才是曾经的“老大哥”PayPal。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海外的战略投资或合资公司,蚂蚁金服都是少数股权投资,如何保证与这些项目的协同性,是蚂蚁做境外投资所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因为蚂蚁对全球收、全球付的战略愿景比较大,其投资及扶持的公司有可能成为当地最大的电子钱包,如果是控股型投资,当地的监管压力会很大。
不过,尽管驱动型投资可以推动企业战略,但可实现的目标是有限的。当公司想实现横向扩张或探索新机会时,它就不应该依赖于驱动型投资。
拉开战线——2016年后的“生态型投资”
2016年之后,蚂蚁做了一系列“生态型投资”。生态型投资的特点在于,公司仍然出于战略考虑进行投资,但其目的并非直接拉动主营业务,而在于“互补”——通过一个产品让用户想要另一个,即通过风险投资来刺激整个生态的发展,通过产业链环节的上下游来带动公司主业的发展。
生态型投资甚至不要求公司与被投企业之间有多么紧密的协同,也不要求有多么高额的财务回报,毕竟这些投资组合间接带动了主业,其战略性收益可以弥补投资上的风险。
“衣食住行”是消费的四大支柱,其中“食”和“行”频次最高,是兵家必争之地。蚂蚁金服曾密集进行了一系列针对消费场景的投资,包括联合阿里巴巴投资饿了么(2016年4月),以及投资互联网售票平台淘票票(2016年5月),其中滴滴出行与淘票票出现在支付宝9.9版本的首页入口中。
这些投资与蚂蚁金服的主营业务看似无关,但其首要意义在于布局场景,以此带动主营业务的增长。基于社交关系链的微信支付,以红包场景切入,后续和滴滴打车、大众点评、京东合作,添加出行、饮食、购物等丰富支付场景,给支付宝带来了巨大的危机感。
生态型投资的另一种范式,是当公司拥有某一领域的底层能力时,针对这一领域进行赛道式投资。“如果真的打造出某一行业独一无二的能力,那肯定希望大家都用到我们的服务,这是思考的出发点。”纪纲说,他认为赛道式投资越来越成为可能。
不过生态型投资也有局限性,首先它只有巨头公司才可使用,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刺激大部分的市场增长;其次它的功能往往是高筑墙和广积粮,而非进攻。第三,当发起者发展其生态系统时,它也在为竞争对手增加市场。在互联网这个瞬息万变且竞争激烈的市场中,CVC必须寻找更为有效的进攻武器。
探索未来与寻找颠覆性技术——贯穿前后的“潜力型投资”
“潜力型投资”的回报来自于战略选择权,它无需与现有战略紧密绑定,而是让企业在市场环境的残酷变化中,确保潜在的颠覆性机会出现在自己的视野中,并尽早与之产生关联。
蚂蚁在共享单车领域的投资,便是一个典型案例。如今任何一个巨型交易入口对蚂蚁金服这样体量的公司来说,都是不能miss掉的。2014年阿里在滴滴和快的的烧钱战中略显犹豫,即被腾讯抢占控制权,以致阿里在网约车这一重要流量入口上较为被动。
蚂蚁于2017年4月投资ofo(个位数占股),由于当时第一梯队的ofo与摩拜战局不明朗,有合并的可能,并且股权关系复杂。与ADI公司一样,蚂蚁另一方面于2017年10月收购并扶持第二梯队哈罗单车,在投资组合中加了一道保险,蚂蚁希望通过投资为自身营造主动权。
潜力型投资往往会遭遇财务风险,因为它是CVC中最接近传统风投的模式。腾讯曾领投了鞋类B2C电商好乐买的C轮融资,虽然它未宣布C轮的融资金额,但一年前的B轮融资高达1700万美元(2010年)。
鞋是低频品类、退货率高,亦有很高的供应链管理成本,很难当做某一电商平台的主打品类。虽然好乐买最终失败,但垂直电商是2011年的创投风口,一直有电商野心的腾讯无法不在此卡位。
潜力型投资亦是布局最新技术方向、寻找高效外部研发渠道的好方法。据硅谷一家银行于2014年统计,CVC每1美元投资所获取的专利数量,是内部研发的三倍。
蚂蚁在技术领域的投资分为两种,一种是对核心的、特别前沿的技术采取收购策略,因为如果要应用这个技术,或者想利用这个技术服务于生态,它需要纳入蚂蚁的主航道。另一种是为了探索技术发展方向,蚂蚁投资团队需要跟市场保持接触,知道这项技术发展到哪一步了,这种类型的项目会以10%左右进行少数股权投资。不过蚂蚁目前在技术领域的投资不算太多,主要依靠自身研发团队。
如果人本身就是支付工具,这在亚马逊的新探索中已初见端倪。蚂蚁在这方面必须提前布局,比如收购美国生物识别技术公司EyeVerify,他们研发的虹膜识别技术,可以令用户只需站在收银台前眨眨眼睛,就可以完成支付。
随着技术迭代的速度加快,任何巨头公司都需要通过CVC来确保自己不失去未来。
编辑来源于36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