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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安邦被保监会接手后，成都农商银行的控股权问题一直备受关注。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成都农商行的前十大股东里，属于成都市国资系统企业的有五家，共持股21.92%。这意味着，成都市只需要再购入超过28.08%的成都农商行股权，就将实现对该行的绝对控股。
事实上，在成都农商行成立之初，成都市政府与该行便是“相对控股”关系，安邦事件后，成都市政府更是“一直有意收回其控股股权”。
在被民营实际控股7年后，总资产超过7000亿元的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成都农商行），或将重归国有。
2018年8月，数位消息人士告诉记者，8月1日，一家外资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进驻成都农商行展开工作；8月2日，该行新的股东代表，来到成都农商行，与该行多个业务部门见面会谈，梳理现有的业务，探讨、规划未来发展方向。
新的股东是谁？
其中一位人士称，“四川省国资与成都市国资将联手接盘，并以成都国资为主。”
另一位消息人士则介绍，具体的财团成员包括，四川省属国资企业——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四川发展），成都市国资委下辖的成都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成都金控），以及四川宜宾市属国企——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五粮液集团）。整个交易作价约为196亿元。
上述消息人士亦表示，这一方案目前还可能有一定的变数。
8月1日以来，记者就此问题，通过电话及短信等方式，分别联系了四川发展董事长王凤朝、成都市国资委主任袁旭等多位官员，但截至发稿时，未获他们的回复。而五粮液集团总经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中国，以及成都金控总经理苗伟，则均对记者模糊回应称：不清楚此事。
争议声中安邦完成“蛇吞象”
成都农商行，原为成都市农村信用社，2009年12月，改制并更为现名。成立之初，成都农商行注册资本58.98亿元。其中，股东里属于成都市国有资本系统的5家公司，共持股30.99%，成都市政府对该行相对控股。
截至2010年年底，成都农商行资产总额约为1603亿元，各项存款余额1315亿元，各项贷款余额826亿元。
除拥有千亿级的资产外，成都农商行还拥有“成都地区数量最多、覆盖最广的营业网点”；同时，资产状况优良、存款稳定。
也就是从2010年年底开始，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安邦）的前身，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安邦财险）等投资者，以1.6元/股的价格，总计56亿元，入主成都农商行，直接占股35%，成为第一大股东。
彼时的安邦财险，注册资本只有51亿元，总资产256.74亿元，全年营业收入73.83亿元，净利润5.08亿元。由它来并购资产规模超过其5倍的成都农商行，这是一出不折不扣的“蛇吞象”游戏。
这一交易在事前事后，即充满了争议。
“我们不少人反对将控股权出让。为此，我还被跟踪、恐吓过，我的办公室也被强行撬开过。”该行一位原主要负责人回忆说。
2011年11月11日，安邦并购成都农商行的事宜，完成增资、验资工作，公司章程亦修订完毕。至此，这桩“蛇吞象”的交易，尘埃落定。
有趣的是，就在此前一天，即2011年11月10日，成都市主要领导更迭，时任市委书记李春城正式离任。
该市市委一位官员曾对记者回忆，接替李春城的市委书记，至少两次在会议上，对安邦收购农商行的这一交易，表示严重不满，并称这桩上千亿元的国有资产买卖，“（当初）都没有上市委常委会讨论”。
亦有知情人士指控，安邦为了获得成都农商行的控股权，还与成都市几位官员，进行了“不名誉”的利益交换。
自2012年至2015年，多位成都市的重要官员因涉嫌贪腐落马。这其中就包括时任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时任分管金融等工作的成都市常务副市长孙平，成都农商行原第一大股东、时任成都投资集团董事长吴忠耘等人。
规模增长3倍多
成为安邦的“资金池”“安全垫”
入主成都农商行之后，安邦并不满足于35%的控股比例，其透过控制的其他公司，不断买入成都农商行的股份。
至2016年年底，除安邦财险之外，成都农商行的前十大股东中，还有持股4.88%的上海文俊投资有限公司，持股1.96%的浙江国恒实业有限公司，持股1.79%的北京涛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穿透层层股权架构之后，实际上均属于“安邦系”掌控的公司。
因此，“安邦系”至少持有成都农商行43.63%的股份，远远超过其他股东。
在管理层，至少有8位董事来自安邦或由安邦推举，在15人董事会里，超过“半壁江山。”
同时，包括董事长、副董事长、行长、常务副行长等诸多高管，均为安邦所包揽。“总行各重要二级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也基本来自安邦。甚至，不少保安也是安邦从北京调过来的。”一位该行的人士告诉记者。
对于安邦而言，控股成都农商行的意义不仅仅是收获了一张银行牌照，更是“迅速做大了自身资产规模”，以及拥有了一个“资金池”“安全垫”。
一位安邦内部人士曾向介绍，收购成都农商行之前，安邦财险的总资产只有大概300亿元，加上和谐健康、安邦人寿等其他“安邦系”的公司，也就在500亿元左右。但收购成都农商行，并将资产“合并报表”后，安邦集团的总资产一举突破了2000亿元。
“这是质的飞跃。总资产的增加，不仅意味着安邦整体实力的增加，而且根据保监会的规定，安邦被允许花出更多的钱，去进行更多的投资扩张。”该人士解释。
原中国保监会在2010年出台并实施的《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对于保险资金的投资方向及额度，有非常明确且严格的限定，其中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就是“上季末总资产”。
安邦集团亦将旗下各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存入成都农商行，“安邦在成都农商行的保险存款，规模在1600亿元左右。一方面，这有助于成都农商行的规模迅速做大；另外一方面，“原本应被严格监管的保费收入，存入自家银行之后，一定意义上成了可以自行支配、决定去向的自由资金。因此，对于整个安邦集团来说，成都农商行是‘资金池’、‘安全垫’。”一位安邦集团的内部管理层人士对记者介绍。
从年报数据上看，安邦入主之后，成都农商行发展迅猛。至2017年年底，成都农商行资产总额超过7055.62亿元，较2010年时，增长了3倍有余。资产规模，位居重庆、北京、上海、广州之后，在全国农商行系统中排名第五。在英国《银行家》杂志的全球1000 家大银行榜单排232 名。
截至2017年年底，成都农商行的其他主要经济数据包括：营业收入116.47亿元，净利润 45.53亿元；存款4396.25亿元，贷款2313.59亿元，不良贷款率1.22%。
7年之后成都农商行或重归国有
实际上，在2016年，成都农商行的资产总额要领先于广州农商行，在全国居第4位。但2017年以来，其变故丛生。
是年年初，其行长李军“挂冠而去”。常务副行长李剑飞，接替了李军的职务，但直到2018年8月，原中国银监会及今天的银保监会，都没有核准李剑飞的行长任职资格。
2017年4月、5月，时任董事、党委副书记黄明，时任副行长王万峰，先后离任。
同年6月，安邦集团董事长吴小晖被带走调查，轰动海内外。
2017年下半年，成都市委组织部，向成都农商行派出了两位新的高管：时任成都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处处长李瑾，出任新的党委副书记；时任成都银行内江分行行长黄春，出任成都农商行的监事长。
2018年2月，原中国保监会（今中国银保监会）宣布，鉴于安邦集团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经营行为，可能严重危及公司偿付能力，为保持安邦集团照常经营，保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有关规定，决定于2018年2月23日起，对安邦集团实施接管，接管期限一年。并在当年4月，透过保险保障基金向安邦集团增资608.04亿元，并维持其619亿元的注册资本不变。
2018年3月13日，来自银监、保监以及平安银行等部门和机构的人员，组成“风险监测组”，进驻成都农商行，并履行参与该行重大决策等工作职责。这个风险监测组的负责人，为四川银监局副局长李国荣。
保监会接管安邦之后，对于其旗下资产开始陆续处置，其中成都农商行作为最重要、最优良的资产之一，何去何从备受各方瞩目。
数位知情人士介绍，成都市一直有意收回其控股权；而包括四川省国资企业、刘永好的新希望集团，以及省外，如马云的阿里巴巴集团、李书福的吉利集团等等，都对接盘这家银行，表示出或多或少的兴趣。
而随着8月2日，新股东代表的“进场”，成都农商行的控股权去向，将逐步明朗。
截至目前，成都农商行的前十大股东里，属于成都市国资系统企业的有五家，共持股21.92%，分别是：
第二大股东，成都金控，持股6.81%；成都市现代农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持股4.44%；
成都欣天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股4.05%；
成都市协成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持股3.62%；
成都市兴光华城市建设有限公司，持股3.00%。
这意味着，成都市只需要再购入超过28.08%的成都农商行股权，就将实现对该行的绝对控股。
“虽然我们不清楚，安邦将会售出多少股权，是只将35%的股权售出，还是把所有‘安邦系’持有的股权全部售出，或者只售出部分股权。但报价据说已经给出了，是196亿元。”一位接近成都农商行的人士告诉记者。
而来自北京产权交易所的交易信息显示，在8月2日，成都农商行的小股东之一——鸿博股份有限公司，挂牌转让该行0.3%的股权（3000万股股份），底价为1.04亿元，即每股约3.47元。
“一般而言，大股权与小股权的价格，控股股权与非控股股权的价格，差别会比较大。可以肯定的是，像成都农商行这种资产，控股股权的每股价格，会高于小股权转让的价格。所以以此推算，如果是196亿元对价35%的股权，或者对价‘安邦系’总计持有的43.63%的股权，也不算太离谱。”有接近安邦集团的职业股权投资者对记者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