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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代偿业务成了香饽饽。
随着萨摩耶金服9月提交美国IPO申请,今年以来主打信用卡生态的金融科技公司上市热潮达到了一个顶峰。
中国迅猛发展的信用卡市场是近年来提供余额代偿服务兴起的催化剂。
在消费升级和金融科技发展的背景下,各大银行纷纷再次把信用卡业务列为重头戏。今年上半年,就有七家银行信用卡业务交易额过万亿元。
通过较低的利息吸引信用卡用户,将债务转至平台,释放用户的信用卡额度,余额代偿是中国消费信贷行业增长和创新的一大亮点。
据估算,2018年我国潜在的信用卡代偿市场可能突破千亿元。
千亿市场不仅吸引了众多新兴互金机构,传统银行机构也不愿意放弃这一潜力巨大的市场,开始推出类似产品与互金公司一较高下。
只不过,目前中国的余额代偿服务都在学习余额代偿始祖——美国Capital One,但本质仍和常见的现金贷无太大差别,风控管理和获客成本仍待改善,坏账率问题不容忽视。
更重要的是,国家互金专委将余额代偿定性为涉及信用卡违规套现,一众提供余额代偿服务的平台面临着严峻的监管风险。
这也是为什么今年上市的几间主打余额代偿的互金平台维信金科、小赢科技等相继破发,甚至股价遭遇腰斩的原因。余额代偿千亿市场的蛋糕看上去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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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额代偿:诱人的蛋糕
今年以来,多家主服务主打信用卡生态的金融科技公司掀起了上市热潮。
6月21日,维信金科在港股上市; 9月19日,小赢科技登陆美股;9月29日,萨摩耶金服提交在美IPO申请。
信用卡是极佳的大数据来源和金融科技载体。同时通过对数据的挖掘,发卡机构在信用卡审核和管理等方面可实现智能化决策,营运水平和风控能力得以大幅提升。
消费金融的发展和金融科技的落地讲求场景化,而信用卡还款便是绝佳的场景之一,不少金融科技公司就选择了信用卡余额代偿作为市场切入点。
1988年,理查德·D·费尔班克(Richard D. Fairbank)与奈杰尔·W·莫里斯(Nigel W. Morris)创立了美国知名银行Capital One的前身——弗吉尼亚州地方银行Signet Bank的信用卡部门,并创举性地推出了余额代偿服务。
信用卡余额代偿指的是一种跨机构式的信用卡分期还款方式。持卡人在无法一次性还清信用卡账单时,并不选择常用的银行分期还款的方式,而是通过在第三方机构申请利率较低的贷款来支付账单,再按约定的利率和期数还款给第三方机构。
根据《2017年中国信用卡代偿行业研究报告》,我国信用卡期末应偿信贷余额4.06万亿元,而信用卡代偿市场贷后余额规模在870亿元左右,仅占贷款余额的2.14%。比例不高,但未来增长空间可期。
据融360估算,2018年我国潜在的信用卡代偿市场可能突破千亿元。
通过信用卡余额代偿助,Capital One跃居为全美十大银行之一。此外,目前中国信用卡余额代偿刚刚上起步,中国众多公司试图复制Capital One。
从 2014 年起,市面上开始陆续出现信用卡余额代偿产品。其中,用户规模和收入增长较快,知名度较高的分别是维信金科旗下的“卡卡贷”、小赢科技旗下的“小赢卡贷”和萨摩耶金服旗下的“省呗”。
2017年,小赢科技信用卡代偿余额为81亿,市场份额位居业内首位;“卡卡贷”在信用卡代偿领域的交易量排名第一。
余额代偿产生的逻辑是,比起能一次性还清账单以致无法产生利息收入的高收入用户和逾期无法还款导致坏账的垃圾用户,不得不进行账单分期却总能稳定还款的中间用户才是信用卡业务的优质客户,因为他们让发行机构既能赚到利息和手续费又不用担心诱发坏账。
譬如,2017年,51信用卡的用户中,77.6%有计息余额历史的信用卡记录。这些用户由于到期未全额还款,不得不向银行支付利息和费用。
简单地讲,余额代偿就是给银行授信不足的人群增加信贷额度。
信用卡余额代偿,对于初创金融科技平台来说,不但客户群和场景明确,而且这些持卡者在申请信用卡时已经通过了银行的审核和筛选,也降低了他们风控的难度。
目前,国内余额代偿平台提供的代偿额度大多处于3-5万的区间,还款期限从3-24个月不等,而代偿形式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是“套现贷”。用户在信用卡中存入少量资金,代还平台利用账单日和还款日的时差循环刷取资金返给用户,实现全额还款。
第二种是平台代偿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平台直接帮用户清还账单,用户的债权从银行转移至平台,用户需定期向平台偿还债务。
第三种是信用卡套现模式。用户利用信用卡刷卡消费存在免息期的漏洞,循环刷多张卡来维持免息借款。
从资金端来看,国内的余额代偿主要分为两种:P2P模式和资金主要来自于金融机构的助贷模式。
P2P模式的代表为小赢科技。例如,小赢科技的主要资金来自P2P平台小赢理财,以个人投资者为主。
助贷模式的代表为维信金科和萨摩耶金服。根据维信金科的招股书,去年公司持牌金融机构业务资金,除了5.1%来源于自有小贷公司,其余都是由合作金融机构提供。至于萨摩耶,从一开始就与商业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信托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等持牌金融机构合作。
此外,这些平台还获得了为数不菲的投资,且在成功上市后,可以借助资本市场谋取更大的发展。
除上述四间机构外,国内现有专注于信用卡代偿业务的还有松鼠金融、玖富万卡、分期乐、快易花、小花钱包、小黑鱼等。
同时,鉴于信用卡市场巨大的潜力,传统银行也在“觊觎”余额代偿。
今年3月,招商银行信用卡推出不占用信用卡额度的独立分期账户“e分期”。用户使用“e分期”一次性还清信用卡帐单后,再向“e分期”账户分期还款,达到分期和释放信用卡额度的目的。
但“e分期”应用范围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还款对象只限招行信用卡,不支持其他行还款,和真正的余额代偿还有一定的区别。
每一家机构都在努力分一口余额代偿这块看上去诱人的“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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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错过的风口
诱人的余额代偿业务背后是中国信用卡市场不可估量的潜力。
虽然与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的信用卡市场仍属落后,但发展势头迅猛。
根据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发布的数据,2018年二季度末,我国信用卡人均持卡量从2015年末的0.29张升至2018年6月末的0.46张,期末应偿信贷总额则从3.09万亿升至6.26万亿,增长103%。
《中国银行卡产业发展蓝皮书(2018)》数据显示,从 2017 年信用卡的发卡量来看,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招商银行三足鼎立,累计发卡量均突破 1 亿张。其中,工行表现最为突出。
2017 年,工行信用卡累计发卡量最高,达 1.43 亿张,其次是建设行和招行,分别是将近 1.07 亿张和突破 1亿张。
而在 2017 年信用卡新增发卡量上,工行以 2300 万张排名第一;招行以 1992 万张排名第二;农行以1618 万张位列前三。
从各银行信用卡消费额来看,2017 年,招行的消费额最高,达 29700 亿元;建行为 26189 亿元,排名第二;另外,工行以 24000 亿元位列前三。
在信用卡业务崛起的背后,是各家银行对零售业务的重视。信用卡业务被视为各家银行零售转型的战略重点,能给银行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比如,工行就持续推进大零售战略,2017 年信用卡客户数量增至 8859 万,成为国内客户总量最大的信用卡发卡银行;建行也推进零售业务优先战略,信用卡业务相关手续费收入突破 300 亿元,同比增长超过 20%。
新浪联合51信用卡发布的《2018年信用卡行业报告》显示,信用卡用户的消费领域主要集中在网购消费、休闲娱乐和金融理财上。所以我们还看到近年来各家银行信用卡中心开始强调场景化运营,加强品牌差异化构造。
招行主推留学信用卡;兴业深化“金融 + 体育”;中信主打各式品牌活动;广发推出智能穿戴产品, 强调健康理念……
为了推广信用卡业务,各大银行各出奇招。信用卡用户以90后居多,因此不少银行邀请明星代言或者推出联名信用卡:浦发牵手张艺兴、工行与王俊凯合作……相关宣传活动在社交媒体上迅速引爆话题,为发卡行带来了大量流量。
在申请渠道上,线上逐渐代替线下成为主流。各大银行与互联网平台开展合作,实现审批自动化。
信用卡是一个没有人想错过的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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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成为接盘侠?
信用卡余额代偿的潜力虽大,但风险也不容忽视。
在金融稳定为重的情况下,信用卡余额代偿在中国带有“原罪”,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合规性。
2018年5月,国家互金专委会发布公告称,“信用卡代还”和互联网金融相结合的业务模式,涉及信用卡违规套现。
这样的定性等同于扼杀了余额代偿的发展空间,也意味着推行有关服务容易触碰监管红线。这也是为什么互联网巨头目前在余额代偿服务方面巨头并不如初创互金平台积极的原因。
另一方面,对于信用卡客户来说,余额代偿本是为了获得利率优惠,但实际上代偿服务并不一定比银行账单分期还款省钱。
目前,提供余额代偿服务的机构,其盈利模式大多为“低息高费”。
根据央行的管理规定,信用卡透支利息上限为日利率万分之五,折合成年利率就是18.25%。相比之下,有些平台提供的利率只有15%左右甚至更低。
表面上看,这些机构的利率的确具有很大吸引力,但实际上除了利息,代偿机构还会收取手续费。更甚的是,某些机构提供的余额代偿产品的利率还高过央行规定的信用卡透支利息上限。
据悉,2018 年上半年,维信金科的“卡卡贷”实际年化利率高达 34.4%,小赢科技旗下“小赢卡贷”则在在 9.98% - 36.00% 之间,而萨摩耶金服“省呗”也达到了 21.5%。个别平台甚至在民间借贷年化利率 36% 的红线左右徘徊。
也就是说,本来打算利用余额代偿减轻经济负担的信用卡用户很可能要付出更高昂的代价。而且,本质上余额代偿相当于以贷还贷,对用户来说无异于饮鸩止渴。
此外,近年来为了争夺客户,银行普遍下调信用卡分期利率,代偿机构已不具利率优势。所以,当下更多的用户仍选择的是发卡行账单分期。
也正因如此,使用余额代偿的用户不少是资质无法达到正常账单分期要求的“劣质”用户,而这对代偿平台的商业模式和风控管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当下中国征信系统的建设并不完善,信贷机构常常难以对用户做出准确的评估,贷款发放的效率及效果受损。
余额代偿的“始祖”Capital One是通过在银行之间进行信用卡余额转移,并通过完善的测试体系,精准定价筛选合适用户。
但是,目前国内不少代偿平台盲目追求客群的扩大,从最初的优质用户逐步覆盖更多用户,导致风险增大。
目前国内的余额代偿业务与Capital One存在本质不同,大多平台的业务逻辑更接近现金贷,容易陷入“次贷人群-高坏账率-高风险偏好资金-高资金成本-高借款成本-更次级借贷人群的逆向选择循环中”。
当下P2P行业监管趋严,前景尚不明朗,必然对平台资金的可持续性产生影响,那么资金来源主要是P2P平台的余额代偿服务提供者就面临着巨大的潜在风险。而采用助贷模式的平台也面临着机构资金来源日渐减少的局面。
虽然与Capital One一样,中国的金融科技公司也相当注重科研与风控,比如,小赢科技就自行开发研制了winSAFE“智赢风控体系”,维信金科拥有“蜂鸟”风险管理系统模块,但依赖的人工智能与数据挖掘的研究耗时耗力,开支巨大,对于初创公司来说是巨大的资金挑战。
如果测试体系和风控管理不到位,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坏账率上升。事实上,国内信用卡代偿业务坏账率普遍高达8%-12%。相比之下,Capital One的坏账率仅有4%左右。
已经上市的企业也面临着坏账率升高的风险,譬如小赢科技2018年上半年的坏账率就比2017年时翻了一番,达到3.26%。
坏账率得不到控制的话,信用卡余额代偿业务便存在“接盘侠”的风险,尤其是在目前居民杠杆率比较高及平台为了追求发展而盲目扩张的情况下。
另一方面,如果要严控客户资格和坏账率,信用卡余额代偿仍旧只属于小众服务,存在明显的天花板,而平台获客成本因此可能激增。
以维信金科为例,2018年上半年,维信金科销售及营销费支出1.02亿元,新增注册用户500万户,户均获客成本升至20.4元,较2016年和2017年的平均水平增长了7.4倍。
在成本的压力之下,平台不得不进行多元化转型,除余额代偿业务外,还开辟了现金分期等业务,与其他金融机构的现金贷无异。
原来主打低息信用卡代偿的萨摩耶金服就逐渐介入了更高息差的小额信贷领域,变成一家发放以小额消费贷款为主的公司。
2018年上半年,萨摩耶信用卡余额代偿产品发放额28.28亿元,仅为2017年全年的49%,预计今年全年难以超越去年的业绩。
但也正是在今年上半年,开始转型的萨摩耶结束2016-2017年连续亏损,实现净利润2560万元人民币。这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余额代偿很可能只是看上去很美。
当下,多数代偿平台还处在处于奋力打开市场的烧钱阶段,哪怕是已成功上市的企业也各有苦处,相继破发,甚至股价腰斩,显示出市场对这些主打信用卡生态企业仍感到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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