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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
一、周岁婴儿遭绑架
1950年3月13日是一个和风拂面、花香沁人的早春吉日。这天，广州市河南区的一座沙田白石门框、红漆柏木大门的宅第里张灯结彩，各路来宾络绎不绝，都是来参加哈家少爷哈庆纯周岁生日宴席的。
哈家老东家名叫哈和隆，祖上哈博列系清朝著名的“广州十三行”之一“顺泰行”的账房总管。十三行是鸦片战争前广州港口官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那些商行之总称，被列入十三行的商行，对官府负有承保和交纳外洋税饷﹑规礼，传达政令及管理外洋商务人员等义务，同时也享有对外贸易特权，故在当时的形势下能够大赚银两。哈博列作为“顺泰行”的账房总管，除了丰厚的薪水，还有若干股份，年终分红也颇可观。哈家的富底子，就是哈博列一手打造出来的。而且，由于占有股份，哈博列的儿子在老头子病殁后，接班做了账房总管;儿子退休后，又由孙子接任。
原以为可以如此这般代代相传，但“花开百日，终有谢时”。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驻扎在十三行地区的英军为防止外国商馆遭到袭击，拆毁了十三行一带的大片民居，留下一片空地作为隔离带。不料，这一举动反而更加激怒了广州民众，1856年12月14日深夜，广州民众在被拆毁的铺屋残址上点火，火势瞬间蔓延至十三行外国商馆区。大火烧了整整一天，美、法、英商馆均被烧毁，至15日夜间，十三行地区除一栋房子幸存外，全部化为灰烬。时任南海知县华延杰在《触藩始末》一书中写道：“夜间遥望火光，五颜六色，光芒闪耀，传系珠宝烧裂所致。”英军失去据点，被迫撤回泊于珠江上的军舰。十三行商馆区从此也成为历史。
哈氏为避战乱，举家迁往海外，定居吕宋（今菲律宾）。凭借雄厚的财力，他们开作坊、办工厂、置农场、建庄园，成为当地巨富。久而久之，哈氏家族分出不少分支，各有盛衰。哈和隆这一支，属于代代兴旺的一支，不过到他这一辈，由于屡屡分家和连续战乱，各自所掌握的财富也多寡不等。哈和隆属于其中实力最雄厚的五人之一，他在菲律宾有橡胶场一处、工厂两家，在广州开了两家公司，那就是抗战前有名的“祥富百货”和“永福钟表”。日寇侵占广州后，严密封锁海岸交通，哈和隆撤离不及，只好在广州惨淡经营。抗战胜利后，他干脆把两家公司转让出去，原想回菲律宾，但因菲律宾发生排华事件，他不敢贸然回去，打算待些日子看看情况再说。不料，这一待就待到了广州解放。
哈和隆娶有大小两个老婆，为其生了七个孩子，竟然清一色是女孩儿。那年月医学不发达，婴儿死亡率高，七女最后只活下来三女。巧的是，头两个女儿成家后，生的也是清一色的女孩儿。哈和隆失望之下，找羊城赫赫有名的“小铁口”罗真光算了一卦，卦上说如果他再娶一房老婆，就能生出儿子了。在当时的有钱人里，哈和隆算不上好色的主儿，否则以他的财力，娶个四五房姨太也正常。所以他尽管迷信，也下不了再娶一房的决心。可没过多久，哈和隆的小老婆突发急病身亡，这让哈和隆意识到，命里注定他还得再娶一房老婆，没准儿真能为哈家生一个男孩儿。
接下来的事情证明，“小铁口”的名声真不是吹出来的。一个月后，比哈和隆小一半岁数的女戏子柳如仙进哈家做了填房。一年之后，柳如仙生了一个男婴，也就是上文所说哈家举办的周岁生日宴的主角哈庆纯。只是谁也没有想到，这小人儿竟然在这当口失踪了！
那天早上，哈庆纯被柳如仙和女佣姚嫂抱到前厅，客人们自是一连声地道贺。一会儿，柳如仙原先那个戏班子的班主带着几个角儿来了，这是柳如仙面上的人，自是由其接待，那小人儿就到了姚嫂怀里。哪知，没多久，哈庆纯突然出现了抽搐症状。这是他自出娘胎就有的毛病，民间俗称“羊角疯”，医学专业术语谓之“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当时人们对此并不当一回事，寻常百姓的孩子患有此病，连郎中也不看的，但哈家的少东家就不同了，每次发作都要去看郎中。这回发作，柳如仙分不开身，也不能让作为一家之主的哈和隆为这点儿小事亲自出马，于是吩咐姚嫂带孩子坐私家三轮车去郎中那里跑一趟。
郎中姓陈名世斋，其主业其实不是郎中，而是开武馆的。他是南拳高手，还擅长治疗跌打损伤、气功推拿及匍经，周围住户但凡有甚不适，都去武馆求治，其中居多的是匍经。匍经是中医的一种特殊推拿按摩手法，治疗五岁以下小孩儿的常见病最为有效。哈庆纯出生以来，每次羊角疯发作都是请陈世斋用匍经治疗的，每次都是手到病消。
陈世斋是道士出身，大约十年前开了这家武馆，前往拜师学武的人不少，学员常年保持在三五十人的规模。广州解放后，政府为维护社会治安，对武馆这一行有所限制，所以学员越来越少，最近甚至跌到了个位数。这一来，给人看病倒成了他的主要经济来源。
当下，三轮车把姚嫂载到武馆，还没停下，迎面就来了一个青年汉子，肤色黝黑，络腮胡子，一看那雄赳赳的模样就知是一块练武的料。这人的动作也敏捷，姚嫂抱着孩子正准备下车，对方已疾步上前，道声“小心”，说着伸出双手。姚嫂根本来不及考虑，下意识地把孩子递给了他。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似乎可以证明对方此举是必要的。姚嫂一只脚刚着地，另一只脚还在空中，先着地的那只脚一滑，身体顿时失去平衡，随即一跤摔倒在地上。跌得倒是不重，跌倒时心里还多少有点儿庆幸——如果孩子还抱在手里的话，这个祸就闯得大了！
车夫老黄见姚嫂摔跤，立刻下车搀扶。也就是这么一转眼的工夫，那个络腮胡子已经不见踪影了。起初姚嫂、老黄也没在意，两人都以为络腮胡子是武馆中人，少东家是被他抱进武馆了。哪知，待姚嫂进入武馆，顿时傻眼！她曾陪同柳如仙来过武馆数次，都是找陈郎中为少东家匍经的，因此认识陈世斋。此刻，陈郎中正端坐于迎门厅堂前的一张椅子上，手捧紫砂壶，一边喝茶，一边指点场地上七八个弟子飞拳走腿习练拳术。姚嫂愣了一下，还以为少东家被抱到陈郎中接待病家的诊室里去了，连招呼也没打一个，径奔诊室。可是，诊室里却是空无一人。这下姚嫂急了，回身奔至陈世斋跟前：“陈先生，我家少爷呢？”
陈世斋一怔，立刻意识到出事了，待到三言两语问清是怎么回事，不禁大怒：竟然有人跑到武馆门前打着他的招牌招摇撞骗拆台脚，这还得了？当下吩咐众弟子，一起出门搜寻那个胆大包天的络腮胡子。
搜了半天，自然是毫无收获。如此，只好报案了。陈世斋是武林中人，生就一腔古道热肠，此刻还可能被疑与此事有涉，当即亲自奔管段派出所报告。其时广州解放不过五个月，治安与刑事案件的案发率甚高，警力紧张，派出所接到报案后的反应慢了一些，还没腾出人手前往现场，分局刑侦队的电话已经到了。打电话的是河南分局刑侦队指导员宋念祖，要求派出所派人去武馆通知那边的所有人都不要离开现场，分局刑警马上就到。
案子还没来得及上报，河南分局怎么知道哈庆纯被绑架了呢？原来，武馆那边哈庆纯刚刚被络腮胡子抱走，哈家大院就接到了一个乞丐送来的一封信函，信封上写着“哈和隆先生亲启”，没有落款。这封信来得蹊跷，所以立刻被送到哈和隆手里。哈和隆拆开一看，不由得吃了一惊。信笺上写着：“贵府少爷已落在吾等手中，若要保命，不得报警，听候后命。”底下未留落款。
哈和隆正忙着接待一应宾客，还不知道儿子羊角疯发作，已由姚嫂陪同前往陈郎中那里匍经了。他以为孩子尚在家中，这封信仅仅是一个恶作剧而已。不过，还是要眼见为实，便让人通知柳如仙把孩子抱来。柳如仙没有来，因为孩子不在身边，她又要接待客人抽不开身，只得让仆人告诉老爷哈庆纯已被送往武馆。哈和隆马上意识到此事应该不会是空穴来风，当下撇开客人直奔武馆，只过了一个街口就撞见了狂奔而来的车夫老黄，闻知儿子确实已经失踪，两人马上到分局报案。
这封匿名信的出现使警方确认哈庆纯系遭绑架。这是恶性刑案，而且可能会发展成为命案，故河南分局当即立案，指派宋念祖率两名刑警前往现场了解情况。宋念祖与刑警袁三贵、戚持平赶到武馆，姚嫂已经哭得喘不上气来了，嘴里兀自含混不清地埋怨自己下车时不该把孩子递给歹徒。目光犀利的宋念祖注意到她衣衫上的油污，待姚嫂平静一些了，问这是怎么回事。姚嫂说大概是摔跟头蹭到身上的。宋念祖马上让她去武馆大门外指认现场，发现刚才停车位置的地面上有一摊形状不规则的油渍，难怪姚嫂刚才一下车就摔跤了。
刑警袁三贵趴在地上闻了闻，说有一股花生香味儿，应该是烹饪用的花生油了。再看青石板地面以及青石间的接缝，并无玻璃细屑，也无打扫过的痕迹，这就排除了路人经过时不慎打碎油瓶的可能。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这油是有人故意洒上去的。
是什么人洒的呢？刑警向武馆馆主陈世斋以及武师、杂役、学员一个个了解下来，据厨子说，他在出事前大约五分钟才从外面买菜回来，武馆门口地面上并无油渍，也无垃圾，很干净的。再问三轮车夫老黄，老黄说他蹬着三轮车过来时地面上并无油渍。老黄的说法更具可信性，他是车夫，还是受雇于有钱人家，平时蹬车出门时自是加倍小心，肯定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武馆前的地面上若有这么一摊明显的油渍，自然逃不过他的眼睛，也就不会把三轮车停在这个位置。
如此，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摊油渍是那个作案的络腮胡子故意洒的，这厮事先装了一小瓶花生油，见三轮车停在门口，便迎上前来，把花生油洒在姚嫂即将落脚的地方，同时从姚嫂手里接孩子。姚嫂下车时踩到油渍滑倒，车夫老黄肯定会过来搀扶，两人的注意力都不在络腮胡子身上——因为他们心中已认定络腮胡子是武馆中的人了。于是，络腮胡子就趁机抱着孩子开溜。
那么，案犯得手后往哪个方向跑了呢？刑警踏勘现场后，证实络腮胡子是从武馆旁边那条三尺宽的小巷中逃离的。出了小巷又是一条马路，刑警走访了几户店铺和住家，得知络腮胡子是坐了一辆接应的自行车离开的。
二、内部排查
河南分局对该案很重视，当即组建了专案侦查组。不过当时案件多、刑警少，所以专案组只有五人，其中两个还是公安系统从社会上招收的义务工，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志愿者。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大中城市公安局惯常的做法，吸收一些稍有文化（不低于初小即四年级）、家庭出身好、本人正派且机灵的社会青年进公安局做正式民警的助手，没有报酬，待遇也只是跟着带班民警去食堂吃大灶伙食。这些青年后来基本上都成为了正式民警，有些出类拔萃的还走上了领导岗位，比如此刻参加专案组给刑警当助手的小李、小金，后来都被提拔为副科长。专案组的三位刑警就是一开始参加现场勘查的宋念祖、袁三贵、戚持平，宋念祖被领导指定为组长。
当天下午，专案组举行了第一次案情分析会。三刑警中，宋念祖曾在延安从事过十年政治保卫工作，算是老侦查员了，袁三贵、戚持平都是留用旧警察，应该说整体业务水平还是不低的。至于小李、小金，还是第一次参加这种会议，自然只有当听众的份儿了。在三刑警看来，这个案子的情况应该并不复杂，案犯尽管策划得很精细，但破绽是免不了的，比如，事先由络腮胡子等候在武馆门口寻机作案，但他是怎么知晓哈庆纯羊角疯发作被送往武馆的？哈家大院里八成有劫匪的内线。哈家大院连同主人哈和隆在内往下捋，两个老婆、一个未曾出嫁的小女儿慧珠，以及厨子老王头儿、车夫老黄、花匠兼杂役老周、女佣姚嫂、门房老秋，一共不过九口人，查起来应该不会很犯难。至于参与作案的歹徒人数，除了那个络腮胡子，至少应该还有一人，就是骑自行车接应的那厮，加上哈家大院的内应，那就是一个犯罪团伙了。
往下的事儿，就是去哈家调查了。专案组还没动身，哈和隆坐着家里的包车急如星火地赶来了。原来，哈老爷子又收到了案犯的一封信，还是匿名的，内容也只有一句话：“晚六点至七点之间，去海珠桥畔查看红圆圈，一个就是一千万，如何交接，听后命。”
据哈和隆说，小女儿慧珠中午出门去请初中时的同学好友四处寻找被绑架的小弟弟，返回时，见大门的门框上贴着这么一张信笺，没有信封，当时上面的糨糊还没干。
专案组看过这封信，议了议，认为尽管不一定有把握发现案犯的踪迹，但还是有必要前往海珠桥去蹲守。于是，让哈和隆自己或者派人届时去海珠桥头查看，专案组这边自有安排。哈老爷子离开后，宋念祖作了布置，专案组五人分成两路，一路由刑警袁三贵、戚持平带上志愿者小李前往海珠桥蹲守;另一路由宋念祖带着志愿者小金前往哈家调查。
海珠桥竣工于1933年，打自落成通行开始就成为广州的一个热闹场所，抗战时被日军炸坏，后修复;去年国民党军队败退时，再次将大桥中段炸毁，本案发生时尚未修复。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虽然不能通行，但此地依旧热闹，两侧桥堍区域成了两处自由市场，不但白天喧哗不已，晚上也是人头济济，都是前来逛夜市的市民。袁三贵、戚持平和小李到达以后，四处转了转，专门寻找适宜于案犯留记号的诸如桥栏杆、电线杆和一些临时搭建的棚子等，正准备分头进行监视，忽见哈家的车夫老黄急急奔来，用手指着身后的海珠桥，上气不接下气：“那边……那边……”喘了半天，终于说出一句完整话，“那边桥栏杆上已经画上了红圈圈，有五个哪！”
之前，专案组让哈和隆自行其是，老爷子救子心切，决定亲自出马，便叫上了车夫老黄，想到如果抓现行的话可能要动动手脚，又去武馆向馆主陈世斋求助。陈馆主立刻派了四个弟子，由武师侯健一带着，跟哈和隆直奔海珠桥。他们对于蹲守的路数当然没有刑警熟悉，没想到分开进行，而是七人一起在那里走来走去。刑警过去时，双方曾照过面，哈和隆正要招呼，被戚持平打个手势阻止了。现在发现了情况，老黄就顾不得了。
海珠桥中段靠近被炸毁的那段桥面最后一处栏杆上，用红粉笔画了五个圆圈，每个都有银元大小。按照绑匪那封信上的说法，这表示人民币五千万元（此系旧版人民币，与新版人民币的比率是10000∶1，下同）。这在当时来说乃是一笔巨款，五千万元可在广州市区购买三至五套中等档次的民居，或者用来开一家中等规模的店铺。案犯狮子大开口，怪不得老黄连话都说不利索了。
刑警看着红圆圈，哈和隆一干人则盯着刑警，大家一时都不说话。袁三贵、戚持平是无话可说，原本是准备找现行的，即便发现案犯也不惊动，而是尾随跟踪，摸清老窝，以便解救被绑架的啥庆纯小朋友。哪知，还没开始行动，案犯先下手了。现在，对方如若画过圆圈后一溜了之那倒也好，怕的就是画了圈之后不走，待在附近看好戏。案犯在信里说过，不许报警，现在，警方的行动暴露了。不过，转而想想，袁三贵、戚持平也就释然了——专案组先前开会时分析过，这个案子肯定与隐藏在哈家的内线有关，想必内线已经把哈家报警的情况通知案犯了。
袁三贵、戚持平、小李三人交换意见，认为没必要继续蹲守下去了，还是打道回府吧。
回过头来再说宋念祖和小金两人走访哈家的情况。宋念祖对哈家内部的调查，此刻只抓住一个点——哈庆纯小朋友的羊角疯究竟是怎么回事。两人过去的时候，宅院主人哈和隆与车夫老黄去海珠桥了，其余人都在。当然，并不包括上午那些宾客。本来，哈家准备办五桌周岁酒，已经向附近的“德兴馆”订了中午和晚上的酒席。现在，主人自然是没了接待的心情，客人也就不好意思再吃喝了，一部分人连午餐都没吃就匆匆告辞，另一部分宾客去饭馆吃了午餐，但晚餐是绝对不会留下来了。于是，哈家就退掉了晚餐的酒席。宋念祖、小金登门后，找哈和隆的大老婆莫桂娟、小女儿哈慧珠，以及哈庆纯的生母柳如仙、女佣姚嫂等人详细询问了少东家患羊角疯的情况，还去附近的中医诊所走访了一直为哈氏全家提供保健服务的老中医袁天石。
哈庆纯的羊角疯是从娘胎里带来的，按西医的说法是“遗传”;按袁天石的说法，娘胎里带来的毛病是看不好的，所以不必诊治，若干年过去自然会好，如果发作，可以去武馆请陈馆主匍经，准保手到病除。哈庆纯出生一年来，包括今天这次在内一共发作了十七次。那么，这孩子的发病是否有规律呢？好像是有的，只要一沾牛奶，包括牛奶制品如奶粉、炼乳甚至奶糖，半天之内准保发作。柳如仙生产后奶水稀少，这孩子又不吃奶妈的奶，所以只好吃马奶。马奶比牛奶较难获得，商铺没有出售，不过当时广州街头有专门牵着奶马出售新鲜马奶的养马人，可以向其订购，每天时辰一到，就会牵着奶马来到门口，当场挤出新鲜马奶。
哈庆纯就是吃马奶长到一岁的，半岁后，因为食量增加，开始增吃米糊和稀饭。其间曾有两次因发现奶马疑似患病而不敢买马奶，只得以新鲜牛奶和炼乳代替，小孩儿饥肠辘辘之下勉强饮了些，可两次都是很快就发作了羊角疯。哈家曾向从菲律宾归国的华侨西医、也是哈家的世交程望春请教，程医生认为这是因为孩子对牛奶过敏，每个人的过敏反应不尽相同，而这孩子的反应就是发作羊角疯。从此，哈和隆下了一条禁令：不准牛奶及所有牛奶制品进门！
据此，宋念祖得出结论，啥庆纯小朋友的羊角疯发作，很可能是因为有人偷偷给他喂食了牛奶或者牛奶制品。那就盯着这条线索查，尤其要注意糖果，糖果对小孩子的诱惑力大，而且喂食方便，适宜于隐蔽作案。
暮色初上时分，哈和隆在海珠大桥蹲守落空后返回了，不久，袁三贵、戚持平、小李三人也到了。几个侦查员先是互相交换了一下情况，都认为宋念祖的分析有道理。宋念祖便请哈和隆一起讨论此事，哈和隆深以为然，马上吩咐车夫老黄，把全家上下统统集中到客厅，谁也不准离开，两人前往各间屋子搜查，看是否有牛奶以及牛奶制品，还说一旦查到了，家法伺候。哈和隆的这个主意放在现在，估计一定不会被刑警采纳，可是，在1950年那会儿就不同了，刑警对此并无异议。
搜查结果，在大太太莫桂娟的房间里发现了一个崭新的金属制糖果小罐。罐身上印刷的图案和文字表明，这是上海著名的爱皮西糖果厂1943年推出后即风靡海内外的“米老鼠”奶糖。这种奶糖的原料是液体葡萄糖、奶粉、炼乳，六颗即可泡出一杯奶香浓郁的牛奶饮料。哈家曾经领教过米老鼠奶糖的货真价实——哈庆纯半岁左右时喂食过一次，结果很快就发羊角疯了。随即，哈老爷子禁止任何奶糖进门，可是，现在有这样一个崭新的奶糖罐出现在大太太的卧室里，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小罐放在卧室的五斗橱上，里面盛了大半罐清水，插着两枝月月红，也就是月季花。这种花哈家的花园里种植了一些，莫桂娟喜爱鲜花，除了每天去花园观赏，还隔三差五采摘了放在卧室里作养眼之用。这个情况，作为丈夫的哈和隆是知道的。让哈和隆感到不解的是，大太太以前一直是以一个装罐头水果的玻璃瓶当花瓶的，今天怎么换成糖果罐了？这个小罐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她弄了一罐奶糖，偷偷喂给哈庆纯，导致小孩儿羊角疯发作？
哈和隆当场质问：“这个罐子是怎么回事？”
莫桂娟不吭声，这就显得更可疑。哈和隆又问：“你是从哪里弄来这个罐罐的？”
这回莫桂娟开口了：“是从外面捡的。”
这话从莫桂娟嘴里说出来，恐怕是任谁都不信。作为哈家的女主人，她一向是财大气粗，出手阔绰，逢年过节给老黄、姚嫂等下人赏钱数她最大方，甚至超过哈和隆，平时买东西也一向挑选价高质佳的精品，这样一个女人，会从外面捡一个罐子回家？莫桂娟的这种说法显然有问题。
往下就由刑警开口询问了，可问了半天，她依旧一口咬定是捡来的。那么，莫桂娟是否有作案动机呢？刑警先将其晾在一旁，分头向哈和隆和柳如仙了解——
哈和隆跟莫桂娟长期不睦，主要原因一是其未曾生子;二是花钱手脚太大，不知节俭;三是脾气暴躁，夫妇之间一言不合就暴跳如雷，作河东狮吼。哈和隆虽然严厉，却是讲道理的人，不像莫桂娟那样动不动就发火，甚至到了胡搅蛮缠的程度。
对于哈和隆娶小老婆，她似乎并没有多大意见。她和之前的那位二姨太，关系也还过得去。按说，如今二姨太暴病身亡，哈和隆再娶一房传续香火，她也是能够理解的。只不过，她对于现任二姨太柳如仙的身世“不敢苟同”，说柳是唱戏的，“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娶柳不是一个好选择。可能是“恨屋及乌”，莫桂娟对柳如仙所生的孩子也从未表示过好感。哈家上下，如果要找出一个从未抱过哄过哈庆纯小朋友的人，那就当推大太太了。甚至在吃年夜饭时，大家都高高兴兴的，莫桂娟却会因哈庆纯的一声意外啼哭大发其火，拂袖而去，让全家人扫兴。
而柳如仙呢，自打被哈和隆娶进门，就意识到自己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地位，莫桂娟对她的态度怪怪的——倒是从来没对她发过火，只整天冷着一张脸。人都说她出手阔绰，为人大方，亲朋好友甚至隔壁邻居向她借钱，都是有求必应，可对柳如仙却非常抠门。抠到什么程度？举个例子，有时柳上街买东西，钱没带够，正好看到莫桂娟，开口向她借，钱钞莫桂娟是肯掏的，可回家后如果不在第一时间归还，莫桂娟就会开口索要。
那么，对柳如仙所生的孩子，莫桂娟又是什么态度呢？据柳如仙说，除了从来不抱不哄之外，其他方面也看不出有啥特别的厌恶。孩子最初发作羊角疯时，还是莫桂娟提醒哈和隆去找中医袁天石的。
刑警请柳如仙凭自己的感觉来判断莫桂娟是否有作案嫌疑，柳如仙不置可否。再问，才期期艾艾地说：“我想应该不至于。她又不缺钱花，而且，她要绑架孩子的话，不能亲自动手，得另外请人。她是菲律宾华侨，亲戚朋友都在菲律宾，来广州后，她的生活圈子就那么大，恐怕很难认识那些干绑票的匪徒。”
刑警又问那个糖果罐是怎么回事，这个，柳如仙就回答不上来了。
专案组就地商量了片刻，决定再讯问莫桂娟一次，如果她还是不肯说出糖果罐的来源，就把她带到分局去，换个地方再问。
三、抛尸水井
这回由宋念祖出马，请哈和隆和莫桂娟所生的小女儿哈慧珠陪同。在宋念祖看来，莫桂娟涉案的可能性不大。原因很简单，如果是她从外面把奶糖带进来喂给哈庆纯小朋友，那她就不能不考虑到一个问题——这孩子不能沾牛奶和牛奶制品，乃是全家上下人所共知的信息，出事后人们稍一琢磨，就会想到孩子突发羊角疯的原因，那还不盯着追查奶糖之类奶制品的来源？所以，如果是她作的案，她在把奶糖喂给孩子之后，第一件事就应该把剩下的糖果以及罐子处理掉，而不是堂而皇之地放在卧室里。但是，莫桂娟为什么不肯说出这个糖果罐的来源呢？难道其中另有隐情？
宋念祖在哈和隆的书房里跟莫桂娟谈话，当然不会把自己的分析判断告诉对方，而是先介绍一番公安机关调查案件的规定，如果被调查人不予配合，那就要带到分局去讯问了;如果被调查人抗拒，那就只好采取强制手段，包括上手铐，等等。这一番话说下来，听得莫桂娟有点儿发懵，双眼呆呆地望着书房墙上的一幅国画，坐在那里一声不吭。
母亲不吭声，女儿却着急了——这么一直沉默下去，那就要进分局，进了分局还是得说清楚，这又何必呢？而且，这个脸丢得起吗？即便母亲丢得起，可女儿呢？
哈慧珠去年高中毕业，高考失利后在家复读，准备今年夏天再冲刺。十八九岁的姑娘最要面子，如果母亲真的被刑警铐上手铐带走了，哪怕事后查明与其无涉被放回来，那也算把脸丢到家了。外面那些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甚至胡编乱造的传言，肯定对她有影响。而且，宋念祖在和莫桂娟谈话前，事先和哈慧珠说过这其中的利害关系，所以，她就对母亲做起了劝说工作。宋念祖见状，就出了房间，让那母女俩单独说话。女儿的话还是管用的，也就不过三五分钟，哈慧珠出来请警察同志进去，说她妈妈愿意说清糖果罐的来源了。
宋念祖窃喜，正要迈步进屋，忽然从前院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接着就听到哈和隆沙哑而惊慌的声音：“宋同志，不好了……”
宋念祖一惊，寻思什么事儿这等心急火燎的，难道匪徒那边又有消息了？一转身，哈和隆已来到跟前，背后跟着专案组的其他成员。情况确实很紧急——
这天晚上车夫老黄跟着东家回来后，也来到客厅和其他人一起接受询问。宋念祖这边正和哈慧珠一起跟莫桂娟谈话，哈和隆回到客厅，看到老黄，忽然想起老黄辛苦了一整天，回头还得擦车，现在反正也是待着，还不如让他去擦车吧，擦完了也可以早点儿休息，明天指不定还有多少麻烦事呢。于是，就向侦查员说明了情况。
得到允许，老黄就去门房旁边停放三轮车的车库兼花匠工具间准备擦车，门房老秋从屋里出来，递上一支烟，问里面那几个警察查得怎么样了，还说小少爷身子骨弱，经不住折腾，得尽快找回来才是。老黄表示赞同，说里面还在调查，但愿能尽快查清楚。两人一边说着，一边到了车库门口，老黄把三轮车从车库里拉了出来，又从旁边的水井里吊了两桶水，倒在木盆里搓抹布。这时，老秋忽然“咦”了一声：“你往车后面贴一张纸是什么意思？”
老黄莫名其妙，因为他并没有往三轮车的任何位置贴过纸。起身到车尾一看，果然，车后座位靠背朝外的那一面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字。两人都是文盲，西瓜大的字识不了一箩筐，老黄便想扯下来交给东家，被老秋阻止，说最好别动，还是请哈先生过来看比较稳妥。老黄遂去向哈和隆报告。哈和隆和客厅里的几个侦查员过来一看，都是一个激灵，哈和隆更是一声惊呼，眼前一黑，差点儿跌倒。怎么呢？原来这竟是案犯的第三封信，话也不多：“八点半前速把五千万送到胭脂井大银杏下，过时不候！”
案犯给的最后时限是晚上八点半，而这时已经八点二十五分。胭脂井离哈家不算远，但也有三里多地的距离，五分钟是绝对赶不到的。况且还要筹款，否则即便五分钟内赶到那里，没带赎金也不管用。焦急之下，哈和隆把信纸扯下来直奔后院找宋念祖，袁三贵、戚持平和两个志愿者紧随其后。
宋念祖看过信，不假思索当即下令：“小李、小金留在这里，我们三个与哈先生立刻去胭脂井！”
可是，已经迟了！案犯的残忍令人发指，仅仅迟到一刻钟，凶手就把孩子活活闷死，然后抛尸水井，活生生的孩子变成了一具冷冰冰的尸体……
即使在六十多年前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绑架案演变成谋杀案的情况也是比较少见的，否则，绑匪总是拿不着赎金的话，就得考虑改行了。通常，总是绑匪勒索赎金，然后苦主还价，达成协议后再由绑匪通知赎票地点，届时，或赎票或破案抑或撕票，就看运气了。一般情况下，绑匪即便是出于安全考虑撕票，也是在拿到赎金之后，可是，眼前这个案子却出乎专案组的意料，绑匪竟然真的说话算数，时限一到立刻撕票，没有半点儿啰唆。
宋念祖当即赶到附近派出所打电话，把案情发展报告分局领导，另外的意思是希望领导能给增派人手。分局领导自然明白，可是眼下实在无人可派，只好爱莫能助。领导给他出主意，让他跟管段派出所商量一下，看他们是不是可以调派人手协助。可派出所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各人有各人的岗位，哪里抽得出多余的人来？
无奈，宋念祖也只好将就了。当下和两个留用刑警勘查现场、走访群众，一通忙活下来，什么线索也没查摸到。三刑警商量，还是得回哈家大院，毕竟刚才大太太莫桂娟已经松口，表示愿意道明糖果罐的来源了。尽管宋念祖之前分析，认为莫桂娟涉案的可能性不大，但毕竟是一条线索，必须问清楚，或许，能在其中发现和本案有牵连的丝丝蔓蔓。
三刑警和哈和隆一行人重返哈家大院。谁知，刚到门口，就见老黄一脸焦灼地蹬着三轮车从里面出来，背后呼呼啦啦跟着一群人，志愿者小李、小金也在其中。又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三刑警和哈和隆赶往胭脂井之后，柳如仙听老黄说了纸条的事，料想绑匪限定的时间已过，儿子必定凶多吉少，当下哭得稀里哗啦，昏厥过去，被上过几个月卫校的小金掐人中救醒。其他人也都是六神无主，不知如何是好。混乱中，谁也没留心大太太莫桂娟的动静，不知她何时离开客厅，返回了自己的卧室。待到哈慧珠陪着柳如仙哭过一阵回过神来时，方才发现母亲已经不在屋里。她立刻奔出客厅寻找，最后发现莫桂娟倒在卧室床后的地板上，人事不省。
一干人听见哈慧珠的惊叫，循声而至。众人七手八脚把莫桂娟抬到客厅里，小金对其如法炮制，还是掐人中，却根本没用。莫桂娟处于浅度昏迷状态，时不时抽搐，脸色苍白，额头冷汗不止。小金只上过半学期卫校，道行太浅，不知这是什么症状。另一志愿者小李则怀疑莫桂娟是遭了案犯的毒手，属于杀人灭口。两人商量应该如何应对时，厨子老王头儿想起厨房灶上正炖着一支长白山野山参，本是给哈老爷子准备的，问过小金，得到许可后便端了过来。灌下几口参汤，莫桂娟的神志略微清醒，睁开了眼睛，看样子生命似乎没什么危险，却仍无力说话，冷汗依旧不断沁出，人也不停地颤抖。
小金、小李毕竟年轻，又是新手，头一遭参加专案侦查，寻思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担不起干系，有心马上把莫桂娟送医院，可转念一想，由谁陪着去呢？两人一起陪着去吧，万一他们走了之后哈家再出什么变故怎么办？一人陪着去一人留守吧，又担心应付不了局面。正没奈何时，情绪渐渐稳定下来的柳如仙开口了，说人命关天，不能再犹豫了，应该立刻把大太太送医院救治。小李、小金也就点了头，让柳如仙和莫桂娟上了老黄的车，其余人除门房老秋看家，干脆全体出动，也省得留下的人担惊受怕，抑或再弄点儿什么事出来。刚出大门，迎面就遇上了宋念祖和哈和隆一行。宋念祖问清情况，当即作出决定，由哈和隆上车换下柳如仙，小李、小金以及府上其他人仍旧留守，三刑警随车步行，陪同把莫桂娟送往医院。
经医生检查，莫桂娟的症状是由低血压引起的，于是赶紧对症下药，很快，血压就渐渐回升了，莫桂娟也能开口说话了。刑警这当儿最关心的倒还不是糖果罐的来源，而是莫桂娟的血压突然降得这么低究竟是怎么回事。询问了医生、哈和隆和莫桂娟本人，终于弄明白了——
莫桂娟长年饱食终日，这几年体重飙增，已经超过了一百六十斤。再者，她已经年过五旬，岁数一大，再加上饮食不节制，这血压就上去了，只能吃药控制。她吃的药比较讲究，都是从菲律宾邮寄来的外国产品，降压效果很好，一般情况下每天只需服半片就可以了。今天上午早餐后服药时，考虑到要为哈庆纯过周岁生日，全家上下肯定都比较忙碌，担心血压控制不住，就服了一整片。这一天果然折腾得空前厉害，到了晚上，莫桂娟就觉得有些头晕，凭经验自忖是血压升高了。其实药品的说明书上是写明了的，这种降压药是二十四小时内缓慢释放药效的，偶尔出现不适，只要稳定情绪、静养片刻即可缓解症状，可那是英文，莫桂娟看不懂，只道是药力不够，就回卧室去再次服药，担心作用不大，又吞服了一整片。哪知，服药后休息片刻正准备回到客厅去，突然一阵头晕，随即不省人事。
说清了这事，刑警重新把话题扯到糖果罐上。莫桂娟看着一旁的丈夫，不吭声，宋念祖就让哈和隆回避。哈和隆一走，莫桂娟就开腔了：“这个糖果罐……是来道贺的戏子扔在院子草丛里的！”
刑警吃了一惊，难道此事跟柳如仙有关？
四、戏班往事
获得莫桂娟的证词后，专案组当即决定把柳如仙带到分局去讯问。那时的执法方式还处于自由裁量阶段，程序也不完善，传讯、拘捕与否均在一念之间，而且没有手续也可以，回头补办就是。
到分局后，柳如仙起初保持沉默，对刑警的提问不作回答。直到刑警转述了大太太莫桂娟的说法，这才承认那个米老鼠糖罐是她的。这样一来，刑警就感到奇怪了，难道是她故意给自己的儿子喂奶糖，导致哈庆纯小朋友羊角疯发作？这于常理说不过去，哈庆纯可是她的亲儿子啊！不过，刑警经历得多了，脑子拐了弯儿，马上就释然了——这场戏是专门演给哈和隆看的，目的是要勒索一笔钱钞;可是，配戏的家伙一不留神把事情搞砸了，或者是和柳如仙发生分歧，事态失去控制，于是一不做二不休。
那么，这个米老鼠糖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事说来话长——
柳如仙是戏子出身，十岁到“凌家班”学戏，十五岁上已经是一个可以登台演出的花旦了。原本她是胸怀大志想当一个红角儿的，再不济也要成为“凌家班”的台柱子，可是，实现明星梦的难度却是她始料不及的。柳如仙憋足一股劲唱到二十岁头上，不但没成为红角儿，甚至连台柱子也没当上。前者的原因就不去说它了，后者的原因是因为班主有两个女儿，年岁跟柳如仙相仿，同时学戏，同时出道，三人的姿色、演技都差不多，如此，班主就不可能把她作为台柱子捧出来，否则自己的女儿怎么办？好在，柳如仙在另一方面却比那两个竞争者幸运。
当时“凌家班”里有个唱小生的青年演员卢志耀，仪表堂堂，性格温和，理所当然地成了柳如仙和班主两个女儿的暗恋对象，三个女子暗地里开始了一场竞争，最后柳如仙胜出。
柳如仙与卢志耀结婚后，过了两年不到的温存日子。忽一日，卢志耀突发急病，医治无效，一命呜呼。柳如仙从此就成了寡妇，终日郁郁寡欢。当然，戏还是要唱下去的，毕竟这是她赖以谋生的唯一手段。班主虽然为了自己的女儿没让柳如仙成为台柱子，但柳如仙自小跟他学戏，师徒感情还是有的，而且这么年轻就没了丈夫，班主也是真心实意地想帮她。根据她的具体情况，班主干脆专门安排她唱悲剧。从艺术上来说，这个安排是对路的，柳如仙入戏快、感情真挚，每每在台上边唱边哭，台下观众也是一片唏嘘。如此一段时间下来，竟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柳如仙意识到自己的悲情戏能够感染观众，越发认真钻研，戏演得越来越出色，同时也渐渐从丧夫之痛中走了出来。
为此，柳如仙对班主凌铁钟就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恩之情，正是由于班主的这种刻意安排，才使她把唱戏作为自己的心灵寄托，逐渐回到了正常的生活轨道上。因此，她对凌班主敬如父辈，跟班子里其他戏子的关系也日趋融洽。后来哈和隆央请媒人登门说媒，她还舍不得离开戏班子，凌铁钟反复劝说，给她详尽分析了再嫁的利弊，她才点头同意。出嫁那天，她是哭着上花轿的，这在当时再嫁的妇女中并不多见。
此后，柳如仙始终跟戏班子保持着联系。广州解放前夕，“凌家班”因战乱无法演出，眼看就揭不开锅了，不得已，凌班主向柳如仙告急。柳如仙说服哈和隆给予支援，让戏班子渡过了难关。如今，听说哈家为小少爷办周岁宴，凌班主亲率班子的四大台柱前来祝贺。
哈家上下包括哈和隆在内，尽管可以不计较柳如仙的出身，可骨子里是看不起戏子的，这也是当时社会上大部分人的观念。但小少爷是柳如仙生的，她在今天的生日庆贺中当然是主角之一，哈和隆不能怠慢形同柳如仙娘家人的凌铁钟一干贺客。让老爷子犯愁的是，登门的戏子会不会受到家里其他人特别是大太太以及来宾们的白眼呢？他不愿怠慢客人，事先跟柳如仙商量，凌铁钟他们来之后，干脆由柳如仙单独接待。柳如仙理解丈夫的担心，自无二话。于是，凌铁钟一行五人到来后，直接被柳如仙引领到后院她住的屋里，沏茶奉烟，点心水果，热情款待。
凌铁钟五人携来了戏班子的四色贺礼，包括童装一套、四季童鞋一套、饼干一听、糖果蜜饯混合礼品一份，其中的糖果就是上海“爱皮西糖果厂”的王牌产品米老鼠奶糖。柳如仙一看就着急了——这可犯了哈和隆的大忌，赶紧把啥庆纯不能沾牛奶及其制品的情况说了说。凌铁钟听了，当下致歉，为不使哈老爷子见之不悦，他当场把糖果罐打开，来宾五人把其中糖果分装于衣袋里。罐子呢，就取了张纸包了包，让班子里最年轻的台柱子崔欢笙带出去扔到哈家院外的垃圾箱里。
柳如仙明明是看见崔欢笙走出房间的，却没想到这个被扔到外面的糖果罐竟然又回到了哈家院子里。得知这个罐子在大太太的房间里被搜出来，她本想把情况说清楚，可是，莫桂娟一口咬定这罐子是从外面捡的，柳如仙寻思，崔欢笙应该是把罐子扔到外面去了，大太太说是从外面捡的也符合情理，于是就没作说明。
专案组这几位劲头还真大，这时已近午夜时分，但他们还是按照柳如仙提供的地址连夜去找凌铁钟、崔欢笙等人核实。这一去，竟然发现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情况！
柳如仙关于米老鼠奶糖的说法得到了凌铁钟等人的证实，他们甚至还把带回后吃剩的糖果给刑警看了。那么，糖果罐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情节只有崔欢笙有发言权。
据崔欢笙说，那个糖果罐确实没有扔到外面去。当时他拿着用纸包起来的罐子走出柳如仙的屋子，在后院与前院交界的拱门处遇到了正由车夫老黄抱着的小少爷哈庆纯。小少爷一看见他，马上咯咯笑着伸出胳膊要他抱。老黄看着觉得奇怪，说这小少爷可是一等一的认生脾性，就是咱这院里，除了父母、姐姐以外，其他人都抱不得;几个下人中，只认女佣姚嫂和老黄，女佣是因为打自出生就带他了，老黄呢，乃是因为小少爷常常坐着他的车出去兜风。接着老黄得出结论，说如此看来，这孩子跟你是有缘分的。崔欢笙听着一阵欣喜，当下就接过孩子，哈庆纯指着后花园要去摘花，他就抱着走过去，老黄没有尾随，站在圆形拱门前抽烟。抱着孩子摘花的时候，崔欢笙因为怀里揣着个罐子，觉得硌得慌，就随手把罐子取出来扔进了草丛。
这个情况算不上意外，意外情况发生在刑警跟戏班子现任当红小生岳芝臻的接触中。跟岳芝臻谈话的是老刑警戚持平。老戚在旧时广州警界小有名气，因为他于讯问有一套。本案破获后不久，他就调到市局预审处当了一名预审员，于“文革”开始前一年退休，其间曾多次被评为先进，这在那个政治气候日趋严厉的年代是比较罕见的。
从前国民党警察局遇到难对付的案犯，总是让戚持平出马，往往马到成功，被誉为“刑侦队第一审”。广州解放后，没有人再提什么“第一审”了，可实际上老戚仍牢牢地占着这个位置。这回岳芝臻撞到他手里，与柳如仙之间的私情也是合该穿帮。
要说老戚的长相，那实在是平常，往人群里一站就认不出来了。可是他却有随时变脸的本事，说笑就笑，说凶就凶，若论耍威风，只怕民国时的广州市长也比不上他;要说装孙子，那真比叫花子还叫花子。寻常案犯遇到他，用不着三斧头，他只要把斧头略略晃一晃就达到目的了。“凌家班”的当红小生岳芝臻这天晚上有演出，不过此时已经散场回到住处上床安歇了，冷不防被户籍警叫到派出所，先就吃了一惊。待来到戚持平跟前，戚持平先不开腔，只是冷冷地瞅着他，瞅得岳芝臻浑身不自在。
半晌，老戚方才开口：“你叫岳芝臻？今天去过哈家？”
“是……是的……是班主……”
老戚打断他：“没问别人的事，他们没事，独独你有事儿知道吗？”
“我有啥事儿啊？”
戚持平亮出一副手铐放在桌上：“如果要我说出来，那你先得戴上这玩意儿，然后跟我走;你自己说呢，可以从宽。人民政府的政策你总听说过吧？现在戏班子正式开演前不是都要来上一两段时事宣传的吗？”
就这几句话，把岳芝臻给吓住了，为了不被弄进局子，他交代了自己与哈和隆的二姨太柳如仙的奸情。
岳芝臻比柳如仙小七岁，这年才二十三，若论戏班子的辈分，他该是柳如仙的师侄。岳芝臻满师后，由师父推荐给“凌家班”唱小生。那是两年多前的事儿，他进“凌家班”的那天，正是柳如仙哭哭啼啼上花轿嫁进哈家的日子。不过，以前几个戏班子联手义演时他们同台演过戏，彼此并不陌生。据说，那天“凌家班”也有几个戏子为送柳如仙落了泪，岳芝臻是其中唯一的一个男戏子。次日，哈和隆陪柳如仙回门，饭桌上柳如仙听说此事，心中非常感动。比较喜爱戏剧的哈和隆并不反对柳如仙继续跟被其视为娘家的“凌家班”来往，这就为柳岳两人的姐弟恋提供了方便。不久，这对男女就暗结珠胎——那就是哈庆纯小朋友。
听完这段，戚持平以为底下还有跟本案相关的内容，但岳芝臻已经哭得稀里哗啦，因为他刚刚得知哈庆纯遇害的消息。那么，他们两人的私情“凌家班”的其他人是否知道呢？岳芝臻说凌班主知道，班主那双眼睛厉害，竟被他看出了异样。有一次他和班主外出查看演出场地，途中在一家小饭馆吃饭，凌班主突然提起此事。
刑警又去问凌班主，证实了岳芝臻的说法。凌班主告诉刑警，他发现两人的私情后，就千方百计阻止两人的关系。为此，他特地跟岳芝臻谈了一次，说明利害。岳芝臻也答应不再跟柳如仙继续保持关系。此后，凌班主刻意不让岳芝臻跟柳如仙接触。有时柳如仙到戏班子来串门，他则必定在场陪同，尽可能把岳芝臻支开，一心要棒打鸳鸯。这次前往哈家参加哈庆纯的周岁宴，考虑到岳芝臻是凌家班的后起之秀，不让他去的话，不但外人，就是班子里的其他人也会感到意外，由此引发的八卦没准儿倒容易使二人的私情暴露。凌班主权衡再三，还是让岳芝臻去了，当然事先免不了有一番叮嘱。
刑警返回分局时已是下半夜两点多钟，从上午到现在马不停蹄折腾了那么长时间，五人都觉得疲惫不堪，遂赶紧休息，有什么事儿睡一觉再作计议，否则明天就顶不住了。
3月14日上午，宋念祖叫上戚持平，两人去看守所讯问暂时寄押在那里的柳如仙，核实哈庆纯是否系其与岳芝臻所生。柳如仙的说法跟岳芝臻相同，但刑警对此略微存疑。柳如仙便说出了认定哈庆纯系其与岳芝臻所生的依据：第一，当然是生理周期推算;第二，便是生理特征，哈庆纯左脚中趾的趾甲跟岳芝臻同一个脚趾的趾甲相同，天生就是往肉里长的，另外，这一大一小头顶的发旋也完全一样，常人多是一个，偶尔也有长两个的，岳芝臻、哈庆纯却是长了三个，而且位置相同;第三，就是哈庆纯的脸形以及五官跟岳芝臻相像。
专案组为此请教了法医。法医办事认真，说空口无凭，得认事实，便对岳芝臻和哈庆纯的上述特征进行了鉴定，最后确认，这孩子确是岳芝臻与柳如仙所生。那时还没有DNA鉴定技术，法医的这个鉴定结论就具有法律效力了。
这个意外发现是否对侦查案件有帮助呢？老实说，专案组当时并未感受到有甚助力。下一步该怎么走？大家心里都没有底，组长宋念祖决定举行新一轮的案情分析会。
众人讨论下来，认为可以排除柳如仙涉嫌绑架和谋杀的可能性;“凌家班”参加周岁宴的凌铁钟、岳芝臻等人也可以排除涉案嫌疑。那么，哈庆纯并非哈和隆之子这个情况是否需要通报哈和隆呢？大伙儿认为没有必要，因为这对调查案件并无助力，还可能引发哈家的内部矛盾，至少柳如仙会受到自哈和隆以下诸人的指责。
往下的调查该如何进行？专案组从绑匪作案的必备条件开始分析。首先是必须了解哈庆纯羊角疯的发作诱因和处置方法，这应该只有哈家内部的人才知晓;其次是在事发当天有条件给哈庆纯喂食牛奶或者牛奶制品，这也必是哈家内部人所为;第三，哈家的内应应具备跟外部同案犯进行沟通联络的条件。只有具备这三个条件的人才有参与作案的可能。宋念祖提议，对哈家所有人员逐个进行分析排除，分析下来的结果是，具备这三个作案条件的除了已被排除嫌疑的柳如仙，只有哈家的主人哈和隆了。
在知晓哈庆纯并非哈和隆亲生儿子的消息之前，专案组是不可能对哈和隆产生怀疑的，除非老爷子精神不正常。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哈庆纯并非哈老爷子的亲儿子，这个秘密哈和隆是否知道呢？如果知道的话，就不能排除哈和隆涉案的可能。
专案组决定对此进行调查，第一个谈话对象自然是柳如仙。本已决定下午将其释放，一般来说，在释放前是需要派员跟她作一次谈话的，以安抚其情绪，现在就临时增加了一项谈话内容。刑警袁三贵带着两个志愿者小李、小金前往看守所，和柳如仙谈下来，柳如仙说这件事绝对机密，哈和隆肯定不会知道。
事实果真如此吗？专案组正考虑接下来该找谁谈话时，突然又传来一个意外消息——哈和隆突发脑梗，已经送医院去了。
五、偶遇故人
和莫桂娟一样，哈和隆也患有高血压，而且已经有十多年病史，平时每天服降压药，这在当时的同类患者中已经算是颇具保健意识的了。可是，他不知道也没有人提醒他，高血压患者还应该提防另一个病魔——脑梗塞。如果那时有彩超，哈老爷子去检查一下颈动脉的话，只怕早有“两侧斑块形成”的结论了。颈动脉斑块出现后，一个不对，比如情绪激动、喝酒、熬夜、劳累，都会引发脱落，脱落下的斑块碎屑顺着动脉血管“随波逐流”到脑子里，脑梗就发生了。之前的一昼夜，哈和隆不但劳累，缺乏睡眠，还接二连三地遭受刺激，虽然仍旧服用降压药，血压控制住了，却没逃过斑块的暗算，3月14日下午两时许突发脑梗，家人赶紧让车夫老黄将其送往医院。
专案组闻讯，立即赶到医院。大夫告诉刑警，他们正在使用溶血栓的西药进行治疗，保住性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不能排除留下后遗症的可能。那时医院也没有什么重症监护室，不过哈家有钱，让老爷子住进了单人病房，请专职护士日夜监护，条件还是不错的。专案组长宋念祖指令袁三贵和小李在医院里守着，一旦老爷子醒来，赶紧报告，因为接下来的调查工作肯定会与老爷子有关，他自己则带着戚持平、小金前往哈家进行调查。
傍晚，哈和隆苏醒过来了，刑警袁三贵赶紧凑上前去，还没开口，老爷子倒先开腔了，只说了两个字：“律师！”说罢，又闭上了眼睛。
伺候在侧的大女儿哈慧丽、二女儿哈慧珍立刻追问：“是要请王律师过来吗？”
哈和隆嘴里含糊地“唔”了一声。侦查员听哈和隆的两个女儿说，老爷子之所以要请王律师来，是因为他在半年前立了一份遗嘱，不过还没签字，经此一劫，或许意识到来日无多了，便让律师带着遗嘱赶来医院。
老爷子的私人律师王逸远接到电话，很快就到了，随身带来了遗嘱。可是，哈和隆的右侧身子已经不能动弹了，既坐不起来，更不能捏笔。不过，律师有办法，说可以在旁人见证下听其朗读遗嘱全文，得到当事人认可后按指纹，见证人则在由律师起草的见证书上签名。老爷子的两个女儿被要求回避，袁三贵和小李因正在调查哈家的案件，也不适宜做见证，那怎么办呢？只好请医院方面派两个医务人员。通常情况下，院方是不肯做见证的——担心事后被家属纠缠，但此刻有刑警在场，袁三贵出面跟院方一交涉，他们也就同意了。
袁三贵听王律师读了遗嘱，马上意识到他和小李在老爷子身旁没有白守——看来哈和隆已经知道哈庆纯并非其亲生了！
作出这一判断的理由是，哈和隆在遗嘱中将其家产分成四份，大太太莫桂娟和三个女儿各一份，二姨太柳如仙和哈庆纯竟然一点儿都没有！这不是太奇怪了吗？为了能有个儿子传宗接代，哈和隆按照算命先生“小铁口”的指点娶了二房太太柳如仙，之后，也确实有了儿子。按说，老爷子已经实现了可能是人生中的最后一个大目标，他对柳如仙母子也是疼爱有加，这在专案组之前了解的情况中确实得到了证实。既然如此，他为什么在立遗嘱的时候没有把财产留一部分给这对母子呢？这有违常情啊！
袁三贵认为，如果一定要对哈和隆此举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哈和隆在立这份遗嘱的时候，已经知晓哈庆纯并非其骨肉。
王律师办毕事情准备离开医院，被袁三贵在大门口唤住，要求去附近的咖啡馆小坐片刻。刑警想要向律师了解的情况是，半年前哈和隆立这份遗嘱的原因，以及遗嘱里为什么没给柳如仙和哈庆纯留遗产。王律师摇头表示爱莫能助。根据职业准则，他既然是当事人的私人律师，就必须按照当事人的要求办事，当事人不说原因，他也不好询问。
与此同时，宋念祖、戚持平和小金三人正在哈家进行调查，主要是抓住喂食马奶这个环节进行了解。在之前的调查中，除了“凌家班”带来的那盒米老鼠奶糖，并没有发现其他牛奶制品，而“凌家班”中唯一与哈庆纯有过接触的崔欢笙并无作案动机，也可以排除，那么，剩下的可能，就只有把牛奶混在马奶中给哈庆纯喂食了。给孩子喂食的人有两个——柳如仙和女佣姚嫂，柳如仙在看守所的时候，刑警已就这个问题向其了解过，现在就剩下姚嫂了。
据姚嫂说，案发那天上午七点左右，卖马奶的白叔照例牵着马摇着铜铃来到哈家院门口。平时，一般都是姚嫂提前候在门房间，这天因为给哈庆纯庆生，家里事儿多，所以姚嫂事先把容器和钞票放在门房老秋那里，委托他代办，随后就去厨房给厨子当下手打杂，马奶买来后，还是柳如仙去门房间取进来喂给儿子的。正喂着，“凌家班”的人到了，柳如仙就把儿子交给了姚嫂。
姚嫂的陈述和柳如仙所说相符，那么，是在哪里喂食马奶的呢？柳如仙说，她原是在书房门口喂的，“凌家班”的人来了，她就把孩子抱到厨房门口，交给正在做杂务活儿的姚嫂。问了姚嫂，当时在场的还有哈家两个回娘家参加庆生宴的女儿，她是当着她俩的面喂孩子的。刑警随即向还没有离开娘家的哈氏姐妹了解，证实姚嫂所言不谬，姚嫂的确是当着她们的面把马奶喂光的，中间既未离开，也未避开她们的视线。
如此，姚嫂的嫌疑就排除了。那么，会不会是门房老秋在买马奶的过程中做了什么手脚呢？刑警又问姚嫂：“你去门房间取奶的时候，那里是否还有其他人？”
姚嫂答称：“老黄也在。老黄一向是这样的，只要不出车不擦车，就总是待在门房间跟老秋喝茶抽烟，闲磕牙瞎聊天。”
这么说来，老秋应该没有涉案嫌疑了。不过，刑警不敢肯定，还得去向老黄了解。
车夫老黄说，昨天买马奶的时候，他确实在门房间。姚嫂送容器、钞票过去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坐了一会儿了。老秋出门买奶的时候他也在场，一直到柳如仙取了马奶离开。整个儿过程，老秋一切正常，没有鬼鬼祟祟的举动。
宋念祖、戚持平、小金三人无功而返，与从医院回来的袁三贵会合后，听袁三贵汇报了哈和隆遗嘱的情况，很是重视。专案组专门开会作了分析，议来议去总觉得哈和隆此举有违常理，也许哈和隆已经知道柳如仙出轨，因而导演了一场苦肉计，既是对柳如仙的惩罚，同时避免家丑外扬，更重要的，是保证了哈家的财产不会落入外人手中。于是，宋念祖、戚持平、小金二上哈家院。
这时，柳如仙已经释放回家，正哭哭啼啼地与大太太莫桂娟一起张罗着为被害的儿子办丧事。刑警也不找她们，而是找了门房老秋和车夫老黄。宋念祖和戚持平是这样考虑的，如若哈和隆确有涉案嫌疑，难免会露出蛛丝马迹，而他只要出门就得用车，那就离不开老黄;在家呢，不管白天晚上，只要有人登门，可以逃得过别人的眼光，却无法避开老秋的视线。此外，如果绑匪是哈和隆雇佣的，那么这个人多半不会是平日里经常见面的亲朋好友或生意伙伴，而是不常打交道的人，甚至是陌生人。刑警就盯着这一点追问，这一问，就又冒出了一个“殷先生”。
大约去年9月间，有一次老黄载着哈和隆出门，去距家三个街口的“福明理发店”理发。这家理发店规模一般，也没什么名气，但哈和隆每次理发一定会来这里，因为这家理发店的老板曾经是哈和隆在菲律宾时的邻居。老爷子一是成全人家的生意，二是可以聊聊菲律宾的情况。那天理完发，哈和隆说还要买点儿东西，让老黄把车蹬到附近的百货公司。才过了一个街口，忽然路边一声叫嚷，叫的是什么老黄没听清，好像是洋文。但哈和隆听清了，立刻作出反应：“停车！”
老黄刚踩下刹车，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已经站在车旁，头戴金丝草编织的夏礼帽，身穿黑色云纺衣衫，鼻梁上架着一副宽框太阳镜，裸露在外的半截胳膊上还文着一条张牙舞爪的青龙，那副装束，似是当时广州街头时不时可见的地痞恶棍。老黄正担心对方是否会对哈老爷子不利，那人却摘下礼帽和太阳镜，冲哈和隆又是鞠躬又是作揖，嘴里还一迭声叫着“哈伯”，看上去很激动的样子。
哈和隆马上下车：“是小殷啊，你怎么来广州啦？”一边说话，一边握住对方伸过来的手，也是一脸喜色。
被称为“小殷”的这位说：“唉——哈伯，说来话长啦……”
哈和隆四下看看，附近正好有一家茶楼，于是道：“我们去里面坐着说吧。”
两人在茶楼坐了半个多小时，出门上车时，哈和隆对对方说：“那就这样，我这几天都在家里，你随时可以过来。”
接下来遇到这位小殷的是门房老秋。那是第二天，老黄不在家，载着柳如仙母子去医院检查身体了。小殷还是那副装束，手里多了一柄黑色折扇，提着一筐新鲜桂圆。因为是陌生面孔，老秋就拦下了他，问明是来找哈老爷的，出于谨慎，他请对方稍等，容他通报一声。对方脸上露出不悦的神色，不过还是点了点头，退到门外人行道的树荫下等候。老秋刚要进去，正好花匠出来倒垃圾，就请其代为向哈和隆捎话。没想到，也就片刻工夫，老爷子竟然亲自出门来迎接了。这种情况，是平时十分罕见的。
这回，小殷待的时间也不长，半个小时左右。待到哈和隆送他出来时，正好老黄载着柳如仙母子回家，哈和隆便吩咐车夫：“老黄你辛苦一趟，送这位殷先生去旅馆。”
那天，老黄把殷先生送往其下榻的“致和旅馆”。后来，这个姓殷的就再没有出现过。
侦查员问过哈府上下，没人知道这个殷先生的哪怕一星半点儿情况，那就只有去问哈和隆本人了。3月15日下午，专案组长宋念祖以探视的名义去医院看望哈和隆。先跟执行监护使命的刑警袁三贵见了面，得知除了家人并无其他人来过医院，而哈和隆的病情已得到控制，据医生说康复有望，老爷子自己也感觉好多了，能够开口说话，思维也比较清晰了。
宋念祖进了病房，跟哈和隆说了几句闲话，问候了一番，接着，就提到了那位殷先生，同时一双锐眼紧紧盯着对方的脸，密切注视其神情变化。哈和隆神态依旧，对于刑警是怎么知道这位殷先生的以及为何要问到这一点似乎并不在意。他告诉宋念祖，那个小殷是他以前在菲律宾时的邻居，其父跟他是结拜弟兄，已于二十年前病逝。当时，殷家的经济状况很困难，哈和隆念在结拜弟兄的分儿上，经常给予帮助，不但送钱送物，还把小殷和两个姐姐安排在自己的农场和工厂里打工。小殷会武术，会开车，不久就当了哈和隆的专职司机兼保镖。有一次哈和隆与友人去打猎，遇到一头发狂的棕熊，是小殷及时开枪打死了棕熊，救了哈和隆一命。为此，哈和隆一直很感激小殷。
后来哈和隆把业务发展到广州，小殷则一直留在菲律宾。抗战爆发后，由于战乱，双方失去了联系。等到抗战胜利，小殷将妻子儿女安顿在岳父家，只身前往广州投奔哈和隆。哪知，还没到广州，途中遇到小偷，将其钱包扒走了，钱钞丢失倒还是小事，要紧的是哈伯的地址也没了。
抵达广州后，小殷一边打工一边寻找哈伯，找了一年也没找到。小殷也就死了这份心，寻思这是天注定，随缘吧。正好这时有一个机会可以到江门去发展，对方的薪饷开得比较高，小殷心动，就去江门替一位当地大佬、人称“江门霸王”的陈大祖当保镖。
如此一直混到广州解放前夕。“江门霸王”知道像他这样的恶霸，如若落到人民政府手里，料想是必死无疑，于是趁着还跑得了的当儿逃到了海外。在小殷看来，这主儿很不够意思，不讲义气。你这么大一个腕儿，要钱有钱，要势有势，要逃跑也可以理解，可是总得把一应事儿都了结了再开溜吧？这“一应事儿”中，最重要的就是小殷和“江门霸王”陈大祖之间的契约。当初签约时写得明明白白，到期解约，双方都不必事先打招呼;但如果一方提前解约，就得支付一定的违约金。可那陈大祖倒好，说逃就逃，而且事先一丝风声不露，等小殷反应过来，他早就变卖了财产不知去向了。别说违约金，小殷连当月的薪水都没拿到。
“江门霸王”这一走，可苦了小殷。他这时方才知道，像自己这种角色，也是人民政府收拾的对象，弄得不好吃官司甚至判死刑都不稀奇。他也得赶紧逃走。小殷是华侨，有菲律宾护照，对于他来说，要离开广州去海外不是难事，但旅费是要自己掏的。他手头没这么多钱，无奈之下，只好先来到广州，指望碰上熟人（他给陈大祖当保镖，认识了一些朋友），多借不敢指望，但凑够一笔旅费总还是有希望的。小殷在广州待了三天，只找到两个朋友，借得的钱钞仅够勉强支付住宿费和伙食费。正犯愁时，竟然遇上了久觅不见的哈伯。
当下，哈和隆招呼小殷去了茶楼，听了他的这番诉说，说侄儿你不必回菲律宾，就留在广州吧，到我家去，还是给你哈伯当保镖。小殷说，侄子感谢您的这番好意。可是，您也不想想，共产党打下的城市，旧时的那一套都行不通了，帮会什么的也都被取缔了，据说社会治安也比从前好得多，哪里还用得着保镖啊？再说，江门离广州这么近，借着陈大祖的光，全城人都认识我。以后我总要上街的吧？一上街难免哪天会被认出来，那还不是一样的下场？哈和隆听着觉得不无道理，于是说要回菲律宾还不容易？没有旅费，我给你。今天出门我身上没带多少钱，明天你来我家，我给你准备好。
次日，小殷就去了哈家。哈和隆给了他八百美元、三百港币，另外给菲律宾的几个朋友分别写了条子，让他们相帮解决小殷回菲律宾后的工作。
哈和隆的这番陈述是真是假？刑警不得而知。听下来，这个姓殷的也非善类，如果哈和隆已经知道柳如仙出轨、哈庆纯并非他亲生，从而生出了“解决”的念头，那小殷无疑是执行此类使命的不二人选。当然，这必须具备一个前提——小殷并没有离开内地。专案组几个侦查员商量下来，决定对这个姓殷的主儿进行调查。
这一查，还真使专案组众人兴奋起来了——小殷并未返回菲律宾！
六、关于遗嘱
3月16日，刑警戚持平带着两个志愿者小李、小金前往江门调查。当时的江门沿袭民国中后期的行政区划隶属新会县，称为新会县江门镇。戚持平三人去了镇派出所，接待他们的是一位姓傅的副所长，一口北方话，料想是南下干部。对方看过介绍信，说他没听说过“殷第柒”（小殷的名字）这样一个人。戚持平就问对方是否听说过陈大祖这个人。傅所长说当然知道，以前的“江门霸王”嘛，不过这人已经逃到海外去了，否则准饶不了他！戚持平说我们要打听的这个人就是陈大祖的保镖。对方说了声“请等等”，起身到屋角柜子里翻了一阵，找出一本油印小册子。
这是江门解放伊始军管会编制的当地各个行业和帮会资料册中的一本，其中有“江门霸王”陈大祖的大名，因为这主儿太有名了，所以花的笔墨略多一些。其中也有殷第柒的名字，果然是陈大祖四个保镖中的一个，不过没有提到曾经干过什么坏事，不像其余三个那样被描述为“跟着陈大祖为非作歹，罪恶累累”。
戚持平是老刑警，跟傅所长接触下来，估计对方是新近调过来的，对当地情况不甚熟悉。不过，以戚持平的留用警察身份，他不敢要求对方换一个留用人员协助（留用人员倒可能知道殷第柒其人的情况）。好在，这位傅所长还是蛮热心的，他叫来一个年龄不超过二十岁的姑娘，一看她那身家常便服，就知道她跟小李、小金一样是派出所物色的志愿者。这个被称为小杨的姑娘估计有些文化，派出所分派给她的是内勤活儿，相帮管理户籍。这会儿，领导问她本镇户籍登记人口中是否有殷第柒这个名字，她随即拿来一本自编手写的户籍人名索引，是按四角号码查字法排序的，查起来比较便捷。小杨翻了片刻，说全镇共有九十七个殷姓居民，但没有叫殷第柒的。
那么，这个殷第柒会不会改了名字呢？对方说这个可能性应该是没有的。当初接管后重新登记户口时，考虑到有人或许会改名换姓以逃避追究，派出所特地对以前管理户籍档案的旧警察进行了教育，让他们把江门解放前一年到旧警察署改过名字、出生年月、籍贯等户籍信息的人全部列出来。这份名单上共有二十四人，内中并无殷第柒其人。戚持平突然想起殷第柒持有菲律宾护照，算是华侨。江门的华侨很多，是著名的“华侨之乡”，旧警察署对此是否另行管理呢？一问，小杨拿出了另一本资料册，上面是接管时旧档案里所有居留本镇华侨的信息，翻过全册，也没见殷第柒的名字。想了想，戚持平明白了，那陈大祖既然是“江门霸王”，他招聘的人员自不必向旧警署报户口，殷第柒十有八九是个“黑人”。
戚持平等人的江门之行毫无收获，专案组只好另外设法寻找殷第柒的线索。宋念祖突然想起车夫老黄说过，广州解放前夕小殷拜访哈和隆时下榻在“致和旅馆”，那么，是不是能从旅馆的登记册上找到些蛛丝马迹呢？
“致和旅馆”是一家中等档次的旅馆，老板姓丁，是个胖胖的弥勒佛，一张圆脸上终日挂着得体的笑容。见到登门的刑警，那笑容更是热情。不过，在刑警眼里，这人是个混世专家。果然，这个预感是准确的。丁老板听刑警说明来意，一面连连点头，一面却说“不巧”。不巧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账房先生不在？丁老板说：“那倒不是，账房先生是吃住在旅馆的，一年到头都在，不巧的是您二位要查看的登记册子已经不在了。”
刑警一愣：“不在了？给谁拿去了？”
丁老板点头哈腰，状极客气，可是说出的话却令侦查员如冷水浇头：“那些账册已经烧掉了。”
丁老板确实是个老江湖，别看这尊弥勒佛整天笑呵呵的好像没心没肺，其实心眼却玲珑剔透。相比其他同行，他对时事政治表现出了更大的热情，几年前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台美国产的十七灯收音机，每天深夜悄悄收听短波广播。日本投降的消息，他竟比广州日伪政府的中级官员知道得还早。国共内战时期，举凡“辽沈会战”、“平津会战”、“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以及诸如“济南失守”、“开封沦陷”之类的军事新闻，他都从短波广播中了解得清清楚楚。丁老板不但注意了解时事，还擅长分析，而分析的结果之一，就是在广州刚刚解放时把旅馆的入住登记流水册子统统烧了。
在丁老板看来，旅馆乃是鱼龙混杂之所，而在政治敏感的年头，对于那些向各自的对手提供方便的对象，国共双方都会进行追究。他的旅馆由于离国民党政权的特务机关驻地和警察局比较近，时不时被特务、便衣警察作为临时办案点，开个房间策划什么机要事宜，甚至长期包房软禁民主人士。丁老板知道，广州解放后，中共建立的政权肯定要对这些情况进行调查，届时，他如果配合调查，没准儿哪天国民党反攻过来了，他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即使反攻不成，人家也有潜伏特务，派个小喽啰来就可以杀人放火，他怎么得罪得起？但他也不可能对抗中共新政权。所以，丁老板想出了一个主意，在广州解放的次日，即以迎接新社会为由，把三十多年来留下的账本一把火烧个精光。
丁老板觉得自己的决策是正确的。之后没几天，就有新政权的便衣或者穿制服的军管会干部前来调查广州解放前敌特在“致和旅馆”的活动情况，他则一概以“记不得了”作为回答，反正账册已经烧了，死无对证。此刻，专案组来了解殷第柒入住的情况，丁老板还是用这套办法对付，刑警只好悻悻而去。
当天傍晚，专案组正准备开碰头会研究下一步该如何行动，忽然接到江门镇派出所的长途电话。电话是那个接待专案组刑警外调的傅所长打来的，他向专案组通报了一个情况：殷第柒并未离开内地！
江门警方得知此事纯属偶然。昨天广州刑警去江门调查空手而归，傅所长也没当一回事，那时候这种外调多着呢，调查不顺利的情况也司空见惯。哪知，今天中午江门警方抓住了一个被通缉的强盗，由傅所长主持讯问。强盗的供词中提到了殷第柒，说他跟殷是朋友，曾商量好一起逃往海外的，不料刚离开广州就遭遇了溃败的国民党军队，不得已当了两天苦力，好不容易逃出来，但殷第柒身上的八百美金、三百港币却给败兵搜走了。不久，他们又遇到一伙败兵拉夫，慌乱中两人走散了。上个月，该强盗曾在广州三元里遇到殷第柒，殷在那里摆了一个水果摊头。
3月17日，刑警前往三元里，在街上转了一圈，卖水果的倒不少，就是没见车夫老黄、门房老秋所说的那个小殷。三刑警向一个水果摊主打听同行中是否有那么一个人，摊主说有的，是几个月前来镇上落脚的，就住在镇西口的那座破庙里，但这几天没见他出来摆摊头。
刑警找到那座破庙，里面只有几个叫花子在晒太阳捉虱子。袁三贵拿出刚才在镇上买的麻花，每人给了一根，跟叫花子聊了聊，得知殷第柒确实住在这里，不过昨晚已经给区政府的民兵抓去了。
当时的广州市下辖十六个区，有七个在郊区，三元里是其中一个，区政府就在三元里镇上。三刑警到区政府后，先找了治安委员，得知昨晚确实派民兵抓了殷第柒，因为有人控告他调戏妇女。关了一夜，今天上午治安委员叫上民兵队长一起对其进行讯问，殷第柒矢口否认调戏妇女之事，要求跟检举人当面对质。可巧那个检举人去走亲戚了，要晚上才回来，所以殷第柒还是给关着。刑警说正好，我们先跟他聊聊吧。
聊下来的结果使刑警颇为失望。殷第柒说他自广州解放伊始到三元里落脚摆水果摊，一直没有离开过。至于哈家发生案件那几天，他天天出摊，邻近几个摊头的小贩都可以作证。刑警自然要去核实，核实的结果表明，殷第柒并未说谎。如此，这条线索就没必要再查下去了。不过，哈和隆为何不给柳如仙母子留遗产这件事关系到作案动机，专案组认为还是需要查个明白。
3月18日，哈和隆出院回家。宋念祖等人再次登门，这回，他们打算开门见山，直接找哈和隆问个明白。刚到哈家门口，正好看见哈和隆的私人律师王逸远从里面出来，宋念祖就拉住他聊了两句闲话，这才知道王律师是在山东青岛上的大学，而青岛正是宋念祖的老家。双方的距离立刻拉近了，干脆到门房间抽支烟，坐了一会儿。王律师得知刑警上门是为了哈和隆遗嘱中的疑问，思忖片刻，终于道出了其中的原因。
原来，半年前哈和隆去律师事务所立遗嘱时，是给柳如仙母子留了份额的，而且比大太太莫桂娟和三个女儿都多——他把自己在菲律宾的所有产业都留给柳如仙母子了。这份遗嘱是单独立的，当时就由哈和隆签名画押，而另一份遗嘱则暂时没有签字。两份遗嘱都放在王律师的保险箱里，王律师被指定为遗嘱执行人。
宋念祖听着有些疑惑，问王律师为什么不早点儿把这情况说出来。王律师说：“那天宣读遗嘱之后，你们那位袁同志问过我这个问题。我是哈先生的私人律师，必须按照职业准则做事。当时我还没搞清楚你们的问题和这个案件之间有什么关系，担心对哈先生的利益有损，所以没说出来。现在看来，如果我再不说，恐怕你们会怀疑哈先生和此案有关了……”
尽管如此，宋念祖还是需要确认一下，当即叫上袁三贵一起跟王律师去事务所查看那份遗嘱。出于职业习惯，王律师提议拿到照相馆去拍照，以便刑警留档。
七、水落石出
案件查到此时，又回到了起点，这使专案组众人颇为沮丧。宋念祖作为专案组长，更是感到特别郁闷。本案的案情应该是比较明朗的——导致哈庆纯羊角疯发作的原因，必是被喂食了牛奶;而喂其牛奶的人，必是哈家内部的人。可所有接触过这两个环节的人，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没机会做任何手脚，这又怎么解释呢？
众侦查员分析来分析去，最后还是回归到哈庆纯羊角疯发作的诱因上——究竟是谁在马奶中混入了牛奶，这个人又是怎么下手的。最先喂食的是哈庆纯之母柳如仙，可她并不知情，之后接着喂食的姚嫂也一样，所以，把牛奶混在马奶里的这个动作应该做得绝对隐蔽。怎样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瞒天过海呢？讨论到这里，宋念祖与袁三贵几乎同时顿悟，一个拍桌子，一个一跃而起——原来如此！作案者在马奶进入哈家之前，就已经把牛奶掺进去了。
当时卖马奶的情形是这样的：卖奶人牵着奶马，以摇铃为号，招摇过市，凡是需要买奶的居民听见铃声后都会拿着容器（通常是小铝锅）出来。奶马的背脊上搭着一块毡毯，两侧耷拉下来遮住马腹。卖奶人挤奶时，将一个敞口的陶瓷壶放在马腹下面，先把马奶挤到陶瓷壶中，然后再倒在顾客的容器中。倒多少不需要称量，全凭他的感觉。不过，卖奶人的感觉一般都不差，不管顾客递过去什么容器，看似漫不经心地把陶壶一倾，倒在容器中的马奶绝不会缺斤短两——这是一些顾客把生奶买回去后，经过称量得出的结论。
那么，针对本案来说，牛奶是怎么掺进马奶的呢？马奶不是当着顾客的面现挤的吗？的确是现挤的，可是，那是先挤在陶壶里的，那把陶壶可以做手脚。刑警跟踪时发现，那块搭在马背上的毡毯下面另有内容，挂着几个旧军用水壶，里面装满了凉水。卖奶人每做成几笔买卖，总会把奶马拉到路边比较隐蔽的位置，从草料袋里掏一把精饲料喂马，然后把军用水壶里的水往接奶的陶壶里倒一些。因此，他出售的虽然是现挤现卖的新鲜马奶，却是掺水稀释了的。试想，有这种方便，如若要往那把陶壶里倒一些牛奶对付哈庆纯小朋友的话，那还不是易如反掌？
这一点破，其余三位——戚持平、小李、小金都是恍然大悟，频频点头。走了六天弯路，却没有想到这个原因。看来，作案者并非哈家内部的人。至于案犯是如何得知牛奶可以引发哈庆纯羊角疯发作的，消息可能来自哈家内部，但也有可能是武馆或者哈家的亲朋好友透露出来的。
专案组的调查工作分两个方面同时进行，一是暗查目标的基本情况，二是对目标进行秘密监视，看他去什么地方、跟什么人接触。
卖马奶的汉子名叫白显仁，四十挂零，住荔湾区土神里街。白显仁是云南沙甸人，少年时来到广州，曾当过军阀陈济棠部队的骑兵排长，后来负伤，左腿留下残疾，领了一笔退役金去了韶关。抗战时期，日寇侵占广州期间他返回羊城，弄了两匹马，以卖马奶为生。据广州解放后公安局获得的信息（被捕汉奸的口供），此人给日军广州宪兵司令部特高课做过密探，利用其卖马奶的职业为掩护，走街串巷为日本人收集情报。
广州解放伊始，白显仁按照广州市军管会发布的通告到荔湾分局登记，接待警员曾提醒过他不要遗漏登记内容，他一口咬定自己只是在军阀陈济棠的部队担任过骑兵排长，其他什么组织也没参加过。根据政策，曾担任过旧军队下级军官的人员，如果没有民愤、血债，一律暂不处理。可是，公安局既然掌握被捕汉奸交代的材料，那就要查一查了。调查的结果大大出乎警方的意料——白显仁不但没有当过日军的密探，反而替当时活跃在广州郊区的抗日游击队收集过情报，其中一支游击队还是由中共领导的。于是，警方打消了拘捕白显仁的念头，让他回家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白显仁已成家，有两个正在读小学的儿子，其妻子名叫马顺香，是个在家门口摆缝补衣衫摊头的家庭妇女。她每天要抽出一部分时间照料那两匹作为全家主要生活来源的奶马，割草、遛马、刷洗，还要做家务、带孩子，终日忙碌不停。相比之下，作为一家之主的白显仁反倒轻闲一些，除了牵马出门去卖奶，其他活儿基本不干。
白显仁卖奶的时间是在每天上午，下午他就泡茶馆，跟一班茶客高谈阔论，直到茶馆关门方才回家。那些跟其一起喝茶的茶客，刑警都一一查明了姓名、住址、职业以及个人基本情况，都是历史清白、从未参加过任何反动组织或者帮会的良民，而且大部分都是上了岁数的人，最小的也有五十多岁，并不具备作案条件。
再说对白显仁的跟踪情况，专案组一连跟踪了五天，除了照常在马奶中掺水，并没有发现其他的异常行为。这下，专案组刑警心里又犯嘀咕了：难道又疑错了对象？
3月24日，分局召开中层以上干部会，局领导听取各部门最近工作情况的汇报。刑侦队指导员宋念祖在汇报中提到了正在侦查的这起绑架谋杀案，领导指示，可以对嫌疑人白显仁实施传讯。
会后，专案组即执行领导指示，全组出动前往白家。可是，平时这个时候一直在家的白显仁却不见踪影，问其老婆，答称不知，而且，中午白显仁也没回来吃饭。到与其住处相隔五六十米的马厩去看，那两匹马还在，就是没见人。再回过头来询问其老婆，上午白显仁是否出门卖马奶了？答称是的，应该还是跟平时那样六点钟过后就出门了。之所以说“应该”，是因为白家的住处跟马厩是分开的，晚上白显仁都是住在马厩里的，一是需要起夜喂马，二是防止贼人盗马。白显仁早晨通常是不回家的，直接牵马出去卖奶，早餐也是自己在外面解决。所以，他老婆回答问题时用了“应该”这个词。
刑警又向从白家到马厩沿途的住家打听，得知白显仁确是早上六点后牵着奶马出门的，中午十一点过后，还有人看见他牵着马回来，嘴里哼着小调悠然自得地向马厩方向走去。不过，回马厩之后是不是又回了家，就没人看到了。
白显仁去了哪里呢？会不会跟什么人相约去外面吃午饭了？即便如此，也应该跟家里关照一声啊？专案组刑警交换了意见，决定守株待兔，悄然守候于他家附近。刑警的想法是，不管他去哪里，总是要回家的吧？
可是，一直等到傍晚时分，还没见白显仁回家。刑警终于起了疑心，远远望去，白妻马顺香从家里出来，双手端着一个簸箕走进旁边那条通往马厩的小巷子，料想是去喂马的。刑警便决定再到马厩去看看。这时，尽管三刑警谁也没吭声，可心里都在怀疑白显仁可能出事了。因为有这种怀疑，到马厩后，三人就格外留意各个角落，还拿着木棍、干草叉到处乱捅乱翻，果然，在一堆干草下发现了白显仁的尸体。
白显仁是被人用刀子捅死的，一共捅了三刀，一刀在右侧腹部，从横侧方向刺入肝脏，另两刀是在背后捅的，一刀伤及左肺，一刀刺破右肾。刑警推断，凶手应该是白显仁的熟人，两人并排走进马厩后，凶手即拔出匕首刺入白显仁的腹部。根据尸体双手沾满鲜血的情况判断，白显仁中刀后，用双手捂住伤口，但并未马上倒地。这时，凶手转到其身后，一刀刺中后背。白显仁挨了第二刀，再也支撑不住，往前倒地的同时，凶手又一刀刺入其腰部。法医检验时发现这三刀都扎得很深，由此可见凶手颇有力量。但凶手应该并未受过职业杀手的训练，否则的话，一刀就可以置白显仁于死地，根本不必刺第二、第三刀。凶手作案后，用铁锹铲除了地面上的血迹，又往上面撒了些干草碎屑。从这一点看，凶手作案时是比较冷静的，不像是新手。
案发地在荔湾区，荔湾分局有管辖权，但这起案件又是河南分局辖区内发生的绑架谋杀案的继续，经两个分局领导协调，决定从荔湾分局抽调三名刑警参与河南分局专案组的侦查，其中荔湾分局的刑警麦恕被指定为专案组副组长。
增添警力的专案组首先进行的工作就是连夜走访现场附近的群众。不过，刑警对这项工作并未抱多大指望。白显仁的住处位于市郊接合部，其家门口的那条马路可以算作市区与郊区的交界，再往外就是荒野和坟地了。白家右侧过去三户人家是一条无名小巷，长约三十米，两侧住着十几户居民。穿过这条无名小巷，就是田野和一大片无主坟地，白显仁的马厩就位于坟地之中。这块坟地原属于一个慈善团体，专门埋葬倒毙于街头的乞丐尸体，赤贫之家的成员死后找不到葬身之地的也可以埋到这里。坟地中搭建了草房，慈善团体专门雇了人住在里面，负责做些除草、培土、埋葬之类的活儿，按月发给一些钱钞，并允许其耕种坟地四周边角的一些余地。抗战胜利后，那个慈善团体解散了，坟地从此无人管理。正好白显仁迁居此间，就把坟地中的那几间草房修缮一番作为马厩，把两匹奶马养在那里，自己每天晚上也入住其内。
弄清了马厩的位置和环境就可以知道，如若有人能够提供凶手的线索，那就是小巷子里的那十几户居民了。可是，刑警逐户走访下来，并没有人看见过白显仁以外的第二人走进过小巷。前面说过，白显仁是当天中午十一点多牵着两匹奶马走进小巷前往马厩的，没有人看到有其他人进入小巷，可白显仁却被杀死在马厩里，那只能说明凶手是从另外的途径绕道前往马厩的。所谓另外的途径，那就是田野、坟地了。
次日上午，专案组八个人，两人一组分成四组，分头走访附近农户，调查是否有人在白显仁被杀的当天中午经过附近的田野、坟地。半天下来，访遍了旁边几个小村庄的所有农户，并无收获。
下午，专案组举行案情分析会，认定白显仁被杀系同案犯灭口之举。要想寻找相关线索，看来还得从白显仁的老婆马顺香那里着手调查。刑警戚持平、麦恕、曹幼龙三人再次来到白家，那里正在办丧事，来了十几个亲朋好友。刑警刚一进门表明身份，那伙人“呼”地一下就把他们三人围住了，一个大胡子壮汉紧紧握住专案组副组长麦恕的双手，激动地说：“民警同志，你们要把凶手抓住啊！”
麦恕马上表示这是人民公安的神圣职责，他们就是为此事而来的。大胡子便朝马顺香点点头说：“你把先前说过的话，再跟民警同志详细说一下。”
马顺香告诉刑警，半月前的一天下午，大约一点钟，白显仁喝得满脸通红地从外面回来，让妻子把奶马牵到马厩去拴好，关照说已经喂过了，不必再喂。马顺香担心丈夫喝多了瞎说，把马牵往马厩后，照旧给马喂食，不过，奶马的食欲却不似往日那样旺盛。回到家里，白显仁已经和衣倒在床上睡着了。马顺香照例去翻丈夫带回的褡裢，发现里面有两听炼乳和一些钞票。有钞票是正常的，丈夫每天回家后都是由马顺香清点当天卖马奶的收入。使她感到吃惊的是，一向以零票为主的钞票中竟然多出了五张十万元面额的整票。五十万元，平时卖一个多月的奶也赚不到这么些钱，丈夫是从哪里弄来的？还有那两听炼乳又是怎么回事？
候得丈夫一觉醒来，马顺香开口询问，白显仁笑而不答，只是说那炼乳给他留一罐，另一罐让母子三个喝了。马顺香再问，白显仁就不吭声了。她就把那罐炼乳收了起来，一直舍不得吃，寻思着放到过节时作为礼品送给亲戚。
刑警对这一情况非常重视，接着又追问了若干诸如白显仁平时跟何人交好之类的问题，马顺香说丈夫的交好今天都到场了，除此以外再没别人。刑警又分别跟大胡子等一干亲朋好友进行了谈话，却无甚收获。
专案组分析下来，认为那两罐炼乳显然是哈庆纯绑架案的策划者拿给白显仁作为作案工具的，而那五十万元钞票，则是给白的“辛苦费”，可能还曾对其许诺事成之后会有更多的酬劳。如此看来，之前白显仁被收买的判断是准确的。往下该如何调查呢？从白家这边查不出什么，那就只好查那罐炼乳的出处了。
这罐炼乳是正宗的舶来品，美国原装。当时广州解放还不到半年，解放前留下来的美国货比较多，特别是跟军需品搭得上界的服装、食品等，市面上时不时会冒出一批来廉价出售，据说那是有人在国民党部队撤退前趁火打劫，从军需仓库里搞到的。那么，眼前这罐炼乳是不是属于这种来路呢？刑警打听下来，得知春节后市工商局已经对黑市出售舶来品之举进行了严厉打击，只要发现有人出售，货物没收，人员拘留（当时工商局可以把涉案人扣押，交由公安局拘捕），没收的东西全部送到沙面（位于广州市西南，当时属于太平区）的一家商铺去出售。
刑警便来到沙面那家唤作“金玛丽”的商店去碰运气，结果失望而归。商店方面说那罐炼乳确实是他们出售的，因为罐子的标签上有该店的图章，不过，那是三个月前卖出的，自此之后该店没有出售过炼乳。至于是什么人购买的那两罐炼乳，时间隔得太久，店员根本没印象了。
这个线头断了，幸好还有路可走。3月26日，专案组人员全体出动，前往白显仁生前出售马奶的那片区域，分头走访饭馆。这是昨天去沙面调查碰壁后大伙儿想出的主意。白显仁在大约半月前的那个中午喝得满脸绯红返回家中，那么他是在哪里喝的酒呢？通常只有两处——要么在饭馆，要么去了别人家里。如果他是在饭馆喝的酒，由于他牵着两匹奶马，不可能跑得太远，这家饭馆应该就在他平时卖马奶的区域里。而且，饭馆的跑堂也应该还记得白显仁这样一个顾客，一是时间相隔不长，只有半个月;二是毕竟这个食客是牵着两匹马登门的，这种主顾比较少见，毕竟现在是公元1950年，不是“白马啸西风”的古代，大都市里哪有牵着马登门用餐的？
这个运气终于让侦查员们撞到了。刑警陈乃志在河南区五福路上的“潇湘饭庄”访查时了解到，半个多月前，确实有个牵着两匹马的主顾登门用餐。
“潇湘饭庄”的门前有块空地，长着十来株大树，形成了一片微缩版的树林。不过，饭庄侯老板对这个林子一向颇有怨气，就是因为这片林子，导致饭庄大门不是紧挨马路，一年四季中除了夏天，其余三季生意都会受影响。可是，侯老板没有办法，这是公地公树，他不能砍掉。刑警估计，可能正是因为有这个林子，白显仁才去该饭庄吃了这餐午饭。据饭庄跑堂尚老三说，那天他站在门口迎客，来了三个人，其中那个微跛的中年男子牵着两匹马，另外两个年岁跟牵马人差不多，有一个有明显的特征——嘴巴有点儿歪。微跛男子把马拴在林子里后，三人一起进了店堂。因为外面拴着马，就有个防盗问题，三人就选了对着窗口的座头。落座后，那两人点菜，跛子拿着可以折叠的军用帆布水桶去后院打水饮马。跑堂印象中，那三人喝酒时低声细语聊得蛮热络，但没留意他们谈了些什么。
专案组认为，调查到这一步，案情的脉络已经清楚。“歪嘴”及其同伙策划并实施了绑架谋杀案，其中关键一步——往马奶里掺炼乳，则是由白显仁完成的。之后，哈庆纯被杀害，绑匪没拿到赎金。往下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白显仁不管不顾，盯着绑匪讨要之前说好要给他的那份酬劳，还扬言如果达不到目的，就检举他们，逼得绑匪干脆杀了他了事;二是白显仁并未继续讨要酬劳，可是绑匪对他放心不下，担心刑警会查到白显仁头上，于是下毒手将其灭口。上述两种可能中，前一种可能性比较大。
从已经掌握的情况来看，白显仁不一定知道哈庆纯对牛奶过敏，那绑匪是从哪里获取这个信息的呢？刑警分析下来，知道这一情况的有三类对象：第一类是哈家内部，第二类是武馆的人，第三类是邻居。从理论上来说，这三类人中，哪一类都可能有意无意向绑匪泄露这个情况。可是，如果细细分析，那就应该定格于第一类对象。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刑警想起了案发当天出现在哈家大门口和三轮车上的勒索字条，这种事由内部人来做是最方便的了。
但是，之前专案组已经多次在哈家内部查摸线索，每次都是劳而无功，再查恐怕也是这个结果，于是转而从第三类即街坊邻居入手。
这一查，竟然就撞到了好运。据一位曹姓邻居回忆，大约3月上旬的一个下午，她看见哈家的女佣姚嫂抱着小少爷在附近街心花园跟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说话。该男子长得怎生模样，因当时离得远，而且并未刻意留心观察，所以邻居说不上来。不过，邻居记得这男子上身穿着一件藏青色的中山装，下穿黑色灯心绒裤子。刑警听到这里，不由眼前一亮。据“潇湘饭庄”的跑堂描述，那两个请白显仁喝酒的男子之一也是这身装束！
至此，众刑警总算松了口气。之前的分析没错，这个案件确实有哈家内部人员参与，这个人就是姚嫂姚秀兰。
为防止打草惊蛇，专案组首先对姚秀兰进行外围调查。3月28日，刑警袁三贵、曹幼龙、陈乃志和志愿者小金奉命前往姚秀兰的家乡顺德，在当地警方协助下，摸清了她的基本情况。
姚秀兰出身农家，抗战前夕嫁到邻村做了农民苗伯郎的妻子，生过两个孩子，均病殁。1947年，苗伯郎被抓了壮丁，随国民党部队开拔，从此不知下落，姚秀兰便来到广州城，做了哈家的女佣。当时，她本人以及一应亲朋好友都认为苗伯郎是一去不还，八成死在外面了。哪知，苗伯郎命大，于1949年夏开小差逃回家乡。在外面当了两年兵，跑了一些地方，苗伯郎眼界大开，回来后虽然田地还在，却不肯下田出苦力了。正好其兄苗星郎需要一名行船帮手，他就上了老兄的那条五吨货运船搞起了运输。刑警打听到苗氏兄弟的特征，得知苗伯郎体态高大，而其兄苗星郎则是天生的歪嘴巴，正与那两个请白显仁喝酒的家伙相貌特征一致。
3月29日，专案组兵分两路同时行动，将涉案嫌疑人姚秀兰、苗伯郎、苗星郎以及另一名船工沙鸣一并拘捕。四嫌疑人到案后，对其罪行供认不讳。案情终于真相大白——
苗星郎以前曾“客串”过土匪，即并非终日混在土匪窝里的专职强盗，而是平时在家好好待着，该干啥活儿就干啥活儿，一旦接到同伙的邀约，就与那班专职弟兄一起行动，事后可分得一份不义之财。后来，他搭伙的那股土匪内部火并，最终散伙，他也就只有消停下来。不过，这并非自觉金盆洗手，虽无行动，却是“我心依旧”，偶尔还与徒弟沙鸣作上几起抢劫案。其弟苗伯郎当了他的帮手后，他就动起了作大案的念头，跟老弟一说，苗伯郎自无二话。
春节期间，哈家给姚秀兰放假三天，姚秀兰回家过年时，无意间跟丈夫说起了她在哈家打工的情况，当然也说到了小少爷哈庆纯。苗伯郎听着心里一动，便跟老兄合计是否可以绑他一票，勒索一笔巨款。苗星郎深以为然，兄弟俩就跟姚秀兰商量这事。姚秀兰在哈家干活儿，面对着哈家的那份富裕生活，本就不平衡，不但当即同意，还出主意说可以设法让小少爷羊角疯发作，待送到武馆匍经治疗时下手。三人随即进行了一番策划，认为从保护姚秀兰的角度出发，不能让她直接给小少爷喂食牛奶或者牛奶制品，继而，兄弟俩就盯上了卖马奶的白显仁。找到白显仁一说，白贪图钱钞，一口答应。他们就给了白显仁五十万元钞票和两听炼乳。那炼乳还是苗星郎几个月前去沙面装货时买下的，本准备留着作为礼品送人，没想到竟然发挥了特殊作用。
作案时间也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定在小少爷周岁生日那天行动，沙鸣负责下手绑票，苗星郎用偷得的自行车接应，苗伯郎则撑船在附近等候。匿名信是事先准备好后交由姚秀兰贴在大门上的。姚秀兰不识字，二苗也没对其说过匿名信的内容，所以她根本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至于小少爷之死，据二苗供称，纯系意外。实施绑架后，他们把哈庆纯带到自己的那条运输船上。小少爷受此一惊，羊角疯竟然止住了。他们担心小少爷饿着，买了饼干，还给他喝水。到了晚上，孩子大概是想家，啼哭不止。当时他们的船正停在胭脂井附近的河上，担心哭声惊动了夜间巡逻的军警，苗伯郎用手捂住孩子的嘴不让其出声，哪知，竟把孩子给捂死了。
三案犯大为沮丧，又不甘心就此罢手，于是把哈和隆定为下一个绑票目标。为表示“说话算数”，他们把哈庆纯的尸体扔进胭脂井，好让哈家人以为绑架行动已经结束，便于他们再次作案。
由于刑警频繁出入哈家，二苗一时没法儿对哈和隆下手。正在这时候，白显仁找上门来，要求他们兑现事先承诺的两百万元钞票。这下惹恼了二苗，遂决定干掉这家伙。动手那天，二苗和沙鸣都在马厩，每人扎了白显仁一刀。
1950年9月20日，广州市军管会对本案作出判决：判处苗伯郎、苗星郎、沙鸣死刑，执行枪决;姚秀兰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