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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
一、三命殒亡
一块近三尺高、不规则形状的石头,漆黑粗砺,像一个硕大无朋的山芋那样戳在重庆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第一分局的院子里,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去,都是一副憨傻呆笨之相,怎么也跟“玉石”牵连不上。可是,此刻它作为一起三命大案的涉案证物,被六个身高体壮的侦查员用粗索拴上了三条杠子,硬是走走停停地抬到了分局。 这天的日期比较好记_一1950年7月1日。 半个月前,李子坝一户周姓人家扩建房屋,在后院挖土时掘出了这么一块顽石。当时除了主人、开饭铺的周明山外,谁也没把它当回事。老周之所以当回事,是因为为了挖这玩意儿,他不得不多付了两份工钱。这是预算以外的开支,制订扩建工程前老周并不知道自家后院地下还有这么大一块黑石头,其位置还正好在他准备搞扩建工程的必掘之处。生意人小气,把钱钞看得很重,多付了这些许工钱他就觉得心里有点儿郁闷。
不过,这份郁闷很快就烟消云散,一反成了惊喜。这块石头挖出来后,就给扔在一旁无人答理,如果不是第三天晚上下了一场暴雨,工程结束时也就同其他建筑垃圾一道给清理到不知哪里去了。那场下了小半夜的滂沱大雨算是老天爷给这块大石头冲了个痛快淋漓的澡,把原先缠裹上下的泥沙细石全都冲了个净。当然,它还是那副不招人待见的粗拙模样。不过,次日晚上有人意外发现这块石头竟然在漆黑一团的夜色中闪烁着幽幽的绿色光泽。次日.一说,这事就传开了。老周寻思这玩意儿夜闪绿色幽光,那不是如同鬼火吗?不吉利啊!于是,就准备雇人运到朝天门码头推入长江。还没付诸实施,来了一个人,对老周说要买下这块石头。
这个人名叫王显,川东那边的石柱人氏,是个三十来岁的单身汉子,旧社会曾去云南替人跑过马帮,回重庆后以打短工为生,有时客串做做营造行业(建筑材料)的中介,操过袍哥的营生,在重庆很兜得转。他跟老周认识,这次老周扩建房屋的建筑材料就是通过他介绍购买的,据说比市价便宜了一成。因此,当王显对老周说要买下这块石头时,老周连隔顿也没打就点了头,因为正忙碌,随口便说: “都是朋友,说什么买不买的,老弟看上了就拿走吧。”王显大喜,但石头有两三百斤重,他别说拿了,连挪动都难,于是就说下午请人来运走,也好腾出场子让匠人师傅继续做活计。
可是,等到下午王显带着四个人来时,老周这边却变卦了。原来老周寻思王显是个无利不起早的人,愿意出钱买这块石头,那肯定有他的道理。王显家里自然是用不上这么一块玩意儿的,那他就是要拿去卖钱了。这样看来,这块石头是值一点儿钱钞的,所以,他周明山就不能白送人家了。于是,直接就把话说透了。王显呢,也干脆,问周明山想要多少钱。这就是做生意了,正是饭铺老板周明山的拿手好戏,当下狮子大开口说我要一百万(旧版人民币,相当于现今人民币一百元,下同)。王显说老兄这就是拿兄弟开玩笑了,我哪里拿得出这么些钱?实不相瞒,我也是受人之托,做个中间人罢了,人家拿去也不过是想放在门前辟邪——据说他的生辰八字就需要黑色来撑一把。周明山说那你还个价吧,于是双方议价,最后以三十万元成交,当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一块原本要出钱雇劳力去扔掉的石头,一转眼竟卖了三十万元——这笔款子在当时的重庆已经像模像样了,抵得上一个工人干一个月的收入,老周心满意足了。不过,他若是知晓王显接下来用这块石头做的文章,肯定会认为自己实实在在做了一回冤大头!
王显少时曾在云南、缅甸一带跑马帮,东奔西走,其见识自非一般人可比。他听说老周这边挖出了一块黑石头而且黑夜中隐发幽幽淡淡的绿光,心里就暗吃一惊:这难道是缅甸翡翠?于是他就悄悄去了趟李子坝那边的茶馆,装作闲聊,向几个喝茶的老人打听,得知周老板已故的老爸早年和云南陇川的商号联手做过生意,时不时要去云南跑一趟,直到民国才歇手。王显听着心里不禁一动:陇川紧挨着缅甸,缅甸是出产翡翠的,自己以前跑马帮时还经常把行内称为“翡翠毛矿”的黑色石头往云南拉,货主把这些石头卖给内地的玉石商人。莫非周老爷子生意做到最后自己也拉了一块回来?
于是,王显就再打听:周老爷子当年是怎么仙逝的?那几个老人回忆下来,说好像是喝了酒患了什么急病,跟人说着话就忽地倒下了。王显寻思这也对得上:老爷子死得突然,没给儿子留下遗言。想了想,继续问:老周家原先就住在现在的这个位置吗?老人们说那是周家传了几代的宅基。
王显于是就去周明山家实地查看,选的是傍晚停工后老周招待匠人师傅吃晚饭的当儿,免得引人注目。到那里只一看,就有一种久别重逢似曾相识的感觉,跟他当年跑马帮时拉的缅甸翡翠毛矿完全一个样啊!王显就决定廉价买下这块石头。他手头拿不出钱钞,于是就去向朋友筹措。6月17日跟周明山交易后他才知道原来老周是准备雇人把石头扔长江的,不由得就有些后悔,自责过于急躁了。不过,想到接下来要做的文章,心里也就释然了。
他先屈指把自己的人脉关系梳理了一下,理出了三个合作对象:一个姓汪的小开,在叔父开的私营银行混,新中国成立前夕叔父卷了资产去了海外,他也就丢了饭碗,此刻闲居在家;另一个姓张,办小学的,但他是出钱投资后收取学费,算是教育事业投资人,书是不会教的,平日也不去学校,所以也闲得发慌,整天泡在茶馆里摆龙门阵;还有一位是个四十岁的女流,人称范寡妇,其已故丈夫以前经营过玉石毛矿,她在丈夫身边待的时间长了,对于玉石毛矿也有个耳闻目睹,平时听她说起来似是有些兴趣的。总的说来,这三位属于“手头有钱,闲得发慌,喜欢折腾”的角色,应该是对投资这块翡翠毛矿有兴趣的。之所以说是投资而不是转让,是因为王显对这块毛矿非常看好,只是里面到底裹没裹着翡翠说不清楚,也没有能力打开来查看,所以要拉人合伙一起开发。目前该毛矿的所有权属于王显独有,等到合伙人到位,所有权就变更为四人所有,那三位得承担由毛矿变为翡翠乃至现金的整个过程中所发生的全部费用。
王显把合伙开发这块翡翠毛矿的意向跟那三位一说,那三位都颇有兴趣,一起去现场看了那块黑石头后,欣然同意。那时也没有什么公证处,四人就各自找了—个见证人,在茶馆里当众请人写了一份合约,签名按手印后就生效了。
然后,就进入具体操作阶段了。这里简单说一下毛矿。但凡原始玉石,可以说全是包裹于普通石头之中的,只不过有的裹得厚实,有的裹得浅薄。采矿人从玉石蕴生地开采的大小不等的一块块石头,就是毛矿。理论上说,每块毛矿里都可能隐藏着数量不同、大小不一的玉石,小如米粒,大如桌面。但这种隐藏概率是很低的,隐藏大玉石的概率就更是微乎其微了。不过,人们对于玉石的投资热情一直高涨不退。这情形跟如今的彩票投注相似,尽管中奖概率很小,但人们还是乐此不疲。于是,就带来了一个千古难题:怎么知晓哪些毛矿中有高价值的原始玉石呢?数千年来,人们在实践中积累了若干关于解决这个难题的经验,但基本上属于聊胜于无。这个难题,一直到六十几年后的今天还是未能解决,只不过因科技的发展多了些检测手段而已,但这些检测手段是否真的有效却很难说。
王显等四位其实都是外行,又缺乏技术手段,要弄清楚这块黑石头里究竟是否有翡翠、有的话究竟有多大、是黄翠还是绿翠以及品质高低等等那更是难如登天。他们要想破解这块毛矿留给他们的悬念,只有一个笨办法一破石。
破石绝对是一项充满悬念且劳民伤财的工程。一块石头摆在面前,谁也不知道它里面是否包裹着真货,有的话又是多大,具体位置在哪里,所以,就得耐着性子从外到里一层层切割。当然,遇到硕大的毛矿而且有行家指点时,也可以大胆行事,在指点的位置搞拦腰对剖之类的冒险动作。此举险在如果这块毛矿内确实有货,而这一剖又正好把货剖开的话,那所获得的玉石的价值可就大打折扣了。而且,这一剖的工程量是很大的。几十年后的今天,已经可以用机械设备了,不过代价也不小,目前市场上的价格是:头两刀每刀千元,往下递减,减到二十元一刀就不减了。一块稍大的毛矿拿到玉石厂去破石,得切几十上百刀,不管里面是否有货,那费用是相当高的。
本案发生的那个年代,尚未采用机械破石,而是请石匠手工干活,那就很容易联想到愚公移山。但由于这块毛矿实在太有吸引力了,所以王显四位还是心甘情愿地做一回现代愚公,当然,他们不用干活,只消出钱钞就行。其中的发起人王显已经出过钱了,往下只要耗点儿神就可。另外三人老张、小汪、范寡妇对王显说往下的事儿由你去张罗,该出钱就出钱,该出力就出力,我们听你的。王显就开始行动,先请石匠。这方面他比较熟,寻思先请一位有经验的老手来试试,经验加上运气,没准儿两三天就凿见了货也难说啊。
于是,王显就去找了家住朝天门码头附近的石匠洪老大,因为这人二十多年前重庆一度流行炒玉石时是专门替人破毛矿的,颇有经验。洪老大听王显一说,点头同意接下这桩活儿,不过是有条件的:一是不包括吃住,工钱每天两万元,每天一付,最后如果凿着了玉石,按照市价另外得给他一笔赏金。二是他要把徒弟楚小山带在身边,按照行规不收工钱,但东家得提供吃住以及一天一千元的零花钱。三是工具自带,但东家要提供磨刀石、炭火炉等用于修复工具的一应物品;如工具不能修复,由东家购置新的工具,购置的工具归工匠所有。
石匠解决了,还得找施工场地。他一连跑了四五天,最后在望龙门那里找到了一处合适的场所。那是一个独门独户的小院落,院墙是那个年代流行的竹篱笆,有一人多高;院子有二十多平方米面积,足够石匠施展手脚了;房子是三间石屋,厨房,客堂、卧室各一。王显把老张、小汪、范寡妇’领来,四人跟房东签下了合约租下了石屋。王、张、汪、范四人则议定:王显入住石屋监工前替石匠张罗所需工具之类,范寡妇负责王显和石匠师徒的一天三顿伙食,老张、小汪不必承担什么事儿,只需分担一应经费即可。
一切都安排好后,就雇人把那块翡翠毛矿从李子坝运至望龙门石屋。6月24日,洪老大带着徒弟楚小山进场。当天没有动工,依着洪老大的意思先在院子里搭了一个芦席棚作为工棚。次日也没有动工,也是依着洪老大的意思办了一桌酒席拜了土地爷,据说这是当地破玉石毛矿的规矩,可以交上好运。6月26日,正式开工。
7月1日那天上午,范寡妇早早出门,买好了当天午餐、晚餐的原料和现成的早餐,提了个竹篮子前往石屋。到得门前,却没听见院里如往日那样传出铁锤敲击凿子的声响,不禁觉得奇怪,寻思石匠今天怎么起晚了?院门里面是上了闩的,范寡妇久叩不开,就更感到奇怪了。于是就扯开嗓门大叫“开门”,里面仍无反应。她意识到情况似乎不妙,又敲又踢加上一迭声狂叫,惊动了几个邻居,一问情况,都觉有异,于是就搬来梯子让一小青年攀爬上去,先把门框上方的竹篱笆拗断,然后翻越而入。开了门众人一齐进到石屋里一看,不禁大惊:王显、洪老大、楚小山三人围着一桌残席,或倚墙或靠椅背或趴于桌子一角,一个个东倒西歪,竟都已断气了!
重庆市公安局第一分局接到报案,一面上报市局,一面即刻派员前往望龙门石屋这边来勘查现场。人已死了,几个刑警先不急着动手勘查。一死三个,如果是他杀,那就是大案了,按规定得由市局组织勘查,还得在当天上报西南公安部。他们此刻需要做的是封锁并保护现场,等候市局来人。
一会儿,市局治安行政处处长任成玉带人赶来。当时的重庆市公安局下设四个处:人事处、政保处、治安行政处和总务处,刑侦条线是归治安行政处管的,相当于如今公安局的刑侦、治安部门的合成机构。任成玉说先查明三人的死因,判定属于他杀还是意外事故死亡后,再决定立案与否。
三死者神情平静,就像是在沉沉酣睡中倏然断气一样,全身上下没一处刀斧砍刺或绳索勒颈等遭受暴力袭击的痕迹,口鼻腔内也无血渍,衣衫齐整。这使法医不解:三人究竟是怎么死的?外伤、中毒都不像,看桌上的酒菜,简直就像是吃着喝着突然就断气了似的。三人中有两个手里甚至还捏着筷子,另一个手里则拿着一个酒杯,杯里还有些许喝剩的烧酒。因此,法医向稍后赶来的市公安局刘明辉局长汇报说:三人死因不明,需要进行尸检才能判定。刘明辉说,那就准备解剖吧,不过先得查明死者的身份,联系上家属征得同意。
现场的情况也奇怪得很:石屋内并无第四人出现的迹象,和外界唯一的通道院门是从里面上了门闩的,门闩上并无硬物拨动过的痕迹,所有的竹篱笆除了院门上方被那小青年拗断的那部分以外全都完好无损。
任成玉和刑警交换了意见,认为从现场蹊跷至极的种种情况来看,这三人的死亡十有八九不是意外事故。具体结论究竟如何,留待往下的调查之后再说吧。
很快,洪老大、楚小山的家属接到通知后赶来了,同意解剖尸体;另一死者王显是单身汉,没有家属,也就无所谓同意与否了,于是就在石屋院里搭起门板就地解剖。法医忙不过来,还从医院请来了两名外科医生。当场可以获得的解剖结果是:没有发现致死原因。但大体上可以判断三人死亡时间相同,都在午夜左右。至于是否与食物中毒有关,尚需对死者胃内的残留物和桌上的酒菜、厨房的水缸、铁锅内的汤汁等进行化验后才能得出最后结论。
一干警员离开石屋时,把范寡妇和案发稍后赶来的老张、小汪三人所说的那块黑色毛矿运往第一分局。
一下子挂了三条性命,这应该是一起轰动全城的案件了,刘明辉于是向西南公安部报告。当天傍晚,根据西南公安部周兴部长的命令,重庆市公安局决定组建一个由市局、一分局警员组成的调查组,着手对王、洪、楚三人死亡事件进行调查。
二、认定死因
次日上午,调查组成员刚刚集中起来碰头讨论怎样分工进行调查时,法医那边传来消息,发现了新的情况。
当时,西南局驻地设于重庆(后迁至成都),西南公安部也在重庆。部长周兴之前在南京担任市公安局局长,后调任西南公安部部长。上任不久发现西南这边缺乏公安技术人才,于是就向南京和华东公安部求助,南京和华东方面陆陆续续给调剂了数名专家过来,昨天正好有一位从上海调来的名叫薛焕宁的法医专家抵达重庆报到。薛焕宁是留法医学博士,归国后长期服务于上海法租界巡捕房,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法租界被日军占领方才离职,开了一家私人诊所。新中国成立后曾接受过人民政府的审查,结论是“无政治问题及作恶行为,属纯技术型人员”,于是继续开其诊所,后经上海市公安局介绍招聘为法医。昨天刚抵渝,西南公安部主管部门领导请其午餐,也叫上了重庆市公安局的法医。席间,重庆法医说起了上午的那个案子。经验丰富的薛焕宁听了情况介绍,说还有一个隋况不知你们是否注意到了,那就是死者生前是否吸入了有毒气体。这种现象,以前我在上海曾经遇见过几次。
一言提醒了法医,也引起了在场领导的注意,于是匆匆结束了接风宴,市局法医领着薛焕宁直奔医院。这时,医院已经根据法医的安排对从现场以及尸体胃内提取的食物和残留物进行了化检,排除了食物中毒的可能。薛焕宁重新对三具尸体进行了检验,发现三个死者的眼球有充血现象。这个现象之前重庆市局的法医验尸时也曾留意过,认为是当晚石屋内点了蚊香后被烟雾熏的。但薛焕宁却另有见解,他认为也有可能是接触了有毒气体导致的。几个人议了议,最后决定前往现场查看一番再说。
二赴现场,由于考虑到有毒气体的因素,所以就注意到了悬在屋里一角尚未燃尽的蚊香。六十多年前的蚊香,绝大多数是用薄薄的绵纸裹上草药碎屑和锯末的混合物卷成长长的条状,然后按一定的长度切开再一盘盘卷拢。这种蚊香使用时要先把盘卷松开,悬挂于一根横搁的竹竿或者木棍上,将底端点燃,让其慢慢地往上燃烧,燃烧过程中释放的少量烟雾可以驱赶蚊虫。这种蚊香很容易受潮,所以燃烧过程中常会发生自动熄灭的情况。现在,薛焕宁怀疑那一截烧剩的蚊香就是有毒气体之源,于是连同蚊香下方地面上那个用火油箱改制的铁皮畚箕内的灰烬一并带回去化验。
同时,薛焕宁还注意到了现场窗下院子里堆着的石匠凿下的那些碎石,说有的石头特别是玉石毛矿含有有毒物质、放射性物质,且会慢慢释放,故应对这些碎石以及那块已经被运往一分局的毛矿一并进行化验。
随行警员按照薛焕宁的指点与法医一起取证后,正准备离开现场,薛焕宁又问谁身上带了小刀。几个人谁也没带,而且谁也不知道这位专家要小刀干什么。最后还是有人从厨房里找到了一把切菜刀,薛说勉强用用吧,接过切菜刀在客厅里的一根杉木柱子上削下一些碎屑,让用纸包了带回去一并化验分析。
那时候的化验手段落后,而其时作为西南诸省首府重庆市在这方面的技术设备,据薛焕宁说还不及十年前的上海法租界。因此,化验工作有点儿吃力。好在薛焕宁颇有实践经验,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燃烧的蚊香所散发的气体可能有细微毒性,但仅对蚊子等昆虫有杀伤力,不可能对成年人造成致命伤害,况且当时门窗都是打开着的。那么玉石毛矿是否有毒?这方面也初步有了结论:经对凿下的碎石和被侦查员搬运到一分局的那块硕大的毛矿石进行初步检验,未发现有毒物质,也未检测到放射性物质。但薛焕宁的推测最后还是得到了证实:他之前已经预见到蚊香、玉石毛矿均无毒,但即使这样还是不能排除王显三人因吸入有毒气体而死亡的可能性,所以他最后用切菜刀提取了现场那根杉木柱子表面的碎屑拿回去化验。这样做的理由是:如果现场确实有过易挥发型的剧毒气体,那么除了人会吸入外,因木质结构疏松、干燥,吸附性能极强的杉木柱子表层也会吸附气体中的剧毒物质,那是可以化验出的。可是,由于化验手段落后,竟然无法得出结论。最后,还是采取了最原始但却实用的法子:将木屑一分为二,一半掺入猪肉内喂狗,另一半则掺些稻谷壳后点燃了放入鸡窝。结果,也就不过短短数分钟时间,鸡犬竟然全部暴亡。由此得出结论:杉木碎屑内含微量不知名的剧毒物质。这样,三人的死因就清楚了:王显、洪老大、楚小山因吸入剧毒气体而暴亡!
警方于是初步认定王显三人死于谋杀。
这一情况报到市局刘明辉局长那里,刘局长频频点头,说如此看来这是一起谋杀案无疑了,凶手肯定是三个死者以外的第四人。因为现场并未勘查到与散播毒气相关的任何痕迹,显然是凶手下毒之后清除了所有作案痕迹,逃之天天了。刘明辉当即召来治安行政处处长任成玉、政治保卫处处长张若干,说这个案子就不是调查组解决得了的了,我们得作为大案立案侦查,要组建专案组。我觉得从那剧毒气体来看,似乎是一起跟敌特相涉的案件啊,因为只有敌特分子——而且应该是国民党“保密局”之类的正规机构派出的敌特分子,才有可能持有这种毒物。所以,请你们二位来议议,看这个专案是由政保还是治安去搞。
张若干、任成玉当然都说由各自的部门来搞这个案子。任成玉的理由是,该案目前尚无证据可以表明是政治性案件,因此得归治安处管。而张若干原是二野保卫部军官,南京解放后曾在南京市公安局主管过刑侦、预审等工作,对于刑侦工作并不陌生,再说案子又有特定的中毒情节,侦查中理应与敌特案件挂钩,因此政保处责无旁贷。两人争了一阵,最后都住了口,看着刘局长,意思是还是由领导定夺吧。
刘明辉于是拍板:由政保处牵头,治安、政保两处各派若干侦查员组建专案组联手侦查该案,张若干出任组长,市局、一分局刑侦和政保部门抽出九名精干侦查员组成专案组。
7月2日上午十时,聚拢起来的专案组成员立刻前往石屋勘查,随后开了一个短会,组长张若干指定市局政保处侦查科副科长柳乐海为专案组副组长,组长不在岗时全权行使职责。然后,大家简略议了议案情,因为时间较紧,只讨论了下一步应当立刻着手做哪些工作,最后决定当天下午即进行两项调查:一是把王显四人投资玉石毛矿项目的全过程一五一十查清楚;二是对案发现场石屋的情况进行访查;三是要查明自6月24日石匠人住石屋以来有什么人来过石屋、来的目的等等。会后,九名侦查员分成三拨分头调查。
这天的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到傍晚三拨人马返回专案组驻地时,都完成了各自的使命,所获得的情况综合如下——
第一,关于投资开发该项目的问题:对四名投资人中的三位即老张、小汪、范寡妇以及那块黑色玉石毛矿的原主周明山作了调查,整个过程前面已有详细介绍,不再赘述。
第二,关于租赁石屋作为施工现场的问题:这事是已死的项目发起者王显负责的,不过因为当时张、汪、范三人已经正式参与该项目而且掏了钱,所以王显每天都把情况向三人通报,现在侦查员向他们调查,把他们的回忆内容归拢起来就还原出了租石屋的整个过程。石屋的主人名叫郎扣虎,是“大五福土特产商行”的老板,住第一区信义街。“大五福”是一家已经传承了三代的土特产行,业内口碑颇佳;三代老板为人也很厚道,且向不过问政治。到了郎扣虎这一代,手里积攒了一些钱钞,因为时势不太平,也就不敢用于扩展业务,抗战胜利前一年正好有人要把望龙门那里的一个小院落即本案案发地石屋出让,于是就买了下来,不久后出租给一个叫鲍志猛的袍哥头目。鲍是修船的,租下石屋作为仓库堆放桐油、木材、麻丝、油漆、铁钉等修船材料。
鲍志猛是个比较有名的恶霸,利用其袍哥头目身份干过不少坏事,树敌无数。这种角色自然是新政权的清理对象,因此重庆一解放他就折进了局子。他倒也很自觉,进去后就瞅个机会悬梁自尽了。鲍死后,清理其名下的财产时,石屋还给了郎老板。郎老板自己用不着,打算继续出租。但政权更迭时期房屋租赁市场不景气,托了好几个人都租不出去。直到这次其中一位受托人在茶馆喝茶时,正好与熟识的王显相遇,说到租房之事,于是一拍即合。这样,石屋就租给了王显四人。
第三,关于近日有哪些人进入过石屋的问题:侦查员在这方面的调查中获得了一条线索。据石屋邻居王老伯反映,6月30日晚八时许,他因早晨石匠开工太早,噪音影响其正在复习迎考的三个孙辈之事前去石屋交涉,要求石匠调整安排,早晨七点前最好做些磨凿子之类的没有噪音的活儿。当时院门紧闭,从竹篱笆缝隙间瞟进去,见石屋客堂、厨房亮着灯光。叩门片刻,王显从客堂里出来,来到院门前,却并不开门,只是隔着门询问来者是谁。王老伯说了说情况,王显一口答应,说他这就关照石匠师傅。王老伯告了声“打扰”回身离开,院里王显的脚步声也往里去了。王老伯是沿着竹篱笆往回走的,没走几步就听见石屋里传出人声。他便驻步凑近篱笆往里张望,恰见石屋门口出现了一个个头瘦小的男子,看那情形是要看看王显返回否,见王显己走到近前,就迅速缩了回去。这个男子并非石匠洪老大和其徒弟楚小山——那二位,王老伯是见过的。
侦查员认为该男子具有重大嫌疑,于是决定围绕石匠师徒和王显生前的社会关系查摸其线索。
三、老板猝死
专案组对三个死者生前社会关系的调查进行了两天,侦查员一共接触了一百余名这三位的亲朋好友,其中不乏王老伯所说的那类瘦小男子,可是了解下来都没有去过石屋,而且几乎都不知道最近正在进行的“石屋项目”。这样,这两天就算是一番白辛苦了。
7月4日晚上,专案组开了一个案情分析会。众侦查员先是对邻居王老伯提供的那个瘦小男子的情况进行论证,毕竟老爷子年近七十,又处于晚上光线不足的环境下,人老眼花是否看错人了?因为洪老大的徒弟楚小山也是小个子。一番讨论下来,侦查员对这个问题有了确凿的认定:王老伯应该没有看错,石屋确实是有除王显三人之外的第四人进入过。因为勘查现场时,桌上吃剩的几样残菜中有三样卤菜:麻辣牛肉、蒜泥白肉和卤豆干。这三样卤菜是装在三个瓷盆里的,盆里垫着干荷叶,荷叶下面还有扎包的纸绳,这说明这三样卤菜是从外面熟食店铺购买后带到石屋装盆上桌的。再看四个投资者中分工负责为石匠提供饮食的范寡妇在案发那天接受调查时所说的内容:6月30日,她烧好饭菜端到桌上后方才离开石屋回家,当时是傍晚六时左右,在场的除了正在干活的石匠师徒,还有监工的王显;她准备的四样菜肴是现炒的两荤两素——内中并无卤菜。而王显是个经常囊中无钱的角色,不可能在范寡妇已经准备好足够三人饱餐一顿的饭菜的情况下再跑到外面去买三样卤菜回来。所以,那三样卤菜只能是第四人购买了带来石屋的。联系到王老伯所反映的情况,就可以认定当晚石屋确实来过不速之客—一—个瘦小男子。
梳理清了上述情况,也就有了相应的调查思路:走访熟食店铺,了解是否有那样一个个头不高、体态瘦小的男子去买过卤菜。以当时老百姓的消费水平,非逢年过节时一次购买三样卤菜的顾客,店家肯定会记得的。
接着往下分析: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那个瘦小男子涉案的可能很大(尽管对于其如何没有在现场留下任何痕迹这一点上尚未有合理的解释)。那么,一下子下手杀害三条人命的动机何在呢?通常说来,矛盾要发展到这一步,无非是涉及双方的利害关系,这种利害关系可能是经济上的,也可能是政治上的,或者感情,抑或危及凶手生命,等等。那么,本案的情形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若说是为谋财,三个死者都不是有钱人,家里均无可以在身后让别人继承的财物;而当时现场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那块玉石毛矿,但凶手并未动那笨重家伙。还有可能是情杀或者仇杀,可是,据调查洪老大、楚小山师徒俩均无这方面的传闻。再说,不管是哪一种利害关系,都没有将三人一起干掉的必要。王显与楚小山以前并不相识,跟洪老大也不过是点头式的交往,以前甚至还不曾有过一次任何方面的合作,这次找上洪老大干活纯属巧合。而洪老大和楚小山是五个月之前经人介绍而建立的师徒关系。这五个月里,洪老大一直带着楚小山在家里干些凿石磨、石臼之类的闲活,并未外出替人家干包工活儿,所以和外界没有发生什么纠纷。王显这个人由于交往很杂,不敢保证他在江湖上没有仇人冤家。可是,即便他有仇人冤家,也没有必要让跟其完全无涉的洪老大师徒一起陪斩呀!况且无论怎么说,杀—个人比杀三个总容易得多吧,凶手实在没有必要冒着风险多杀两个无辜者的。因此,专案组认为可以排除财杀、情杀、仇杀的可能。
根据以上推断,再联系到凶手以某种目前尚不知晓的特殊毒药作案,侦查员就不得不把本案的杀人动机往另一种可能上去靠了:杀人,是为了灭口!也许,王显三人在石屋干活时,无意间发现了不应该被他们看见的什么物件,而这个情况如果泄露出去的话,将会对在石屋藏匿这种物件的人产生严重威胁,所以,对方就只好采取非常手段了。
那么,石屋里究竟藏匿了什么东西呢?这当然引起了专案组的兴趣。大家对此进行了猜测,最后认为联系到那种神秘的剧毒气体,那就十有八九跟敌特有关了,而敌特的东西,无非就是电台、枪支弹药等用于搞特务活动的那些装备。此类装备应该是有一定体积的,小小一座石屋院落,如果确实曾经隐藏过的话,那应该是找得到痕迹的。副组长柳乐海提议连夜去石屋再次查看现场,张若干赞同,于是一千侦查员当即出动,前往望龙门石屋。可是,众人对于石屋里里外外凡是可能藏匿东西的位置包括灶膛,甚至连水缸也挪开查看过了,都未有发现。
一行人返回驻地后接着开会,再讨论,思路就集中到石屋的主人身上了。这也是顺理成章的。王显他们租下石屋不过短短几天,如果说石屋里果真藏匿着什么机密,那肯定是在王显租下石屋之前。石屋在新中国成立前是出租给修船厂老板鲍志猛的,后鲍被人民政府逮捕镇压,财产没收,石屋由房东“大五福土特产商行”老板郎扣虎收回,空了几个月后方才租给了王显等人。石屋里如果藏匿着秘密,那应该跟已被镇压的鲍志猛没有关系。鲍的案情早已查清,虽是恶霸,但跟国民党反动势力并不牵涉,在其历史中也未见结交过什么“军统”、“中统”之流,并无替敌特分子藏匿机密的可能;况且,当初公安局查抄石屋仓库时,搜查过整个宅院,无甚发现。如此,石屋里的秘密应该是在鲍志猛之后才有的。初步判断,这个秘密跟房东郎扣虎没有关系,因为如果郎老板在石屋里藏匿了什么特务器材的话,他是不会把石屋出租的。不过,毕竟石屋是郎扣虎出租的,而出租之前的那几个月时间也是他自己在管理,所以,只有郎老板自己才说得清这段时间究竟有谁对石屋感兴趣甚至进入过石屋。在石屋里藏匿秘密的人,应该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进入过石屋的人。只要查到了这个人,离石屋三命疑案的侦破也就不过咫尺之距了。
7月5日,专案组出动六名侦查员分两路分别调查石屋现场残留的卤菜来源和石屋房东郎扣虎。
侦查员江高等三人负责调查卤菜线索,他们以望龙门为中心,跑了多家熟食店铺和供应卤菜外卖的饭馆,没有查摸到任何情况。
另一路侦查员刘炳甫、陈宏、苗烈铁三人前往“大五福土特产商行”,到那里一看,商行门口张贴着一纸告示: “本行老板郎扣虎先生不幸于七月三日猝然病逝,为办丧事,停业五日,于七月七日照常开门营业,祈望众客户谅鉴为谢!”三侦查员见之大吃一惊,寻思这是怎么回事,正要找这郎老板了解情况,他怎么说走就走了,而且是“猝然病逝”!这“猝然”二字的背后是否存有悬疑呢?
三位侦查员了解下来,得知郎扣虎的死亡情况是这样的——
郎扣虎这年五十有九,这个年纪在现今不算什么,连退休的资格还没有,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已经算是有一把年龄了。不过他平素健康状况还是不错的,年轻时练过武术,据说一手猴拳打得像模像样,这是需要下相当功夫的,就在前两三年他还能用比小伙子迅疾的速度上树爬竿。郎老板喜欢喝酒,平时在家早晚必饮,外出应酬一斤烧酒打底。这次,他就是外出应酬时在酒桌上倒下的。 重庆初解放时,经济形势和全国其他大城市一样,不是很好。郎老板开的“大五福土特产商行”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而商行里囤积着的土特产是有保质期的,过了期限就要变质。因此,郎老板早在春节过后就开始削价处理部分商品,其中一部分被一个兼做掮客、批发的生意人劳心诚以比较低的价格拿去了。当时双方是签了合约的,言明三个月之内不管劳心诚是否处理掉了这批商品,都得按照合约规定的价钱把全部货款支付给郎扣虎。以当时的规矩,劳心诚提取这么一批总价比较可观的货物是应支付一至三成预付款给货主的,再不济也得找一两个有实力的老板做担保人,但郎扣虎因为劳心诚的信誉一向很好,以前每次合作都很愉快,所以就没有提这个要求。谁知,这次情况有些两样,三个月过去了,劳心诚没有付款,只是打了个招呼,说要稍稍迟缓一些日子。这一迟缓就是一个多月,于三周前才付给郎扣虎一半货款,另一半几时付没有说。这样,郎扣虎就觉得有些不对头,自6月中旬以来不时去找劳心诚要求付款。劳心诚每次都是说马上还,有时甚至还确定了日期,却没有一次兑现的。郎扣虎着急了,须知这些款项他不久就要作为今年的进货成本,没有这些钱,进货就得减少一部分,这会影响整个商行的生意呢!于是,就在6月23日再次找了劳心诚,说如若你再不还款的话,要么找人担保先行垫款还我钱,要么我们就去找工商联评理—一当时的工商联,行使着工商管理部门兼行业公会的职能,一纸公告往某户违法商铺的门上一贴,该商铺就得关门歇业!劳心诚被逼得无法,只好答应于6月底前一定给郎老板一个满意的交代。
这个交代是拖到6月30日晚上才由劳心诚的一个朋友送到郎老板府上的,说劳心诚请他捎信:大后天傍晚六点半在化龙桥“李三酒馆”请郎扣虎喝酒,顺便当面把事儿给了了。郎扣虎暗忖这回该彻底解决了,于是答应下来。当晚,石屋就发生了命案,但房东郎老板不知道。他是7月2日下午专案组侦查员来商行找他当面调查时方才得知石屋出事的,待侦查员离开后立刻前往望龙门,但石屋已被公安局封了门,他进不去。其家人说,郎扣虎当时心里就已经憋了一口气,当晚没有休息好,喝了大半宿酒。
次日傍晚,郎扣虎应约前往“李三酒馆”,劳心诚已经在那里恭候了,还有一位柏先生,是一个老学究,当初郎、劳两人的借款合约就是请他起草并担任见证人的。这是一家只有一个半门面的小酒馆,供应大众化酒菜,也没有什么包房,唯一的所谓雅座不过是角落里的一副座头临时用旧屏风遮拦一下。劳心诚把郎扣虎让进了这个雅座,桌上已经摆了四样菜肴、两瓶白酒。郎扣虎嗜酒,当下也不客气,入席就喝。劳心诚和柏先生酒量有限,两瓶一斤装的烧酒,差不多四分之三进了郎扣虎的肚子。劳心诚见郎扣虎兴致很好,就招呼跑堂再上一瓶。郎扣虎说酒一会儿再喝吧,劳老板你先说说还款的事儿。劳心诚微笑道,这事儿今天肯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先喝酒。郎扣虎不喝,坚持先要给个说法,一边说一边拿出了合约。劳心诚于是说,不瞒郎老板,我最近手头确实比较紧,您看这样行不行——请郎老板把您行里剩下的那些货里估计一时难以销出去的那部分清点一下,做份清单,按照市场批发价再打个七折,统统交由我运到外码头卖了,赚得的利润呢,咱俩四六分,您四我六,我把分得的利润作为欠款抵账,您看这个主意好吗?
郎老板一听不禁大恼,说姓劳的你小子还真了得,我跟你这么些年交道打下来还真是瞎了眼,没看清你竟然还有这么一副心肠!什么今天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你这不是消遣老子吗!劳心诚说郎老板您财大气粗,我劳某不过小小一个掮客,哪敢消遣您老?这就是我的主意呀,您看……他蓦地住口,因为这时郎扣虎已经身子一歪栽倒下去了!
急送附近的驻军医院,军医检查后说是脑溢血。是否有救?说基本没治,要么开刀试试,死马当活马医吧。那时候也没家属签字的规矩,当然家属还是要立马通知的。劳心诚借用医院的电话往郎宅管段派出所打了电话,派出所马上通知家属。家属赶到医院时,人已被送进了手术室。军医手术做得尽心尽力,用了三个多小时,做完手术后说病人原来就患有高血压症,喝了大量烧酒,加上心情郁闷情绪激动,就导致了脑血管迸裂,是否活得过来就看今晚了。结果,午夜刚过,郎扣虎就走了。
刘炳甫三人返回驻地,把情况向专案组汇报了,众人都觉得似乎有些蹊跷,怎么正好要找郎扣虎调查石屋之事时,他就突然死亡了呢?张若干那天在忙政保处的其他工作,没到专案组来,柳乐海于是打电话向张汇报了上述情况和大家的怀疑。张若干说有疑问那就要弄清楚,你们这就去驻军医院了解一下郎扣虎究竟死于何因。柳乐海遂亲自带了两名侦查员江高、小纪奔驻军医院,跟7月3日晚上参与抢救的三名军医聚在一起议了议。那天主持手术的是一个国民党军队投诚的军医,留德博士,医技甚高,他介绍了抢救情况后说,这个病人应该是个至少已有十年病史的高血压症患者,据家属说大约七八年前他就经常头痛头晕,可是从来没当回事,睡一觉就恢复正常了,曾看过中医,中医里是没有高血压之说的,只说可能是风症,开了些祛风的汤药。
侦查员听下来觉得郎扣虎之死似乎并无可疑之处,但柳乐海心里总觉得放不下来,寻思哪有这么巧的事呢?这郎扣虎一死,石屋的事情谁还说得上来?想了想,对江高、小纪两人说,’我们去一趟死者家吧,了解一下石屋的情况。于是,下午三人就奔了郎宅。不巧的是,这天下午正好出殡——这当儿山城气温已经很高了,尸体搁不住,就送墓地埋了,人土为安。郎宅只留下两个老年亲戚和商行的一个伙计看家,他们说出殡的一行在把死者下葬后要去城外铁槛寺用素斋,所以回家肯定已经天黑了。柳乐海寻思那就只好改日了,但今天还有一段时间,总不能白白浪费了吧,就决定去市工商联了解一下导致郎扣虎死亡的这起纠纷的来龙去脉。
没有想到,这一去竟然另有收获。这是重庆市解放以来首起因生意上的纠纷而引发的人命事故,所以引起了市工商联方面的高度重视,7月4日,即事发次日上午工商联举行紧急会议,决定由市工商联本部对此事进行调查。他们的工作效率还是蛮高的,仅仅一天多时间,就接触了死者方面的家属、职员,另一方当事人劳心诚以及起草合约兼见证人柏老先生,所获结果与之前侦查员调查到的情况相同。这本来也就结束了,可是经验丰富的柳乐海因为对此事心存疑窦,所以在结束正式谈话后跟接待人章先生闲聊了几句。章先生是账房先生出身,精通会计业务,早在重庆解放前就已经兼着多家行业公会的财务顾问——专门指导公会如何查不法商号的假账,解放后工商联自然也少不了他,就把他聘为专职人员。因此,章先生对重庆全市的商号、掮客都比较了解,劳心诚就是其中一位,因为这位仁兄由于掮客身份经常接受各行业公会的调查。
章先生对劳心诚的一句漫不经心的评价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劳心诚这个人,以往一向很老实的,二十年来从没有因为本人的原因卷入过任何纠纷,这次还真是个意外,据他说是下家出了问题。”
侦查员当下就起了疑:一个一向老实的生意人怎么一下子变得像是无赖一样了呢?这个变化后面是不是隐藏着另外的原因?于是,柳乐海当即决定:对劳心诚进行调查!
调查是专案组和工商联联合进行的,不查其他,只查劳心诚这次贸易的情况。也就查了两天工夫,就把情况查清楚了。对于工商联来说有些意外,倒正合专案组之意,因为专案组本就怀疑这桩买卖中有问题。劳心诚那笔生意的下家已经付清了货款,是分两次付的,第一次是6月上旬,第二次是6月26日。6月上旬那笔,劳心诚收到后次日就如数付给了郎扣虎,并按照跟下家的约定对郎老板说6月底前一定解决。下家遵守诺言在6月24日跟劳心诚结清了货款,按说劳心诚也应该跟上次一样立刻把款给郎扣虎送去,可是他不但没有送,还在拖了数日后对郎扣虎耍了花招。这是什么原因?
看来,得由劳心诚当面向警方解释了。于是,7月7日晚上,劳心诚就被专案组传唤到重庆市公安局第二分局接受调查。
这一查,就发现了问题!
四、两个嫌疑人
郎扣虎有两个女儿,如今,也都是当上母亲的人了。大女儿郎金凤嫁的是个西药掮客,二女儿郎金秀嫁的是长江轮船公司的职员。现在使专案组感兴趣的情节,跟郎扣虎的大女婿程竹富有关。
之前的调查中,谁也没有听说过劳心诚跟程竹富是熟人,而且是交往较频的好友。而这次郎扣虎的死亡,竟然跟这个平日里一直对岳丈恭恭敬敬一口一声“阿爸”的大女婿有密切关系,甚至可以说是由其一手策划的。
程竹富以前曾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卫生兵,略微知晓一些医学常识,这也是他后来选择从事西药掮客职业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他知道岳丈郎扣虎近年来每月会发作几次的头痛头晕属于高血压症状。但是,他从来没有对岳丈或者岳母甚至妻子透露过,因为他另有企图。他在与劳心诚喝酒时说,岳父就两个女儿,大女儿虽然说是出嫁,但他们夫妇俩是长住在郎宅的,生下的一对子女也由岳丈作主姓了郎,所以他这个大女婿其实是入赘。这样,他就相当于是“大五福”郎扣虎老板的儿子了。为什么要强调“老板”和“儿子”这两个关键词呢?因为这里面涉及将来的遗产继承问题。当时劳心诚觉得郎老板还不到六十,谈遗产继承问题尚早。程竹富嘿嘿冷笑,早什么?他有高血压,这可是说走就要走的。老头子一走,他那份家产就该划到我的名下了。
那次谈话距今已有一年半,劳心诚记得当时就说到这里了。重新续上这个话题,是今年6月20日。那天,程竹富请劳心诚去三元坊那里的一个路边小酒摊—一就是现在说的大排档——喝酒,从劳心诚欠郎扣虎的那笔货款说起,又聊到了遗产问题。程竹富说这件事我正要跟你商量呢,现在看来这事儿像是有些棘手了。解放了,妇女也有权利了,听说那些解放得早的地方对于遗产继承就会考虑到妇女。要是这样,我那丈人老头儿如果高血压发作一命呜呼了,我岳母也会有一份财产,这等于是划掉我和老婆的钱嘛——岳母和小女儿好,到时候估计会把她那份财产给小女儿。所以,我想最好是趁现在这股风还没刮到咱重庆这边时,把这件事给了了。劳心诚承认自己不是一个思维很敏捷的人,当下听着不甚明白,于是虚心求教:您这是啥意思呢?程竹富要请劳心诚帮忙,就把话说得很明白:如果这会儿老头子一伸腿走了,那不是就可以继承他的遗产了吗?
劳心诚吓了一跳: “那……老程难道你想干掉他?”
程竹富哈哈大笑: “这怎么行呢?杀人,别说在如今新社会了,就是在旧社会也是要抵命的,我还要继承财产,好好享受享受生活呢,哪能干出这种傻事儿?”
“那……老程你又是什么意思呢?”
程竹富的意思很简单,他要求劳心诚利用与其岳丈的债务问题将其激怒,老头子嗜酒,最好是在酒桌上先请郎扣虎喝上半斤一斤, “这样,最终的结果就会……呵呵,即便他能活下来,大致上也是—个终日瘫在床上的废人了, ‘大五福’还不是掌握在老子手里了。”
劳心诚起初有些害怕,但听程竹富说下来不会有什么后果,因为他可以找一个站得住的理由来激怒郎扣虎。更重要的是,程竹富说他只要做这件事,不管成功与否,都可以获得三百万元钞票。以当时重庆的物价,这笔款子已经可以购买一幢有院子的三间平房了。况且后面还有好处: “大五福”归程竹富执掌后,生意上肯定会给劳心诚最大的好处。
劳心诚动心了,于是,两人就对如何具体操作此事作了详细策划,后来在“李三酒馆”所发生的一切包括把见证人柏先生请来一起饮酒等情节都在其中,当然,柏先生是被蒙在鼓里的。
劳心诚把上述情节一五一十说清楚后,专案组就留住他了,先送市局看守所吧,回头怎么处置再说。
然后,就该找郎扣虎的大女婿程竹富了。这时已经过了午夜,几名侦查员前往郎宅传唤程竹富,可是,程竹富却不在家,说是去外地了。去哪里了?其妻郎金凤摇头称“不知道”。这就奇怪了,他既然相当于郎家的儿子,当家人死了,还没过头七,怎么就不在家待着了呢?更奇怪的是,程竹富已经出门六天了,就是说,他在岳丈出事前就已经离开了重庆。
如此情况,罩在程竹富头上的疑云就更为浓重了。专案组长张若干闻报,马上下令追查此人去向,查到后也不必传唤了,直接拘捕。专案组随即作了布置,着手了解程竹富的社会关系,分析其行踪去向。人手不够,就从郎宅所在地的分局以及管段派出所临时抽调了六名警员协助追捕程竹富。
当天,专案组没有收集到程竹富行踪的情报,但是,另一路负责调查6月30日晚上带了卤菜前往石屋的那个瘦小男子下落的侦查员却有了收获。这一路由侦查员江高、水自流、老毕三人负责,他们已经奔波四天了,查遍了重庆全城各区所有的熟食铺子、供应卤菜外卖的饭馆以及路边小摊和街头提着竹篮子叫卖卤菜的小贩,直到这天傍晚,才在朝天门码头向一个小贩买卤豆干时偶然获得了线索。那个小贩看了他们从现场提取的用来包卤菜的干荷叶,说这荷叶不是重庆本地出的,而是川东石柱出产的红梗荷叶,这种荷叶的梗茎是淡红色的。侦查员大喜,当即请教重庆地面上哪里有出售这种干荷叶的。
小贩说重庆市场上没有卖红梗干荷叶的,这种荷叶即使在石柱也很稀少,没有人专门收集起来晒干了拿到市场上出售,又没有什么特别的用项可以卖得贵一些,所以,只有老家在石柱那边而人在重庆做卤菜小生意的小贩才会在回老家时采摘一些拿到重庆使用,’也算是节省些许成本吧。据他所知,这样的卤菜小贩只有—个:袁家岗的周贵。
侦查员问,周贵长得怎生模样呢?对方回答是个小个子。江高三人大喜,四天的辛劳奔波总算有了收获,看来就是这个姓周的家伙了。于是立马奔袁家岗,到派出所一打听,说有这么一个人,石柱乡下来的,带着老婆,夫妻俩户口都在石柱,重庆这边是自己搭建的简陋草棚住房,以卖卤菜为生,卤菜是他自己烧制的,老婆做做下手活儿。于是,由派出所民警陪同着前往,终于找到了这个正主儿。周贵一看干荷叶,点头说是他独有的包装物。那么,6月30日你去过望龙门吗?又是点头。行了,那你跟我们走吧,换个地方跟你谈谈。 把周贵带到派出所,问下来,情况是这样的-周贵和王显同为石柱南门外盘龙山人氏,两人不但同村出生,而且还是表兄弟,不过“表”得有点儿远,已经超出三代了。周贵原在石柱县城烧制卤菜沿街叫卖,三年前听了王显表哥的建议才把生意移到重庆来,果然利润比石柱多—倍。表兄弟俩虽然都在重庆,但见面也很少,毕竟大家各自都要为生活而奔波。不过,每年有一天周贵必须要去跟王显见上一面,那就是阴历五月十六,那天是王显的生日,周贵每年都要给单身汉表兄送几样卤菜去,陪他喝两杯酒,算是庆寿。今年的阴历五月十六是阳历6月30日。王显早在一个礼拜前就托人给表弟捎话,说他这一阵要到望龙门龙尾巷口的石头房子住一阵,和朋友合伙做一桩买卖,让周贵届时去那里见面就是。所以,6月30日周贵就去了趟望龙门,因为是做完了当天的买卖才过去的,所以有点儿晚了,到那里已经快八点了。
周贵到了石屋又是怎样一副场景呢?他说表哥和两个石匠已经坐在桌前等候一阵了,表哥甚至还埋怨他不该来得这么晚,还是那个洪老大替他说了话拦住了表哥的进一步指责。因此,周贵心里有点儿不高兴,又惦着明天还要早早起来忙碌烧制卤菜呢,于是敬了王显两杯酒,匆匆扒了两碗饭就告辞了。
王显是单身汉,又是文盲,不可能留下日记、通讯录什么的,所以他死后也就没人知道其在重庆还有这么一个表弟。直到此刻,周贵还不知道表兄已经死了一个多星期了,侦查员当时也没告诉他。当下,江高、水自流、老毕三人商量下来,决定先把周贵留置,待调查其所说情况是否属实后再视情处置。
调查分三路进行:一路赴石柱调查周、王两人的亲戚关系、交往情况以及王显的出生日期;一路调查周贵所言王显委托别人给他捎话让6月30日晚去石屋的情况,那个受托人跟王显一样也是个单身汉,不大好找,侦查员很是费了些劲;另一路负责向石屋邻居王老伯核实6月30日晚他所看见的那个瘦小男子是否确是周贵。
调查于第三天傍晚结束,周贵所言属实。于是,周贵被释,该线索作废。
专案组诸君的心情自是可想而知,好在次日上午传来了另一条消息,那是内江县公安局发给重庆市公安局第一分局的一份电报,要求核查该分局下辖之信义街派出所是否有一名叫程竹富的居民,其职业是西药中介商。一分局收到这份电报,简直是喜从天降:正为追捕此人而费心费力却苦无线索呢,谁知这小子竟然被内江方面拿下了!于是,立马告知专案组。专案组即以市局名义发一加急电报往内江县公安局,说程竹富系这边正在追查的嫌疑人,务请严押,这边立即派员前往递解回渝。
柳乐海报请张若干向市局秘书室(相当于后来的办公室)申请,准予调用小吉普一辆,派刘炳甫等三名侦查员立马前往内江把程竹富押回重庆。
程竹富在内江是为生意上的纠纷跟人吵架进的派出所,在派出所又摆出大城市人的气派打了人家耳光。于是,派出所就将其铐起来送县局报拘留。县局在办理审批手续时发现这人没有身份证明,问了问,说是重庆西药中介商,经营证明在旅社。于是就派人去旅社拿,可是,和程竹富一起住的那个贸易伙伴老曹见势不对,已经结了账拿了所有行李离开内江了。在当时的情势下,内江公安局当然不可能凭空相信程竹富对其身份的陈述,于是先扣人,再向重庆方面发电核查。
当程竹富见到重庆来人时,竟然长嘘了一口气,说我就这点儿小事,喝了酒跟人发生纠纷,就把我关起来了,甚至还怀疑我是反动分子哩,还好你们赶来了……说到这里他突然住了口,因为侦查员亮出了一副手铐,不由分说将其铐起来就往外推。
以当时的路况,重庆跑内江一个来回得一天还搭上大半夜,刘炳甫一行返回重庆时已是次日黎明时分。柳乐海等人已经等候着了,立刻开始讯问。程竹富的回答内容跟之前劳心诚的那些话基本相同,对于他离开重庆前往内江的解释是这样的:三个月前就已经和生意伙伴老曹合伙向内江一家酒精厂批发酒精,然后销往上海,上下家合约都已经签署,说好是6月底交货,所以必须赶去。
专案组当然不可能白白放过这个嫌疑人,随后又展开了对程竹富包括历史面貌、现实情况、社会关系、经济状况等在内的全面调查,一共耗费了四天时间,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没有发现程竹富与石屋命案有关系的情况。
线索就这样断了!
五、梳理思路
7月14日,石屋命案发生的第十五天,专案组全体侦查员集中开了个案情分析会,从上午八点一直开到下午两点,连午饭都是让伙房送来馒头就着茶水边吃边谈的。讨论下来,大家的观点大致相同,认为之前对于案情的分析并无偏差,侦查思路和方向也是对头的。对于下一步侦查工作如何进行,倒是有不同意见,有的主张盯着郎家所有成员逐个询问了解,有的主张除了向郎家人调查,还可以走访石屋现场附近的邻居和案子发生前后可能经过门外的路人,还有人主张进一步对三个死者的生前社会关系进行调查。
张若干宣布,立刻分头对郎家所有成员进行询问,重点了解已故的郎扣虎生前对石屋出租情况说过些什么话、接触过哪些人。这项调查要求当天完成,晚上全组集中起来汇总调查情况。于是,全体侦查员随即作了分工,立刻出发,有的去看守所找尚被拘押着的郎家大女婿程竹富,有的去长江航运公司找小女婿林祖清,以及郎扣虎的妻子、两个女儿。
当晚八点多,完成了调查使命的全体侦查员重新来到了会议室,向张若干组长汇报调查情况。张若干一边听,一边皱眉头—所有人都未能调查到有价值的内容。那怎么办呢?往下是否还有其他路径可以迂回着走走看呢?答案是:有的!
根据之前的分析,石屋里藏匿秘密应当是在恶霸鲍志猛被捕遭到清算,石屋退还给郎扣虎之后到出租给王显等人之前。而凶手(为叙述方便,这里暂时叫作X)在王显四人租下石屋前尚不知道有此变故,否则他在得知后会立马将那秘密转移。X在石屋藏匿的秘密肯定不会随手摆放,从第二次专为发现石屋之秘而进行的现场勘查来看,石屋内并未发现藏匿过大宗、大件物品的痕迹,因此可以判断所谓的秘密是体积比较小的物件。体积比较小的物件,又藏得十分隐蔽,从常理来说,那物件一般是不大可能在王显和石匠三人一入住石屋时就被发现的。所以,可以推测王显等人人住一段时间后,并未发现石屋内的秘密。而X也没有在王显等人租下石屋后马上知晓这件事。因为他如果知晓石屋让郎扣虎出租了,入住的房客有可能会发现内中藏匿着的秘密,他还可以采取另外的法子把秘密转移,比如找个借口请王显三人去小馆子喝酒吃饭什么的,玩一招调虎离山;也可以去找房东,编造一个理由以高价把石屋租下来,或者另找一处合适的地方贴补些钱钞请王显他们挪一挪场子,这都是简单易行的方式。不管怎么说,比杀人(而且一杀就是三条性命)总容易得多,风险也大大降低。可是,X却没有那样做,而选择了冒险杀人的极端方式来解决自己面临着的问题。
X为什么要这样做?答案似乎比较简单:他必须这样做,否则杀身之祸可能就得他来承担了!
所以,专案组推断:X不但在王显和石匠人住石屋前不知道郎扣虎要把石屋出租,而且在房客人住石屋伊始也还不知道这一点。如此,X的一个特点就给梳理出来了:这人有在石屋藏匿秘密的方便,但他并不是生活在石屋主人郎老板身边的人,否则,在其理应时时关心石屋动向的前提下,完全是应当知晓郎扣虎准备将石屋出租的。从这点来看,把郎扣虎的大女婿程竹富排除在作案嫌疑人之外是正确的——程竹富夫妇可是与郎扣虎老两口住在一起的。
那么,X是在何时方才得知石屋出租的呢?从其迫不得已必须采取杀人手段解决这个问题来看,他应该是在石屋之秘业已暴露并且无法作任何补救措施后方才知晓的。那时,X别无选择,只有用灭口手段来对付这个巨大危机了。
往下再想,又有三个问题需要得到合理解释:其一,王显、洪老大、楚小山三位是何时发现石屋之内的秘密的呢?其二,X又是怎么知道王、洪、楚三人发现了秘密的呢?其三,房东郎扣虎是否知晓王显三人在石屋里发现的秘密呢?
专案组一千侦查员不是大侦探福尔摩斯,其水平甚至可能给福尔摩斯当下手打杂人家也不要,所以,这些问题坐在会议室里是议不出来的,只有去进行艰辛的调查。于是,案情分析告一段落,专案组侦查员在散会后立刻分成四拨,三拨分头找王显的合伙人老张、小汪和范寡妇调查,另一拨则去石屋附近向邻居进行调查。晚七点众人返回专案组驻地,向副组长柳乐海报告情况如下:找老张、小汪调查的那两拨侦查员均无收获;向范寡妇调查的苗烈铁、水自流两人和去石屋那边向邻居调查的老毕、小何获得的情况似乎有些价值。
苗烈铁、水自流从范寡妇处了解到的情况是:6月28日下午大约三时,范寡妇前往石屋准备给石匠他们烧晚饭,前几天一直待在那里的王显却没见人影。她问了洪老大,说是去外面转一会儿就要回来的。她也就没在意,因为家里还另有事,就匆匆烧了饭菜后离开了。这段时间,大约一小时。她离开时,王显还没有返回石屋。范寡妇对于王显的外出就有些想法了,寻思之前商议分工时不是说清楚了吗,让你王显待在施工现场,说是陪同石匠随时处理可能遇到的啥意外事儿,其实就是监工。因为毛矿里面藏着啥神仙也说不准,或许把那么大_二块石头一凿子一凿子全部凿碎也没见一丁点儿翡翠;或许一眨眼工夫,一凿子下去翡翠就露相了。你王显一走,人家石匠可能正好撞上大运凿到一块翡翠呢?东家不在,还不是立马掖怀里了?所以,范寡妇就决定次日跟王显说一说。29日,范寡妇果真向王显提出来了,当时正好另一合伙人老张也在场。王显解释说是去替石匠买磨凿子的砂石,跑了好几处才买到。范寡妇这才释然,之后也就忘记了。现在侦查员再次找她要求回忆跟王显合伙以来大大小小所有的情况,她这才把这件事从记忆库里翻了出来。
老毕、小何走访了石屋斜对面那家只有半开间门面卖烟纸杂货的夫妻小店,店主老冯头儿反映,同是6月28日那天下午,大约五点左右,他看见王显一摇三晃地从东面过来,空着双手,经过其铺子时,买了一包香烟、一盒火柴。当时王显留给店主的印象是似乎很开心。开心的原因,店主夫妇的估计是可能发了一笔财。其依据是,王显付烟钱时,掏出的是一沓五万元面值的钞票,看上去大约有十来张之多。
专案组连夜举行案情分析会对上述两个情况进行分析。6月29日范寡妇询问其昨天下午外出事由时,王显答称去购买磨刀石。可是,那天下午五时许王显从外面返回时,杂货铺的店主夫妇都看见他是空着双手的;况且,7月1日对石屋现场进行勘查时,发现那里有四块磨刀石,都已使用过,大约七八成新,显然不是三天前备的货。这样看来,王显对范寡妇说了假话。那天下午他外出究竟所为何事?他为何要对范寡妇说谎?另外,杂货铺店主夫妇看见王显神情得意地掏出一沓五万元面值的钞票付烟钱。这些钞票在案发后勘查现场时却未曾发现,无论是王显身上还是洪、楚石匠师徒身上,抑或石屋的其他任何角落,都未发现这笔钱款,而只有一些零碎钞票。这笔钱款又到哪里去了呢?是王显花掉了呢还是让凶手给掠走了?如果是王显花掉的,这么一笔相当于当时重庆市民月均薪水的钱款,他买了什么东西呢?石屋现场怎么啥也没见?当然,也许是赌博输掉了,可是,不管花掉还是输掉,这都是需要时间的,之后的两天里,范寡妇、老张、小汪都曾在不同的时间里去过石屋,却没有发现王显离开过呀!
再看另一种可能:会不会是给凶手掠走了?这种可能目前不能排除。可是,凶手为什么只掠走了那笔钱款,而没动三人身上的其他钞票呢?三个死者身上的钞票加起来也有十一万余元哩。
那么,6月28日王显去了哪里?他去干什么?他身上的钱是如何获得的?他凭什么能够获取这么一笔钱款?
一千侦查员犹如剥笋壳一样一层层分析:石屋里的秘密应该是在王显和两个石匠人住后才暴露的.而当时,那个暂被称为X的未知角色尚不知道石屋已经出租、秘密已经被发现。X应该是在6月30日晚上之前方才得知上述坏消息的,于是,就果断决定下手行凶,杀人灭口,一了百了。而从目前调查到的情况看来,石屋之秘被王显他们发现之后,有一个使除他们之外的第二方知晓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是发现者主动向第二方泄露,也可以是第二方去石屋时察觉;现在专案组掌握的情况是,王显曾在6月28日外出过,然后就有了那沓五万元面值的钞票,而没有关于第二方曾在石屋出现过的线索。所以就可以这样认为,王显那次外出,是为了向外传送他们在石屋发现的秘密!这个行动使王显获得了一笔意外之财,然后就和洪老大、楚小山一起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6月28日下午,王显向谁传送了发现石屋之秘的消息呢?当时他(也可能是他们——包括洪老大和楚小山)是怎么考虑的?侦查员认为这似乎应该先从王显、洪老大、楚小山三人的情况以及他们究竟发现了什么秘密来作判断。从之前进行的大量调查来看,洪老大、楚小山两人都是正宗的劳动人民,靠出卖劳力吃饭的无产阶级,两人没有任何历史问题,无论是政治还是刑事方面的,即使在旧社会,也都是胆小如鼠的守法百姓。再看正主儿王显,他是跑马帮出身,也该算劳动人民,经历虽然复杂些,还操过袍哥的营生,不过是帮会里最底层的跑龙套的小角色,既无政治历史问题也无刑事犯案记录。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这三位都是良民,他们在旧社会不敢干犯法勾当,到了新社会那就更加会自觉守法了。试想如果他们在石屋发现的秘密是武器、电台之类的,那还不立马奔派出所报告?可是,他们没有去报告。因此侦查员推断石屋之秘并非明显的敌特物资,而是某种看了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一般民用物品的东西。
继续往下分析,发现石屋之秘的不一定是王显,有可能是洪老大或者楚小山,但是,在洪、楚的心目中,出面租石屋的是王显,所以王显在租约有效期内应该是石屋的主人,在石屋里发现什么物品之后应该由王出面处理。因为那东西酷似一般民用物件,所以王显没有去公安局。那么他会去哪里呢?侦查员认为他应该向石屋主人通报情况,因此,王显那天下午外出是去找房东郎扣虎了。
这样,下一步的侦查方向就确定了:6月28日下午,当时尚在人世的“大五福土特产商行”的郎老板郎扣虎在哪里?先查明这一点,再调查王显是否去找过郎老板。
7月15日,专案组派出六名侦查员,分别去郎宅和“大五福”进行调查。
郎宅白天通常只有郎老板的妻子施阿婆在,侦查员了解下来,6月28日下午郎扣虎没待在家里,施阿婆说丈夫生前白天都是在商行里或者在外面谈生意的。
那么,郎扣虎那天下午是在“大五福”吗?另一路侦查员的调查结果是也不在商行。郎老板去了哪里呢?接待侦查员的商行账房先生丁锦聪翻了账本,说6月29日有一笔货款从“大跃山货庄”划进 “大五福”,有可能郎老板那天去“大跃”结算账目了吧。侦查员立马奔“大跃”,证实了丁锦聪的这个推断。那么,具体是什么时间呢?“大跃”的董老板回忆下来,说郎老板是下午两点多来的,结算完账目已经五点了。那么,这期间是否有人来找过郎老板呢?董老板说没有人来过,就我和郎老板两个待在账房里。
如此,这条线索就算断了。已死的王显给专案组留下了一个悬念……
六、又一条线索断了
当天中午,专案组众侦查员聚在一起吃饭时犹在议论案情。年龄最小的侦查员小何忽然亮出了一个观点:我们干吗盯着郎老板调查6月28日下午的行踪呢?也可以查查王显那天到底去了哪里吧?
这个,前面讨论案情时不是没有考虑过,可是查王显的难度比查郎扣虎要大得多,虽然两人此刻皆已作古,可是郎扣虎生前接触的人毕竟容易查到,而王显就神出鬼没不知他跟何人接触了。现在,查郎扣虎有难度,那还是倒过来去查王显试试看吧。王显那天离开石屋后,究竟是去了郎宅还是“大五福”呢?柳乐海说我们就同时查一查吧。
查下来的结果是,6月28日下午,王显没去过郎宅,而是去了“大五福”。据“大五福”的账房先生丁锦聪和伙计白小根说,.那天下午,王显前来商行求见郎老板。当时郎老板不在商行,按照惯例,应该是账房先生代为接待来访者,可是那天对面南货店老板准备给岳丈过生日,把丁锦聪请去写寿幛了,是伙计白小根接待的。白小根问王显找老板有什么事,王显不肯吐露,只说要对郎老板当面说。
说到这里,侦查员陈宏打断道: “王显当时是空手还是拿了什么东西?”
白小根说: “我记得他当时手里提了一个黑洋布小包袱,有这么大—一”他用手比画着尺寸,侦查员目测大约有四寸见方的样子,白小根还强调说包得齐齐正正的。
白小根于是就请王显在一旁靠墙的椅子上坐下,刚要给其沏一杯茶时,’来了一个人,这个人一来,王显就站起来跟他热情地打招呼,随后就和其一起进郎老板办公的那间小屋去坐了。来的这位是谁?怎么可以不跟商行伙计打一声招呼就径直闯进老板办公的房间呢?这位的确有这个资格,因为他是郎老板的小女婿、长江轮船公司的高级职员林祖清。这样,白小根就去沏了两杯茶,端进了老板室。然后,他就去和其他伙计一起盘点货物去了。
丁锦聪是稍后才回来的。白小根把王显、林祖清来访之事说了一遍。丁锦聪不认识王显,但跟林祖清很熟,于是就去老板室跟林祖清打了个招呼,寒暄了几句。这时,正好有客户来结算账目,于是就出去接待,留下林、王二位在那里闲聊。侦查员问知道他们聊了些什么吗?丁锦聪摇头说不清楚,他进去时听见他们好像在聊朝天门码头的船运客票价格。
丁锦聪处理完账目,郎扣虎还没回到商行。这时长江轮船公司打来电话问林祖清是否在商行,丁锦聪说在,问是否请林先生接听电话,对方说不必接听了,劳驾您跟林先生说一声公司有事请他马上回去就行了。丁锦聪是做账房先生的,生性细致,又问对方贵姓,对方说姓李,是林先生一个办公室的。丁锦聪就去后面转告,林祖清于是起身说那我得回去了。丁锦聪问他有什么事情需要向郎老板转达,林祖清说也没啥大事,回头我去岳父府上当面跟他说吧。言毕告辞。
林祖清离开后,丁锦聪问王显找郎老板有什么事,是否需要留言。王显想了想,说那就不必了,我回头再跟郎老板当面说吧。然后也告辞了。
侦查员最为关心的是王显带去的那个黑洋布小包袱,就问王显离开时是否拿着呢?丁锦聪认真地想了想,皱着眉头说这倒没有留意,好像是空着双手离开的吧。侦查员盯着问,好像?我们需要确凿的答案,请丁先生再想想。丁锦聪说当时没留意,要不,问问行里的伙计吧。
这时丧事已经办毕,根据郎家一干亲属讨论,决定把“大五福”转让给别的老板。这几天商行已经停止对外营业,正由郎扣虎尚在看守所关押着等候处理的大女婿的一位结拜好友、资本家蒋永寿和丁锦聪主持着盘点货物与账目,所以行里的七八名伙计都在。当下,丁锦聪就把白小根等人全部唤来,说公安局同志为调查案子需要,特地前来了解6月28日那天那个名叫王显的麻脸汉子来行里求访先生不遇,跟先生的小女婿林祖清闲聊一阵后离去时,是空着手呢还是拿着东西?我当时也在行里,可是记不准了,请大家回忆一下。
一千伙计七嘴八舌议下来,有的说没有留心,有的说当时在忙事儿不曾看见,有三个是看见王显离开的,都说王显当时是空手走的。
那么,林祖清离开时是否拿了什么东西呢?这个,大家倒都是留心了的,可能因为都知道他是老板女婿的关系,他的进出众人就有意无意会看一看。林祖清进来时夹着一个大号黑色牛皮公文包,离开时还是带着那个公文包,不过是拎着的,似乎有些沉。
侦查员寻思如此说来,那个黑布小包袱的去路有两种可能:一是留在郎老板那间办公室里了,二是交给林祖清带走了。于是就去查看办公室。那屋子在郎扣虎猝死后已经由行里贴上了封条,打开后查看下来,没有什么小包袱,也没有黑洋布。又想王显是6月28日来的,而郎扣虎是7月3日猝死的,这几天他是每天来商行的,会不会把那个黑布小包袱拿回家去了?就决定去郎宅查问。可是,向郎扣虎的妻子了解下来,说丈夫从来没有拿回过什么黑洋布小包袱。这样,调查的触角就该伸向林祖清了。
次日,专案组启动了对林祖清的外围调查。调查分两个内容:一是林祖清的历史情况和现实表现;二是林祖清与王显是什么关系。
调查所获情况对林祖清有些不利。二十八岁的林祖清早在九年前念中学时就已经加入了“三青团”,并且是区队的骨干分子;后来上大学时又参加了国民党,与潜伏在学生中的“军统”特务结拜弟兄。为此,他在重庆解放后曾被公安局传唤去接受讯问,因未发现犯有具体罪行而未将其拘捕,但“林祖清”这个姓名已经被列入区公安分局的内控名单。至于林祖清与王显的关系,由于王显已死亡,而其生前社会关系很杂,侦查员费了些工夫,初步查明这两人以前有过接触,但与林祖清的岳丈郎扣虎无关,就是说王显与郎扣虎洽谈承租石屋之事并非通过林祖清的介绍,而且,这一段时间林祖清并未和王显或者郎扣虎有过联系。这样,就符合之前专案组分析的关于“X并不知晓王显等人租下石屋作为施工场地”的特点。
第二天,7月17日,专案组又指派侦查员对林祖清是否有作案时间进行了调查。据林祖清的妻子郎金秀说,6月30日那天,丈夫是前往其供职的长江轮船公司正常上班的,像平时那样于下午五点多下班回家。上一天,他们夫妇因家庭琐事发生争吵。她越想越委屈,这天甚至晚饭也没为丈夫准备。林祖清下班回家后见没饭吃,就出去了,直到深夜才姗姗而归,一直到现在她也不清楚他那天晚上去了哪里、在干什么。
中午,调查情况汇报到专案组长张若干那里,副组长柳乐海请示是否先予拘留。张若干考虑后,说郎家大女婿已经关起来了,当家人又猝死,再把林祖清拘留,对其家属是否刺激过大?一旦查下来若是和案子没有关系,影响就大了。还是先传唤再视情而定吧。于是,一小时后,林祖清被带到专案组驻地接受调查。
事后想来,幸亏张若干没同意对林祖清实施拘留,因为调查下来发现林祖清并未涉案。排除其疑点的依据有二:一是他没有作案时间,6月28日傍晚他下班回家后,因为老婆生气没烧晚饭,他就外出想找家小馆子吃点儿东西。刚出门,就遇到了公司派来通知他赶紧去办公室处理紧急事务的杂役老刘,于是,他就直奔公司,晚饭也是请老刘从附近的面馆叫的外卖。等到处理好事务下班回家,已是午夜时分了。二是他跟王显以前曾见过一面,那是一次他去岳丈家里送东西时,正好王显受郎扣虎委托替“大五福”留意一笔生意,是来给回音的。那笔生意好像没有成功,但岳丈认为王显是颇出了些力的,就请他去对面的饭馆吃个便饭表示感谢,林祖清一并作陪。因此,6月28日那天两人在“大五福”不期而遇时,就算是熟人了。
柳乐海问林祖清是否留意过王显拿到“大五福”去的那个黑布小包袱,林祖清说他看见了,不过他没问是什么东西,而王显也没说。两人谈论起朝天门码头前几天发生的一桩事故,都没有把话题转到其他方面,因此林祖清也就不知道王显去找岳丈干什么。他甚至连王显租了其岳丈在望龙门那边的石屋之事也不知道,直到石屋出了案子公安调查到郎扣虎那里,他才听老婆说及。
柳乐海等侦查员一看林祖清那副事不关己镇定自若的神情举止,基本上就已经相信其所言应该不谬。果然,专案组在随即进行的调查中,证实林祖清的说法都是事实。于是,笼罩在这个轮船公司职员头上的疑云就消散了,而线索也再次断了。
七、秘密揭晓
专案组查清林祖清的情况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林祖清离开后,一干人都累得头晕脑涨,包括副组长柳乐海在内的三位侦查员还出现了中暑症状。于是领导就让全体休息。那时没有空调,电扇也比较罕见,冲个澡后各自找个相对凉快的地方睡一觉吧。
侦查员苗烈铁睡了三个小时就热醒了,起来冲了几桶凉水后再也睡不着了,于是就拿出昨晚询问林祖清的笔录出来整理。这会儿脑子清醒多了,看了一遍笔录,突然一阵兴奋:什么线索断了?新的线索不是已经出现了吗! 新的线索出自林祖清之口。昨晚他在接受专案组的调查时曾经说过,直到他离开“大五福”时,那个小包袱还没离开王显之手。而“大五福”的三个伙计都说稍后王显告辞出门时,双手是空着的,什么东西也没拿。夏天穿着单薄,那么一件厚书样的东西也不可能掖着夹着,所以,伙计的说法应该是真实的。于是,那个黑布小包袱的下落就清楚了——就在商行里啊!
苗烈铁大喜,年轻人容易冲动,当下就不管不顾地嚷出声来: “噢——有啦!”一下子就把外面院子里躺着的柳乐海等人惊醒了,一问一说,众人皆喜。于是,几位立刻凑在一起讨论案情:如此看来,王显是把东西留在“大五福”了。他为什么放弃等候郎扣虎,而选择了留下东西走人呢?联系到杂货铺店主夫妇反映的他那十来张五万元面值的钞票,可以认定他不可能把东西平白无故地留下,而是跟第二人有个交接,他交出了黑布小包袱,那人给了他一笔钱钞。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侦查员把当时在商行的每个人扳着指头估测下来,最后把视线停留在账房先生丁锦聪身上。
侦查员想起了7月15日去“大五福”调查时丁锦聪的一个细节:他在说到林祖清、王显相继离开的情节时,言语间有点儿模糊,一带而过,不似之前谈及其他情节时那样详细。这是—个反常。于是侦查员就把怀疑的目光盯向这个四十来岁的账房先生了。
当然,眼下的怀疑还不能作为对丁锦聪采取措施的依据。柳乐海当下就和苗烈铁等人商议如何去“大五福”调查,还对人员进行了分工。
上午八点多,专案组除组长张若干之外全体出动,直奔“大五福”。到了商行,每个侦查员找一个伙计个别谈话,柳乐海则叫上丁锦聪去后面郎扣虎的那间办公室坐着喝茶聊天。一干侦查员跟众伙,计谈下来,很快就了解到以下情况:6月28日下午林祖清告辞后,王显显然觉得自己不便独自待在老.板的办公室,就出了那间小屋子,先去后院小解,然后往前面店堂溜达。还没走进店堂,就被账台那里的丁锦聪唤了过去。账台属于商行的财务室,但因为空间有限,不可能单独辟出一块位置来设置一间,于是就弄了个屏风放在那里,账房先生觉得需要时就把屏风扯开。当时,屏风是扯开了的,遮住了众伙计的视线,再说大家各忙各的,谁也不可能有意识地盯着那个方向看。大家能够回忆起的零星碎片有这么两点:一是丁锦聪跟王显的接触时间不长,也就不过短短数分钟吧;二是丁锦聪唤王显过去前,也就是王显在后院小解时,账台上的电话机响过铃,丁锦聪接听了电话,没人听见他说了些什么,可是根据其说话的语调,估计多半是老板郎扣虎打来的。
之前的调查中已经得知,6月28日下午王显去商行时,郎扣虎去了“大跃山货庄”,侦查员估计,那个电话如果确是郎扣虎打来的话,应该是从“大跃山货庄”拨出的。于是,柳乐海立刻指派侦查员老毕去附近找个电话机往“大跃山货庄”去电查询。一会儿,老毕去而复返,证实了这一估计。“大跃山货庄”的董老板说他还记得那天郎扣虎是当着他的面往“大五福”打的电话,接听的是账房丁先生。郎扣虎去电其实并无事情,只是问一下他不在商行时是否有什么人去电或者去行里找他。这是郎扣虎的习惯,以往他去外面只要时间待得稍长些,就会打电话回商行询问。在旁边的董老板听见郎扣虎对丁先生说“他不可能有什么重要事,就说是我说的,有事可以对你说,由你处理就行了”,然后,就把电话挂断了。
这样,也就不需要开什么案情分析会了——之前丁锦聪接受侦查员的调查时,故意隐瞒了这一情节,这已经充分说明问题了!侦查员立马就地讯问丁锦聪.同时对其所住的后院卧室(他是单身,居住于商行)进行搜查。
讯问是由柳乐海和专案组另外两个讯问老手刘炳甫、江高进行的。原以为没几个回合丁锦聪就会缴械投降,乖乖地交代罪行,哪知,这家伙竟然也是一个老手—一反讯问的老手,面对着侦查员的严厉逼问若无其事地见招拆招。三个侦查员里,江高以前曾专门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当下就明白这,个对手肯定有来头,百分之百是一个受过特工训练的主儿。当下就给柳乐海递了个条子,柳乐海看过后,让丁锦聪好好考虑一下,一会儿再谈。
接下来,两个侦查员看押丁锦聪,柳乐海三人去后院看搜查情况。别看丁锦聪是个单身汉,卧室却收拾得非常整洁,这使执行搜查使命的侦查员比较省力。不过,在卧室里并没发现什么特务器材,令侦查员颇为失望。柳乐海三人过去时,一干侦查员正对着用油纸包着的一堆干草药样的植物在讨论。柳乐海反应奇快,当下一看就喝道: “这是毒药!王显三人十有八九就是被这玩意儿给整死的!”
于是,就把这包东西拿到丁锦聪面前去,向其“请教”这是什么药材,干什么用的。丁锦聪竟然丝毫不慌,说我还正要向人请教呢,这是前些日子一个山里人拿来的,问是不是治啥毛病的草药。我跟郎先生说过,他说回头拿去向中药店铺的老药工请教,可第二天先生就仙逝了,唉——
正说着,侦查员在搜过丁锦聪的卧室后接着搜查卧室外面的花坛时,发现里面埋着一个大口陶瓷坛子,坛口用数层油纸紧紧地封扎着。打开,里面是用油纸、蜡纸封包着的三十本小册子——敌特电台的专用密码本!大伙儿一看那尺码,马上想到王显拿到“大五福”来的黑洋布小包袱:就是这玩意儿啦!
把密码本拿到丁锦聪面前,这下该招供了吧?不,还是一脸的茫然,说他从来没见过这东西,也不知是啥玩意儿。
柳乐海说算了吧,该给你换个地方去问了。于是就让侦查员将其铐上,查封了后院,正要把人往外押的时候,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这当儿正好天降阵雨,一个三十来岁浑身精湿的男子连奔带跳地闯入店堂,嘴里叫着“丁先生”;待定睛一看,丁锦聪已经被铐上了手铐正被人押着往外走,神色顿变,连连后退,喃喃自语着“哦,走错了”就要开溜,被侦查员小纪一把擒住。再看那丁锦聪,一瞬间脸色倏变,尽管随即佯装正常,但还是没能逃过柳乐海那双锐利的眼睛。
把丁锦聪和那个闯进来的汉子带进局子后,立刻同时开审。丁锦聪还是一脸的委屈,要么不开口,开口就是向侦查员宣传共产党、人民政府关于“不冤枉好人”的政策。而另一场讯问进行得倒很是顺利,那个名叫孟辰阳的男子有问必答,知无不言,对其身份、使命和罪行作了彻底交代。
孟辰阳的公开身份是重庆第三区石桥铺“高升机修厂”的小开,在其父开的这家工厂中干着主管人事的职员工作,隐蔽身份则是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潜伏特务。他是1947年秋经人介绍秘密参加“保密局”的,没接受过什么特务训练,任务是收集社会动态,每月发一份津贴。对于孟辰阳来说,这份津贴他不稀罕,他当特务是为了另一目的:他喜好赌博和玩女人,但是经常受到警察、特务、袍哥们的敲诈,自从有了特务身份后,说也奇怪,他并没向任何人说起过,可是再也没人敢惹他了。这样混到重庆解放前夕,忽然有一天晚上他被人从妓院里叫出来,上了一辆汽车,黑咕隆咚地不知去了一处什么大楼,一个一看便知是吃职业特务饭的派头很大的中年男子接待了他,说时间紧,不跟他多聊,就说一件事:共产党马上要打过来了,政府决定暂时撤退,美国已经准备出兵,所以不久就会光复失地。你是秘密人员,不必随机关撤走,决定把你作为“保密局”潜伏人员留在重庆,给你暗语你要记牢,届时需要你出面工作时就凭暗语跟你联系,你必须听命于联系人。如果你现在不愿意干,可以提出来,我放你走,但不能保证你以及全家人的生命安全;请你牢记,假如潜伏后一旦变节,这一条同样适用于你和你的全家。孟辰阳哪里见过这等阵势,当下只有战战兢兢频频点头的份儿。于是,那男子就拿来一份文件要他签名,当场发给五两黄金说是经费和奖赏,然后原车把他送回妓院。
就这样,孟辰阳糊里糊涂成了“保密局”的潜伏特务。最初无事,他过着正常的日子,今年春节前,有人来找他了,一说暗语,他就知道太平日子差不多过到头了。那人就是“大五福土特产商行”的账房先生丁锦聪。丁锦聪当时也没让他干什么,只是告诉他这就算是接上了“组织关系”。一晃到了6月底,29日那天,丁锦聪忽然往孟辰阳那里打了个电话,让他晚上去一趟“大五福”。孟辰阳遵命前往,丁锦聪说明天晚上有紧急使命,命他于七时在望龙门那里的一家小酒馆见面,届时再说具体干什么。
孟辰阳于6月30日傍晚准时前往,丁锦聪已经叫了四个菜等着他了。两人边吃边聊了一会儿,孟辰阳这才知道原来丁锦聪要他一起去石屋走一趟,干什么还是没说,只是给了他一把匕首,让他届时听命行事,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丁锦聪强调说凭你的手脚肯定不成问题的。孟辰阳以前曾奉老爸之命拜名师学过一段时间的拳术,虽然没练出什么名堂,但跟寻常人交手还是稳操胜算的。这段经历知晓的人不多,由此看来“保密局”当初发展他为特务时是作过一番调查的。孟辰阳这才意识到今晚情况不善,但已经没有退路了,只好点头。
八点半过后,丁锦聪向酒馆要了两瓶烧酒,结账出门,带了孟辰阳前往半里地之外的石屋。叩门而进,开门的王显见了丁锦聪,甚喜,却又感到奇怪,问丁先生您怎么这当儿过来了?丁锦聪说我和行里的这个伙计在附近结算账目,想起你老弟这会儿大概在这里吧,就买了些酒菜过来。我们办事晚了,还没吃晚饭,正好大家一起吃一点儿。王显说今天是我生日,我一位朋友送来了卤菜,这边自己又备了几样,正吃着呢,丁先生您如不嫌弃,就请跟我们一起吃。丁锦聪说那真是太巧了,老弟的生日,理应庆贺。一边说着,一边拿出钱包,抽了两张五万元钞票递给王显说是寿礼。王显大喜,佯装客气了一下就收下了。
丁锦聪、孟辰阳、王显以及两个石匠于是一起吃喝。丁锦聪频频劝酒,自己却喝得不多;孟辰阳知道一会儿有行动,也不敢喝多少,倒是对方三人喝得很爽快。他们三位之前已经喝了不少,现在又接二连三猛灌,不一会儿就显现出醉态。先是话多,然后不用劝酒,自己主动要求添酒了。丁锦聪说这屋里蚊子不少啊,拿蚊香来熏熏吧。王显已经站不起来了,指着厨房说那屋里有蚊香,丁锦聪就让孟辰阳去拿来:蚊香取来后,丁锦聪用眼神示意孟辰阳退到院子去,自己待在屋里不知鼓捣了些什么,最后竞把门窗关上后也到了院里。孟辰阳问这是干啥。丁锦聪说今天运气好,他们三个都喝醉了,就不劳你动刀子了。我们在院里坐一会儿,吹吹风凉快凉快,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解决了。
就这样,两人坐在院子里,丁锦聪不让出声,也不许抽烟,想是怕惊动了路人。大约过了个把小时,丁锦聪起身说应该差不多了,于是把先前就已从厨房取出的毛巾,用水浸湿后蒙住口鼻,推门而入,打开了门窗,重新退到院里待着。让屋里通了大约半小时风后,丁锦聪招呼孟辰阳一起入内,王、洪、楚三人都已死亡。然后,丁锦聪让孟辰阳把凡是他们接触过的酒杯、筷子以及带来的酒瓶等物品全部收拢了带走。丁锦聪从已死的王显身上搜出了钱包,抽出其中所有的五万元面值的钞票,随手递给了孟辰阳。然后,丁锦聪让孟辰阳退出屋子,动手消除了两人留下的痕迹,最后一起出门而去。这时,已是晚上十一点多了。
孟辰阳招供后,侦查员随即提出了一个久悬不解的疑问:石屋的门闩是怎么从里面闩上的?
孟辰阳说那是丁锦聪所为,他在出门前先用浸湿了的细麻线在门闩上打了个扣,绳头伸在门缝外面。那门缝有大约半厘米宽,他在门外用手指捏住了麻线慢慢地挪动着门闩,直到闩上了无法推开,才用刀子把麻线割断后抽出来。这样,门闩看上去就像是从里面闩上的一样。
专案组用孟辰阳的供词对付丁锦聪,又费了一番工夫,最后方才砸开了这颗闷核桃。丁锦聪招供的作案过程与孟辰阳相同,其策划作案以及其身份等情况如下——
丁锦聪,苗族,出生于云贵川交界的一个小镇的猎户家庭,少年时随拜认的一位汉族干爹前往重庆读书。他早在1940年就已是国民党“军统”局的情报特工,曾接受过正规特务训练,抗战时还多次被派往武汉、南京、上海等地执行收集情报的使命。1944年因患病退出“军统”休养。次年抗战胜利, “军统”局迁往南京,他与“军统”失去了联系。这时他的病已痊愈,就在“大五福”谋了份账房先生的工作。两年后,当年“军统”局的一个上司来重庆办事时在街头与丁锦聪不期而遇,上司那时已是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的上校,请丁锦聪吃了顿饭,从此他就算是重新续上了关系,成了“保密局”的情报特务。
重庆解放前夕,丁锦聪受命潜伏。这时他旧病复发,遂对上司说恐怕难以胜任重大使命,只能做些不费力少费心的零星事儿。上峰说那你就负责一桩事:保管密码本。这使命确实比较简单,但很是重要,倒还真是丁锦聪这样的老特务才胜任。 “保密局”当时在重庆乃至整个四川省布置了相当数量的潜伏电台,这些电台都是使用密码通讯的。 “保密局”考虑到必要时有的电台需要更换密码,因此得另行安排专人保管备用密码本。鉴于密码本在潜伏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保管密码本的特务必须可靠、老练、稳重,于是就想到了健康状况不佳的老特务丁锦聪。丁锦聪受命后,上峰又给其派了一名助手,就是“高升机修厂”小开孟辰阳了。
丁锦聪作为一名老情报特务,深知这一使命的重要性,这些密码本一旦丢失或是毁损,不管是否造成间谍组织暴露的后果,按“保密局”的规定他也得遭到密裁;而在新政权统治下,一旦被发现,那一样也逃不脱另一种性质的制裁,所以,他得兼顾两者,物色一个安全的地方来隐藏这三十本密码本。正好不久之后郎老板让他帮其处理收回石屋之事,于是,他就决定把密码本藏于石屋。他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好:那是一幢空房子,谁也不可能光顾,密码本之秘就能得以严保。而老板既然让他负责收回石屋,而且还把一把钥匙放在他那里,那就意味着石屋以后如果要再次出租,老板也会请他出面的。到那时,他再考虑应对法子,尽可能不让石屋顺利出租,万不得已出租的话,他也有足够的时间把密码本转移。于是,他就把密码本用防水油布密封后藏于院子井台的石板底下。
没想到的是,郎扣虎的行事思路跟丁锦聪不同,他似乎不大愿意按照常规出牌。石屋空了将近半年之后,郎扣虎将其出租给了王显四人。郎扣虎根本没想过这事是否要跟丁锦聪通个气,又不是商行业务,关他账房先生甚事?丁锦聪想想自己也枉为一个老特务,一直到王显拿着被石匠偶然发现的密码本到商行来找郎老板时,还严严实实地被蒙在鼓里。王显要离开时,正好郎老板来电,问及其来访目的,方知石屋之秘已经暴露,而且密码本就在对方手里!这一惊非同小可,丁锦聪当下就决定先把密码本拿到手里,立马掏了五十万元塞给对方佯称是郎老板之意,并让王显严守秘密,不久老板另有重谢。
王显离开后,丁锦聪惶惶不安。尽管他已知晓王显三人都是文盲,根本不知道这些本本上印的是什么,但情报特务的职业敏感告诉他:这件事别说有三人知晓,哪怕只有王显一人知晓,也是难守机密的。于是,他决定杀人灭口。
六年前,丁锦聪离开“军统”后曾去自己在云贵川交界处的出生地养病,这期间从当地老百姓那里收集到一些秘方,还采集了一些植物,其中有一样当地称为“马立倒”的剧毒植物,健马食之尚且立刻倒地而毙,晒干后的浓缩毒物那就更是可想而知了。据当地人说,若去山里把晒干的“马立倒”点燃后熏野物,不管飞禽走兽,下风处沾着气味立时落地瘫倒。丁锦聪出于特务职业的本能:闻之甚感兴趣,当时就花钱请人从深山采集了若干,晒干带回重庆后曾偷偷试过一次,在密室里关鸡犬各一,点一株“马立倒”,隔窗观之,只几分钟果然立毙。于是,丁锦聪暗忖这货可能有用,就留了下来。
这次,丁锦聪决定杀人灭口后,马上想到了“马立倒”,当下就开始制订行动方案。因为担心万一对方起疑心自己一人难敌三条汉子,就决定叫上那个上峰配给他的助手孟辰阳。
至此,石屋之秘终于得以破解。丁锦聪后来竟然逃过了法律制裁——他在看守所关押了半个多月后,一天晚上竟然心脏病发作,抢救无效死亡。另一案犯孟辰阳于1950年11月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