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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创业投资?”8月28日，华睿投资董事长宗佩民的一条朋友圈在创投圈引发关注。
他谈到了最近申请创业投资基金之难：先是注册难，放行后，开监管户需人民银行同意，开托管户需商业银行总行同意，还需致函中基协，在此阶段因为文字不合规问题耗费大量审核时间，甚至要重新找托管银行重走流程。如果错过付款日期，机构不仅投资不了项目，还要赔付预约金。
网传宗佩民朋友圈截图
昨日下午，宗佩民对寻找中国创客(ID：xjbmaker)表示：“最近浙江类似项目都暂时停止注册与变更，银行都不欢迎我们开户，投资机构有走投无路的感觉。我们的个案经过努力已经暂时解决。”但对于解决方式，他未透露更多细节。
华睿投资是一家创立于2002年的创投机构，旗下基金60余支，管理资本过百亿元。这样的机构申请新的创投基金尚且面临困难，让不少私募基金从业者“物伤其类”。
申请新的私募基金，到底难在哪儿?政府部门在加强监管的过程中，怎样才能不误伤“踏实做事的好基金”?
多地2016年起收紧基金注册
申请新的私募基金，简单来说需要经过在工商局注册、在银行开户进行资金托管、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三个阶段。
从宗佩民的回应可以看出两点：注册难在浙江不是个案;银行不欢迎开户，难以进行资金托管。新基金申请在前两个阶段“搁浅”，自然也就无法备案。
事实上，收紧私募基金注册的不只浙江一地。
早在2016年初，国家开展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有媒体爆出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一线城市的工商行政管理局等监管部门发布内部文件，暂停私募基金的工商登记。
到了同年10月，广州放开注册，成为一线城市中唯一可注册私募公司的城市。随后，湖南、河南、新疆、天津、杭州、宁波等地相继通过私募基金公司注册申请。
而近期，多家媒体曝出广州、浙江宁波、云南等地暂停 “资产管理”、“基金管理”类公司注册申请。广东省工商局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对媒体表示消息属实。
多位基金从业人员向寻找中国创客证实，目前一线城市以及宁波、杭州等地的确有一些非公开通知，要求监管部门收紧私募基金机构的工商注册工作。
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原秘书长李伟群博士表示，这与几年前出现的非法集资事件有关。2014年、2015年，以地方政府金融办为代表的监管部门反映，随着股权投资基金公司数量的增多、部分从业人员开展业务不规范，非法集资现象增加，甚至出现了恶意骗取百姓钱财的极端恶劣情况，所以2016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收紧了创投基金的注册，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避免这种非法集资情况的继续蔓延。
他认为近期再一次收紧基金注册，也与打击近来以网贷P2P形式出现的非法集资案件有关。
有业内人士透露，过去十年里部分活跃的大机构存在“短钱长投”的现象，比如将银行贷款、交易所私募债等短期资金投入到回报周期较长的股权项目里面，这就导致直接基金管理人要不断地借新还旧。
而在资管新规出台后，机构融资成本提高、融资难度增大，这种操作风险骤增。因此，收紧基金注册，也与之前有一些创投机构的高风险操作有关。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教授武长海认为，在整体去杠杆环境，和排查、消除重大金融风险的过程中，有关部门对所有类金融和金融业务采取了慎之又慎的态度。私募股权基金作为其中的一类，当然会被谨慎注册。
资金托管难，7月托管备案基金环比降四成
收紧不代表完全不能注册。
京北投资总裁罗明雄告诉寻找中国创客(ID：xjbmaker)，北京从2016年后，私募机构的登记注册审批从原来简单的工商申请变为需要严格的前置审批。对于拥有国资或上司公司背景、有一定知名度的基金机构，当地的市区金融局/金融办还是有可能批复同意设立其新基金的申请。
除了和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合作，多家私募机构表示，也会选择在新疆霍尔果斯等支持基金注册的城市落地。
不过，李伟群认为，过去几年里，政策的红利虽然吸引了一批机构去注册，但异地注册短期内在税收、就业、收入、对实体经济的投资支持等多方面的效果都不理想。以天津为例，天津在大约十年前开放基金注册，吸引了北京和其他地区办公的基金管理公司都去注册，但这些公司并没有在天津办公和开展很多的业务，导致天津市很多政策资源被套取，收益却不明显。
这种现象在其他省市也普遍存在，因此，多地开展了清退无实际展业、无相关设施和人员、无正当业务的“三无”空壳私募的行动。
他认为，从长远看，这些股权投资基金公司可能会带来税收贡献、支持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等多方面的回报，但是短期内暴露出的问题是更直观显性的。
另外，对已经设立的基金进行合伙份额转让也是一种业内的潜规则，也就是俗称的“买壳”。
罗明雄介绍，这两年北京一些机构以几万元或者更贵的价格，受让一些已经注册但是没有没有正式运转的“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采用的就是变更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人的方式。
对于这种方式，有从业人员表示，随着监管力度的加大，变更企业合伙人变得越来越难，即使变更成功，“买壳”也会面临一定风险。
“相比于注册难，更难的是银行不愿意托管我们的资金。”多位从业者表示。
针对宗佩民在朋友圈提到的“托管户开好后要致函中基协”这一环节，记者联系到中基协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她表示：“目前在全国范围内，中基协确实要求基金登记备案阶段需要托管银行出函，说清楚基金投向等情况，而托管行可能觉得需要履行的义务过多，不愿意出具。”
她表示，增加致函中基协，与近期发生的“阜兴系事件”有直接关系。
6月底开始，国内首家私募基金爆雷。根据中基协公示，上海意隆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西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郁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易财行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失联，相关私募基金管理人经营中断，这4家被公示的私募均为阜兴集团的关联公司，因此被称为“阜兴系”事件。据不完全统计，此事涉及基金规模多达270亿元。
“尽管从基金合同和基金托管协议上，资金托管在银行并不代表银行承担基金投资风险，但仍有一些投资人因为找不到投资方或者误认为有银行托管‘更安全、有保障’，会去托管银行‘试图讨说法’，甚至出现了一些争吵和骚扰”，李伟群表示。银行因为担心声誉风险和不必要的麻烦，就会提高对私募股权基金的托管门槛。
“托管难”也反映在数据上，据中基协的公示信息显示，今年7月，共有433只在银行托管的私募基金在协会备案并在私募基金公示系统公示，较今年6月的713只环比减少39.27%，较2017年7月的553只同比减少21.70%。
专家：审慎监管但应避免“一刀切”
目前，中国私募基金行业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中国的基金管理人处于较野蛮生长的早期阶段，是行业内共识。
数据显示，中国私募数量领先美国私募近8倍，而美国私募管理规模领先中国私募近7倍。
随着监管越来越严，私募机构未来将会怎样发展?
一方面，政策收紧，可以淘汰一些不具备基金运营能力的私募机构和基金管理人。
厚石天总经理成侯延军表示，私募行业的洗牌使得资金向头部私募集中趋势明显，中小私募要么有特色要么有能力，要么在持续淘汰行列。
李伟群表示，根据中国证券基金业协会披露的统计信息来看，在已经完成备案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机构中，有超过70%以上的机构不具备募资、投资管理和退出能力。他认为，这类机构就应该让它们自生自灭。
同时，针对一些优秀的股权投资机构，应该通过政策支持和社会力量的引导，使其健康发展，投资人甚至是全社会对创投基金投资的部分项目失败的“宽容态度”很重要。
另一方面，武长海表示，要杜绝一些部门为了推卸责任采取消极的“一刀切”做法。
在落实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制定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三年行动方案”工作中，每个涉及到的金融监管部门布置本部门的相关工作，都会采取非常审慎的态度。
对于具体金融业务的监管问题，他认为应当在行业准入、运行和退出环节，以及事前、事中和事后等监管方面一以贯之地进行监管，常态化、科学化，以保护投资者利益为核心，不能搞运动式监管，要不就泛滥成灾，要不就一棍子打死。
在资金存管方面，李伟群认为，作为监管部门和LP群体，希望通过银行托管的方式加强基金账户管理本身无可厚非，但从长远发展看，监管部门和投资人都应客观地了解和尊重创投行业本身固有的“高风险、高收益”特性，不见得所有的创投机构都要去银行托管。
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市场化选择产生的创投基金，其实是建立在LP投资人对创投基金“高风险、高收益”特征和对GP经验和资源方面比较优势的充分了解，以及基于其历史业绩和投资价值分析等方面信息，对其投资管理能力的充分信任的基础上的。这样一来，是否有银行托管反而变得没有那么重要或必要。
他认为，以后优秀创投机构的投资人对银行资金托管的重视程度会逐渐减弱。将来可能会出现股权投资基金不必然选择银行托管，这也是国际上的普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