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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强势回归
外汇市场关注的基本面实际上是对于未来货币政策的预期。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美联储在2015年12月加息以后，美元指数实际上是走弱的，原因在于市场当时对于欧洲央行进一步宽松的预期发生了变化；日本央行2016年采用负利率政策之后美元对日元的走势也是类似的例子。首先，美联储的点阵图显示2017年加息次数为3次，与2015年12月时加息不同，目前市场加息预期与美联储一致，联邦基金目标利率2017年底将在1%-1.25%。即使美国经济数据不佳，外部环境动荡，也很难再度大幅降低加息预期（美联储多半仍能够保持一年加息一次的节奏），因此对美元的削弱程度有限；其次，市场对于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的宽松已经不像之前那样期待，但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所面临的经济环境又不允许其大幅收缩货币政策。第三，考虑到通胀低基数效应使得2017年全球通胀都面临上行风险，这种风险在就业更加充分的美国市场将表现得更加显著，从通胀预期补偿的角度也有利于美元与低息货币利差扩大。美元很可能将从中受益。预计美元指数有很高概率上升至110。
欧元：政治风险及欧美利差下走弱
无论是CPI数据，还是市场预期数据显示，欧元区通胀在0%附近徘徊，根源在于10%的欧元区失业率形势下欧元区无疑存在产出缺口，在其回补之前，经济中存在潜在的通胀下降的压力。经济基本面和通胀的差异下，欧元区和美国的货币政策将继续分化。由于政治局
势不稳定，欧洲的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进展恐较慢，这也会促使货币政策仍然偏好改善信贷条件，维持宽松方向，这意味着欧元区各国国债在相同的利率变动影响因素冲击下，变动幅度会更小。欧美利差扩大将进一步引导欧元下行。欧元区未来颇多的政治事件特别值得关注。意大利公投修宪遭否决后，欧洲将再次面临分裂风险。此外，德国和法国都将在2017年选举，现在合格候选人尚未进入公众视野。更不用提德意志银行和意大利银行业危机给政局造成的不稳定影响。从目前外汇市场的表现来看，这些风险定价还不充分，政治事件一旦发酵将重压欧元。欧元对美元有可能跌至平价以下。
英镑：脱欧牵引视线基本面决定空间
英国公投脱欧前，英镑对美元和欧元分别为1.5和1.32,最低曾跌至1.22和1.12，分别走低19%和15.2%，这样的下行幅度还得追溯到1990年代初英镑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时。纵观历史上英镑的下跌，大多都与经济和政治不确定性有关，如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与黄金挂钩；1971年尼克松冲击，浮动汇率制度开始。英国脱欧作为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事件也很可能导致英镑走贬。但前提是下述以下基本面原因实现并且能够影响货币政策：第一，经常项目赤字较大。从2011年开始,英国经常账户就不断恶化，2016年二季度英国经常项目赤字相当于其GDP的5.9%，从分项上来看，服务业贸易额的上升是阻止其不断恶化的主要动力。服务贸易中金融业占主要部分，而这个部分恰好对英国能否进入欧盟单一市场最为敏感，因此，在“硬脱欧”风险下，英国经常项目赤字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在此情况下，英国确实要仰赖央行总裁卡尼所谓的“陌生人的善意”，即海外投资者购买英镑资产，为其巨额经常项目赤字提供资金支持。然而在英镑前景不明朗时，外国投资者很有可能放
缓购买英镑资产，这将导致英镑走低。
第二，短期经济增长受损。2016年的英国三季度高频经济数据喜忧参半：9月综合PMI数据继续保持在荣枯分水岭上方，但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跌入到近几年低点。显示相较脱欧前，未来英国经济走向较为模糊。虽然市场预期英国马上陷入衰退的机率较低，但短期内英国GDP增长将有所下滑，长期仍然取决于脱欧进程。与此同时，在英镑大幅贬值的环境下，英国9月份通胀率由7、8月份的0.6%增至1.0%，预计将会持续上扬。高通胀率会增加企业成本、抑制消费，对英国经济在未来一定时期产生负面影响。
第三，财政改革拉动经济能力有限。英国公共债务余额偏高，扩大财政支出能力有限。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英国公共债务余额占GDP比率由2007年底的43.5%飙升至2015年底的89.2%。英国新任首相特雷莎一再强调要加强在公共医疗，教育和住房等一系列福利支出的背景下，增加基本设施建设势必会增加财政赤字，扩大公共债务比例，增加英国陷入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另外，英国大型基础设施计划的审批程序复杂繁琐，40年前提出在伦敦增加一条机场跑道的提议至今没有结果，新的核电站计划也多次出现反复。因而，英国可以使用的灵活财政腾挪余地不大。货币政策方面则显得反应更加及时，2016年8月降息之后英格兰银行行长卡尼一再重申，如果有必要，英格兰银行将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支持英国经济走出脱欧阴影。如果出现硬脱欧情景，英镑对美元预计将跌至1.2以下。
日元：温和贬值幅度走弱
日本央行今年在原有的量化宽松政策上引入了收益率曲线管理，明确指出将10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0%左右水平，同时通过允许通胀超调来提升居民通胀预期。本次货币政策框架的修改是在日本央行评价货币政策效果评估中，坦言负利率让收益率曲线平坦，使金融机构也面临很多挑战，如息差收窄、超额准备金要付息、养老保险等金融机构长期投资回报率下降。由于负利率成本太高，加之2017年日本通胀上升的可能性较高，日本央行再度下调短端利率的可能性较低。因此日元走势将主要受到联储升息的影响，美日利差的扩大将使得日元走势偏弱。但日本经常项目改善和政治风险偏低构成支撑，考虑到日本央行对于进一步宽松的谨慎态度和日元的避险属性，日元对美元明年贬值会比较有限。预计美元对日元将上升至120附近。
人民币：稳中有弹性
美元强势并不代表美元持续单边升值。外汇市场是一个全球化、交易量巨大、影响因素庞杂、高度不确定的市场，即便一种货币有着相对较强的基本面，也很难支撑长期单边预期的实现。自美联储启动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以来，国内对美元指数的多头声音就一直未曾间断，且大多数时间都代表了市场的主流预期。但是，以2016年为例，在特朗普当选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元指数的表现都是相对较弱的，甚至很长一段时间相对年初还是有所贬值的。目前美元指数的价位已经部分提前消耗了对未来若干政策的预期，因此2017年的走势也不可能是持续的单边强势，预期的反复仍然会体现在最终的市场表现上。另外，当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保持相对稳定时，美元走升对于人民币汇率贬值的传导力度也会得到弱化。
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人民币汇率的升贬值预期切换发生在2014年下半年，2014年之前市场对于人民币汇率的主流预期以升值为主。2014年下半年美元指数走强，以及人民币相对盯住美元导致人民币汇率指数被动升值较多是后期人民币面临回落压力的重要原因。经过2015-2016年人民币贬值压力的有序释放，目前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已经逐步接近上轮被动升值之前的波动区间。理论上来讲，CFETS指数比较的基准应是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综合，而不仅仅是美国。与2014年相比，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经济与全球其它经济体的综合相对优势并未恶化，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以现价记，2015年我国GDP全球占比14.8%，较2014年和2013年分别提高1.6和2.4个百分点。因此逻辑上来讲，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在2014年前后的波动中枢应该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与资产配置和负债行为相关的外汇市场供求关系在变化。境内居民“去外债化”压力缓解，境外资产配置相对可控。居民外债去化主要反映在我国国际投资头寸表负债方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科目，截至2016年6月末，两科目较其峰值分别下降1840亿美元和5431亿美元，二者合计7271亿美元，与同期外汇储备减少约7500亿美元大抵相当。经历两年半的消化时间，中国的外债去化压力已经显著缓解，比如负债方的其他投资项下，贷款、贸易信贷已经回落至2011年初的水平，证券投资科目的负债也已经开始企稳，未来进一步去化的压力较前期有所减轻。而且我国资本项目仍未完全开放的背景下，居民境外资产配置相对可控。与此同时，非居民对我国直接投资的规模保持增加趋势；在人民币纳入SDR后，境外对人民币资产的配置需求增加等因素，都将改善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
美元仍将是影响2017年人民币汇率走势的重要因素，但预计人民币对美元波动性将进一步增强，在美元高位震荡期间人民币相对美元有望出现阶段性升值，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则有望保持相对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