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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鹰
“严打”政策并非某一起单一案件所刺激，而是“文革”结束后各种恶性案件累积的一种决策反应，其典型的标志性案件至少有数起。
上海“控江路事件”。1979年9月9日下午，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江浦路口，执勤交警发现一名青年抢夺一位农民出售的螃蟹，将其抓获，并进行了体罚，引来群众围观。此时，一群流氓分子抢夺警用喇叭，揪打交警，围攻在场的其他民警，并抢去警帽。进而，流氓分子阻拦小汽车，向公共汽车内投掷石块，推翻农民的菜车，抢夺过路群众的手表、皮包、皮夹等贵重物品，还公然侮辱妇女。控江路顿时陷入混乱，持续5个半小时。
当日19时45分，上海化工轻工公司女干部吴某骑自行车途经控江路桥，被部分流氓包围和调戏。她被连人带车推倒并被拉到路边，流氓们抢去其手表和皮夹并凌辱近一个小时。20时30分左右，杨浦区公安分局调集大量干警和治安联防人员进入现场，才平息事态。
广州“滨江路事件”。1980年1月22日晚11时，一流氓团伙等十多人，携带大刀、火药枪等凶器前往滨江路沙地直街，对一仇家寻衅报复。他们对仇家打砸抢后，逃离到滨江东路时，派出所一位民警赶来，喝令歹徒放下凶器。歹徒向民警射击、围攻，该民警鸣枪警告无效后当场击毙歹徒3名。其余歹徒用火药枪向该民警射击，用大刀砍、砖块砸，该民警重伤倒地，“五四”式手枪被抢走。
北京“北京站爆炸案”。1980年10月，审判“四人帮”前夕，北京火车站二楼南走廊发生自杀性爆炸案。事后查明作案者为北京人王志刚，因失恋原因制造爆炸，本人当场死亡，炸伤89人，抢救过程中先后有9人死亡。
北京“北海公园轮奸案”。1981年4月2日，北海公园3位女学生在划船时遭到外逃劳教人员的尾随调戏，之后被当众劫持并被强奸。犯罪嫌疑人之一马克林指认的现场路线图是，他们从北海公园北门进入，在前海与后海之间地段遭遇受害者，劫持其穿越后海公园，绕德胜门，途经一家削面馆，14路公交车安德路站，绕西马家胡同，到安康胡同实施犯罪。
“东北二王流窜杀人抢劫案”。此案作案时间之长、跨越地域之广、警力投入之大，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对于此案，公安机关首次面向全国使用“悬赏通缉令”的方式缉捕。1983年2月12日中午，王宗方、王宗玮混入沈阳空军463医院。王宗方撬开小卖部房门，入室盗窃，王宗玮在外放哨。此时，医院人员发现王宗玮形迹可疑，将他带到医院外科室盘查。后又抓住企图逃跑的王宗方，将他带到外科室隔壁房间审查。这时，王宗玮趁机开枪打死一名盘查人员，又闯入隔壁房间，打死了3名在场人员。由此“二王”开始了长途武装逃窜，沿途射杀多人。9月13日，他们逃入江西广昌地区，被锁定包围，9月18日下午19时左右，罪恶累累的“二王”被击毙。这时，“严打”已经开始。
“卓长仁等劫机案”。1983年5月5日，中国民航296号客机，在飞临山东半岛的海面上空时，以卓长仁为主凶的6名劫机者，突然冲到飞机的驾驶舱前，朝紧闭的驾驶舱舱门开枪，随即踢开舱门，闯入驾驶舱，对着驾驶舱内的机组人员进行射击。卓长仁、姜洪军与4名同伙用手枪对准机长王仪轩，劫持了飞机。这架原本计划从沈阳东塔机场飞往上海的飞机，迫降于当时尚未与中国建交的韩国。
社会治安状况的恶化，让公安机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也由此领受了中央领导的严厉指示。1983年7月16日，新任公安部部长刘复之向党中央递交了《关于发挥专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的报告》。7月19日上午，刘复之应约来到邓小平住处，彭真陪同接见。邓小平针对公安部的报告做了如下谈话：
为什么不可以组织一次、二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内组织几次战役。比如说北京市，流氓犯罪集团到底有多少，有哪些人，是不难搞清楚的。像彭真同志讲的，找老民警当顾问，调查调查，情况就清楚了，就可以组织战役了。一次战役打击他一大批，就这么干下去。我们说不搞运动，但集中打击刑事犯罪活动还必须发动群众。动员全市人民参加，这本身对人民是教育，同时能挽救很多人，挽救很多青年。发动群众，声势大，有的罪犯会闻风跑掉，那也不要紧，还有第二次战役可以追回来(摘自《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页，1983年7月19日)。
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要求在3年内组织3个战役。198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分子的决定》等4项法律，对刑法做了补充修改，把故意伤害、流氓、强奸等罪行的法定最高刑上升至死刑，要求从严、从快、从重处理。
全国政法机关根据以上决定，开展了“三年为期，三个战役”的“严打”运动，主要打击强奸、盗窃、流氓等犯罪团伙。1983年8月至年底的第一战役第一仗，摧毁了犯罪团伙7万多个，逮捕了一大批流氓犯罪分子，缴获枪支近两万支，子弹四十多万发，群众检举线索150万件，群众扭送犯罪分子4.7万多人，投案自首的10万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