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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享受了美国资本市场股债双牛的两大红利：一是美国利率长期下行30年，巴菲特的保险公司融资成本越来越低；另一个是美国的创新红利，纳斯达克指数40年涨了50倍，巴菲特的投资收益越来越高，所以他的公司越来越大。
而在这一变化的背后，是战后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的里根。1980年，他竞选总统的口号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听上去是不是很熟悉？对的，特朗普的竞选口号其实就是抄袭了里根的原话，靠抄袭也能当上美国的总统！
在1981年里根当选总统之后，他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复兴法案》，其中的核心思想来源于供给学派，首先是收缩货币，他认为货币超发是高通胀的根源，因此支持当时美联储主席沃克尔紧缩货币的政策，而在货币大幅收缩之后，带来了通胀的大幅回落和利率的大幅下降，以及债市持续30年的长牛行情。
今年中国债市走出了大牛市行情，10年期国债利率从4%降至3.4%以下，其背后的最重要原因就来自于货币收缩。而今年债券牛市的结构又有明显的分化，一面是以国债利率为代表的无风险利率大幅下降，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信用违约风险上升，以AA-级企业债为代表的风险利率比年初明显抬升。这说明我们过去两年的金融去杠杆绝对是正确的政策选择，这不仅帮我们降低了无风险利率，还惩罚了那些过去胡乱举债的投机份子，去杠杆帮我们驱逐了经济当中的劣币。
而里根的另一大政策主张是减税。他认为是高税负抑制了私人部门的生产和投资热情，其在任期内实施了两次大规模减税政策，将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三大税率均大幅下调。
而得益于大规模减税，美国的研发支出占比在经历70年代的下降之后，到80年代开始重新回升，而代表创新的知识产权投资占比则从80年代开始持续上升，在减税的推动下，美国进入了创新引领的信息技术时代。
我们比较中国和美国的上市公司，发现一个最大的区别在于美国企业研发支出很大，2017年平均每家研发费用超过2亿美元，而A股上市公司每家研发费用仅为1亿多人民币，两者相差近10倍，这说明中国公司的研发费用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过去由于货币超发，税负过重，所以使得大量企业喜欢投机地产泡沫，而忽视研发创新。如果未来我们下决心收缩货币、减轻税负，那么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会像华为学习，再加上每年1000万大学毕业生作为后盾，中华民族又是如此勤奋努力，那么中国的研发创新就充满希望。
展望未来，中国正面临历史性选择：
第一种选择是继续货币超发，其对应的是拉美滞胀模式，这意味着应该配置房子商品等实物类资产，而金融资产没有配置的价值，这其实是我们过去10年的经历。
第二种是大规模基建，对应的是日本式的长期萧条，因为政府投资挤出一切有效投资，经济没有效率，对应的是债市长牛，股市长熊。
最后一种是美国式减税，对应的是股债双牛，尤其是创新将迎来长牛行情。
我们认为，过去两年的金融去杠杆、资管新规代表着我们已经下决心收缩货币、不会走货币超发老路，而增值税和个税的减免、税收增速的大幅下降意味着减税降费已经上路。
因此，中国已经选择了收货币、减税负，这说明我们有望走向美国式的股债双牛之路，今年债券牛市已经大放异彩，而未来新一轮股票牛市正在孕育当中，所以我们说当前的中国资本市场面临着历史性的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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