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卫安：我国建立教师退出机制的条件已经成熟-退出机制

【陈先达：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不能陷入误区】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先达指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思想，的确有许多好东西，但应对这些好东西进行创造性转化。比如孝道。不用说世界上其他国家，即使中国封建社会的行孝方式在当代也很难实行。在当代中国，如何建立孝道，如何恢复孝心，专靠引用古书是没有方法解决的。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时代。我们应该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在培养人的道德素质、人文素质和思想境界方面无可替代的作用。人文素质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加强人文素质的教育、传统文化的教育，但决不能偏到另一方面。科学素质，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素质同样重要。要搞好经济必须研究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搞好管理必须研究管理学，搞好政治制度建设必须研究政治学，等等。至于要上天，要出海，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要靠发展科学技术。要技术创新，一定要发展科学技术。这些都不是光读经能读出来的，吟诗能吟出来的。因此，对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一定要头脑清醒：要重视人文，重视人文素质的培养，但决不能陷入一个误区，让孩子从小只重视读经，读到不知道当代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杨卫安：我国建立教师退出机制的条件已经成熟】

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副教授杨卫安指出，任何职业都应该有进有退，退出机制本该是一种常态。从目前来看，我国建立教师退出机制的条件已经成熟。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铁饭碗”越来越少。在企业当中，退出机制早就开始实施，即使被称作改革硬骨头的行政单位及相关部门，“铁饭碗”也已经被打破。作为培养人的事业，教师职业应该比其他职业有更高、更严的要求，理应和其他职业一样，遵循职业进退的规则。从对教师的需求和供给来看，目前我国教师补充队伍储备丰富，出现供给远远大于需求的局面。

近些年，随着教师专业地位、政治地位的不断提高和工资待遇的不断改善，教师职业吸引力明显增强，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尊重。特别是在当前政府机构改革，大中型企业重组改造的大背景下，就业难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教师行业以其特有的魅力受到越来越多大中专毕业生的青睐。近年来，不仅有越来越多的人报考师范专业，而且许多非师范专业学生也希望加入教师行业，每年都有数以十万计的非师范毕业生通过认证获得教师资格证书。教师职业吸引力不断增强，这也保证了不合格教师退出后能及时吸引到优秀人才补充到教师队伍，从而为教师退出机制的建立提供了可能性。

【李根蟠：农业的逻辑从根本上说是生命逻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根蟠认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之际，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用新发展理念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是一场深刻的观念变革。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推进农业现代化，要注重遵从农业自身的逻辑。

农业的逻辑从根本上说是生命逻辑。这里的“逻辑”是一个综合概念，不仅包含本质、特点、机制、功能等含义，而且包含它们的内在关联和演绎轨迹。农业是利用生物的生命活动进行生产的，是人类生命维持和延续的主要依托。我国古人视“五谷食米”为“民之司命”，视农业为“为生之本”“养生之本”“有生之本”。马克思、恩格斯从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这两个角度来探讨生产问题。农业既是物质资料生产的基础，又是人类自身生产的重要环节——“维生”，而“维生”是人类自身生产的另一环节——“繁育”的前提。这样，两种生产就被联结起来了，其纽带就是生命。生命系统和生态系统密不可分，生态是生命的依托，生命是生态的中心。所以，农业的生命逻辑同时是生态逻辑。

【颜色：用适度的社会流动性保证动态的公平】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颜色撰文指出，各种不平等、各种固化使得社会活力逐渐降低，适度的社会流动性保证动态的公平，才能激发老百姓的积极性，实现长期经济增长，从而减少不平等，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相互促进。为此，政府要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首先就是要保障机会公平，需要消除体制歧视，比如户籍改革、尽快消除二元体制、市场准入、职业限制、实现更公平的劳动力市场。全国统一的市场不仅是商品市场，更重要的是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

同时，真正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还要求考虑动态的机会公平，这要求政府公正有力，能科学合理决策，但这个把握度很困难，比如美国的平权法案保证大家有公平的权利，但保证过头也有问题。在这其中，教育和健康平等至关重要。另外，在提高社会流动性方面，社会组织也要承担起相关责任，社会文化要凝聚共识，增强社会公益组织的共识，要从“达则兼济天下”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于小植：提供可供全世界分享的“核心价值”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关键】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于小植认为，近代以来，西方提出了一些所谓的“全球价值”理论，比如“人权”、“民主”、“自由”等，这些观念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接受，而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目前处于“价值缺位”的状态。中国功夫、中国菜、中国熊猫这些中国元素“走出去”了，但是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并没有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可和接受，中国没有提出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广泛共识的“可分享价值”，为世界提出新的全球治理框架。那么，我们可以提出哪些有别于西方所谓“全球价值”或者说“普世价值”的核心价值呢？我认为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建构角度出发，可以提出“和为贵”理念，由“和谐中国”延伸到“和谐世界”。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建构角度出发，可以提出“天人合一”理念，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同时也是全世界解决生态问题、环境问题的重要法宝。将中国的价值理念推广为“全球价值”是使中国成为新一轮全球化主导国家的关键性举措。中国要成为有影响力的全球性大国，就要使“中国的价值”成为“全球的价值”，使“中国的理想”成为“全球的理想”，使“中国的文化诉求”成为“全球的文化诉求”。

【刘淑妍：大数据促进政府决策议程的主动性变革】

刘淑妍撰文指出，实践表明,大数据正不断改变着公共决策议程，为民主与协商的政策制定过程建构提供了切实有效的分析工具。然而受公民素质、信息技术和管理体制影响，大数据的应用依然面临巨大挑战。例如，大数据引发的信息开放与个人隐私外泄的争议，因大数据处理技术落后导致的数据单向透明问题，部分民众利用数据信息大肆宣泄个人的非理性情绪等，一旦处理不当，将进一步加剧公共政策问题的复杂性和治理的艰巨度。因此，需要在政府决策的总体规划过程中，借助大数据信息技术，落实相应的决策机制。

引入大数据监测系统，清晰定位决策动议的触发。理性决策的基本要求是在决策过程中必须获得全部有效的信息，才能拟定各种可行方案并比较各种方案的优劣，信息技术的日趋成熟，为基于多维度、多层次、多群体、多因素的巨型数据分析提供了可能；挖掘大数据信息，及时响应公民的政策诉求。作为公民与政府政治互动的有机部分，关注政府回应性是探索当前决策议程建构的起点；借助大数据技术完善公共决策的协商机制。

（光明网记者 康慧珍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