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 金花银 二十五两

“金花银”原意为足色而有金花的上好银两。

一提起“银元宝”，大家脑袋里马上就会浮现出一个大体的样式，两边翅膀耸起，中间半圆高凸，四周光滑圆润，底部安稳平整。银元宝真的长这样吗？

清 陕西白河县 厘金局 五两银锭（圆形锭）

戳记：白河县 厘金局 忠信号

重151.9克，通长45毫米，通宽35毫米，通高20毫米。

长期以来，习惯思维禁锢了人们对银锭的认知。一提起银元宝，大家立刻就会想起年画中的模样，和蔼可亲的文武财神，憨态可掬的招财童子，当然更离不开金光闪闪的大元宝。或手里拿的，或几人抬的，或聚宝盆中满满堆放的，贴于门上、堂中、店铺，表达了人们对来年美好富裕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南宋 武冈军 僧道免丁银 三十五两九钱一分银铤

重1434.4克，通长163毫米，首宽84毫米，厚16毫米

其实，真正的银锭造型是多种多样的，并不像大家常见年画中的样式，唐朝时常见有圆饼形、长条形；至宋元时常见有平首束腰形、弧首束腰形；明朝时常见有船型；至清朝时，各个省份各种形状更是千姿百态，除翅宝造型外，还有方形、圆形、牌坊形等各种造型。另外银锭在铸造过程中，还要经历很多道程序，形成边侧的铸纹以及底部的蜂窝，真正的银锭表面并没有年画中的半圆凸起，而是在震荡过程中表面有轻微下凹，四周还有多层波纹，与大家所见样式相差很大。另外银锭经过时光的沉淀后，表面会形成一种浅黑色的白银包浆，紧紧的附着在银锭表面，有的甚至不见银色，不再有刚铸造时的宝光夺目。所以当人们见到这样的银元宝后，要么不识，要么质疑，难以接受。

元代 平阳路 征收课税所 五十两银锭

重1993.3克，通长150毫米，首宽88毫米，厚34毫米。课盐是元代国家的主要财政收入之一，该银锭是公元1229年至1305年之间平阳课税所征收的盐税银锭。

公元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9月1日耶稣会传教士彭加德神父在致印度和中国传教巡区使神父的信（写于南京省崇明岛）中说：“商贸中使用的货币与全帝国通用的一样，既有放在手提小秤（戥子—笔者注）上称重量的各种形状的银块，也有以百或以千为单位穿在细绳上的铜钱。银子成色是不一样的，有九成银，也有最纯的十成银。甚至还能见到成色最低的八成银，这种银子是流行的，除非（支付时）增加分量，使其达到市面流通的银子的价值。

清 湖南清泉县 十两银锭（砝码锭）

戳记：清泉县 贺倬云

重359克，通长53毫米，通宽39毫米，通高33毫米。

银锭的重量有的相当于我们2个埃居，有的则相当于6个、7个甚至50个埃居，另一些银锭的价值达法国250古斤的银价。这种银锭是用以支付大笔款项的。但零星使用时就很麻烦：必须把它放在火上加热，再用锤子敲扁，这样才能将其分割成小块，支付所需的银两。为此与购买相比，支付所需的时间总要长得多，也麻烦得多。他们承认，如果像欧洲那样拥有固定币值和规定重量的货币，那就方便多了。但是他们说若真是如此，他们各省中马上会冒出大批伪造或篡改货币的人，像现在这样根据购物所需的银两切割银锭，就不会有假币之虑了。”

唐代 镇海军节度、浙江西道观察处置等使 裴璩 贺冬进奉银 一百两银铤

重3950克，通长325毫米，通宽89毫米，厚14毫米。“贺冬”即祝贺冬至日，此银铤为浙江镇海节度裴璩（公元864年至904年）在冬至节给皇帝进奉的银铤。

英国人麦高温，公元1860年来华，先后在中国的南方上海、厦门传教，公元1909年时他在上海出版了《现代中国的人及其生活方式》一书，书中记录了当时中国银两的一些情况。

明代 银作局 永乐六年 销熔花银 五十两银锭

重1874.2克，通长160毫米，首宽112毫米，腰宽58毫米，通高64毫米。刻有“银作局花银”字样的银锭，是明代宫廷内府银作局铸造的皇室用银。

银锭的使用，在彭加德神父、耶稣会传教士在福建记载中都有提及。使用银锭进行交易时，可以简单的分为以下几个步骤进行：首先，要辨认成色。其次要称重量。最后，称量结束，各取所需，完成交易。最重要的一步应该是看银锭的成色，银锭的成色不同价值也不同，成色高的银锭相应的价值就高，反之亦然。

度牒银 永州课 五十两 船型银铤

重1860.3克，通长175毫米，通宽90毫米，通高50毫米。

虽然此书为一部骗术类的短篇小说集，也非正史集注，但是却从侧面反映出明代中晚期以后，记录人们在正常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基本上全部使用白银，至清朝时，白银作为货币使用已经在社会经济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

清 咸丰十年 安福县 五十两银锭（方形锭）

重1841.9克，通长95毫米，通宽89毫米，通高53毫米。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开始、兴盛、衰落、消亡的过程，银锭自然也不能例外。从战国时期的银贝、银布，到唐宋时期的银铤、再到明清时期的银锭，直至中华民国时期废除，伴随着中国历史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见证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演变，真实地反映了白银在各个时期货币结构中的职能作用，成为后人研究钱币史料不可缺少的重要依据，为中国钱币发展乃至世界经济变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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