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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莫非系中国知名财经专栏作家 知名财经评论家
近日，央行公布的5月金融数据显示，5月新增社会融资规模仅为7608亿元，较4月的1.56万亿元下降近一半，而社会融资余额的增速也进一步下滑至10.3%，是2006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6月13日《华夏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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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则消息，相信不少人会为我国目前这种金融数据走势担忧；而且这还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往后的情况可能会比现在更更重：一方面，2018年下半年将迎来一轮信托到期的小高峰，6月至12月到期的单一与集合信托月均规模为4923亿元。
截至2017年底，资金信托中38.2%投向了贷款。显然，6至12月到期的信托贷款月均规模接近1883亿。因此，下半年非标融资仍将面临收缩压力。另一方面，近期不少企业面临债券偿付高峰，并出现信用违约事件频发，这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了企业再融资困难的矛盾将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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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造成当前企业融资趋紧的格局，表现资管新规落地已释放出了较强的金融效应，银行原表外融资通道已开始新一轮的显著收缩。5月包括信托贷款、委托贷款和未贴现银行汇票在内的表外融资共计减少4215亿。5月新增社会融资规模7608亿，同比少增达3023亿，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速再度小幅下行0.2个百分点至10.3%。
而且，从结构上看，社会融资规模偏弱主因是表外融资的大幅少增，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汇票分别下降1570亿、904亿和1741亿，合计同比少增达4500亿。因此尽管企业债券净偿还434亿同比少减逾2000亿，但整体社会融资规模仍出现显著的同比少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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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判断出，5月表外融资同比少增规模大幅超出4月，显示资管新规落地后，以表外融资大幅下降为代表的结构性去杠杆政策是导致实体经济融资困难的主要原因。
虽然，资管新规落地导致企业融资紧张现象发生已在预料之中，而且这也是规范银行金融机构经营行为、消除监管套利、整治市场乱象、加快金融去杠杆必须付出的阵痛。同时这样做，有利于督促银行金融机构调整信贷结构，将资金投放到最需要支持的实体企业身上，从而进一步优化信贷资源配置，加快银行金融机构经营战略转型，最终为防范化解我国金融风险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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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应积极想办法化解资管新规落地对企业带来融资困难的矛盾，不能让这种现象继续下去；否则，会让实体经济陷入更加困难的经营境地，有可能对推进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较大影响，最终使我国经济企稳回升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从当前看，要化解这种矛盾可从四方面着手：一是银行金融机构应采取更加激进的信贷策略，站在稳定和发展经济的政治战略高度，想办法创新信贷服务模式、推出切合实际的信贷服务产品，不断提高信贷服务效率，坚决克服借口资管新规落地发生惜贷、怕贷、畏贷、抽贷、断贷等行为倾向，将所有能发放贷款的企业纳入信贷范围，消除一切信贷歧视行为和信贷选择性行为，切实提高实体企业信贷可获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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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央行在货币信贷政策上进行适当调整，消除对美联储加息可能带来的负面担忧，可从“稳健中性”向“稳健适度”方向转变，择机实行定向降准或普遍降准，释放足够的市场流动性，为市场提供较为宽松的货币环境，以满足实体经济正常合理的信贷资金需要。
三是将有发展前景、具有一定偿还能力的企业即将到期的债券或信托产品，可模仿债转股形式或资产证券化方式，转换债务方式，由银行或相关担保机构提供授信或担保，使企业到期的债券和信托产品能够得到延期或一定形式的转换；或者按照相关专家的建议，为了减轻非标压缩对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发展替代性融资渠道如将票交所的票据纳入资管产品可投资的标准化产品序列，适当消减资管新规带来的资金压力，以减轻企业集中偿债的负担，间接缓解企业融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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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积极拓宽直接融资渠道，为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提供直接融资方便，降低企业直接融资门槛，让更多的实体企业走上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之路，为最终减轻资管新规落地带来的社会融资萎缩和实体企业融资困难的压力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