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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孔丹在《中国道路辩证法》新书交流会上的发言，观察者网已获授权转载。】
鄢一龙邀请我为这本书写一个序言，主要就是希望思考现在我们已经开始使用中国学派的概念。各位上次向我建议，中信出版社已经搞了一个中国道路丛书，也应该搞中国学派的丛书，我们已经在策划了，准备在中国道路丛书下面弄几个系列，我现在初步给它定义为中国学派集大成的一个丛书，在座的好多专家都是中国学派的领路人。
我心目中的中国学派的开创者是毛泽东主席，我认为他是近现代以来真正的中国学派，他把实践性赋予了所有他吸收的理论，最后形成毛泽东思想。所以我对所有跟中国学派、中国特色的理论和实践相关的都有一个充分支持的心态。
《中国道路辩证法》这本书我个人给它很高的评价，我觉得它是尽可能以融会贯通的方式，努力把传承和创新相结合形成的。2014年我们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作为央企到目前唯一一个公益性的基金会，从那时我们就很在意一些对于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理论思想解读的观点。
我刚刚从莫干山下来，参加了第六次新莫干山会议。我回想1984年莫干山会议，那个会议当时讨论的是中国理论和学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紧密结合的问题。那个时候我们学者们的学养还比较粗糙，西化的影响也还不太深，但是有非常强烈的学术报国的家国情怀，以此为出发点推动自己的研究。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学术青年工作者有一些还是学生，有的还在读研究生，还有一些实务工作者，从他们提出的看法我认为有学术报国的家国情怀，还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以及总体上坚持了实事求是的认识论，所以能做出对改革开放起到一定参考作用的工作。
这个工作在当时是国务委员兼国家经委主任、国务院物价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张劲夫带领进行的，其实中央决策层面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研究准备，但是借助了莫干山会议的青年学者们的成果，也因此涌现和培养了一批国家的骨干。
1984年莫干山会议召开（图/中国改革信息库）
从1984年到现在三十多年，我在这次新莫干山会议上提出了希望，希望传承和坚守学术报国、科技兴国的爱国情怀，希望他们能够坚持问题导向的研究方向，希望能够坚持实事求是认识论和方法论。我也有一些针对性，当时我在会上说了这样一个看法，我说研究中国问题要用自己的研究方式、研究方法，我对现在还存在着的西化倾向有一个批评。
2008年金融危机，华尔街把中国的好多企业带了进去，当时我们损失了153亿，后来我们经过多人努力多天帮忙才熬了过来。那时我陪着王岐山同志见到所有的外国投行的高层，岐山同志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们美国是老师，我们中国是学生，你们这老师把我们学生坑苦了。这对于我的认识是一个转折，起初我觉得对于西方的模式照搬照抄有一种迷信，相信西方很多方面走在前面是先进的。
陈云同志讲方法论，提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我们有一个做实际工作的领导同志，他说还要加上“不唯西”，或者叫“不唯洋”。我很难接受用言必称希腊的方式来讲述中国几十年来进行的改革开放的实践。比如说，有个内刊提出了十大世界性问题，用连载方式，找了一些名家做中国方案的解读，如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贫困陷阱等等。
我觉得那些所谓“陷阱”反映出来的脱离中国国情的理念很强烈，我们解决问题是为了解决修昔底德陷阱拿出中国方案，还是我们就是按照我们自己走的道路，我们实际遇到的问题挑战来解决，我们的理论界是不是这么苍白到了这种程度，不说修昔底德就不能谈大国博弈，不谈中等收入陷阱就不知道我们中国怎么发展。中等收入陷阱是这样的概念，我认为是个伪命题，所以我说我认为坚持问题导向应该是真问题，不是伪命题。
资料图（图/东方IC）
回到鄢一龙的书，我觉得他坚持了这样一种正确的立场、出发点和方法论，另外在创新方面他用最大的努力来通三统，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来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比如说对我们中国道路进行理论和实践指导的几位领袖，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努力做融会贯通的认识和解读，非常难得。我经常跟朋友说我发现出现了一个潮流，一些自由派以邓小平来否定毛泽东，还有些人以毛泽东来否定邓小平，这都是很错误的倾向。鄢一龙同志用很大的努力把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之间的传承和创新做了理解、解读和展开，我觉得非常可贵。
我对书中一些想法有共鸣，我不是理论家，但是我对于文化大革命思想，还有当时60年代经济方面的思潮有了解，我说毛泽东同志的经济浪漫主义、政治浪漫主义，出发点是好的。我的话当时受到了两面夹攻，一部分人说我贬低了毛泽东同志，一部分人说我抬高了理想主义。鄢一龙书中对毛主席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原因进行了一些分析，认为原因是毛泽东同志的信念体系与“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的结合，这至少提供了一种理解，我个人赞同这种看法。
对于一些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比如说社会矛盾的演变，形成了“总体阶级”这样的概念，我还在消化，我觉得这是想把为人民这个根本问题从党的政策方针角度找到一个表述方式来分析，这也是一个创新。特别是紧密结合中国的现代实际，不是自说自话，那么最有挑战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和我们社会主义怎么结合，提出了“新鸟笼经济”，所以我就说这是一个重大的亮点，这个提法能不能够在政策层面被接受是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从思想层面是站得住脚的。
我认为这真正总结了我们改革开放近40年的经验和教训，所以我特别认真的把它向前推进，向有关方面推荐。我听说一龙同志参加了一个陈元同志主持的内部小型的研讨会，我相信对决策层的触动肯定是有的。因为，如果不能形成我们共产党驾驭资本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就会从马上摔下来，我们共产党所领导的根本就动摇了，但是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所以我很期盼在总结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和改革开放长期以来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能够把这个问题往前加以推进，这是我的一些感受。
鄢一龙资料图（图/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我也想提出两点可以推敲的地方。
一个就是本书表述方面的特点，鄢一龙同志的思辨能力很强，对于思辨的偏好也很强，在研究中国道路本身的时候，这种夹叙夹议的方式有可能造成焦点的分散，将来在表达方式上是不是可以适当调整，以能表达得更清晰。
另外一个是关于三十年的划分现在有很多。我刚刚看到了微信上说有一个军人，提出了三个大时代，战争与革命大时代、建设与发展大时代，还有一个叫改革与创新大时代。四个三十年的说法潘维老师也说过，我记得我在中信基金会活动的时候提到，从党的历史、国家的历史、民族的历史角度来说，我还倾向于用一个比较准确的方法来划分这四个三十年。另外我和潘维同志探讨，他说用三十年这个说法比较容易传播，容易和大众沟通，但是因为是以论带史，还是应该论从史出，还得符合历史的现实逻辑。
今年3月刚出版的《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访谈中有一篇对我的访谈，我按照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九十年》把历史分成三个时期。这是很传统的说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28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包括文化大革命27年，后来第三个三十年的起点从1977年一路写到了2011年。所以我的看法是要按照实际的发展进程，我们党的十八大开始是第四个时期。
我认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启了我们新的历史时期，这个说法能不能站得住脚我没有展开论证，但是我们可以不断看到习近平同志提出开展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所有新的历史特点都需要新的认识和对策，我觉得把中央很多的战略做出很好的阐释是非常好的尝试，而不是脱离现在我们所做的事情自己另设方案，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所以现在这第四个三十年说的是从2008年算起新的三十年，我觉得还需要论证。因为历史的进展和我们的主观活动是紧密结合的，我相信人们都承认十八大的历史意义，比如说解决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变质问题，十八大应该说把我们党从悬崖边上挽救回来。这一历史转折不仅是思想的逻辑、认识的逻辑，更是现实的逻辑、历史的逻辑。故而为了传播，我倾向于将以上的四个历史时期划分，以约三十年的缘由，分别称为四个三十年，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28年约三十年称为第一个三十年，依此类推即可，这样不易引起歧见。
《中国道路辩证法——社会主义探索四个三十年》，鄢一龙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