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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丁衡修在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当翻译官时，就是这个人对他成功地进行了策反，使其成为“军统”的地下情报员。后来，当丁衡修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拿下，准备开刀问斩时，也是此人挺身出来替他作证，派人把他从大牢里捞了出来。这人此刻出现在丁衡修面前时使用的姓名是时一彬。
时一彬是“军统”的资深情报特工，不过，这时他已经改换门庭。国民党当局败逃台湾后，对原先的特务机构进行了重新组合，其时台湾的特务机构多达十几个，时一彬是“大陆工作委员会”的一名中层官员。他来找丁衡修，是谋求合作事宜，因为他看中了丁衡修的工作能力和在内地的社会关系。
丁衡修把时一彬视为自己的救命恩人，当初如果不是他站出来替自己作证，恐怕他坟头的草已经长得一人多高了。所以，时一彬邀其受雇于“大陆工作委员会”，他一口答应。当然，大家都是看在利益的份儿上，所以条件还是要提一提的。丁衡修的条件不多，就两点：一是报酬要丰厚，二是台湾方面要支持他开设一家大侦探社。时一彬说这也正是我们所希望的，以便以后谋求更多更大的合作。
时一彬代表“大陆工作委员会”跟丁衡修谈的交易是：雇佣丁衡修去内地收集正在进行的高校“反右”运动的情报。台湾方面对于这趟差使出的价格是两万美元。“大陆工作委员会”采取的是包干制，即这笔款项里包括了旅费、可能会使用的行贿金、收集情报时的其他费用等等在内的全部费用。先付一半，另一半在完成委托之后一次性支付。丁衡修如果同意接受该项委托，那就尽快制订一份计划书交给时一彬审定。
其时，丁衡修的侦探社已经关闭，一时没有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手头有点儿紧，所以对于这项委托是很感兴趣的。于是就开始着手制订计划。这厮也真是胆大而有才，把这样一项生死游戏看得比旅游还简单，竟然只用了一个晚上就完成了计划书。
这份计划书的内容是：丁衡修离开内地已经十二年，不大了解内地（尤其是解放后的内地）是什么情况，所以需要熟悉内地而且通晓高校情况的角色提供协助。他决定把文章做在丁佩珠的那对双胞胎女儿身上，打算以移居香港为诱饵把那两个早就一心想投奔自由世界的姑娘拉到身边，由她们陪同着前往选定的目标去收集情报。丁衡修的最后一站是广州，在广州完成使命后，就抛下双胞胎姑娘返港向时一彬交差复命。
时一彬对于丁衡修的高速度表示吃惊，同时还流露出对于可行性的怀疑。但他看过之后，觉得似乎还是可行的，于是当即对丁衡修进行了一场类似论文答辩的究诘。时一彬不愧是“军统”老牌情报特工，就那么扫溜了一遍，似乎想也没想，就随口提出了几个计划书里没有说到的问题——
问：将以什么方式进入和离开内地？
答：将采用偷渡的方式，我在九龙有熟识的渔民可以助我完成。以前我在从事私人调查时曾经用这种方式进出过两次广东。
问：内地的衣食住行，都需要证件、票证、介绍信等，更别说出入高等院校收集情报了。你打算采用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答：我已经充分考虑到这一点，我将携带一名可靠的刻章匠一起前往内地，以便随时伪造介绍信；至于吃饭时需要的粮票，我进入广东后就能够通过黑市购买。
问：内地的钞票你打算怎样获取？
答：也是通过伪造的介绍信在各地不同的银行进行小额兑换。
问：你打算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获取情报？
答：可以进入一些大学的校园拍摄大字报、混入会场拍摄会议照片，如果有可能，我还将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录音。当然，我希望能够得到时先生提供的最好的录音设备。
时一彬对丁衡修录音的想法很是表示关注，因为当时的录音设备远没有现在的录音笔、录音纽扣那样袖珍细巧，磁带录音机的体积都比较大，无法进行秘密录音。丁衡修如果想这样做，那他必须冒着很大的风险去做一些相当复杂的准备工作。他又提了几个细节问题，丁衡修也全考虑到了。
最后，时一彬对丁衡修说，你把我问到的这几个问题补充进这份计划书里，回头我将这个文件送往台北审批。
这份计划书送到台北的“大陆工作委员会”总部后，很快就获得了批准。于是，时一彬在香港“威灵顿酒店”请丁衡修吃饭，告知计划已被批准，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可以签约，你接受委托后，可以立刻获得一半佣金。另外，我们还将向你提供特殊的照相机以便安全获取情报。那两个双胞胎姑娘，在协助你完成使命后，请一并把她们带到香港，总部长官认为可以继续发挥她们的作用。
丁衡修签了合同，收了佣金和间谍器材。他自然不知道，自己签下的其实也是一份死亡协议。
时一彬说台北总部长官对于这项工作抓得比较紧，所以你得抓紧时间，迅速跟双胞胎取得联系。为了安全，也为了节约时间，你可以把信件交给我来处理，我手里掌握着可靠快捷的通信方式。丁衡修于是就给丁佩珠写了信，这就是丁佩珠收到的内外有两个信封的特殊函件。
然后，丁衡修找了他所说的刻章匠宋贻德。宋贻德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四年前跟丁衡修结识。当时，丁衡修出于调查一件民事案子的需要，想伪造一枚香港警备处下属某部门的印章，就找到了在大街上摆刻章摊的宋贻德。有了这次合作，两人就交上了朋友，双方都发现似乎前世有缘，两人的性格脾气、思维方式、行事风格甚至日常嗜好都极为相近，于是就结拜为异姓兄弟。丁衡修年长为兄，宋贻德小九岁为弟。
宋贻德有一手很好的刻章技艺，可是没有资金开店铺，只好终年在大街上设摊营业，生意时好时差，不过好在没有城管干涉，还能混混日子。那时丁衡修正处于蒸蒸日上阶段，于是就慷慨掏钱，资助宋老弟开了一家刻章店铺。所以，宋贻德对丁衡修特别感激。这次丁衡修找他让其跟随自己去内地悄悄走一趟，他只道是一般侦探调查案子的需要（之前丁衡修曾两次偷渡广东调查案子他是知晓的），寻思去就去吧，反正跟着这位精明过人的哥哥行走江湖是不会出事的，再说还有酬金，何乐而不为呢？当下就一口答应。他没有想到，自己这一去，直到二十年后才得以重新踏上香港的土地！
丁衡修对宋贻德说我们此去需要改名换姓，我叫钟俊义，你也改个名字吧。宋贻德想了想，就给自己改了个名字叫陈德贻。当然，这不过是他们进入内地后使用的第二个姓名（第一个是在广州），后来另外又改了几次名字。
一切都准备妥当后，丁衡修、宋贻德两人就乘上了渔民提供的偷渡船只，顺利地潜入了广东。渔民朋友收费不菲，但是做事细致周到，他们为偷渡者提供一条龙服务，在广东中山上岸后，有人接应，安全护送到广州，并替他们解决了全国粮票。
抵达广州后，两人使用假名以“公私合营阳江机修厂”采购员的名义入住中山大学附近的一家旅馆。当时在社会上流动的人员不多，但铁路运输能力很差，所以火车票也并不好买，他们通过旅馆购买的前往上海的车票已经是三天以后的了。丁衡修寻思闲着也是闲着，何不去中山大学看看，这也是预先考虑过的收集情报的一个目标。
丁衡修独自去了趟中山大学，这才发现让彭文倩、丁文影协助完成使命是很有必要的。丁衡修从未接受过特工训练，虽然后来给内地的人民法院认定为“反革命特务”判处死刑，其实他对于怎么从事特工活儿并不内行。他离开内地已有十二年，从来没有接触过解放后的内地大城市生活，加上没有接受过特工训练，心理素质不过关，所以此刻一进大学校门，只觉得四下里来来往往的人都似乎在注意着他，他心慌意乱，只想着尽快离开。这样，丁衡修只看了几张大字报，就偷偷溜走了。时一彬提供给他的打火机式和笔式间谍照相机他都带着，却不敢拿出来使用。此后两天，丁衡修就不敢再动收集情报的脑筋，当然也不能整天待在旅馆里，否则会引起服务员的怀疑，于是就去逛街，还游览了几个著名风景点。
然后，丁衡修、宋贻德两人就去了上海。跟彭文倩、丁文影会合后，谎称接受了香港几位朋友的委托，想实地见识一下内地目前搞得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的场面，所以想跑上海的两家高校复旦大学和交通大学，因为不熟悉，需要双胞胎姐妹陪同。彭文倩、丁文影早已沉浸在即将移民香港的巨大喜悦中，此刻不管要她们做什么都是一口答应的。这样，他们就用三天时间跑了复旦、交大。丁衡修有了熟悉内地大学生活的彭文倩、丁文影的陪同，感觉就完全两样了。他在宋贻德的掩护下，用间谍相机拍摄了一些大字报。那对双胞胎姐妹根本是蒙在鼓里，一点儿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参与特务犯罪活动。
四、转战南京
回过头来，让我们看看专案组的工作进行得如何。
专案组在首次案情分析会上定下了四条侦查措施，这四条措施实施下来，有收获的只是在丁佩珠的住所发现的一张照片。经查，那封广州来信上的落款地址纯属子虚乌有——广州有这条街，却没这个门牌号码。
这张照片，是丁佩珠赴港奔丧时和包括丁衡修在内的几位亲戚的合影。专案组请丁佩珠本人以及另外几位亲戚辨认，确认其中一位确是丁衡修。于是，就由专业技术人员对此进行了特殊处理。这样，专案组手里就有了一张丁衡修的照片，至于双胞胎姐妹的照片，那倒早已从她们的档案中调出来了。
当然，此刻手头有照片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专案组需要知道的是丁衡修一行离开和平饭店之后去了哪里。是仍旧停留在上海不过是换了一个住宿点呢，还是已经离开？如果是离开上海的话，他们的目的地又是哪里？是直接偷渡逃港了呢，还是在另一个城市逗留？这种逗留又是出于什么目的？这一切，都是需要尽快查明的。
于是再次开会讨论，问题的焦点集中在：据和平饭店方面提供的情况，丁衡修四人入住该店的几天里，白天都是出去的，到下午四五点钟才回来，晚上就不出去了，在餐厅喝酒，然后在咖啡吧或者房间里闲聊。晚上聊些什么暂且不去管他们，现在需要了解的是他们白天去了哪里，去干什么了。
侦查员储一清、王金生奉命前往和平饭店调查：那几天里，丁衡修四人进出饭店是步行还是乘车；乘车的话，是乘坐公交车还是叫出租车。
和平饭店保卫科随即召来了该店的大堂服务员，通常饭店入住双胞胎旅客的概率极小，入住双胞胎妙龄美女的概率更是微乎其微，所以，大堂服务员都还记得那四个一直同出同进的旅客。据一个服务员说，那两个男子入住饭店的那天，是怎么过来的没有注意，之后出门都是乘坐出租车的。
那就有戏了！当时的上海滩只有一家出租车公司，拥有各式汽车一百八十五辆，所以，马路上很少看到正在行驶的出租车，随时招手拦车的可能性很小，通常要用车的乘客都是预约的。这四位客人连续几天在上午八九点钟用车，那肯定是预约了的。怎么预约？入住和平饭店这样的高级宾馆，当然会通过前台预约。那就向前台了解吧！
可是，前台服务员却摇头：“客人预约出租车，一般都是在房间直接给饭店的总机打电话，由总机接线员替他们服务。”
于是再问总机接线员，那里是有服务记录的，查了查，那几天405房间（就是钟俊义即丁衡修入住的那个房间）确实让总机预约了出租车。这就行了，跑出租车公司吧。
出租车公司查看了预约用车登记资料，很快就查明了那几天上午到和平饭店载送旅客的那十几辆出租车。然后再按照出勤记录查当班司机，那时没有什么车载电台、手机之类的通讯工具，所以得一个个当面问下来。最后，终于了解到丁衡修四人那几个白天去了复旦大学和交通大学。
储一清、王金生将调查结果向专案组领导汇报后，两位组长张芝川、晁杰暗吃一惊：这当儿高校都在开展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目标去那里想干什么？
研究下来，决定派员前往复旦、交大了解。可是，高校一向是畅开大门任凭任何人进进出出的，那时又没有什么摄像探头可以留下监控资料，因此，复旦、交大方面的保卫部门向下面各系了解下来，都说没有见过。这条线索就此中断了。
专案组分析了目标前往两所高校的意图，越分析越觉得多半是跟“反右”运动有关的。这样，基本上就可以肯定丁衡修的行为是跟政治相关的一种敌特行动，其目的可能是煽动“右派”师生闹事搞对抗或是收集相关情报。鉴于两校都未发现丁衡修等人的活动迹象，因此就难以循着这条线索往下追查了。
这时，另一个消息传了过来：和平饭店保卫科向专案组报告，据该店大堂一位姓肖的服务员反映，那天傍晚大约六点多他在大堂大门口值班时，门外开来了一辆两轮摩托车，骑车人是个三十来岁的男子，穿着铁路工作人员的制服，背着一个帆布挎包，一看就知道是北站送车票的员工。果然，那人停车后登上台阶，对肖师傅说，他是给405号房间的住店客人送火车票来的。按照饭店的规定，类似送车票、送外卖之类的人员是不能进入饭店的，得由大堂服务员打电话通知客人下楼来银货两讫，如果客人要求服务员代劳，则由服务员送入房间后把钞票拿下来交给送货人。当下，肖师傅就让那位铁路员工稍等，他往405房间拨了内线电话。但房间里没人，估计这个时候客人可能在饭店的餐厅里用晚餐，于是又把电话拨到了餐厅，405房间的客人果然在用晚餐，于是就请他到大堂来取车票。肖师傅记得，是两个双胞胎姑娘中的一个到大堂来取车票的，那个铁路员工递给她时还说了一句：“你们订的是四张去南京的车票。”
这个线索太重要了，专案组长张芝川于是决定立刻去南京对丁衡修四人进行追踪，但究竟派几个人去南京一时难以决定，去的人少了吧，生怕调查起来铺不开；专案组全部赶过去吧，万一这是对方虚晃一枪、故布疑阵，上海这边就不能继续展开调查了。张芝川于是就跟副组长、江苏省厅的侦查员晁杰商量，刚说了个开头，晁杰接到南京打来的电话，告知一个情况：两小时前，有人在南京大学门口看到彭文倩了！
张芝川当机立断：全体赴宁！
在南京大学门口看到彭文倩的是她的高中同学康家辉。这个小伙子念到高二寒假的时候，父亲患病去世了，家境拮据导致他不得不中途辍学，在经历了半年多的临时工生涯后，最后被邮电局吸收进去当了一名邮递员。两天前，康家辉在马路上遇到了彭文倩的铁姐们儿陈茂梅，老同学久别偶逢，总要说几句话的。于是，康家辉就知晓了彭文倩失踪之事。陈茂梅倒是个有心人，她关照康家辉说你是邮差，整天在外面跑来跑去的，见得多听得也多，如果听见什么消息请立刻告诉我。
也真是巧，康家辉今天休息，去南大看望一位朋友。他是坐公交车过去的，这路车的终点站是在南大东门，那里有一个大转盘，车到终点站后要绕着大转盘开一圈才进站停车下客。就在沿着大转盘转弯的时候，康家辉无意间看见校门口站着一个姑娘，正是彭文倩！他一怔之后，从座位上站起来想呼喊，又觉得此举似乎不妥，还是到站下车后过去招呼吧。没想到就这么眨眨眼的工夫，等康家辉下车过去时，校门口已经没有彭文倩的影子了！
但康家辉还是想到应该立刻告诉陈茂梅，于是就进了校门口一侧的邮电局，往秦淮区政府陈茂梅的办公室打了电话。陈茂梅听说后的第一个反应是怀疑，反复问康家辉看清楚了没有。康家辉说我的视力够当飞行员的条件，哪有看不清楚的道理！她穿着浅蓝色“布拉吉”，个头比高中时长高了一些，好像更漂亮了。陈茂梅一听彭文倩穿着浅蓝色“布拉吉”，马上就知道康家辉没看错。因为这样的“布拉吉”她也有一件，那是今年初夏时她和彭文倩一起去逛百货大楼时看中的，两人各买了一件，颜色都是一样的。
陈茂梅于是就给彭邦平打电话，说彭叔叔你那里有文倩的消息吗？没有？刚才我们高中时的一个同学在南大东门看见彭文倩啦！彭邦平又惊又喜，二话不说立刻给鼓楼分局打电话报告这个消息。鼓楼分局问明情况后，又给陈茂梅打电话询问，听陈茂梅说了“布拉吉”的细节后，相信并非空穴来风。这个案子当时已经交由省厅办理了，所以分局向市局报告后由市局转报了省厅。
专案组赶到南京后，立刻着手进行第一步调查，直接找了目击者康家辉。听了他的一番陈述后，又带着他前往南京大学东门实地察看。张芝川问晁杰：“你知道南京大学有招待所吗？”晁杰说不清楚，另一个南京侦查员老龙说好像有一个的。张芝川说那我们这就去招待所撞撞运气，看对象是否住在那里。专案组在招待所扑了个空，这里没有丁衡修那样的四个男女入住过。
专案组于是举行了案情分析会，认为丁衡修他们在上海和平饭店订的火车票确实是到南京的，彭文倩在南大出现，说明这四人到南京的动机跟在上海是一样的，盯着高校，估计是为了收集“反右”运动的情报。问题是，现在他们还在南京吗？
众侦查员反复商议后，认为不管目标是否还在南京，都有必要对南京各宾馆、饭店、旅馆等进行查摸。运气好，正好碰上，当然最好；运气不佳没有撞上也不至于沮丧，因为彭文倩、丁文影那对双胞胎姐妹难免会给他们曾经入住过的旅馆的服务员留下印象。
于是，专案组作出两项决定：第一，请南京市公安局协助对全市各公共住宿场所连夜进行查摸。第二，专案组分为两拨，一拨人去南大进行调查，了解是否有人看到目标在校园内出现过；另一拨则分赴火车站、轮船码头和长途汽车站，在驻站民警的协助下调查工作人员、摊贩等是否见到过目标。
专案组当即跟南京市公安局联系，南京市公安局对此大力支持，不但出动了一线警察，还动员市局、分局的科室警员加班加点参加查摸，人手犹嫌不够，甚至还联系驻宁公安军部队（即武警前身）给予支持，还把专案组提供的丁衡修、彭文倩、丁文影的照片翻拍冲印了一百六十张分发下去。当时，专案组长张芝川对摆出如此强大的阵势感到不解，寻思这个案子可能涉及敌特分子收集情报，但若论涉案敌特分子丁衡修，应当不会是特务机关中的重要角色，南京这边何至于这等兴师动众？难道这个案子还有更复杂的背景？这个疑问直到数年后才得到解答，一位当时在警卫部门工作的同乡告诉他：原来，当时毛泽东为“反右”运动出京巡视，正驻跸于南京！
南京警方在进行全市大查摸的时候，专案组成员分别去了车站、码头等公共场所，由驻站公安、保卫部门配合着对旅客进行甄别以及收集是否有目标出现过的线索。如此折腾了一夜，天明时众侦查员结束调查会合后一凑情况，都说没有什么发现。
不过，另一路调查是有收获的。南京警方的这次大规模查摸工作进行得非常细致，南京市各个区所有的饭店、宾馆、旅馆、小客栈甚至二十四小时对外营业的公共浴室等适宜于住宿过夜的场所，一个不落都给梳理了一遍。由于有照片以及双胞胎姐妹显而易见的特征，所以各路人马的查摸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当。最后，在南京大学附近的迎宾饭店发现了丁衡修四人的线索：他们以新的化名拿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省委员会”的专用介绍信入住于该饭店，当天上午九时许已经结账离开了。
根据当时的规定，旅客入住饭店旅馆的介绍信会被服务台留存下来，以备公安机关调查时参考。丁衡修四人的这张住宿介绍信也不例外，于是就送到了专案组这边。应该充分肯定那个真名叫宋贻德的刻章匠的技术水平，他不但擅长刻制各类公私印章，还能用木板、肥皂甚至冷硬的糯米糕团刻制类似介绍信那样的版子，既快又好，十足的专业水平！此刻落在专案组手里的这张广东省团委的介绍信，经众侦查员轮流传阅，认为是一份真件。这就不同于目标留在上海和平饭店的那张什么特种土特产进出口公司的介绍信了。于是，连夜往广州方面拨打电话查询。一番折腾后，得到了广东省团委确凿的回答：查询的介绍信号码并不存在。因此，这是一张伪造得非常逼真的假介绍信。
这使专案组众人感到非常吃惊，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丁衡修竟然会带一个专业刻章匠到内地来活动，在进行长途旅行时一路根据需要随意伪造足能以假乱真的盖着公章的介绍信。所以，按照平时的侦查思路对这种情况进行推测，认为这应该是从境外潜入内地前就已经准备好了的。而具有如此伪造水准的，只有敌特机关了。这样，专案组就更坚信之前的推断没有错，他们所面对的是境外敌特分子！
以目标在上海的活动规律来估测，丁衡修四人既然已于昨天上午九时左右结账离店，那么，他们应该已经离开南京了。他们会去哪里呢？大家寻思还是去他们下榻的迎宾饭店了解吧。
侦查员李松平和小陈去迎宾饭店一问，却十分失望。迎宾饭店在南京属于一家中等宾馆，用现在的星级标准来评判，大概刚刚够得上“准三星”。南京的铁路交通不像上海那样便捷，因此，火车票供应比较紧张。根据南京铁路部门的规定，这类饭店是不能经营预订火车票的业务的。所以，丁衡修四人离开南京的火车票应该是自己设法解决，估计多半是去火车站排队直接购买的。
李、陈两人悻悻返回专案组的临时驻地省公安厅招待所，向组长张芝川一汇报，张芝川也傻眼了，副组长晁杰紧锁眉峰，说：“看来我们的运气比较差。”
其实，专案组的运气应该说还是可以的，因为就在晁杰这句感叹刚说了两三分钟，随着电话铃倏然响起，情况就出现了转机：迎宾饭店打来电话，说有一个员工知道你们要了解的情况。
这位打电话的兄弟，是迎宾饭店的保卫干事小卫。刚才李松平和小陈前往饭店调查时，就是他接待的。小卫昨晚值班，饭店的保卫干事值班原本是可以睡觉的，只要住店旅客不发生失窃之类的事儿，完全可以一觉睡到天亮，然后精神抖擞地去餐厅吃点儿东西后回家。但是，昨晚的情况有些两样，因为昨晚全市饭店大盘查，小卫作为保卫干事，自然要出场唱主角。而线索恰恰是在迎宾饭店发现的，所以他花费的时间也就特别长，结束后一时又睡不着，直到天色微明方才打起了呼噜。睡了没多久，小卫就被人唤醒了——李松平、小陈前来了解火车票的事儿，当然又得他接待。
小卫经这一折腾，寻思干脆就不睡了，吃了早饭回家去吧。转机，就是由此而来的。小卫去餐厅的时候，已经过九点了，餐厅的早餐供应已经结束。他对掌灶的老夏说：有什么吃的弄一点儿来填填肚子就成，按平时的早餐标准（当时规定饭店员工用餐必须照样付饭菜票的），老夏就给他下了一碗阳春面端了上来。老夏跟小卫的父亲是老朋友，所以他跟小卫很谈得来，当下就坐下来跟小卫聊了几句。小卫说到了今天吃早饭比平时晚的原因，老夏听着忽然笑了。小卫问他笑什么，老夏把手一伸：“来支烟，你就也笑了，而且会比我笑得还开心。”
老夏告诉小卫，那四个人的火车票是去北京的，四张硬卧票，昨天中午发车离开南京车站。小卫急问你是怎么知道的？老夏说那四张票还是我给他们买的呢！三天前的晚上八点多，丁衡修四人到饭店餐厅吃晚饭。当时餐厅已经结束营业，服务员都下班了，只有老夏还在准备明天早上供应的小菜。一个姑娘（不知是彭文倩还是丁文影）走进厨房，很客气地询问是否还能烧几个菜，他们要吃晚饭。老夏说客人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工作，当然可以，你们点菜吧。因为服务员已经下班了，所以老夏把他们点的四个菜烧好后自己一一端送到桌上。那四位称谢不迭，其中一个年纪最大的男子掏出香烟请老夏抽，聊了几句。他问老夏家住哪里，老夏答称住在中央门那边的铁铲巷。那男子说那不是靠近火车站的吗？师傅，打听个事儿，您知道南京这边买火车票紧张吗？老夏说那要看时间，像现在这个时节正是放暑假的当儿，各地来南京探亲访友或者游览的人比较多，车票就紧张，得提前五六天才能买到。
这话一说出来，对方的眉头就皱了起来，低声对另一个男子说：“五六天，这……太长了呀！”
另一个男子开口了，说的是广东话，老夏基本上听不懂，估计是出了个什么主意。先前那个男子顿时神色释然，站起来向老夏拱拱手：“师傅，不知是否可以麻烦您替我们买四张车票？您住在火车站那边，可能跟车站上的人比较熟，一定能替我们买到的。”
老夏笑道：“还真让你给说着了，我家老伴就在车站上工作。”
老夏是个热心人，以前也时常替旅客购买火车票，当下就收下了对方的购票款，次日给他们拿来了四张去北京的硬卧车票。对方非常感激，拿出一条“大前门”香烟赠送，老夏坚辞不受，说替住店旅客买票是桩平常事，店里也是允许的，但如果为此收受了旅客的礼物，那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了，处理起来很严的。
专案组获知这个消息，自然皆大欢喜，于是决定立刻赴北京。由于时间紧，经请示领导同意后，他们一行七人是乘民航班机飞到北京的，这还是他们生平第一次坐飞机，这在当时算得上是一桩值得跟人吹嘘一下的稀罕事儿。可是，他们中谁也没吹嘘，不是因为谦虚，而是因为这趟飞机竟然白坐了——在北京查了三天，没有发现丁衡修一干人的任何线索！
五、潜入武大活动
专案组在北京为什么没能查到丁衡修四人的蛛丝马迹呢？因为他们压根儿没去北京。此刻，这四个特殊旅客很悠闲地待在另一个城市的宾馆里，正等着实施一桩被丁衡修认为“很有价值”的行动。
这个城市是——武汉！
丁衡修耍了一个“声东击西”的把戏，托南京迎宾饭店大厨老夏购买的是去北京的硬卧车票，其实他们一行四人却乘坐长江客轮逆流而上去了武汉。之所以玩这一个阴招，是因为他们当时已经觉察出自己的安全出了问题。
这应当归功于丁文影的一个梦。那天晚上，丁文影做了一个可怕的梦，她梦见母亲丁佩珠不知怎么奄奄一息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连话都说不出了。她匆匆赶到医院，旁人告诉说丁佩珠失足溺水。丁文影被这个梦惊醒了，醒来后看看手表，这时是清晨四时。还不到起床的时候，于是，她没当回事，再睡。可是，奇怪的一幕发生了：丁文影再次睡熟后，竟然又做了跟刚才差不多的噩梦！
这下，丁文影再也无法入睡了。尽管她从来不相信迷信那一套，但此刻却是心神不定，想来想去难以释怀，于是就唤醒了跟她同住一个房间的彭文倩，将梦境说了一遍。彭文倩跟丁文影不同，她小时候跟着离了婚的老爸迁居南京后，跟着祖父祖母过日子，那对老夫妇是铁杆鬼神论者，经常说起种种灵异现象。彭文倩从小接受这种教育，长大后就认为世界上确实有灵异现象，只不过科学还没发达到能够破解其奥秘的程度。因此，当下她听丁文影这么一说，就断定老妈可能遇到了什么问题，当然，解梦有反释之说，可能不一定是出了坏事。姐妹俩商量下来，决定把这件事告知丁衡修，听听他的意见。
早餐桌上，丁文影把梦境说了一遍，彭文倩也说了她们的担心。丁衡修听了哈哈大笑，说这是没来由的事儿，接着问丁文影你大概从小长到现在还没离开过你妈妈吧？丁文影点头称是。丁衡修说那看来这是你的潜意识中在强烈思念着妈妈，没关系，过几天就会习惯的。
可是，姐妹俩心里总是放不下这个疙瘩，两人悄悄嘀咕，决定瞒着丁衡修往上海打个电话。迎宾饭店房间里没有电话，姐妹俩早餐后到大堂去想借用电话机，但那里待着好几个旅客，排着队在打电话。于是，她们就出了门，到附近一家邮电局去打电话。
电话是彭文倩打的，因为她担心妹妹万一听到什么不好的情况会沉不住气当场表露出来，那就容易引起旁人的注意。丁佩珠家没有电话机，所以这个电话是打到传呼电话亭的。上海的传呼电话亭通常有两到四部电话机，两部机的由一人值守，三四部机的由两人值守，值守者通常都是四十来岁的阿姨，她们接听电话后，会在一张专用小纸单上记下受话人的住址、姓名，以及回电的号码、姓氏，然后送到受话人家里去；在来电不是很多的时候，她们也会把受话人从家里叫来直接接听。丁佩珠住所那条弄堂的传呼电话亭有两部电话机，所以只有一个阿姨值守。彭文倩把电话打过去时，这位阿姨正好去送别人的电话单子了，是没事坐在电话亭闲聊的几个家庭妇女中的一位接听的。
彭文倩说：“麻烦你传呼一下19号来接电话……”
对方说：“你等等……”然后问旁边的人，“19号是谁？”
耳机里传来另一个带苏北口音的大嗓门女人的声音，说19号不是丁家吗？丁阿姨给公安局捉进去了，家也抄了呀！
彭文倩大吃一惊，差点儿把听筒撂上机架立马挂断，但马上意识到这样做有危险。她的反应可谓敏捷，眼珠子只一转就有了主意，对着话筒大叫：“喂！喂！我话还没说完哩！19号住着好几家人家，我要住在后厢房三楼的小沈——沈鸣佳接电话。”这么一说，对方就认为她把电话拨错了，问你打什么号码。彭文倩报了号码，故意把其中的一个数字说错了，对方就说“你拨错了”，立刻把电话挂断了。
彭文倩从通话亭里出来，脸色已经煞白。等在通话亭外面的丁文影不禁一阵心慌，连忙迎上来问怎么啦。彭文倩摇摇手，直奔柜台结了话费，然后拉着妹妹一口气走出老远这才说了情况。丁文影当下就把持不住，掩面啜泣，彭文倩劝也劝不停。两人走到十字路口时，正好丁衡修因在饭店找不到她们而出来寻找，见之一惊，便悄悄询问是怎么回事。彭文倩不敢隐瞒，就把情况说了说。这下，就轮到丁衡修脸色煞白了。
回到饭店，丁衡修吩咐打点行李准备离店，自己就到大堂结账。待到宋贻德和双胞胎姐妹收拾好行李下楼时，他已经结好了账等着了。四人离开了饭店，不管三七二十一，上了一辆公交车就走。彭文倩是南京人，看看觉得不对头：这车不是去火车站的嘛。看着丁衡修正要开口，被后者一个眼神止住。乘了四站后，丁衡修让下车。这才对宋贻德和姐妹俩说，我们不能去北京了，立刻去长江港客运码头，坐船去汉口！宋贻德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但还是点了点头。彭文倩倒是开口发问了，丁衡修说现在不说吧，一会儿上了船有的是时间说话，赶紧离开南京才是正道！
当时南京的出租车极少，但是马路上有可供代步的马车。四人遂坐了马车前往轮船码头，也不管几等舱了，只要有去汉口的船票，有什么舱位的就买什么舱位的，结果只买到了通铺票子。这时离开船还有两个多小时，丁衡修为防止双胞胎引人注目，遂让丁文影和彭文倩分开，丁文影跟着宋贻德，彭文倩跟着他。利用这段时间，丁衡修分别向两个姑娘说了此次赴香港的情况：我这是带着你们偷渡过去的，不过不必害怕，只要跟着我，一切都是安全的。至于你们的母亲被捕，可能跟此事有关。你们不要为她担心，因为公安局抓她只是为了审查，而没有证据处理她。所以，只要你们从现在起一直照我吩咐的办，就不会有事。你们不被人家发现，你们的妈妈也就安全，最后公安局只能把她放出来。
之前，彭文倩、丁文影姐妹对于她们将用什么样的方式离开内地前往香港一直没有问过，甚至也没有考虑过，因为丁佩珠对她们说只管放心跟着丁衡修走就是，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肯定能够平安无事地抵达香港，而且能够在香港合法定居下来。对于她们这种娇生惯养的富家女来说，二十二岁的年纪还处在涉世不深的阶段，对于母亲的这番说法自然深信不疑。现在听丁衡修这么一说，才知道这件事原来如此危险，但这时已经无法改变了。她们再不懂事，对于解放以来的历次运动还是知晓一点儿的，即使她们此刻悬崖勒马，也肯定没有好果子吃，从宽处理不判刑的话，劳动教养定是逃不了的。丁衡修说得对，这还将成为老妈的罪证。所以，到这当儿只有豁出去冒一下险了。主意打定，姐妹俩就只盼着赶快上船，离开南京。
检票上船后，丁衡修去船长室补到了一张三等舱票，就让丁文影过去了。到了芜湖，又补到了一张四等舱的，让宋贻德去了，免得这个满口粤语的老广惹人注目一不留神给船上的乘警盯上。
这样，差不多就在专案组飞抵北京的时候，丁衡修四人抵达了汉口。根据预先的计划，丁衡修将去武汉大学收集情报。考虑到双胞胎姐妹过于显眼，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丁衡修决定还是分开下榻。他和丁文影入住汉口鄱阳街的武汉大学招待所，宋贻德和彭文倩下榻于距武大招待所一箭之遥的中南旅馆，介绍信当然不能再用什么广东省团委之类的了，而是用了宋贻德在南京时就已伪造的浙江宁波第二中学和广州中山大学的，出差武汉的目的是“外调”。
丁佩珠被捕的消息给丁衡修敲了一记警钟，他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意识到原先想好的“神不知鬼不觉”状态显然已经被打破，尽管临时抱佛脚想出了声东击西的招数，放弃了北京之行，但那份危机感已经渗入骨髓，丁衡修非常害怕。他这时才明白为什么台湾的“大陆工作委员会”宁可花钱雇佣他这个私家侦探也不愿意使用他们自己的特工，这项差使的安全系数实在太小了！于是，丁衡修决定改变计划，不但北京不去，原定的西安、沈阳也不去了，离开武汉之后，去广州中山大学活动一两天，然后立刻偷渡返港。
这样做，丁衡修作为乙方来说，已经属于违约了，甲方可能会在支付酬金余款时卡他。为不至于出现这种可能，丁衡修决定在武汉收集高质量的情报。当初时一彬跟他洽谈时，对于以录音方式收集情报没有谈死，因为时一彬是个老特工，知道用现有的录音器材设备完成这项工作所承担的重大风险，所以只是说让他尽力而为，这个内容就不写进合约中了。现在，丁衡修决定寻找机会完成这个工作，以弥补少跑几个城市的不足，达到不被扣减酬金的目的。
于是，丁衡修就带了丁文影前往武汉大学。武汉大学的“反右”运动当时在全国教育界属于开展得有声有色的一类。丁衡修在那里顺利拍摄了一些大字报，跟以往去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和南京大学不同的是，他还认真看了一些大字报。因为他既然决定冒着风险录音，那就得选择一个有重大价值的目标，这样才能使甲方感到满意。
在武大校园里转了大半天，丁衡修选定了一个目标。他深信如果能把武大“左派”对这个目标的斗争会实况录下来，即使录得不完整，带到香港去相信也绝对能引起巨大轰动。
确实，丁衡修选定的这个目标是一个重量级人物，这位先生在中国教育界、法学界都是当之无愧能够青史留名的一代宗师。他叫韩德培，生于1910年，殁于2009年，活了九十九岁。韩德培精通英法日德俄五国语言，光凭这一点就已经令人肃然起敬！韩先生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后来去北美游学。1945年底，韩德培应武大校长、著名法学家周鲠生之邀，从美国西雅图风尘仆仆赶到武汉大学。韩德培一到武大，就被聘为教授。1949年之后，韩德培并未像大多数“旧法人员”一样被边缘化，恰恰相反，至少在1957年之前，韩德培在武大依然是炙手可热的人物，他出掌武大教务工作，成为当时的校长李达最为倚重的左膀右臂。
韩德培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的经历，真让人啼笑皆非。鸣放高潮中，韩德培忙于中南地区高校招生工作，没有发表任何言论。即便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召开的武汉地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韩德培也仅仅是说“大家都讲得很多了，我没有什么可讲的”。《光明日报》记者五次三番约稿，亦被韩德培婉拒，直至最后才就司法案例的收集与整理发表了一下看法，认为有关司法部门对此太不重视了，“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楼”。在武大校内，法律系党总支书记上门请韩德培鸣放，他亦未予理会。而是时他恰好生病住院，武大的学子们来看望他，邀请他鸣放，他不忍心拒绝学生，随口应付一句“等我回来再讲吧”。这帮学生回学校后，善意地发布海报，说“韩德培教授定期鸣放”。当然，这个像电影预告一样的海报，后来也成了韩德培的罪状之一。
丁衡修之所以将韩德培定为他的“工作目标”，除了上述韩先生在教育界、学术界的巨大影响之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时韩德培已经与武大的另一位重量级教授、中文系主任程千帆先生一起并列为“武大头号大右派”。程千帆生性不畏权势，向来喜欢畅所欲言，鸣放时更不用说，因此被称为“右派元帅”。而韩德培则被封为“右派”分子中的“山中宰相”。据《南史·陶弘景传》记载，陶弘景曾在南齐出任左卫殿中将军，到南梁时虽隐居山中，朝中大事仍要找他咨询请教方能定夺。称韩德培为“山中宰相”，意指他虽未出面，实为武汉大学“右派”分子的总后台。当时校园内张贴着的一些漫画把韩德培画在中央，其他“右派”则众星捧月似的围在他四周。
不过，丁衡修发现自己已经错过了一个极好的录音机会。当时各高校的“反右”运动，由校“反右”办公室负责领导。“反右”办公室发现何人适宜当“右派”后，就会组织举行不同级别的辩论会。所谓“不同级别”，是指这个将要成为“右派”分子的对象的职务、学术成就、“右派”言行等方面对学校乃至整个社会所造成的影响，一般性的就由其所在系开会，稍有影响的则两个以上系联合开会，像韩德培这样的重量级人物，那就必须全校大会了。武大“反右”办公室针对韩德培所举行的辩论会，本来可以成为丁衡修最好的录音机会，可不巧的是，这个会已在前一天开过了。而且，由于这个会的辩论情况使“反右”办公室有点儿尴尬，所以他们不打算再跟韩德培玩这样的游戏了。
不过，丁衡修发现不必为这次失之交臂而惋惜不已，因为还有弥补的机会，他看到贴出的海报上说，将从次日起举行连续一周的针对韩德培的斗争会。
于是，丁衡修就决定把一周斗争会的某一次会场实况录下来，带到香港去交给时一彬，就是一份珍贵情报了。往下，就是考虑怎么录音的问题了。这件事放在如今肯定不成问题，因为录音技术已经大大提高，什么袖珍录音机、录音笔、录音纽扣、无线话筒之类的器材层出不穷，每一个城市的电子商店都能买到。但是，在1957年，这些器材连科学家也没想出来，体积较小的盒式录音机的问世还得等待七年。像丁衡修手头这台体积跟一口小型旅行箱可有一比的磁带录音机，已经算是先进器材了。因此，对于丁衡修来说，怎样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完成录音，这需要动一番脑筋。他去武大礼堂看了看，届时进入会场当然不成问题，批斗会是不需要什么入场券的，阿猫阿狗都可以随意进出。不过如果带着录音机进去公然录音的话，不管是否可行，丁衡修都觉得自己没有这份胆量。他的三个帮手，彭文倩、丁文影太嫩，宋贻德的口音不行，一开口就会引起对方的怀疑。
回到下榻的招待所，丁衡修犹自在想这件事。不觉到了招待所开晚饭的时间，丁文影到他房间来叫他去餐厅时，见他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就问又发生了什么事。丁衡修说我受朋友委托，得替他们录一份“反右”大会的会场实况，这事不能公开做，否则人家可能不让干，往下查，连你们姐妹俩都得吃不了兜着走，我正盘算着应该怎样做才稳妥。丁文影先前是跟丁衡修一起去武大的，也去大礼堂转了转，只是不知道丁衡修还有这个打算。不过，在她想来，这件事不难解决。于是，丁文影就说了她的想法。
丁文影在上大学时，是个文娱活动积极分子，是校学生会宣传部的成员之一，少不了经常跑学校礼堂指挥布置会场什么的，所以对于学校礼堂的建筑结构比较熟悉。她对丁衡修说，通常学校大礼堂主席台的下面有一个地下室，那里堆放着幕布、需要修理的桌椅等杂物。由于都不值钱，所以一般是不上锁的。你可以考虑把录音机预先藏到那个地下室去，开会前打开，由于礼堂里是使用扩音喇叭的，所以地下室应该听得清楚。等到会议结束后，再悄悄把录音机拿出来就行了。
丁衡修闻之大喜，说：“文影你帮我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啊！有功！有功！”
丁文影说：“就是不知道武大大礼堂的地下室是不是上着锁的。”
丁衡修说上锁也没关系，我有办法打开。早在当年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时，丁衡修就向那里的特务学会了开锁本领，这次偷渡来内地时他特地带了一套开锁专用工具，相信对付这种锁具是不在话下的。
当然，还得二上武大，去实地看一下大礼堂的主席台下面是否有地下室。丁衡修不想让自己老是在武大校园里出现，给别人留下印象，所以，这件事他就指派彭文倩去做了。第二天上午，彭文倩去了一趟武大，中午回来在下榻的旅馆往丁衡修这边的招待所打了个电话，报告说主席台下面是有地下室的，而且不上锁，她下去看了看，里面堆放着乱七八糟的杂物，墙壁上有电线插座。丁衡修说这就行了，电线插座倒不需要，我这机器是用干电池的，十二节特制的大号电池用光总对付得下来了。
行了，那就准备行动吧。丁衡修想了想，决定到时候一早就派彭文倩去把录音机放进地下室。像她这种年龄、模样的姑娘，不必化装就是女大学生模样，提着个箱子在校园里出现不会引人注目，回头把录音机拿出来时也是这样。
这个计划盘算得很好，可是最终未能实施。为什么呢？因为武大接下来对韩德培的斗争会尽管一连开了七天，但是会场却调换了，就在小操场进行，时间是每天晚上。通知一张贴出来，丁衡修看着头就大了，寻思小操场上是没法进行录音的，难道辛辛苦苦策划了一番就这样泡汤了？
当晚，丁衡修考虑了很长时间，最后决定录音还是要进行的，批斗韩德培录不成，就录其他对象吧。反正不管是哪个“右派”分子，有录音总比没录音好，一到香港就是奇货可居了。
于是，再次前往武大校园转悠，竟然有了一个惊喜：武汉大学“反右”办公室贴出告示，将于两天后在大礼堂召开对“右派元帅”中文系主任程千帆教授的第二次辩论会。丁衡修看着禁不住喜出望外，寻思这真是上天保佑我丁某人了，该当我能够做好这件事的。
这样，丁衡修就开始暗作准备，他跟彭文倩、丁文影谈了让她们中的一个预先去大礼堂地下室放录音机以及在会前打开录音机开关之事，问她们谁愿意去做。双胞胎姐妹都没有吭声，看来是颇有些害怕。丁衡修于是就做思想工作，说会议是在下午两点开始，录音机可以提前放置，上午八九点钟就行。那个时段我去大礼堂观察过，里面肯定是空无一人，外面呢，也不过是些许匆匆过客。以你们的外形条件，冒充大学生是没有问题的，大学生提了口箱子在校园里走，经过大礼堂拐进去看看，即使让人看见，也不会怀疑。现在是暑假，可能是跟同学约好了一同出去旅行，说好在大礼堂碰头的，我先到了，就在里面等一会儿，这总正常吧？看看没人注意了，把箱子拎到地下室去就是了。再说去打开开关吧，这台录音机的电池是美国特制的，十二节大号电池可以使用六个小时，打开后磁带会自动循环录音，转到电池用完了才停止。所以，他们两点钟开会，你们中午溜进去打开开关就行了。取呢？这个会我估计最多开三个小时吧，散会后都要去吃晚饭的，大礼堂里肯定没人了，悄悄溜过去把录音机拎出来就行了。届时我会在外面接应的。
这样一说，彭文倩就表态说那就由我去做这事吧。
这件事，还真如丁衡修所说的那样，竟然就给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丁衡修拿到录音磁带试听无误，大喜，然后就让宋贻德和丁文影去购买去广州的火车票。他准备到广州后去中山大学拍摄一些大字报的照片，就动身潜返香港，这趟差事就算圆满完成了。
当然，丁衡修没有想到，这是他一生中最后几天的自由生活了……
六、厄运难逃
回过头来，让我们说说专案组的侦查工作情况。专案组一行七人从南京飞赴北京后，立刻跟北京市公安局取得联系，介绍了案情，要求北京同行给予协助。北京警方根据专案组的要求，立刻组织力量对全市各家大大小小的宾馆、饭店、旅馆进行检查，同时还由市局出面牵头各高校保卫部门发动师生在本校进行巡查，专案组成员也分赴北大、清华直接调查。
可是，如此一连折腾了三天，却没有任何收获，丁衡修四人就像人间蒸发，再也不露面了！
专案组意识到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难道他们没来北京？可是，他们明明购买了赴京的火车票，而且是在当天开车前两小时离店出发的。可如果他们来了北京的话，为什么所有的宾馆、饭店、旅馆都没有他们的行踪呢？难道他们在北京另有住处，下榻到某个亲朋好友家里了？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按照公安部规定，其时全国所有城市居民家里如果来了外人需要住宿的话，必须向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北京警方曾向各派出所询问过这方面的情况，所有派出所都报称没有哪户居民申报过这样四人的临时户口。
那就只有向铁路部门调查了。四人购买的是硬卧车票，按照铁路部门的规定，开车后列车员要用卧铺号牌把乘客的车票换下来，到该乘客下车前再换回来，这个动作，铁路上称为“换票”。这样做对于铁路部门的好处是可以及时知晓哪个铺位的乘客未能赶上该趟列车，从而空出铺位，列车上就可以将该铺位卖给也是乘坐该趟列车但没有买到卧铺的乘客，多一笔收入。如果丁衡修四人那天没有上这趟赴京列车，那该趟列车肯定是会有记录的。所以，只要向该趟车的列车长调查一下就清楚了。
于是，专案组就通过铁道部公安局进行调查。铁路的通信是很便捷的，很快专案组就得到了回音：那趟列车确实有四张连号的从南京到北京的硬卧铺位没有人乘坐。
专案组继续开会分析案情：他们为什么买了车票又临时放弃了这趟旅行呢？是事先有预谋故意耍弄的手法，想转移侦查视线，还是临时发生了什么意外变故而决定改变行程了？众侦查员个个踊跃发言，畅谈各自的观点。但是，谁也没想到还有丁文影做了一个噩梦导致往上海打传呼电话这样一个情节，所以讨论了很长时间也无法确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主持会议的专案组长张芝川意识到这样讨论下去很难得出结论，所以，比较聪明的做法就是放弃在这方面的努力，这个山头攀不过去，就绕过去吧，绕过去后另外走一条路试试看。
于是，大家就换个话题来讨论：丁衡修等人放弃北京之行，会去哪里呢？这个，先要分析丁衡修此次潜入内地的目的了。从他在上海、南京两地频频活动于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南京大学这三所高校的迹象来分析，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收集“反右”运动的情报，原准备赴京的打算估计也是这样。因此，不管他们是由于什么原因取消北京之行的，其使命和目的应当不会改变，他们离开南京之后的下一站，可能会是东北、西北、西南、中南地区的某一所或者数所著名高校，在完成了预定的使命后，才会离开内地逃遁境外。
一张全国地图挂上了墙壁，侦查员围着地图指点着一个个省会城市进行分析：除了北京，还有天津、西安、兰州、沈阳、长春、哈尔滨、武汉、杭州、成都、广州等地，这些城市都有著名高校，都可能是他们的目标，至于究竟是哪几个城市，或者全部城市都跑到，那就无法判断了。
这样，问题就随之出现了：专案组不可能盲目地把这些城市一个个都跑到，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副组长晁杰是一个具有丰富侦查经验的老公安，他经过一番仔细的考虑之后，提出了一个观点：目前这个案子中的涉案者一共有四人，且不管双胞胎姐妹和另一个操一口粤语的老广（当时专案组还不知这人名叫宋贻德，是从香港过来的，因此猜测也有可能是丁衡修在广州临时招募的帮手）是否会偷渡越境外逃，丁衡修本人从境外来，所以他在完成使命后是要返回的。根据以前承办过的一些涉及境外派遣特务的案子来看，这类特务在出入境方面，不管是偷渡还是化名后正常通关，都有一个规律：从何地入境，也就从何地出境。从已被捕的涉案人丁佩珠的口供来分析，丁衡修应当是从广东省偷渡入境的，所以，他在完成使命后也会从广东省偷渡出境。这样，丁衡修就会在广州落脚。我们无法断定丁衡修究竟会在哪个城市活动，但是，可以判断他最终会出现在广州，那就按照这个判断行事：在广州等他，有这人的照片，只要他住宿，还怕找不到？
专案组长张芝川说，这个方案带着孤注一掷的性质，但是看来也只有这样做了，万一失误，那就由我来承担这个责任。我这就打长途电话向领导报批，如果获准，我们就转赴广州开展侦缉。
张芝川向领导上报的方案中除了赴广州守伏外，还有一个内容：向上述各大城市公安局发出紧急协查通报，请各市公安局加强对宾馆、饭店、旅馆住宿旅客的关注，并通知各大高校密切注意外来者情况，一旦发现出现具有丁衡修等四人特征的对象，立刻予以控制。
这个方案很快就获得了领导的认同，两小时后，专案组就接到电话，告知方案已经批准，可马上实施。于是，专案组一行就乘坐火车南下广州。
专案组一干人抵达广州后，立刻跟广州市公安局取得联系。广州市公安局方面指定了三名警员组成协调小组，根据专案组的需要提供人力物力方面的支援。专案组和粤方协调小组聚在一起研究了案情，决定采取以下三项措施：
第一，组织力量去广州火车站进行昼夜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蹲守，发给每个蹲守人员印有丁衡修、彭文倩、丁文影等人照片以及个体特征的文字说明材料；第二，将上述材料下发全市各个宾馆、饭店、旅馆，一旦发现目标入住，立刻向警方报告；第三，将上述材料发往广州各个高校，请各高校保卫科牵头组织由政治可靠的师生组成的巡查组，在校园内进行巡查，密切注意是否有可疑目标出现。
以上措施付诸实施后的第五天，丁衡修一行四人从武汉乘坐火车抵达广州。可是，在车站蹲守的人员却未能发现他们。这是因为列车抵达广州站时正是深夜，他们四人又是分别混在乘客中出站的，而当时因为晚点，有三趟列车同时抵达车站，出站时的拥挤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发现目标也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专案组方面未能发现目标，丁衡修却已经感觉情况不妙了。因为他混在人群中出站的时候，明显感觉到检票口多了几个检票员，其中有人虽然穿着铁路员工制服，却没参加检票，于是，就怀疑这是专为对付他们几个的。有鉴于此，丁衡修决定放弃预定的中山大学之行，以最快速度离粤返港。
但是，已经交上了厄运的丁衡修四人只要到了广州，就注定无法逃脱了。根据预先的安排，丁衡修返回香港时还是由偷渡入境时接应的那条渠道负责，由于时间上的不确定性，所以丁衡修是无法把确切接应时间通知对方的。而且，对方出于谨慎，并未将住址透露给丁衡修，这点，丁衡修也是理解的。双方约定的联系方式是：丁衡修需要时，可在海珠区福建街折箭巷前的那棵大榕树上刻一个英文字母J，二十四小时后前往折箭巷口跟对方会合。
因此，丁衡修四人在广州所待时间必须超过二十四小时。这段时间，他们必须入住宾馆、饭店或者旅馆。丁衡修出于小心，决定四人用预先准备好的假介绍信分别入住四家旅馆。去折箭巷留信号之事，就交给宋贻德去做。这个老广此刻到了羊城，那口粤语就是最好的护身符了，而对于像他这样一个技艺不凡的刻章匠来说，往树身上刻一个英文字母易如反掌。
那个J是刻上了，不过不是宋贻德去刻的，而是侦查员去刻的，因为当晚丁衡修四人分别入住旅馆时，就给服务台盯上了，随即报警，然后就落网了。立刻讯问，获得了关于折箭巷刻字母的口供。于是专案组就派人代替宋贻德出了这趟差，二十四小时后，丁衡修所熟识的那位朋友也被戴上了手铐。
丁衡修四人落网后，对各自所犯罪行供认不讳。三个多月后，本案连同丁佩珠在内的五名案犯受到了法律惩处：丁衡修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宋贻德判了二十年，押解青海劳改；彭文倩、丁文影姐妹分别被判五年，押解安徽、江苏劳改；丁佩珠被判三年，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那个偷渡团伙由广州方面处理，也都判处了徒刑。
文章来源：转载自《尘封档案》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