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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旦探戈》
作者：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
译者：余泽民
版本：译林出版社
2017年7月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匈牙利作家。2015年布克国际奖得主，代表作《撒旦探戈》、《反抗的忧郁》等。风格特点为复杂的长句和后现代的结构形式。
《撒旦探戈》译者余泽民
致敬辞
在浮躁的当下，《撒旦探戈》是一本抵抗时代的作品。我们致敬它，因为它维护了文学阅读与创作的尊严。作者用绵延的长句挑战着读者的耐性，表现着人类心理那些极致而细微的变化，相比之下，那些碎片化的、快速的阅读显得无比苍白。同时，在读者向既成的知识寻求答案的今天，克拉斯诺霍尔卡伊依然用艺术的虚无性呈现着另一种答案，依靠长句的挖掘，他让我们意识到现实背后的真实。他毫不留情地击碎所有平庸生活的幻想，让我们在幻灭后重新思考自我与生命，这是真正艺术永无止境的使命。
我们致敬《撒旦探戈》，致敬作者，也致敬这本书的译者余泽民，是他完成了一项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他在艰涩的匈牙利原文和汉语间跋涉，最后翻译出一本无损于原著的《撒旦探戈》，让我们真正感受到文学的无国界性和它对全人类共同命运的反映。
往昔
初遇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
新京报：你是如何发现《撒旦探戈》这本书以及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这位作家的？
余泽民：我最早知道这本书，是在二十五年前，不过那时我还不会匈语，这得从我跟拉斯洛的交往说起。阅读《撒旦探戈》于我，本身就是一个文学成长的过程。我第一次见到拉斯洛是在1992年4月，在塞格德一位名叫海尔奈·亚诺什的朋友家。亚诺什当时在塞格德大学历史系教书，是文化名人，编杂志，还搞出版，他在我最落魄时接济了我，把我接到家里住，所以在他家，我结识了许多作家和艺术家。我清楚地记得，在拉斯洛登门之前，亚诺什就跟我介绍了他，说他认为拉斯洛是匈牙利当代最好的作家之一，他写的《撒旦探戈》是部杰作，并从书架上抽出来给我看。我对那个黑色、有抽象图案的封面记忆很深，可惜那时我刚到匈牙利半年，连匈语字母还没认全，但朋友的话我百分之百相信。《撒旦探戈》，这个书名很好记。
拉斯洛来了，他见到我很兴奋，原因是他去中国不久，并写了一本游记《乌兰巴托的囚徒》。我们用英文交流，他很耐心，善解人意，我们谈得很愉快，他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喜欢李白。当天晚上，他开了四个小时车带我回家，邀在布达佩斯北部的一个小山村里住了一个星期。在那家里，他也跟我讲起了《撒旦探戈》，甚至还讲了关于这本书写作的一些细节。
回到布达佩斯，我对拉斯洛的作品产生了兴趣。那时我已随亚诺什一家搬到了布达佩斯，亚诺什刚出版了拉斯洛的短篇小说集《恩慈的关系》，顺手给了我一本，我便搬着字典开始读起来。读得非常吃力，但非常认真，后来干脆花了一个月时间翻译了一篇《茹兹的陷阱》，可以说那是我的文学翻译处女作。我一下子被拉斯洛作品的语言、结构、主题和思想性击中了。那两年，反正我也是无业寄居在朋友家，所以一头扎进了匈牙利文学里，疯狂阅读，翻译成瘾。大概在2005年，我开始阅读《撒旦探戈》，由于语言过分黏稠，读起来很吃力，时断时续地读了两三年，清楚地记得读完最后一页时的震撼：感觉到死寂中长长的窒息，脊背窜凉，仿佛自己就是那个将门窗钉死的医生。当时我就动了翻译的念头，并向几家出版社推荐，但都没有结果。
后来
翻译的艰难与快感
新京报：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和最强烈的快感来自哪里。
余泽民：《撒旦探戈》从着手翻译到交稿大概有三年。由于读过两遍，跟拉斯洛又有长期的交往，对他的语言风格已经熟悉，对内容理解上也无障碍，如果说困难，就是对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式长句的处理和对词汇的准确选择。
在这里我得解释一下，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式长句分两种：一种是名副其实的长句，比如开篇的第一句，由于匈牙利语的语法特殊，一句话里可以带许多个复句，这种长句与中文的兼容性较差，需要反复组织；另一种不是语法上的长句，而是由许多短句组成，重要的在于掌握叙事的节奏和向前滚动的语感，好似小酒馆里的酒鬼，话篓子一旦打开，即便说话吃力，气短，讲述的惯性不容人打断。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我要一遍遍地念，念了译文，再译原文，对照阅读的语气、语调、语速和音色感觉是否一致。
至于快感，恰恰来自对困难的克服。当我读译文的时候听到了拉斯洛的嗓音，那种快感是难与人共享的。如果把阅读《撒旦探戈》比喻成蹦极，那么翻译它体验的则是“慢放的蹦极”。
当下
纯文学作品的价值
新京报：作为一部纯文学作品，你认为《撒旦探戈》对中国读者有什么独特的意义。
余泽民：我觉得意义在于，为我们读者提供了全新的文学阅读体验：文学还可以这样写！文学的隐喻功能竟能如此强大，对思想的触动能如此深刻！它的阅读难度虽然很大，同时也意味着很耐读，你一旦适应了作者的叙事节奏，沉浸到他刻画出的氛围里，你的情绪和思想就会随着情节展开，潜到角色的内心深处，无论绝望还是希望，都是由衷的。
通常，中国读者更习惯跟现实贴得很近的传统叙事，纪实一般的现实，说白了就是讲故事，故事里讲出来的，基本上就是想讲的，更少能深刻到哲学层面。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小说不然，虽从现实入手，但通过特殊的——文学性，音乐性和戏剧性——结构实现了极深的隐喻性，荒诞的现实，残酷的虚幻，绝望的戏剧，滑稽的悲剧，将这个反乌托邦故事讲得绘声绘色，令人毛骨悚然。
新京报：在未来，你还会继续翻译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的其他作品吗？
余泽民：当然还会翻译，即便出于对朋友的责任感我也还会，拉斯洛也最信任我的翻译。下一步计划翻译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抵抗的忧郁》，并与一位年轻译者合译他的短篇小说集，书名暂定《恩慈的关系》。
答谢辞
《撒旦探戈》译者余泽民
很高兴得知《撒旦探戈》入选年度好书奖！我作为译者，代表原著作者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先生表示感谢。这部小说，无论拉斯洛写它，还是我翻译它的时候，都清楚这书出版后不可能畅销，即便获了国际布克奖。要知道，就是在匈牙利母语世界，《撒旦探戈》也是出了名的“难读的书”，其翻译难度不言而喻。对这种作品来说，重要的不在于有多少人读，而是什么人读。
我想强调的是，《撒旦探戈》是作者三十岁时写的，那时候他就看透人类自欺欺人的乌托邦梦想。人类以为自己很强大，强大到能够挣脱上帝，但他们逃不出魔鬼的圈套，所有自以为聪明的努力不过都是在跳撒旦探戈，在原地踯躅。无路可逃！这是作家对整个人类提出的警示。不过，也恰恰由于作品的残酷和不留出路，为唤醒个体对普世的思考提供了一种严肃的可能。也许，有人觉得《撒旦探戈》过于黑色，但它的黑色，是能照亮我们思想的黑色的光；也许，有人受不了它的黏稠，但这种通过文学达到的窒闷感，恰恰是人醒来并转向个体之外、转向人类史的过去和未来。好的文学能让人看得更远，想得更远，所唤起的绝望感即责任感。《撒旦探戈》就是一部这样的好书。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宫照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