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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 江隐龙
曹丕称帝后据“五德终始说”正土德，土尚黄，曹丕即改元“黄初”，这也与王莽相同。又汉正火德，水克火，曹丕遂将国都“雒阳”更名为“洛阳”，以应“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之意。
曹丕代汉，受禅位，据中原，得玉玺，是不是足以证明其天命之正统了呢？不是。在这里，嬴政所提出的“功业理论”得到了弘扬：天下尚未统一，谁有资格称帝呢？这一理念在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得到进一步的明确：
“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夏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
以此而论，只要天下没有统一，皇帝便有名无实，也便不存在正统。曹魏没能统一天下，因为与其并存于世的尚有西南的蜀汉以及东南的孙吴两大帝国。
在蜀汉君主刘备的眼中，刘协的禅让是为曹丕所迫，自然是不合法的。曹丕代汉不是受禅，而是“假禅让为攘夺”，所以作为汉室宗亲，刘备有义务也有权利举起“兴复汉室”的大旗，延续汉朝的天命。
然而刘协身为汉朝天子，毕竟已经对曹丕行使了禅让礼，这一层如何解释？刘备选择了相信“汉帝见害”的传闻，追谥刘协为汉愍帝，随后——或许有些迫不及待地——登基称帝。与后世北宋的钦徽二宗被虏不同，汉朝的末代君主已经对曹丕行使了禅位大典，所以刘备没办法如南宋那般可以名正言顺地打着“迎二帝”的旗号北伐。他只能坚信汉帝已经被曹丕害死，并像模像样地安排了一场为刘协发丧的戏码。刘协此时还没有死，事实上曹丕对他还算不错，然而在蜀汉的语境下，他已经成为了“汉愍帝”。
经过这一场发丧大戏，刘备的蜀汉在其法理上成为东汉的延续，其正式国号为“汉”。因为并不存在改朝换代，所以其德运依然为火德。但汉朝的衰落毕竟是事实，刘备也需要祥瑞以证明火德的复兴。刘敬叔《异苑》中记载了这样的一故事：“蜀都临邛有火井……桓灵之际火势渐微，诸葛亮一览而更盛。”这其中自然隐含了刘备将重振火德之意。
相比于曹丕对禅代的苦心经营，刘备在谶纬、德运上所花的精力不多，这源于刘备汉室宗亲的身份。曹丕异姓易代，政治上先天不足；而刘备却有道义上的优势。这其中不仅仅有“血统即正统”观念的影响力，两汉毕竟有着四百年国祚，末代皇帝刘协又非暴君，他身上积累着二十四代先帝笼络的天下人心。如果刘备不能利用其血统，部分地继承这部分人心，以其一州之地也是很难与曹魏、孙吴争雄的。
从曹丕与刘备对天命的争夺战来看，似乎有一丝“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的黑色。然而除了两人之外，三国时期还有一个天命的竞争者，那就是孙权。孙吴的国力在曹魏、蜀汉之间，但从政治资本上来看，他完全没有称帝的资本。曹丕持汉朝天子，可以通过禅位易代；刘备身为汉室宗亲，可以不加证明直接继承汉朝正统。而孙权两者皆无——他的称帝，只能另辟蹊径。
而他的理论基点，在于“为汉家除残去秽”。刘协在时，他讨曹操以报汉室；曹丕代汉，那天下就陷入了“汉氏已绝祀于天，皇帝位虚，郊祀无主”的境地。在稳定与刘备的关系之后，孙权于终于在“无主”的前提下称帝了。与王莽、张角、袁术、曹丕等代汉或意图代汉的“先贤”一样，孙吴当然也主土德，其称帝前后也分别以“黄武”、“黄龙”为年号。这样，三国时期东汉的天命在德运上也实现了两分：曹魏、孙吴为土德，蜀汉为火德。而历史在此似乎又顺应了“五德终始说”：先是土德的曹魏灭亡了火德的孙吴，然后司马氏代魏，建立了正金德的晋国；最后是金德的晋国灭亡了土德的孙吴——火生土，土生金，五德循环，丝毫不差。
与此同时，刘备与孙权的帝业又恰好应证了两条谶语，一条是东汉末年的“益州分野有天子气”，一条是秦朝的“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刘备兴帝业于益州，孙权后迁都于金陵，这也算是历史给人类开的一个神秘的玩笑吧。自秦以降，逐渐完善的“五德终始说”和谶纬之学在东汉末年迎来了三分天下的局势，天命理论遂能在三国时期形成高峰。三国时代在天命理论中的另一个突出“贡献”是，通过曹操、曹丕父子的制度建设，完善并发展了王莽的禅让程序，以至于在日后几百年间的王朝更迭中几乎看不到汤武革命式的运动，禅让成了改朝换代的绝对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