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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蔓抄”是中国封建时代株连治罪的一种，起源于成祖朱棣，是他在武装夺取皇位后用来镇压政敌殃及无辜百姓所采用的残暴手段。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其孙朱允炆（1377年12月5日—？）继位，年号建文，是为明惠帝。由于洪武年间，朱元璋实行了分封藩王的政策，将24个儿子和1个从孙分封到全国各地，以巩固统治，到洪武末期，这些藩王尤其是朱元璋的四子燕王朱棣（1360—1424年）已逐渐掌握了一定的军事实力。强藩与弱主的矛盾态势十分明显，新登基的建文帝见北方诸王势力日益强大，怕尾大不掉，就在朝中大臣齐泰、黄子澄等人的支持和建议下，决定削除藩王，加强中央集权。
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燕王朱棣起兵北平，以诛杀齐泰、黄子澄，清君侧为名，进攻南京，1402年，最终夺取了侄儿朱允炆的皇位，史称“靖难之役”。朱棣即位后，是为明成祖，随后革除建文年号，改元永乐。朱棣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在位二十二年，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令人惊叹的杰作：经营边疆、迁都北京、郑和下西洋、编撰《永乐大典》等等。在他经略之下，大明帝国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文治武功都有了很大提升，这些都对强化明朝的统治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一系列的政绩，不能不说他是一个强势的君主，但他登基之后的另一些举动，也反映出其政治合法性上的先天不足。
历时四年的靖难之役，既是皇室内部一场争权夺位的军事和政治较暈，又是对当时建文朝诸臣生死忠节的严峻考验。虽然军事上朱棣已经控制了南京及其周边，登上了皇位，但在皇权正统观念深厚的明初，他还是面临着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古代皇权观念中，不管是父死子继，还是兄终弟及，这些都不能提供足够的、“名正言顺”的依据为朱棣正名。
据记载，南京攻破之后，追随建文帝的还是大有人在。许多大臣、文人不承认朱棣皇位的合法性，或者公开拒绝合作，起兵反抗，或者阳奉阴违，图谋行刺，通过各种形式表示出对朱棣篡位的仇视。
这里面有开国功臣徐达之长子徐辉祖，留在父祠，不肯迎接朱棣。刘基的次子刘璟在家为民，后来朱棣召他进京，他说身体有病不去，朱棣硬把他召进京师后，见了朱棣却不称他为“陛下”而是称呼“殿下”，并且当众说“殿下百世之后，逃不得一‘篡’字”。还有左佥都御史景清，早朝时行刺成祖，后被朱棣把景清所居住的那个乡里“转相攀染”，就像沿着瓜蔓摘抄一样，只要是一根藤上的，不问大小、生熟，一律摘掉，杀得“村里为墟”，这就是“瓜蔓抄”的来历。此外，还有方孝孺、练子宁、铁铉、谢贵、张昺、髙巍、暴昭、连楹等一大批对建文帝忠贞不二，坚决反抗朱棣的人。
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朱棣展开了对“建文奸党”的清洗，时为壬午年，史称“壬午殉难”。《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燕王起兵》记载，首先是“清宫”三日，“诸宫人、女官、内官多诛死，惟得罪于建文者乃得留” 。在抓捕“建文奸党”行动中，黑名单上先列25人，后来又变成51人。而郎瑛《七修类稿》记载，则有124人。（具体数据或者史料来源，有兴趣者可以补充一下。）这些人被上榜公布，悬赏辑拿，首当其冲的就是太常寺卿黄子澄。据记载，黄子澄在太仓被逮捕，押解回到南京，朱棣亲自审问，抗词不屈，后被肢解而死。
应当说朱棣为了巩固新政权，维护其室位的正统地位，对其反对者的打击是极其残酷的，采取了“转相攀染” “瓜蔓抄”式的株连屠杀，大肆逮捕，处死敢于反抗和拒绝称臣者，不仅捕杀那些公开反对的人，甚至把其全部家庭成员和旁系亲属也列入镇压范围，打击面极宽。御史大夫练子宁“以名节自砥砺”，后被绑缚上朝，痛斥燕王篡权谋位，大逆不道。因“语不逊”，而立断其舌，朱棣说“吾欲效周公辅成王耳”。练子宁用血舌书于地，问“成王安在？”后被“寸磔”（肢解）而死，其族人被诛杀151人，九族被抄没，被逐放戍边的亲属371人，仅幼孙练珍被侍婢救出，藏匿于民间，练氏才幸免被杀绝。
死得最为酷烈的当属兵部尚书铁铉，其在靖难之役中坚守济南，屡败燕王朱棣。在朱棣夺位后，面对其依然正言不屈，立而不跪。蔡东藩的《明史演义》中记载：“燕王强令一顾，终不可得，乃命人将他耳鼻割下，爇肉令熟，纳入铉口，并问肉味甘否？自古无此刑法。铉大声道：“忠臣孝子的肉，有何不甘？”燕王益怒，喝令寸磔廷中……铉至死犹骂不绝口，燕王复令人舁镬至殿，熬油数斗，投入铉尸，顷刻成炭。”铁铉最终被施以寸磔之刑，时年37岁。
另一位翰林院文学博士方孝孺是当时最有名的读书人，曾师从名儒宋濂，是建文帝的主要谋士。《明史》记载，方孝孺从小就与众不同，显示出极高的天赋。乡人称之为“小韩子”，明太祖称之为“壮士”，蜀献王尊其为“正学”，《明儒学案》称孝孺为“有明之学祖”，靖难之役中朱棣最重要的谋士姚广孝称之为“天下读书种子”。但在政治合法性问题上, 方孝孺可以说是一个严格的正统派，明成祖朱棣曾经召方孝孺为他写即位诏书，但他坚决不写。朱棣对他说，自己命不要，难道还不顾及九族吗？方孝孺答道：“便是诛十族也不写。”因此与朱棣拒不合作，后方孝孺本人遭到寸磔，被后世视为忠义的楷模。据记载，朱棣下令灭方氏九族，为泄其恨，又将方孝孺之门生、朋友等凑成一族，共十族。圣旨颁布后7天才行刑完毕，共杀873人（一说847人）。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株连之最。但这只是本案流传的一个版本，有研究认为其记载最早出自正德年间祝枝山著的《野记》，崇祯年间的《宁海县志》也有类似记载，清朝顺治年间的《明史纪事本末》中描述最为生动详尽。但在严肃的明清官修正史中，对诛十族却只字未提，至多也就“夷几族”。
方孝孺
应当说，这次追杀，从建文一朝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都察院、大理寺等中央机构的重臣，到地方上的封疆大吏，除去归降者以外，死硬的皇权正统派尽成为刀下之冤鬼，化外之流徒。如《明史• 陈瑛传》所记载，“诸忠臣无遗种矣”。朱棣创造的“瓜蔓抄”诛十族的历史纪录，实际上对朱明王朝进行了一次人事上的改朝换代，是对知识分子的一次残暴摧折。四年的靖难之役和一场血腥屠杀，使得建国三十多年的明帝国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经济遭受了一次重创，政治和社会风气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后，宦官专权、厂卫横行、贪渎之风逐渐发端。不过，这次镇压在其皇位被颠覆的危险期过去以后，朱棣还是实行了用法当以宽不以猛，待人当以诚不以伪的善后治国方针，使得朝廷内外、君臣上下间十分紧张的关系得到一定的缓和。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朱棣病于北征途中，其子朱高炽继承皇位，是为洪熙帝。他登基后不久，发布诏令，赦免了永乐时期的受害者，并首次宣称方孝孺等人是忠臣，同时客观地承认了建文一朝的存在，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