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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在地安门长大，对地安门留有很深的印象。如今，我是年近80岁的老人了，地安门也已经消失60多年，但我眼前总会浮现出地安门的模样。
1954年，我还在上学。当时住校，每逢周六才能回家。有时功课忙了，就两三个星期才能回一趟家。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家到地安门，下了公共汽车，我以为自己下错了车站。这是地安门吗？怎么看不到那亲切、熟悉而又高大的地安门了呢？看了看周围，油漆作胡同、慈惠殿一点模样也没变，可却看不到地安门的踪影。
路边树底下坐着一位老大爷，喃喃自语说：“拆了，看不见了，后门楼子拆了……”听了大爷的话，我又细细地打量了一下周围，失去了地安门的街道，让我一下子认不出来了。
我打小是在地安门城根底下长大，不知道在地安门的门洞下走过多少趟。记得原来地安门外（北面）比地安门内要高出一大截子，从北往南穿过地安门门洞再向南,就是一个大斜坡。可眼下地安门没了，斜坡也跟着没了，看不出一点模样来。
走进我住的西楼巷胡同，天已经渐渐黑下来了。我想到我们院的刘大爷，一个瘦高个儿的长者。他总是戴一副很宽的黑边眼镜，耳音不太好，平时很少说话。他家祖上在清朝做过官，在他家的堂屋内，还摆放着供奉祖先的祭桌。
那天也是下着小雨，我和刘大爷躲在胡同口的棚子下避雨。由于胡同内的地面比外面高，一股水流往街上流着。刘大爷看着外面的小雨，突然对我说：“那年，闹洋鬼子，这胡同口的内外，地面上都是死人，大都是穿官衣的清兵，守卫后门（地安门）楼子的。吓得我们也不敢在家待着了，一家子都躲到德胜门外的亲戚家。从胡同出来都得挑着道，迈着死人身上走。”说到这儿，他又看了一下脚底下，就再也不说话了。
回到家，我也沉浸在回忆和遐想之中。当年，父亲在地安门摆摊赚钱，我打小就端茶送水，出西楼巷胡同东口，地安门城楼子就在眼前。虽然地安门不像是正阳门、天安门那样，威严耸立，但它毕竟是皇城的北大门。往那儿一立，就带着一股霸气。
西楼巷胡同之所以有个“楼”字，这可是沾了新近恢复修建的“燕翅楼”的光。从胡同口外向里望去，上边多了一层楼。要想走进胡同，还要穿过两丈多长的过道。因胡同在地安门的西边，就成了名副其实的西楼巷了。
当年，老百姓大都管地安门称为“后门”，因为它是皇宫名副其实的后门，连带着地安门北边叫后门外，再往北的桥叫后门桥。
打小长在地安门的门楼子底下，出来进去地，千万次穿过地安门的门洞；天热时，地安门的门洞下呼呼地过堂风，地安门支柱下的基石不高不矮的正好是天然的座席，门楼子下面坐满了乘凉的人群；自行车、汽车经过门洞，车的铃声在门楼下响起时，会引起回声，声音变得响亮又悦耳。
夏天时，很多人靠着地安门柱子，昏昏睡去。遇到大雨天，门洞子下面站满了避雨的人，听着雨水打在地安门屋顶上，发出来像千军万马经过的声音。到了傍晚，夕阳把它最后的光芒投向了地安门的顶角，地安门顶的琉璃瓦闪着金光，在地安门的门楼周围有千百只沙燕在低空掠过，无数只蜻蜓一团一团地忙着捕食，它们飞得极慢，以致人们在路边等蜻蜓飞过时，用手就可以抓到它们。那时，地安门的周围没有什么高层建筑，站在地安门西侧的基石上，可以一直目送落日西沉。
日本投降的那一年，是地安门最露脸的时候，人们清除了地安门顶上的积土和杂草，黄琉璃瓦的顶子金碧辉煌。地安门南边的窗子上还贴着鲜艳夺目的彩灯。有一天，有几辆载着日本兵的卡车自东向西经过地安门时，他们向地安门行礼。当时，地安门前的中国人，看着日本兵落魄的模样，感到一种畅快。
地安门拆除之后，我照旧去上学，走在地安门大街的林荫树下，又遇见了那位老大爷。他冲我笑了笑说：“怎么样，爷们儿，认头了吧，拆了就拆了。其实说句心里话，那地安门已经长在咱们心里了，这是谁也拆不了的。”我朝大爷点点头，快步走在上学的路上。 杨庆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