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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40年，是中国大踏步赶上世界潮流的40年，是抒写奇迹的40年。
40年来，和着改革开放的时代强音，我国无线电事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跨越式发展。国际电联划分的42种无线电业务在国民经济各行业、各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并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国建成了全球第一大移动通信网络，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广播电视网络，北斗导航系统开始提供全球服务，新一代气象雷达网精确度居世界前列……我国成为名副其实的无线电技术应用大国。
40年来，伴随着无线电技术与应用的繁荣发展，承载各种无线电业务的频谱资源得到科学规划，数量激增的无线电台站得到规范管理，日趋复杂的空中电波秩序得到有效维护……无线电管理工作为国民经济发展、国防建设和社会稳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2018年12月17日，《人民邮电》报记者采访了工业和信息化部无线电管理局原巡视员阚润田。从1976年成为一名通信战士到海军无线电研究所工程师，从1995年转业到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担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设备检测处处长、北京监测站站长，再到任部无线电管理局副局长、巡视员，阚润田将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祖国的无线电事业，也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来无线电管理事业的发展历程。在温和的声音中，他为记者娓娓道来每一个值得铭记的瞬间，往事历历在目。
与时俱进：从少设严管到“三管理、三服务、一重点”
一直以来，党和政府都高度重视无线电管理工作，无线电管理体制和机构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的需要经历了数次调整。自200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以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全国无线电管理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考虑到国家安全等问题，中央决定由军队统一管理无线电通信工作，对无线电台实行“少设严管”的政策。无线电台成为军队、邮电、广播、公安和交通等国家要害部门进行信息通信的重要工具。至改革开放前，全国仅有各类无线电台站26万余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我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改革和发展也成为无线电管理工作的主旋律。1984年7月30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主持召开了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会议，明确提出各级无委要树立“为中央首脑机关服务、为国防建设服务、为国民经济服务”的思想。从此，我国无线电管理工作掀开了新的篇章。
随着经济建设不断加速，民航、铁路、航运、渔业、航天等民用领域对无线电频率资源的需求逐渐增加，无线电台站数量也不断增长。1986年11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对无线电管理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将“统一领导、统一管理”调整为“统一领导、分工管理”的体制，即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在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下，统一领导全国的无线电管理工作，其办事机构从军队转到政府。“1986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分水岭，我国无线电事业由此进入快车道，迎来全面繁荣发展。” 阚润田表示。
目前，国际电联划分的42种无线电业务已在我国通信、广电、铁路、交通、航空、航天、气象、渔业、科研等行业和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程。据统计，至2018年11月，我国办理执照的无线电台站超过500万个，包括了广播台站、短波台站、超短波台站、集群基站、公众移动通信基站、固定无线接入台站、微波接力站、卫星地球站等，公众移动通信用户数量达15.6亿，移动宽带用户总数达13亿。另外，还有不计其数的免执照的短距离、微功率无线电通信设备在工科医领域和公众日常生活中得到广泛应用。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推向深入，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深度交汇融合，频谱资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驱动要素之一，给无线电管理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无线电管理工作千头万绪，但最核心的还是科学规划和合理配置频谱资源，管好无线电台站和设备，有效维护空中电波秩序，保障各类无线电业务各行其道、互不干扰，这是国家赋予无线电管理机构的重要职责。”阚润田表示，近年来全国无线电管理机构按照“管资源、管台站、管秩序，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国防建设、服务党政机关，突出做好无线电安全保障重点工作”的总体要求，聚焦频谱资源管理这一核心职能，充分发挥好频谱资源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创新驱动作用，为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服务国防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统筹协调：全力满足各行各业频率使用需求
80年代初期，我国移动通信产业还处于一片空白。直到1987年在广东举办的第六届全运会上，当时的广东省省长叶选平接通了900兆赫蜂窝移动电话，我国内地移动通信规模化商用由此开启。
阚润田介绍说：“当时，我国内地的移动电话公众网由美国摩托罗拉移动通信系统和瑞典爱立信移动通信系统构成，我们规划了43MHz×2共86MHz带宽的频谱资源。今天，我们已经为1G、2G、3G、4G乃至5G公众移动通信系统规划了1187MHz带宽的频谱资源，有力推动了世界上最大的公众移动通信网络建设，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改革开放后，不仅仅是公众移动通信，各部门、各行业对频谱资源的需求也与日俱增。对此，我国无线电管理部门发布或调整了一系列频率规划：为高铁和渔业船舶分配了专用频率，重新规划和调整了数字对讲机频率；为“风云”气象卫星、新一代气象雷达网协调了频率与卫星轨道资源；规划了RFID、宽带无线接入、超宽带技术、无人驾驶航空器、车联网等使用频率，促进了无线电新技术、新业务的开发和应用。在北斗导航定位系统、探月工程等国家重大工程、科技重大专项中，无线电管理部门积极协调、申报和保障所必需的无线电频率和卫星轨道资源，确保了各项重大工程的顺利实施。与此同时，根据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及相应的《无线电规则》，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频率划分规定》进行了多次修订。2018年7月1日，新修订的《划分规定》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统筹考虑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各行业、各领域的频率使用现状和中长期需求，重点保障“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实现富国与强军统一。
以专网通信为例，无线电管理部门为专网通信规划了190.3MHz带宽的频谱资源。在窄带专网，有800MHz数字集群、350MHz公安集群、150MHz和400MHz频段的公众对讲、230MHz频段的数传等。从宽带专网来说，在1.4GHz频段规划了20MHz带宽的频谱资源，在1.8GHz频段规划了20MHz带宽的频谱资源，在406.5MHz~409.5MHz频段规划了3MHz的宽带频谱，共计43MHz带宽的频谱资源，这让中国成为全世界宽带专网规划频谱资源最多的国家。这些频率规划为公共安全、社会管理、应急通信、政务、水利、电力、燃气等行业和部门信息化与智能化进程提供了有力支撑。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无线电管理机构从国家大局出发，科学规划、合理配置宝贵的频谱资源，基本满足了民航、广电、交通、气象、渔业、铁路、航天、中科院等行业和部门，以及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频率使用需求。”阚润田感慨地说。
面向未来，随着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持续深入推进，以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信息通信的泛在化、宽带化、移动化趋势越发明显。各种无线电业务和应用对频率台站需求持续增长，无线电频率资源使用不平衡和结构性紧缺问题日益突出，频率规划和使用调整难度将越来越大。对此，阚润田表示，要根据国际电联和我国频率划分规定，统筹协调各个相关行业频率需求，科学规划，合理配置，在向高频段挖掘频率资源的同时，鼓励采用新技术，采用频谱共享等创新管理模式，提高频谱利用率。
亮剑出击：为国民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电磁环境
随着无线电技术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无线电用频设备数量呈指数级增长，电磁频谱空间更加复杂，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各类无线电干扰日益增多，违法违规设台用频问题突出。在“十二五”期间，国家和地方无线电管理部门共查处各类无线电干扰6500 余起。
在阚润田的印象中，上世纪90年代发射机干扰民航通信事件让他记忆犹新。当时，寻呼机产业方兴未艾，寻呼发射机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由于其使用的频段与民用航空频段较近，很容易对航空频段造成干扰，危及飞行安全。1997年8月，深圳机场因此关闭2小时。1998年春节，广州机场航路因受到干扰关闭了5小时。该事件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无线电管理部门大力排查干扰源，并开展了寻呼设备大检查，对寻呼发射机进行检测、登记，对不合格的在用设备要求立即整改，从源头上有效遏制了无线电干扰。
据阚润田介绍，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无线电管理机构先后开展了清理寻呼“三高设台”、治理大功率无绳电话和清理违法使用对讲机专项行政执法等多项治理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开展了无线电台站清理登记、无线电台站核查等活动，促进了台站管理的科学化和规范化。与民航、铁路部门积极沟通协调，建立了保护民航、铁路无线电专用频率的长效机制，并在全国范围内联合开展保护专用频率专项整顿活动。同时，依法加强无线电发射设备的管理，严格执行型号核准制度，做好在用无线电台站发射设备检测工作，及时消除了各种干扰隐患。
自2012年以来，伪基站、黑广播等严重违法设台行为逐渐蔓延，且手段不断翻新，屡打不绝。为此，国家和地方无线电管理部门密切配合公安、广电、民航等部门开展打击治理伪基站、黑广播违法犯罪专项行动。2015年~2017年，共查处黑广播案件9000余起、伪基站案件8000余起，有力打击了黑广播、伪基站违法犯罪活动的嚣张气焰，维护了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通过不断规范无线电台站的设置、使用和管理，开展专项执法行动，使得各类无线电干扰得到了有效遏制，确保了各行业、各部门无线电台站和业务的正常运行，为国民经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电磁环境。”阚润田说。
保驾护航：重大活动无线电安全保障成新常态
谈起重大活动无线电保障，阚润田一下子激动起来。他说：“如果能回到过去，我最想回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一年，参与奥运会无线电安全保障是我职业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我很荣幸为无线电管理事业争了光，也为国家大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北京奥运会刚刚筹备的时候，北京市无线电管理局领导跑到北京奥组委主动请缨作战，却得知奥组委有专门的安保部门，暂时不需要帮忙。然而国际奥委会来检查工作的时候，明确表示必须得有频率管理部门。北京奥组委高度重视，决定由原信息产业部（后工业和信息化部）、北京市、北京奥组委牵头建立北京奥运会无线电管理联席会议制度，下设办公室，统一领导和协调北京奥运会期间的无线电安全保障工作。
由部无线电管理局局长担任主任的联席会议办公室调集了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北京市无线电管理局，以及辽宁、河南、江苏、安徽等13个省（区、市）及军队无线电管理战线的300多名技术骨干，成立了频率组、监测组、检测组、执法组、后勤组等多个工作小组，在北京和京外5个赛区进行了联合管控并取得圆满成功。奥运会期间，共接收频率申请近9000份，指配频率2万余个，检测设备7800余台，核发电台执照10万余个，实行赛时环境监测1万余个小时，及时查处有害干扰40余起，为奥运会安保、计时记分、电视转播等无线电系统的顺畅运行提供了保障，在我国无线电管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阚润田担任检测组组长。在他的带领下，检测各种无线电设备、核发电台执照等一系列工作开展得特别顺利，得到了北京奥运会官方转播商（BOB）和计时记分设备提供商欧米茄的高度赞扬。“据说欧米茄公司在历届奥运会上很少表扬别人。”阚润田笑着说，“我们刚开始进行型号核准的时候，检测的绝大多数是国外设备，看得多、用得多，也就比较熟悉了，三下两下就测试起来，配合起来特别愉快。”
近年来，在我国举办的国际会议、大型体育赛事和各类活动的数量和规模不断攀升，越来越多的重大活动都把无线电安全纳入大安保体系，一起部署，一起要求，一起落实。这也意味着重大活动无线电安全保障的任务越来越重、规格越来越高、要求越来越严。
北京奥运会之后，无线电管理机构相继圆满完成了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G20杭州峰会、“丝绸之路”国际汽车拉力赛、APEC峰会、上合组织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博鳌亚洲论坛、世界互联网大会、南京青奥会，以及2018年的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一系列重大活动无线电安全保障任务。
如今，无线电安全保障工作成为重大活动顺利开展的重要组成要素之一，同时也成为无线电管理工作新常态。国家和地方无线电管理部门对重大事件、重要地域、重要时段、重要业务、重要频段的无线电安全保障手段更加完备，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
依法行政：无线电管理法制建设持续推进
2016年11月1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审议通过《条例》（修订草案）。随后，经国务院、中央军委签署，自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无论是199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出台，还是2016年的《条例》修订施行，在我国无线电管理发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阚润田表示。
1993年9月1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制定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条例》确立了无线电管理各项基本制度，开启了我国无线电管理依法行政的历程，对保障无线电频率的合理开发和利用，维护电波秩序，规范我国无线电管理事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无线电技术在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广泛应用，原《条例》已经不能适应无线电管理工作的现实需要，有必要在总结无线电管理工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修订、补充和完善。1998年，信息产业部启动了《条例》修订工作。“自《条例》修订启动18年来，历经无数次协调、调研、论证，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克服重重困难，特别是创造性地提出建立军地联席会议制度，解决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撤销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带来的无线电管理主体变化的难题。” 阚润田表示。
在阚润田看来，修订后的《条例》清晰界定了各部门在无线电频率管理方面的职责，确立了“行政+市场”的资源分配制度，增加了卫星无线电频率管理制度，制定了频率资源收回制度，并且加大了对伪基站、黑广播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戒力度，为当前和今后无线电管理工作的依法依规开展提供了强大的制度推力和法制保障。
设施强基：监测和检测能力不断提升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无线电管理基础和技术设施建设可以说是“一穷二白”。1997年1月7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在全国无线电管理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要将收取的频率占用费主要用于无线电管理基础设施和技术设施建设。“有了经费支持，我国无线电管理基础和技术设施建设突飞猛进、技术手段更加全面。”阚润田表示。
在监测设施建设方面，我国建成了31个省（区、市）联网运行的全国无线电管理信息网，实现信息共享和实时查询。不断完善短波监测网和卫星监测网，实现了C/Ku频段静止轨道卫星东经10度至东经180度的监测覆盖。省级无线电管理技术设施更加完备，至“十二五”末，全国VHF/UHF固定监测站覆盖了63% 的县级城市；建有VHF/UHF 固定监测站2522个，配有移动监测车1106辆、可搬移和便携式设备6731台（套），形成了固定与移动相结合的无线电监测网络，基本满足重要区域20MHz~3000MHz频段的监测需要。
在检测设施建设方面，全国所有省（区、市）都建有无线电设备检测实验室，部分省（区、市）建成较为完善的无线电设备检测实验室，基本具备了对在用无线电设备发射特性检测的能力。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检测实验室是我国无线电行业唯一的国家级质检机构，被国家认监委授予“国家无线电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同时获得欧盟、美国等强制性认证和国际产业联盟认证。阚润田介绍说：“这个实验室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发展而来的。改革开放之初，实验室仅有几台设备，现在已经成为国家级的质检中心、世界级的检测实验室，检验报告获全球普遍认可。”
无线电管理基础和技术设施建设不断完善，也使得无线电管理监测和检测能力进一步提升。自1996年开始，生产或者进口在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应当向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型号核准。至今，送检的无线电设备型号绝大多数都是合格的，但也存在少量不合格的现象。阚润田给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家外国公司的集群对讲机被检测出邻道功率指标不合格。阚润田与这家公司的技术专家围绕测试标准、测试设备、测设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反复沟通。“外国公司专家最后测试的结果跟我们的完全一样，还是不符合我国规定的技术指标。”阚润田自信地说，“我们的检测水平是一流的，完全有能力把不合格的产品拒之国门之外。”后来了解到，这家公司最终关闭了生产这款集群对讲机的生产线。
积极参与：国际协调和合作深入推进
无线电管理是一项国际性、规则性很强的工作。在无线电管理领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治理理念，积极参与国际电信联盟（ITU）等国际组织的活动及相关规则制定工作，务实开展双/多边协调和交流合作，对维护我国频谱资源和卫星轨道资源使用权益，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国际频谱治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1972年，国际电联恢复我国在ITU的一切权利，承认我国代表为该组织唯一合法代表。“从一开始参与听会到参与讨论再到提议案，中国在ITU的话语权越来越重，每逢四年一次的世界无线电大会，中国都会派出庞大的代表团，参与讨论、提出意见和建议、在部分议题上引领小组讨论。中国在ITU的活动中不断发声，同时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如谢飞波、王建、常若艇、周兴国、陶颖胜等从国内无线电管理领域走进国际电联，成为国际职员，而国内同样也有一大批无线领域专家。国内各行业部门也积极参与ITU工作，北斗、5G、卫星都是成功的范例。”阚润田说。
同时，他指出，卫星频率和轨道资源是全人类共有的、稀缺的战略资源。近年来，世界各国对卫星频率和轨道资源的竞争日趋激烈。按照国际电联《组织法》《无线电规则》等，世界各国必须在划分的空间业务频段内遵循“先登先占”原则，以卫星网络资料为基本单位，开展国际申报、协调、登记和维护等工作，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单方面主宰卫星频率轨道资源的获取和使用。由于卫星网络申报和协调程序在规则和技术方面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在协调过程中通常也会面临大量的风险与困难，能否合理地提前申报、完成协调并最终成功使用满足需求的卫星频率和轨道资源，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国内统筹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同时也是衡量一个航天强国的重要标志。
1970年7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卫星只有寥寥数颗。而今，我国已经发射了200多颗卫星，发射卫星数量跃居世界第二，但与排名世界第一的美国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
近年来，依据国际电联《无线电规则》，我国无线电管理部门积极做好通信、广播、导航定位、气象、海洋、资源、减灾、科学实验卫星等所需卫星频率和轨道资源的国内协调、国际申报、国际协调和日常维护工作，多次组织与美国、俄罗斯、韩国等国家政府主管部门开展卫星网络协调谈判，每年都要与国际电联及相关国家以信函等形式进行协调沟通，有效保护了我国的卫星频率和轨道资源权益。目前，我国向国际电联申报卫星网络资料总数已经位居世界前列。
编辑：梁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