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蜀国的经济

自秦汉以来,铜钱在金属货币中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为国家的法定铸币。东汉未年,原有的货币制度被董卓破坏殆尽,民间私铸、滥铸铜钱现象成风,恶钱、劣币充斥市场,引起物价飞涨,这也成为此后三四百年间货币制度混乱的开端。三国时期由于政治上的分裂,货币制度也随之多样化。

不同的社会经济基础,导致了三个政权不同的货币流通形势。直至蜀末,犹谓“百姓布野,余粮栖亩”,农业也未受到根本破坏。

蜀汉的手工业以盐、铁和织锦业等最为发达。蜀地的许多地方都产井盐,人们发明了用天然气煮盐的技术,因此产量很高。之前盐业多由民办,蜀汉政权将盐铁业的经营收归国有,强化监管,使得国家财政的收入获得了稳定增长。蜀汉的织锦业非常发达,蜀锦远销吴、魏,是蜀国军费收入的一大来源,充分显示出蜀汉手工业生产的昌盛和发达。

所以有学者认为,“蜀中工业之盛,较之中原各地,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也”。蜀都成都也是当时最大的商业都市之ー。

“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

其兴盛景象可以想见。当时的铜铁金银等矿藏开采全部由官府控制,以保障官府工业原料的不虞匮乏。

二、蜀国铸币

蜀是刘备所建立的国家,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年号“章武”,史称蜀或蜀汉。统治区域包括今四川、云南、贵州全部和映西的一部分。蜀汉在三国中地处西南边陲,民寡国弱,打着北伐中原、恢复汉室的旗号而连年出兵,自始至终承受着巨大的军费开支,因而,实行的是一种“虚值大钱”货币政策。

随着军事的需要,先后铸行了蜀五铢、直百五铢、直百、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世平百钱、直一等大小不同的铜钱。尽管蜀汉政权采取虚值钱币的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这与曹魏所采取的提倡屯田、厉行节约以及较为稳定的经济政策相比,还是相形见绌。

1.蜀五铢

蜀五铢钱在形制上继承了两汉五铢钱的一些特征,面背均有外廓,不同之处是蜀五铢钱型较小,面有内廓,钱径一般2~2.5厘米,重2~3克。肉厚,细缘。面文“五铢”二字篆书,横读。唐人刘禹锡曾有“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的诗句,就是指的蜀五铢钱。

蜀五铢钱文较粗,并且深,钱文接内廓远离外廓。“五”字狭窄,长短不ー,两交笔较弯曲,内敛。“铢”字书写不统一,笔画刻画或深或浅;“金”字头有的呈箭镞形,有的呈三角形,下四点粗细不ー,金旁狭短,多不清断;“朱”字上下笔画多数近方折,少数近圆折,“朱”字比“金”字长。蜀五铢钱有的面穿上有横。背面有模铸的阴文或符号,有“兴”、“七”、“/”、“＼”等

2.直百五铢

该钱面文纂书、对读,钱径2.6~2.8厘米,重8~9.5克。光背无文或背铸有文。直百五铢钱继承了大泉五十钱的铸造风格,其主要特征是“五”字狭长,与上下内廓不近平行,交笔弯曲,内敛,“朱”字上、下笔近圆折,并与中间一横笔不相连,“朱”与“金”字等高,并与上下内廓近乎平行。

“直百”即值百,表示此钱一枚当旧钱一百个使用。可以看出其是一种虚值大钱。

有直百五铢钱背穿左有阳文“为”字的,乃益州犍为郡之省称的说法,是我国最早铸造地名的方孔圆钱。腱为郡在今乐山地区,出产铜矿,是通向南部的要道,被称为旱码头,经济较为发达。犍为郡一度成为蜀汉最重要的据点之一,为统治者发动征讨战争提供了极大帮助。犍为郡所铸造的直百五铢钱的主要特征是:

铸工较精整,肉厚并且光滑,有内外廓并且深,外廓阔,呈圆弧状,边缘平整,广穿,面文对读,“直百”二字篆中带隶,“五铢”二字篆书,笔画均粗并且深,“五”字狭长,上、下两横笔似乎与内廓平行,两竖笔相交弯曲,并且内敛,“金”字头大且呈箭形,下四点粗且长,朱旁上笔近方折,下笔有的近方折,有的近圆折,上下笔相距近,有的与中间短横笔画连体,“金”与“朱”近等长。背文“为”字位于穿左,阳文,书体为小算,笔画粗且深。

史书明确记载了直百五铢虚值大钱产生的历史原因及铸行时间。赤壁之战后,刘备取得荆州,后来又向巴蜀地区发展,他在攻打刘璋时,财政极其困难,以致军饷都几乎发不出来。

至建安十九年(214年)攻入成都后,军用不足,谋土刘巴建议铸直百五铢钱,把货物定出价格,开放市场,借以回收市面上的物资,“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刘备同意遂开始鼓铸,这里说的直百钱就是直百五铢钱。

次年取得犍为郡,又在那里开炉铸钱。直百五铢钱的发行对蜀汉经济的发展立刻起到作用,“以数月之间,府库充实”。直百五铢钱铸造量较大,流通地域较广,在四川、云南、湖北等地的魏晋南北朝墓葬、窖藏中屡有出土,尤其在四川、重庆地区出土很多。

如,1978年,在四川威远出士435枚直百五铁钱。1981年5月,在四川忠县(今重庆市忠县)卧马凼山十五座蜀汉崖墓,出土直百五铁钱30枚,其中背“为”者56枚。

直百五铢钱前期铸造较精整,大而厚重,但后期开始减重,变得轻小。上述地区出土的直百五铢钱轻重大小不一。直百五铢钱由厚重变为轻薄,这种严重贬值的状况,实质是蜀汉财政困难和经济基础脆弱的反映。因为蜀汉政权统治末年,由于长年对外用兵,军费开支增大,造成经济衰退。

3.直百钱

该钱实为减重过甚的虚值钱。形体薄小,大小轻重不ー,大者直径1.6~1.9厘米,重1.3~1.5克;小者,直径1.3厘米,重0.5克。面文“直百”,横读,笔画潦草。直百二字系直百五铢之省文。“直百”二字横书穿孔两侧,书体狭长,其笔画转角处呈椭圆形,与直百五铢钱文中“直百”二字相比,从形神到书体均有很大差异。直百钱制作粗糙,边廓不整,钱文不清,少数钱背可见水波纹或阴文“王”字。多在四川、湖北、云南及江苏等地出土,数量不多。

直百五铢钱的重量是五铢钱的三倍,直百钱重量仅为五铢钱的一半,但这两种钱在实际行用中却以一当百,作价高达百倍,明显是一种虚价货币,铸造目的是为当权者聚敛财富,解决暂时的财政困难。直百钱铸造在蜀汉未年,刚刚铸行时重量还能维持在1克以上,但到延熙十二年(249年)以后,因为姜维屡次用兵,财政开支增大,直百钱越铸越轻。这种价值与使用价值完全割裂的货币一经投入市场,引起百姓怨声载道,但却瞬间充足了蜀汉政权的府库。

可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问题,而且给蜀汉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一定的破坏。随着魏、蜀、吴三国间的争战不断升级,大量地耗费了蜀汉的人力、物力、财力,大大地增加了百姓的负担,对蜀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4.太平百钱

“钱”字最早出现在中国货币文字上,就是三国时期的太平百钱。此钱线面文求书或隶兼备,对读。版式复杂,大小轻重不一。钱背有两种,是有水波纹,二是光背无文。其中,背有水波纹者,形体较重,钱径一般2.5~2.9厘米,重5~6克;背平素者,形体较小,钱径一般2.3~2.5厘米,重3.2~3.5克。该钱多出土于四川,在湖北、江苏、浙江、广西等地也有发现。太平百钱的基本特征是钱径小,肉薄,大多铸工较差,钱文笔画不规整,书体模糊不清,且侵轮压穿口,正背两面多有穿廓和周廓,钱文具有书向隶书演变的痕迹。“钱”字的“金”字旁呈三角形,“戈”字缺画不清晰。

太平百钱的铸造和使用未见于史书记载,过去田有吴钱、蜀钱、西晋钱之说。有学者认为是西晋时期赵廞据蜀建元太平(300~301年)时所铸,又有学者认为是吴孙亮的“太平”年号钱,但据考古发掘提供的实物资料,证明该钱应为蜀汉铸币。

1980年在成都小通巷出土大批太平百钱和一件太平百钱铜母范。这件铜范是翻模铸钱用的母范,范高2.4厘米,周长47.2厘米,范面正中有一凸起的树干状轴将范面分为两部分,左右各双行列钱六枚,左为钱背,背纹为水波纹;右为钱面,钱文隶书和隶篆合书两种,均书“太平百钱”四字。由此可知,太平百钱确为蜀汉时期所铸。

5.太平百金

此钱应为太平百钱的省文,制作简陋,做工粗糙,钱文篆隶合体,对读。直径1.2厘米,厚0.07厘米,重0.4克左右。

6.定平一百

该钱形体轻薄,形制同太平百钱。钱径一般1.2~1.5厘米,重

0.65~1.5克,钱文隶篆兼备,对读,“平”字上横较短,有的甚至变成内廓。面背都有内外廓,夷漫不清,是蜀汉铸币品种中最差的一种。关于“定平”二字的解释。

《说文解字》说法,“定,安也”。“平”,与新莽时期一刀平五千钱中“平”意思相同。

《汉书・律历志》讲“衡,平也”。“平”即价值、值得之意。

定平一百钱未见史料记载,学者对其归属一直有争议。《隋书・食货志》在描述南朝梁的货币流通情况时说道:“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有直百五铢、五铢、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雉钱、五铢对文等号,轻重不一。”由此可知,萧梁时期就已称这种钱为“古钱”。

王锡棨在《泉货汇考》中说:“今世尚有之,是南宋时已不多见,今之难得可知矣,竟得三品,易胜庆幸。”可见,定平一百钱直至清末还是比较少见的。

7.世平百钱

此钱极为稀少，钱径2.7厘米重3.5克。

8.直一

该钱文隶书,币文平坦,“直一”两字被外廓侵压;外廓不全,形制薄小,略同于直百钱。钱径1.2厘米,重0.5克左右,多在湖北、四川等地出土,存世量很少。

在《三国志》《晋书》等史籍中,均未见有关于直一钱的记载。所以关于这种钱的铸行时间,还存在一定争议,有学者认为这种钱是蜀汉将灭亡之际出现的一种类同直百鹅眼钱的小钱。也有学者认为是铸行于蜀汉中期。

三国时期,蜀汉的经济力量最弱。为了解决军需之不足,蜀汉政权只得从社会各方面、多渠道筹集资财,以作国用。南宋洪迈《夷坚志・晁安宅妻》中记载:

会各方面、多渠道筹集资财,以作国用。南宋洪迈《夷坚志・晁安宅妻》中记载:

南阳邓州的晁氏是当地的望族,“刘先生尝从贷钱数万缗,诸葛孔明作保立券,犹存其家”。是说刘备当时因军费不足,曾向南阳晁姓豪强借钱。

这说明蜀汉政权在当时可能有筹措军需之举。刘备死后,蜀汉的经济形势更加不妙。

诸葛亮在写《前出师表》时,非常感慨地说:“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三分天下,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为此,蜀汉政权为了减轻财政困难,弥补开支,不惜采取发行不足值铜钱的办法来搜刮民财,扩大收入。

今所见蜀汉时期铸造的多种“虚值大钱”,恰恰是这种衰微经济形势下的产物,对我们研究蜀汉的政治、军事、经济有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