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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当中原王朝遇到内战或者外族入侵的时候，经常会选择撤离首都，以后再找机会翻身复盘，即使不能复国成功，但是再延续一百多年还是没有问题的，比如：”安史之乱“唐玄宗撤退四川；西晋“八王之乱”南下建邺；北宋“靖康之难”南下临安。可是却有这么一个王朝不和谈不投降，宁愿灭国也不南迁，成为后世争议最大的朝代，就是明朝。
按说在明朝末年的形势之下，南下是对明朝最好的选择，因为北方不仅面临着满清的进攻，李自成也已经在北方转战多年，北方已经是一片糜烂，而且这个时候还赶上北方大范围的旱灾，基本上北方就是明朝的一个包袱。而反观南方，南方宋朝以来就是我国的赋税重地，明朝时就浙江一省的赋税就达到全国的七分之一以上。更何况在南京更是有六部的存在，如果崇祯南下，南京的六部中枢就可以直接启用，这样从长远来看，反攻北方并不是没有可能。然而崇祯皇帝为什么没有选择南下呢？
首先要问一句，明朝当时有没有机会南下呢？其实是有的。关于明朝，流传着一句话：“传庭死，明朝亡”，孙传庭是明朝最后一位能征善战的将领，但是在1643年的冬天战死在潼关，这个时候明朝除了抵御清军的吴三桂之外已经没有什么可用的力量了，这个时候如果南撤是非常从容的，但可惜的是明朝崇祯皇帝并没有意识到。到了1644年2月，当时有一个叫李明睿的官员曾经劝说崇祯南撤，他的方案是先起驾去山东济南，去孔庙上香，然后从济南行之淮安，再让南京的兵部派人前来接驾，这条路线崇祯私下同意了，但是由于需要保密进行，所以在从济南到淮安的费用不能户部出，需要崇祯自理，但是在生死攸关的时候崇祯居然不愿花钱，这个计划也就只能作废。到了李自成进攻北京的时候，前线将领李建泰战败之后写了一封遗书给崇祯皇帝，建议立刻南撤，这封遗书在朝堂上商议的时候又一次被满朝士大夫驳回，明朝也就丧失了最后一次南撤的机会。
那为什么朝臣这么反对南撤呢？这是还要从一百多年前的土木堡之变说起。在明英宗时期，在大太监王振的撺掇之下，明英宗御驾北伐，进攻北元，结果在土木堡被北元杀的大败亏输，五十万大军几乎损失殆尽，文武百官也折送在那里，明英宗更是被俘虏。这个时候北元趁机进攻，以泰山压顶的气势兵发北京，北京城岌岌可危，这个时候朝堂上有一个名叫徐有贞的官员提出说不如南撤到南京，避其锋芒。这个时候当时的兵部尚书于谦站了出来，反对南撤，并力请主持北京保卫战，然而最后于谦就真的把北京守住了，并且打败了北元。
此举也证明了在最后一刻选择坚守还是有道理的，而在这种情况之下，提出撤退方略的人反而就成为了奸佞小人的代名词。而后来果然，在明英宗在放回来之后，徐有贞就替明英宗策划了重新夺取帝位的方案，并且实施成功，因此徐有贞的小人形象也就做实了，所以在一百多年之后的朝堂上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明朝的君臣立马就想起了这件事情，对这种建议也就天然的回避。况且在当时，满清的兵马已经围攻过北京五次了，结果都是掠夺一番之后就被打退了，因此几乎人人都有这么一种信念，只要坚持到最后一刻，一定会有转机，这也是祖上留下来在基因种的记忆。
除此之外，崇祯皇帝的刻薄寡恩也让大臣失去了上书的勇气。比如说，在和满清对战不利的时候，当时的兵部尚书陈新甲曾经向崇祯提出和谈的建议，在获得崇祯的秘密首肯之后，就着手准备这件事，就在即将成功的时候不慎泄露，顿时满朝大哗，崇祯皇帝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直接就将陈新甲处死。在崇祯皇帝执政的十七年间，先后更换了十九个内阁首辅，并且杀了其中的两位，如此频繁的人事变动也是在磨灭大臣参政的信心。
在崇祯皇帝即位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拿下魏忠贤，灭了阉党，这个时候之前一直蛰伏的东林党瞬间就站起来了，在短时间之内就充斥着整个朝堂，东林党各个以清流正人君子自居，以顶撞皇帝为荣，以此博得自己的名声，而在南下撤退这种关键时刻，反对南撤无疑是为自己添彩的最有力的方式，于是在满朝东林党官员的情况下，自然不会有人同意皇帝南下，甚至在提出是否能让太子去南京的建议时，大臣就直接说出不能重蹈唐朝宁武之乱的覆辙，自然病入膏肓的明朝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
史书说：“国恒以弱丧，而汉独以强亡”，这句话套用在明朝身上更是合适，在同时面对后金和农民起义军的双线作战，再加上不间断的天灾人祸，明朝尚能支持近二十年，即使南明政权一直流动抵抗，也坚持了十几年时间。如果不是明朝内部朝局动荡，互相陷害，君臣猜忌，把国力都损耗在内斗上面，那么在明末名将辈出的情况下，扫平叛乱也不过是分分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