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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相对论”圆桌论坛
2016年只剩下最后一个月，时间距离2018年四川开始招收“新高考”第一届学生又紧迫了许多。在近期举办的四川省中学校长协会教学工作部年会和第29次年会上，以“新高考”为题，四川校长代表对话上海市建平中学校长杨振峰、浙江省海宁市高级中学副校长沈勤龙，展开一场“新高考相对论”圆桌论坛。本报选取其中部分精彩观点，以飨读者。
川浙沪校长对话——
上海“稳健”，浙江“创新”，
四川路在何方？
Q
目前，浙江、上海已试点两年，第一届参加“新高考”的学生已经进入高三，目前的情况来看，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的初衷实现了吗？老师、家长、学生的负担是减轻了，还是增加了？下一步全国是用“浙江模式”，还是“上海模式”？今后有什么走向？
沈勤龙：这位校长提的问题很难回答。从管理层来看，这两年确实很辛苦，接下来，有经验、有积累、步入常态化就会好得多。从老师层面讲，老师需要把个人能力、个人魅力发挥出来，有一个适应过程。2015年上半年，我们召开相关学科老师座谈会，开完之后管理层压力很大，老师对走班形式、教学管理、学生的选择意见很大，反响很强烈。到了2015年下半年，我心情忐忑地再次召开这个会，开完之后由衷地开心，每个老师、备课组都在积极解决问题。从学生层面，高一下学期，最迟高二上学期就要选科，学生的规划意识，还需要学校、老师、家长、社会共同引导。
上海方案稳健，浙江方案创新。浙江方案第一届走下来之后，充分尊重学生的选择，同时大家也在思考一些问题，选考学科考两次合不合理，有些学生已经提前拿到最高等的等级分，接下来的学习生活怎么安排？这些都是问题。包括现在的高二和高三用同一张试卷是否合理，我们也在思考。
杨振峰：根据我所知道的情况看，现在全国各省市比较偏向上海模式。另外，减负并不意味着学生学得很轻松，关键是做的事情是否有价值。文件中提到的是“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一味地操练、做重复性工作，和学生在学习之外，打球、唱歌、参加社会实践，一样负担很重，但哪个更有价值？是我们校长应该思考的问题。“新高考”一个重要变化，是将参考综合素质评价，实质上是聚焦国民素质提升，让更多优秀人才迸发。
Q
我们到北京十一学校去，李希贵校长说，我们的老师是不能够让学生选择的，我们把老师分到 ABCD层，选择了哪个层就决定了哪个老师来教你，但不能直接选择老师。有专家又提出，要让学生选择老师。我想知道，在您的学校，学生选择老师会不会出现很多学生都选某个老师，造成选择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沈勤龙：我们学生选择老师的方式，是先由学生选学科，下一步就是选老师。比如300位学生选了物理作为高考科目，这300位学生在所有这届教物理的老师中选一位老师，希望哪一位老师教你的物理高考学科。最后一步是选课，课表分4个时段，4个时段可以选4位老师，最后学校统筹、协调，不一定能做到全是学生心仪的老师，但学生可以排序，最想保证哪个时段的老师，可以先选。
杨振峰：我不主张选老师。我们的管理理念是：只要建平中学没有被开除的老师，都是合格的老师。当把老师交给学生选的时候，老师的尊严将荡然无存。老师在比较中会感受到价值失落，对于老师爱教育来说，是一种诋毁。同时，老师我们怎样评判？教分高的老师很容易成为学生功利的选择，但这样的老师未必会育人，教分高和低是相对比较，这对教师的成长很不利。我们在实施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同一组的老师不团结，大家无形中就会打压别人，抬高自己，自己的好以别人的不好为前提，不利于教师资源共享。不如，还按照原来的方式，选课归选课，现在，我们总是在最后一天才公布任课老师的安排，保证教育公平。我们排老师排得相对均衡，不提前发布。
Q
面对改革，我们仍然有焦虑，听了那么多讲座，思路仍然不够清晰，还有很多疑问。估计两年前，两位校长也和我们一样有很多困惑，面对老师的焦虑，有什么智慧的办法，可以减缓这种焦虑，让改革能务实地一步一步进行下去？
沈勤龙：焦虑不可避免，放下焦虑最好的办法，就是做到“麻木”。就是不担心学校、自己或者老师的位置有什么影响，有淡定的情怀就不会焦虑。
其实基层老师没有多少焦虑，课表是教务处的事，整个学校课程方案是教务委员会的事情，根据我的观察，基层老师的焦虑问题不严重。
关键是校长首先不能焦虑，这种焦虑一旦有，就会传递给中层。如果真有焦虑的人，一定是被提出要求而难以实施的那些中层干部，他们比较焦虑，拿不出办法，这种情况，我就要进他们的部门，帮他们手把手一起干，干好干坏我们不评价，这样老师的焦虑就会少一点。
记者 胡敏 何元凯
教育导报
本期编辑：郭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