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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浙江西部的湖州市著名的水乡和鱼米之乡，湖州自唐宋以来就是全国的主要产粮区，并有“苏湖 熟，天下足”的说法。清末民初湖州府(今湖州 市)出现了一个新兴的商人群体，他们以上海和苏 杭为商业活动中心，是兼具中国传统和近代商业文 明特征的区域性商人集群，这个团体曾辉煌一时 被人们称为湖商。崛起于众商之林的湖商，在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有着突出的贡献和地位，他 们不但使太湖南岸的湖州富甲江南，更使自己成为 那个时代的弄潮儿。
丝绸之府商贸繁盛
湖州地处长江三角洲中心地带，地傍太湖，毗邻杭、微、苏 嘉 ，部近沪、宁、甬、温，京杭大运河过境，河港水网交错，古代 时交通就非常便捷。这里气候温和，湖河港汉，纵横密布，水质清 洁，土质丰腴，适宜蚕桑，自古便有“丝绸之府”之美誉。境内远 古日石器文化与新石器文化积淀丰富，是迄今为止蚕桑丝绸文化最 早的发祥地。唐宋时，湖州更是东南奥区(腹地、深处),国之仓 康，故谚日：“苏湖熟，天下足”,同时又是蚕丝重要产区，这一 时期，湖丝及其丝织品被列为贡品。元代湖州已能缫出清白如银的 丝，元代画家唐棣在《上复齐郎中》中说：“吴蚕缫出丝如银，头 面垢忘苦辛，笤溪矮桑丝更好，岁岁输官供织造”。历元至明， 湖州区区一个市镇，经济富饶程度可敌中原地区一个县乃至一个府。此皆因湖州地擅人勤，加上地惟偏安，少羅兵火之故。
历史地看，湖州在诸如汉末、唐末、两宋之交、南宋末、元 末等乱世之隙基本上都保全了一方乐土，不仅本地安而升平，滋发 商业，天下士、商大族也都来定居，以致郡城湖州成为“四方贩夫 去留阗溢，伟哉一都会”,县城与诸市镇也都是“行商坐贾之所 萃”。例如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战乱，“江南多故，独吴兴未尝被 兵，避乱者多家焉，谚日：放尔生，放尔命，放尔湖州作百姓 可见一斑。地方经济引发商业，商业繁荣则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这 在古代的湖州表现十分显著。所以，明嘉靖时徐献忠在《吴兴掌 故集》中记载：“吴兴介在苏、杭之间，水陆饶沃之产，实过两 郡。”所记并不为过，而王士性所言：“浙十一郡惟湖最富，盖嘉 湖泽国，商贾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蚕，是每年有两秋也”,则 道出了湖州地区繁华的真谛。
湖商的源流，最晚可以追溯到宋代。这是缘于湖州地域经济本身的特点，即田、蚕并举。在宋代湖州的蚕桑生产已开始走向专业化，如“湖州村落朱佛大者，递年以蚕桑为业”;“本郡山多以蚕桑为岁计，富家育蚕有致数百箔，兼工机织”,等。又据宋代陈 勇所著《农书》记载“惟籍蚕办生事……每箔(蚕)得茧一十ニ 斤，每一斤取丝一两三分，每五两织小绢一匹，每一匹绢易米一石 四斗，绢与米相侔也。”正如宋代谈钥在嘉泰《吴兴志》中所记 “湖丝虽遍天下，而湖民身无一缕，可慨！”这一局面正好说明， 湖丝、湖绸除了上供外，其余都投入了买卖。
宋人洪迈《夷坚志》 中所记诸商贩中，就有“湖州人陈小八以商贩缣帛至温峪”的记 载。同书还记述：“吴兴士子六人入京师(临安)赴省试，共买纱一百匹，一仆负之”。陈小八“商贩缣帛”与吴兴士子“买纱一百匹”,自然在湖州的丝绸市上所购，可见当时丝绸买卖的盛行。宋 元时“东林响铃、普光两桥前后皆市”,“有绢庄十座，在普光桥 东”;“当地居民温文尔雅，衣绩罗绸缎，恃工商为活”;郡城湖州的丝绸市场则更是“商贾辐輳”,“舟艎鱗集，昼夜不绝”了。
明代是湖州地方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至明中叶后，转型已基本完成。其时一方面早已摘除“国之仓廪”的冠冕，进而成为国 内蚕丝业中心(亦即后世所称的“丝绸之府”业已形成);另一方面，“蚕丝物业饶于薄海，他郡邑借以毕用”,湖丝“冠绝海内”,“遍天下”,湖绸亦“通行天下”,“大行于时”,因而民户“田中所入，与染蚕各具半年之资”,这都是商品经济发挥的巨 大作用。自然，“湖州商帮”从中起了润滑与促进发展的作用。他 们所赖以贸易的主要商品，是当时已成为著名产品的湖州特产湖 丝、湖绉、双林绫绢等及其它土产品。明代的这些湖州地产著名商 品的生产，除了家户所为外，已经有雇工如养蚕、剪桑、缫丝等短工参与，而且“男妇并工”。可见商品经济思想已经渐趋浓厚，以至清代发展到“吴兴士人好贸丝”。
此时的湖州郡城、县城及众多市镇已经是“闾阎辐辏，商旅舟车”了，本地坐商与外来行商交 织“辐辏”。但其时商旅于外的湖商早已出现。比如旧志记载： “(乌程)县南暨西少读书，读书类见东境，北多商于外者” “商贾惟湖滨及南淂、乌镇之人往楚、豫间贸易”。这里，“多商 于外”、“往楚、豫间贸易”,就是到今天的湖南、湖北和河南地 区去经商。此外在诸如冯梦龙的《三言》、凌蒙初的《二拍》以及 《金瓶梅》等古典文学名著中，也多处可见湖商的人物形象，又如 《品花宝鉴》四十五回中的“湖州王客人”、《狄公案》中的“湖 州客人”等等，可以说都是当时众多新兴湖商的缩影。
明代的湖州除了丝绸业兴盛外，湖商中经营雕版印书业与贩 书业在中国商业经济史上也占有辉煌的一页。这一方面是文人珍 书、藏书的延续，更主要的是明中叶后渐渐兴起的经商风气影响。 作为刻、贩书业的中心一一湖州晟舍、织里一带，本来“向以读书 为恒产”,即使穷困的寒士，也“每以馆谷(任教为生)终其身， 故夜半书声不绝。”但当儒士们逐渐认同了经商意识以后，晟舍镇 的网、凌二家涌现了大批刻书商人，这使他们的套版刻书业至明万 历后趋于繁荣。伴随刻书业而兴起的书船贩书业，更是湖州一绝。书商们“购书于船，南至钱塘，东南抵松江，北达京口，走士大夫 之门，出书目袖中，低昂其价，所至每以礼接之，客之末座，号为 书客”。据清代戴璐《吴兴诗话》及别的笔记小说提到，明嘉靖、 万历后随着书船版书业的兴旺，远至金陵(今南京)、北京都出现 了湖州人开设的书铺，结成销售网络，参与当地书籍出版销售的竞争。
至清代，尤其上海通商后，湖商的发展更趋于成熟。清代湖 州“比户养至”,而且质量居全国之冠。在明代已初露头角的南浔 辑里丝，此时更因质优而“名甲天下"”,辑里丝成为浙江优质丝的 代名词。粤缎粤纱，山西路绸及江苏、福建等省的丝织原料特别是 高级原料都须依赖湖丝，官营的内织造局更依赖上贡的湖丝为原 料，江宁、苏州、杭州三织造局在每年丝季都前往湖州大量采办生 丝。丝绸成为湖州最主要的生产事业和人民的衣食之源，成为当地 经济支柱，“公家赋税，吉凶礼节，亲党酬昨，老幼衣着，唯蚕是 赖”。湖州蚕丝业的发展，孕育出一批城镇，也造就了大批专业商人。
南浔、练市、双林、菱湖、乌青、新市等以商兴市，由市而 镇。这些市镇是丝绸经济的产物，又是以丝绸为主的商品经济的载 体，既联系着干百万从事商品化蚕桑生产的农户，又连接着全府、 全省以至全国的商业网络。市镇上牙行(牙行是中国古代和近代市 场中为买卖双方介绍交易、评定商品质量、价格的中间商人)林立，商贾据，“各直省客商云集贸贩，里人贾他方，四时往来 不绝”,围绕着生丝贸易，一批专事土丝买卖的丝商随之兴起。
潮涨潮了 商帮往事
五口通商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地处得天独厚优越位置的上海迅速崛起，很快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 易中心。近代中国的查丝及丝织品曾经在国际贸易中享有很高的声 誉，南浔辑里丝更是质地优良，名声远扬。如顾福昌于上海开埠不 久就“薄游沪上”,在沪浔分别开设丰盛丝经行、寿泰丝栈，“首 先经理夷务”,是上海开埠后最早经营生丝出口业的华商之一。陈 熙元于20世纪50年代初至上海，不久成为著名的“丝通事”,接 着邱仙槎、张颂贤等继起。
浙江的生丝之前都经广州公行出口，上海开埠后，“辑里丝乃 运沪直接销与洋行”。湖丝就近转至上海出口，运输路程较前缩短 9/10,且仅需花五六元就可雇一条小船运80到100包生丝到上海。 在上海市场的生丝售价中，运费只占0.2%这微不足道的比例，湖 丝出口价遂较前广州时期下降35%。因此以辑里湖丝为主的中国生 丝在上海开埠不久就占据欧洲市场，外销量急増。当时英国对华贸 易报告说“中国出口生丝几乎全部产于浙江北面的三个府：即杭州 府、湖州府、嘉兴府”,其中“湖州府的产量较其他两府为多”。上海开埠的最初四年，经湖州丝业中心南浔运住上海出口的帽里丝 在上海生丝出口中平均占55%。
大利所在，趋之若鹜，一批湖州丝商以上海开埠为契机，利用 地缘和业缘优势，贩丝沪上，崛起上海滩，其中南浔崛起者尤众， 如浔商的代表人物刘铺，于1860年6月南浔被太平军占领前已携 家并“尽运资装于上海”,在上海购地建屋定居业丝。庞家也是如 此，庞芸皋于太平军进攻湖州时与其父“避之上海”,并因此在上 海经营丝业。
至19世纪六七十年代，湖州商帮已初步形成。1872年，著名 旅沪湖商王一亭、杨信之、黄佐卿、谢子楠等在上海集资购地创设 同乡公产寿圣庵，湖州商人定期到该庵集会，进行宗教朝觐活动， 借此敦睦乡谊，讨论商务。寿圣庵的建立增强了同乡间的凝聚力， 是湖州商帮形成的主要标志。湖州丝商已成为上海丝商群体中的主 体，并基本掌握同业组织丝业会馆。1876年上海共有丝栈、丝号 75家，其中湖州丝商开设的就达62家之多，在当时最大的出口商业 中稳居执牛耳地位。1860年，湖州丝商陈熙元等为“联同业之情 而敦异乡之好”,通过浙江丝绸捐局总办湖籍赵炳麟禀呈，发起成 立了行业团体上海丝业会馆。湖州丝商在会馆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 位，在1879年的10名董事中，有湖州丝商陈熙元、刘铺、周昌炽、黄佐卿、徐鸣达等5人，丝业会馆成立了业绿与地缘统一的组织。
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到20世纪初是湖州商帮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生丝出口虽因各种原因有所波动，其出口 量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绝对值总体呈增长之势，如 1870年为4.9万担，1880年为8.2万担，1890年为8万担，1900 年为9.7万担，1910年为13.9万担，而且在1909年日本生丝出口超过中国前，中国一直是世界最大的生丝出口国。而丝业是湖州商 帮的支柱行业，丝业的发展为湖州帮注入了强劲动力。这时，构成 湖州商帮核心的南浔丝商出现通常所说的“四象八牛七十二狗”的 丝商家族群，这是当时湖州民间用动物的名称，来表示南浔商人财 富等级的一种说法，即家产白银逾100万两为“象”,50万两之 上为“牛”,10万两以上为“狗”。四象为首者刘家，家产超过 2000万两，排行第二的张家也达1200万。
照此估算再加上其他商人，这一丝商群体的资产总额当近六干万，相当于1894年中国产 业资本总额。当然，这只是根据口碑资料估算，无法核实查证，但也并非是无稽之谈。20世纪初东南名土汤寿潜在刘铺家传中说，“南浔之富，与通奉(刘曾封通奉大夫，官为二品)埒者，凡十 数家”。中国近代实业家张賽在《南浔刘公墓志铭》中也说，南浔丝商“累巨万之家，以十数计，巨万百计，万者不可胜原”。湖 州商帮显然继续垄断着丝业，确如美国学者李明珠所说：直到约1911年，上海最主要的丝商集团是浙江商帮，尤其是湖州商帮。 这一时期湖州商帮的经营领域大为拓展，除士丝业外，很多湖州商 人还在上海、苏州、南通、南京、北京等地设庄开行，经营湖丝 绸缎、湖笔、开设缫丝、染织厂，或投资电力、铁路，或经营盐 业、房地产等其他行业。
湖商在近代的盛况一直延续到民国前期，进入民国后，特别是 20年代后，湖州商帮趋于衰微，抗日战争爆发后趋于下坡看，湖商 走向衰落。据1930年7月16日《湖州新报》称：“吴兴的商业 诚说一年不如一年”。这一时期不但湖州商人和企业的数量锐减， 甚至在湖州商帮长期居垄断地位的丝业，其地位也一落干丈。而湖 商的再度振兴，则是在二十世纪80年代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