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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年轻时不乏共产主义理想。而今，坚守、强化共产主义理想的人不多。21世纪初，尝试着把自己的理想、信念、追求写出来，却显单薄。理念需要史实的支撑。将《郑州市志·总述》的编撰转为《郑州简史》的时候，我找到了借题发挥的方式。
说是借题发挥，其实是自不量力，既缺乏自知之明，又缺乏知史之明。事实上，犹如矿藏，历史蕴含的真谛早已存在，只是从未被全面、深刻地发掘出来。郑州的生态特征，直到今天，我们才部分地更清晰认识到。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三人行必有我师，三步之内必有芳草。美、真理无所不在，问题是对历史真谛我们领会的很不够，执行力更是夜郎自大、明知故犯、夸夸其谈。
回头看，1984年，作2万余字的《郑州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思想刍议》，此文印发市主要领导后缩编发表于省级刊物《经济探索》。1984-1986年，负责组稿《郑州市情》，作《郑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景和对策》；1989年，编纂《郑州市志·近现代政治、军事、经济人物简介》；2002年，参纂《郑州大辞典》，编纂郑州重点企业名录；2000年2月4日，《郑州晚报》周刊加“编者按”整版特别报道《二十世纪郑州历史上的重大事件》；2000年，《郑州工作》第12期通页发表《郑州百年风云》；2001年2月15日，《郑州晚报》特别报道《二十世纪郑州工业》，等等。所有这些，均为《郑州简史》的前期准备工作。
正确的认识历史是正确的认识社会的前提，认识的越全面越深刻越彻底越有利于开辟未来。
透析中国史是困难的，透析世界史更困难，相比之下，透析郑州史要容易得多。编撰《郑州简史》，是透过郑州，触摸中国，触摸世界，见微知著地认识人类社会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四大特征——《郑州简史》框架最基本的内容
地理位置适中，春秋短、冬夏长、雪多雨少，山区、丘陵、平原三大阶梯为主的生态特征。以中字为核心，以黄帝、夏禹、商汤帝王文化为主和以郑韩法家文化为辅的嵩山文化圈的人文特征。20世纪以邮电通信和铁路为领航业三起两落的发展特征。改革开放，构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承包经营，经济社会全面发展；重视民生，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为基本内容的时代特征。这“四特”和历史七阶段是续《郑州市志·总述》初稿的基本内容，也是《郑州简史》的基本框架。
看未来有多远，看现实有多真，取决于看历史有多准有多深。郑州的生态特征，是个千年微变、万年小变的客观存在，正确认识郑州的生态特征，有利于扬长避短，因地制宜；郑州的人文特征早已存在，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正确认识郑州的人文特征，有利于全面、客观、准确的认识郑州历史的运行轨迹，鉴古知今；正确认识20世纪郑州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征，有利于认清当代郑州经济社会复苏的来龙去脉；正确认识郑州的时代特征，有利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正视郑州历史的兴衰枯荣、成败得失，有利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少走弯路，多走直路。全面分析郑州在河南、在中国、在世界的历史地位于与作用，有利于见微知著，避免坐井观天，夜郎自大，有利于中西合璧，多走捷径。
七个历史阶段——郑州经济社会的运行轨迹
《郑州简史》一开始能归结出郑州“四特”和“历史发展的七阶段”，并发现后商这个黑洞，得益于此前先整理出第一个最详细的“郑州历史大事记”。此后，更详细更准确的《郑州历史纪年》为各节的记述提供了非常有益的线索和内容。
人类有人类社会历史的运行轨迹，国家有国家历史的运行轨迹，河南有河南历史的运行轨迹，郑州有郑州历史的运行轨迹。郑州历史不只是中国历史的缩影，也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缩影，尤其是河南历史的一个缩影，但是，区域大小不同，看问题角度不同，郑州历史是有别于中华文明史、有别于河南历史的一个缩影。郑州历史的运行轨迹一方面为生态环境所决定，另一方面为各个历时时期的社会环境所决定。在社会环境中，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军事因素、文化因素交织在一起，既相辅相成，又相互掣肘、互为因果。
郑州历史七阶段的划分：
第一个历史时期：史前，石器时代和原始农业时期的郑州。
农耕文明是华夏文明之母。郑州位于中国大陆原始农业的主产地。
第二个历史时期：五帝至前商（公元前30世纪－前14世纪初）
五帝时的黄帝、夏朝时的禹帝、商代时的汤帝，中国奴隶社会这三个历史时期首屈一指的帝王建都郑州、登封和商城。作为国家统治中心，郑州地处王畿圣地，得“天”独厚。这个天，既有先天的自然因素，又有后天的人文因素，这两方面的因素使郑州成为华夏文明最主要的策源地。此外，作为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郑州社会经济发展既有得天独厚的一面，又有首当其冲的一面。
五帝、夏、商，黄帝、夏帝、商帝立国黄河中游建都于郑州的时代，恰恰是缺乏文字记载的时期，有史可稽的文字和历史遗存有限，诸多重要的记述多源于极具地域特征的传说。
第三个历史时期：后商（公元前1300-前1046）
国都首次迁移到郑州以北的朝代，华夏文化的核心由嵩山文化圈迁移到泰山文化圈后折会安阳。后商的郑州与南宋至清末的郑州有诸多相似之处。单列这段历史不只是由于它与郑州的关系很特别，更重要的是澄清在封建专制社会条件下，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与黄帝、夏帝、商帝立都郑州相比，此时的郑州一落千丈，犹如“灯下黑”，处在帝王视线的余光里。从当时社会的历史背景看，后商时的郑州很可能时不时地处于某个少数民族的统治下，与殷商安阳处于敌对状态，其真实的历史情况被正史人为的“耻谈”或“忽略”。
第四个历史时期：西周和东周（公元前1046-前771-前256）
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历时265年。约公元前1046年，武王建都长安，并将9鼎迁到洛阳。翌年，武公病故，成王继位后实行西安和洛阳一国两都，中国的统治中心在西安和洛阳。西周后期，郑国由陕西迁到河南。
东周，公元前771－前256年，历时415年。前771，平王迁都后国家的统治中心在洛阳。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不失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首创国法和私法。集法家之大成是这个时期郑州人文的基本特点。
第五个历史时期：秦至北宋（公元前221-公元1127）
在这约1350年的时间里，秦、西汉，公元前221－公元25年，历时246年，属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秦始皇、高帝将国都建在长安，国家的统治中心在西安，是短暂而辉煌的历史时期；东汉，公元25－220年，光武帝建都洛阳后，历时195年，中国的统治中心以洛阳为主；隋唐，公元581－907年，历时326年，文帝、太宗等帝王将国都建在西安，洛阳是仅次于西安的大城市。其中，在606－618年，隋炀帝、恭帝曾定都洛阳12年，923－936年，后唐庄宗、明宗、闵帝、末帝建都洛阳13年。洛阳是名副其实的东都；公元960－1127年，太祖建都汴梁，开封成为人口约130万、当时国际一流的京都。北宋历时167年，中国统治中心在开封。
秦至北宋，作为洛阳和开封的近邻，郑州地处京畿宝地，如近“水”楼台。这个水，既有母亲河的黄河之水，又有诸如帝王统治、思想文化、开挖运河等人文之水；既有“先得月”的一面，又有火殃鱼池的一面。这两方面的因素使郑州在中华文明五千年中长达约一半的时间与京都有密切关系，使新郑、荥阳、管城为国内重要城邑。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郑州既是帝王坐西朝东扩张实力的桥头堡，又充当帝王坐东朝西抵御西北少数民族入侵汉中平原的后盾或依托。
第六个历史时期：南宋至清末（公元1279-1900年）
五代十国大乱之后，元、明、清是中国相对统一的历史时期。在北方少数民族为主的统治时期，像西安、汴洛等古都一样，郑州发生许多与前期历史不同的变化：国家越来越繁荣，郑洛汴相比之下越来越贫乏；南方和京都越来越安定，郑洛汴的天灾人祸越来越频繁；大运河越来越重要，大运河在郑洛汴的干渠越来越淤塞；南方的粮食亩产量越来越高，郑洛汴粮食亩产量上千年徘徊不前；开封和洛阳后来居上，最古老的京都郑州反而逐渐被人遗忘。1903年，配合铁路枢纽的建设，郑州再次升为直隶州，成为省级直辖市。但是，与洛阳和开封相比，这时郑州城郭无优势可言。偏离京都的郑州加之缺失水运对都市的支撑，只能是一个一般的城市，缺乏卓越人物及建树。西周，元明清，在封建专制主义的体制下，郑州失去太多宝贵的东西。
第七个历史时期：辛亥革命至今（1911年至今）
辛亥革命一是反封建，二是确立三民主义。有辛亥革命，接着有五四运动的民主与科学。这一百年，中国发展起现代农业、工业，社会形态变革，重在构筑民主法制机制。期间，郑州经济社会发展三起两落，地区思想文化非常活跃。
《郑州简史》采取七个阶段的记述方式，并将改革开放作为一个横断面加以详细的综述，有利于人们更准确地认识历史和现实，促进郑州经济社会的发展。从下篇的记述可以看出：改革开放是对中华前五千年历史的一个成功的扬弃。改革开放与其他历史时期的根本区别在于，继承国学的精华，革除专制、革除保守，革除糟粕，鼎新民主与法制，以经济为中心，以人为本，构筑现代化、国际化、信息化的生态型、学习型、创新型的郑州。
屈从于中国大陆当代人的阅读习惯，第七阶段的记述仍按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方式分段。显然，后人根据社会发展的实质定位，会重新划分20世纪后这段的历史。笔者认为，民主政治成功之日，社会形态实质变革之时，当为此阶段划分之主要依据，若以过渡时期计，起点是1919年首倡民主与科学的五四运动。
商都性质——中国大陆综合性多功能的战略枢纽
《郑州简史》以改革开放作为上下篇的分界，前者以纵向记述为主，后者以横向记述为主。除此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前者以定性记述为主，后者（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须加上宏观的定量记述。只有对这6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余年的经济社会作全面的定量的记述和分析，才能不为约定俗成的偏见和谬误所左右，做出尽可能准确的符合实际的结论。在此意义上，《郑州简史》下篇的编撰比上篇的编撰遭遇更多的难点，面对更大的压力，导致更多的异议。
文章对当代郑州城市性质的定义，属一家之言，谨请读者参考、补充、修改，供决策者定夺。
一部好的简史应当具有全面性、准确性、深刻性、知识性、趣味性、进取性、时代性。用尽可能简洁的记述，画龙点睛的评述，将本地基本史实一网打尽，并与其“大事记”交织为一个可资的整体。《郑州简史》和《郑州历史纪年》是一个尝试。
综合记述——基本史实等的具体说明
《郑州简史》和新编《郑州历史纪年》，是对郑州全面、深刻的再认识过程。作为《郑州市情》的组稿负责人和主要撰稿人，作为《郑州市志》的参纂者，原以为是了解郑州的。撰稿《郑州简史》时，方知对脚下这片熟悉的热土，还是一知半解。2007年，在网络上发出《郑州简史》的征求意见稿中，即将“告诉你一个熟悉而陌生的城市”作为《郑州简史》的副标题。
关于《郑州简史》和《郑州历史纪年》，说明几点：
1．撰写“郑州简史”，须先整理出更详细的“郑州历史大事记”。《郑州历史纪年》和《郑州简史》是双胞胎，前者是流水账，后者是分类账；前者是客观记述，后者是夹叙夹议；前者是素描，后者是深加工。《郑州简史·上篇》主在解读《郑州历史纪年》，《郑州简史·下篇》主在解读《郑州统计年鉴》。
2.学以致用，经世致用。《郑州简史》的编撰在全面、准确，力求深刻的记述中更多地着眼于从郑州历史的兴衰枯荣、成败得失中归纳经验教训，以推动郑州的建设与发展，突破修志“述而不论”的原则。续志时，专家说修志忌讳写成总结式。笔者道，不总结历史，要地方志干什么？总结历史是地方志的本职工作。事实上，从老子到“述而不论”的始作俑者孔子，从司马迁到司马光，都是参与现实政治，针砭时弊，对人物和事件善作、常作画龙点睛之笔的大师。可是，一如“一枝一叶总关情”的郑板桥，发个“难得糊涂”的高级牢骚，竟被后人奉为看破红尘的至理名言。一味地照猫画虎，按图索骥，食古不化，故步自封。
3.单纯局限于今日郑州的行政区划记述郑州，不足以透视郑州的历史。《郑州简史》与同类史书的主要区别，是大到世界，中到全国，局部到郑洛汴，具体到从古至今全市的生态，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学，人物与事件等各个方面，《郑州简史》不再就郑州而郑州，而是力求从与整体的结合上还原郑州，在世界、中国，尤其是在郑洛汴同处的历史背景下记述、透视、比较和鉴别郑州历史与现实。
4．1984－1986年，编撰《郑州市情》时，笔者发起并负责组编郑州历史上第一个《郑州历史大事记》。当时，在市图书馆工作的张万钧先生主纂并提供了古代和近代，即新中国成立前部分的“郑州历史大事记”手稿。时隔25年，与年逾70的张万钧先生再次携手，全面补充修改《郑州历史大事记》，并按张万钧先生的意见定名为《郑州历史纪年》。此外，2015年年中，万钧先生建议将编撰中的《郑州简史》定名为《郑州史稿》。的确，此前的《郑州简史》正是事实上的《郑州史稿》。早年，在市文联与书协主席李刚田谈到诸多书画家自费出版的画册时，他告诉我：这些画册看着不错，可有些华而不实。一个上好的画册，不应该仅仅呈现画家成熟期的最佳作品，而应当呈现其成长过程中各个时期的代表作。这样的个人画册更真实，更有立体感，能予读者更多的启迪。无意中，《郑州简史》展现的正是一个真实的完整的编撰过程。除网上发表的郑州史稿，笔者硬盘数据库中储备有2004年至今编撰《郑州简史》和《郑州历史纪年》的数百次、上百遍的修改稿。
5.就现有史料的时间而言，远古的年份存在上百年的误差，三代的年份存在数十年的误差。前841年后的年份存在数年的误差，20世纪的月份亦存在误差。1948年新中国成立前的大事记月份和日期多为农历，新中国成立后的月份和日期多为公历，20世纪前60年的日期亦有公历与农历之混淆，请读者进一步修正。
6.画龙点睛，就实避虚。上下五千年历史苍龙中经济社会实质性的进步，尤其是其基本思想、方法、发展成果，是《郑州历史纪年》捕捉、记述的要点，是年末追记的重点。《郑州历史纪年》记述了现有官方公布的《郑州历史大事记》中通常忽略的一些内容。如著名的繻葛之战、北戎之战；郑州二七大罢工的主要领导人罗章龙、张国焘、项英、林育南等；蒋介石数次视察孝义兵工厂；1990年，在全国32个重点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中，郑州市的考核成绩为倒数第一；1997年，郑州人均生产总值为9261元，当年平均汇率折算为1118美元，提前3年达到并超越2000年人均生产总值为1000美元，较2002-2003年全国人均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早6年实现改革开放时期第一阶段发展战略目标；亚细亚、郑百文、红高粱，郑州商企三星从盛极一时到一败涂地；市政法委书记周建秋和市委第一书记王有杰被“双规”法办等重要史实，还有一系列被忽视的深层次的人物，并人物和事件中最为重要的主要作品和基本思想。《郑州历史纪年》新中国成立前部分近9万字，是原《郑州历史大事记》新中国成立前部分文字内容的3倍。一部合格的“大事记”，形式要符合语言文字规范，内容要完整的体现地区各行各业的典型事件，实质要通过重大事件和人物反映本地社会历史背景和时代特点。囿于多种因素，虽为重大事件和人物，有些当时为民众所知，有些至今鲜为人知。执意把握、追踪记述典型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有助于揭示事件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适当忽略、删掉时髦的政要及政绩，并非基于个人好恶来取舍。
7.此文以无偿的个人电子书籍的形式问世，以利尽可能自由地表达思想，并因此得到及时的反馈，以利有生之年补充修改的更加完善。坦率地说，倘若写作中时不时的想着迎合领导的指示和意图，想着记述的内容和方式是否与官方合拍或得以通过，《郑州简史》和《郑州历史纪年》会有负时代，有负盛世和人民。无论已经付出和继续付出多少代价，不为稿费写作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重要原则。截至2012年年底，《郑州简史》在网上已发过三稿，一个是征求意见稿，一个是未定稿。“未定稿”较“征求意见稿”增加约30万字。2013年发表的“电子稿”较“未定稿”有新的补充和修改，重点是改革开放部分，新增约5万字的内容。《郑州历史纪年》随未定稿发表过一次。至此——2015年元月发表《郑州简史》和《郑州历史纪年》电子书第二稿，不含附录，总计约53万余字。《郑州简史》和《郑州历史纪年》还会不定期的补充修改下去，目标是使其成为全市公务员和有心人的必读物。
8．在志书中，历史与现实尤其是未来缺乏直接的联系。作为急就章，《郑州简史》在述评历史的时候，适当的介入现实，且有对未来的前瞻。在人类社会历史的长河中，古老而年轻的郑州是一个值得明鉴的都市。透过其悠久的历史，透视其交织的史实，有心的读者定会从郑州这个“麻雀”中悟出历史的真谛。
9.为衔接、补白、并有利于澄清郑州与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关系，《郑州历史纪年》酌情录入非本地的却与郑州有密切关联的背景和史实。在《郑州历史纪年》中，适时插入古希腊、古罗马、日本明治维新和美国独立战争等国际背景事件。
10．在某种意义上，《郑州简史》是《郑州统计年鉴》的说明书，是《郑州历史纪年》的重组，更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郑州历史真谛的感悟。
11. 2010年度的大事记整理的较详细，以利抛砖引玉编好现行郑州历史大事记。现编大事记过多记载领导活动，过多的记载议定中的事项，忽略重要成果，回避敏感污点，无益正史的编撰——不只是编纂。
12．资料来源：河南省、郑州市、县、区志及行业部门志、《郑州年鉴》等。文中统计数据来源：《郑州统计年鉴》、《绿城巨变——郑州改革开放30年辉煌成就》、《河南五十年》、《黄河水利史》等。
13.五帝至前商这段历史内容，系根据本地资料、网络等多方素材汇集整理，各种版本的传说本身有很大出入，年份错乱，不便硬性一致，均标明出处要增加很多篇幅，鉴于网络搜索功能强大且非常普及，三代后条目一般不再逐一注释。“数千年的封建专制，使中国人治社会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皇帝就是真龙天子，以朕为国、以言代法、以言废法。人在政在，人亡政息。改革开放，摒弃人治，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打造长治久安、行之有效的社会机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比取得一时的发展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这段话根据田纪云的文章改编。心理素质中“人民思想文化和心理逐渐从封闭转为开放，从单一转为多样，从礼俗转向法理，从保守转向创新，从注重精神价值转向同时注重物质价值，从注重知识转向注重智慧和科学。”这段话基本录自《新华文摘》中的一篇学术论文。之所以套用这种话，是因为除此之外，至今还没有找到关于这两个问题的更准确的阐述。
14．记述郑州历史，犹如抽丝剥茧，解开一团团乱麻。然而，透析现实更为复杂。多多益善的收集，从头至尾的整理，统揽古今的综合，性质不一的分类，去伪存真的取舍，反反复复的加工，冥思苦索的深化，字斟句酌的推敲，千百次的主题提炼。抽丝剥茧，理出头绪，《郑州简史》尝试以全新方式记述郑州历史，尝试在国际、国家、嵩山文化圈的大背景下记述郑州。但囿于现有资料和能力，文中错误百出。
15. 《郑州历史纪年》尽可能将大事记做细。做细时最难的是对史料的甄别和筛选。《郑州简史》不是就史而史，而是鉴古知今，予人国际主义理念。
一部完整的《郑州简史》和《郑州历史纪年》，应尽可能减少缺憾，减少余赘，是历史形态与时代特征的素描。编撰《郑州简史》中，笔者屡屡被新的发现鼓舞和惊叹，篇幅一增再增。治学修史不能毕其功于一役，须历代学者的前赴后继。此“砖”将在读者的审改、评议中去伪存真，拨冗去赘。错漏将在广大读者参与、补充和修改中日臻完善。敬请读者横挑鼻子竖挑眼，笔者知错必改。能纠错者，性别年龄无论，都是我的老师和先生。
编撰《郑州简史》的过程，感觉就像拔萝卜，拔呀拔，拔了400多个萝卜，还是拔不完。思想无止境，历史是个无底洞，历史是个聚宝盆，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只是我们对它的认识太肤浅，太陈旧，太自负。生命不息，治学不止，这是一项巨大的基础工程，笔者期盼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期待业内人士的总批判，总修改，总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