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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作书在用笔过程中伴有微小的摆动，
与苏轼浑厚的线质差异非常明显，
可能也正由长而偏柔的笔锋所造成。
北宋苏轼《功甫帖》，龙美术馆藏
明人娄坚《学古绪言》卷二十中称：
宋时笔工称宣城诸葛，然苏黄之论似微不同。东坡于诸葛之外，颇称程奕及吴说父子，且谓：“散卓笔非诸葛不能制。自余笔锋譬如著盐曲蟮，作字有筋无骨。”而山谷极称吴无至无心散卓，且云：“试使人提笔去纸数寸，欲左右皆能如意，则诸葛败矣。”似又以悬腕枕几而分，非笔之通论也。
这告诉我们，早在明代，人们已经开始关注苏、黄二人择笔上的差异。然而，他们的差异不是娄坚所称的“微不同”，而是迥异。
就姿势而言，苏轼习惯单勾著腕倚桌而书，黄庭坚则喜欢双勾悬腕而书。就作品大小而言，苏轼多小字行书，黄庭坚多大字并擅长草书。因此，苏、黄二人的择笔习惯必然有差异。
有学者称二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笔的“有心”还是“无心”上。实际上，宋代处在两种笔制交替的阶段，有心笔代表宋以前的缠纸法，而无心笔则是在北宋兴盛起来的散卓法。苏轼偏于守旧，喜欢短而健的有心笔或散卓笔，而黄庭坚为革新派，喜欢健中带柔的无心长锋笔。这对于两人的书风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北宋苏轼《治平帖》卷（局部），纸本，纵29.2厘米、横45.2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北宋黄庭坚《经伏波神祠》（局部），纸本， 纵33.6厘米、横82.6厘米，日本东京细川护立氏藏
一、苏、黄与诸葛古法笔
（一）苏轼：“惟诸葛氏独守旧法，此又可喜也。”
苏轼认为诸葛笔仍能沿守旧制，毫健心圆。苏轼常常赞叹诸葛笔制作的奇妙。唐林夫曾经送给苏轼二十支诸葛笔，苏轼认为只有善书者才能理解诸葛笔的妙处。
苏轼贬谪岭南后回都城，偶然用到诸葛笔，惊叹不已，称赞诸葛笔含蓄内敛如君子一般蕴藉、宽和而有涵养。因此，他甚至把使用诸葛笔当作贬谪归来后的喜事之一：“今日于叔静家饮官法酒，烹团茶，烧衙香，用诸葛笔，皆北归喜事。”苏轼之所以如此喜爱诸葛笔，主要在于诸葛笔精妙而且传承了古法。苏轼曾说：
本朝宣州诸葛氏笔，擅名天下久矣。纵其间不甚佳者，终有家法，如北苑茶、内库酒、教坊乐。
诸葛笔自魏晋以来就已经闻名天下，讲究古法的传承，唐代的鸡距笔便是诸葛家族的典型制作，宋代又称为三副笔。又苏轼《笔说》：“近日都下笔皆圆熟少锋，虽软美易使，然百字外力辄衰，盖制毫太熟使然也。……惟诸葛氏独守旧法，此又可喜也。”可见，除了形制以外，熟毫也强调传承旧法。
宣城诸葛高所制的散卓笔，笔毫长寸半，有三分之二纳入管中，出锋部分只有半寸，这种入管深的制作效果很接近唐代有心短锋笔，与同时期笔工制作的散卓笔有较大的差异。由于诸葛笔制作水平的独特与高妙，其他笔工想模仿诸葛笔，即使用心良苦也终究脱离不了草野之气。
北宋苏轼《寒食帖》，笺本，纵34厘米、横119.5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二）黄庭坚：“试提笔去纸数寸书……诸葛笔败矣。”
对于诸葛家族的笔，黄庭坚并没有成见，评价颇为客观。黄庭坚对诸葛高三副笔颇为欣赏，称他的笔笔锋虽然用秃了而笔心依旧圆健，具有轮扁斫轮之妙。这是诸葛家族的旧法秘笈。上文已交代，对于新的散卓法，诸葛高在配毫、入管等方面的做法也非同寻常。不但如此，诸葛笔讲究信誉，不弄虚作假。黄庭坚也使用诸葛笔，可能主要用于书写小字。但是，一旦提腕书写大字，黄庭坚称诸葛笔就有问题了：
然学书人喜用宣城诸葛笔，著臂就案，倚笔成字。故吴君笔亦少喜之者，使学书人试提笔去纸数寸书，当左右如意，所欲肥瘠曲直皆无憾。然则诸葛笔败矣。
也就是说，由于诸葛笔锋短不太灵便，难于随心所欲地表现笔法的曲直、粗细。这里所称的诸葛笔或许包括三副笔以及入管深的散卓笔。三副笔属于有心缠纸法，主要适用于楷书以及小字，其笔锋的伸缩性以及表现力有一定的局限，入管深的散卓笔有同样的局限。因此，黄庭坚称诸葛笔败矣。
此处，黄庭坚暗指苏轼写字存在过于依赖诸葛笔的问题。这恰恰体现了二人择笔及书法观点上的差异。后来，黄庭坚又明确指出苏轼择笔的缺陷。他在《跋东坡论笔》里称：
东坡平生喜用宣城诸葛家笔，以为诸葛之下者犹胜它处工者。平生书字，每得诸葛笔则宛转可意，自以谓笔论穷于此。见几研间有枣核笔，必嗤诮，以为今人但好奇尚异，而无入用之实。然东坡不善双勾悬腕，故书家亦不伏此论。
苏轼对于诸葛古法笔依赖与推崇，并未得到其他书家的响应。可见，沿袭古法的有心笔一类的短锋笔已经渐渐不为人所重视了。
北宋黄庭坚《松风阁诗帖》（局部），纸本，纵32.8厘米、横219.2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二、苏、黄与散卓笔
（一）苏轼：“妄出新意，形制诡异”
对于诸葛笔的态度，苏、黄二人可谓同中有异，差异主要在于其对书写表现力的不同要求上。但是，对于新兴的散卓笔，两人的主张则大相径庭。苏轼认为新兴的散卓笔为时人好奇尚异的产物，锋软无心，形制怪异，没有实用价值。他形象地将当时虚锋涨墨的笔比喻为肥皮馒头。当时散卓笔技法尚处于完善阶段，的确存在许多缺陷。其中虚锋涨墨的毛病，与其入管浅、出锋长的制作方法有关。苏轼认为原因就在于他们缺乏师承及严格的规范，妄出新意。此观点未免有些保守。
对于黄庭坚爱用的散卓笔，苏轼形象地批评为：用它写的字，如洒了盐的蚯蚓一般，扭曲在纸上。苏轼还常常讥笑黄庭坚所用的枣核笔形制怪异，却不实用。但是黄庭坚也不服苏轼的批评，依旧我行我素。事实上，当时使用散卓笔已经成为一种大势。苏轼在贬谪八年后回到中原，发现士大夫都用散卓笔写字。当他去市场买笔时，都是他不喜欢的那种散卓笔。这让苏轼感到懊恼与无奈。
北宋苏轼《洞庭春色赋》（局部），纸本，纵28.3厘米、横306.3厘米，吉林省博物馆藏
北宋苏轼《中山松醪赋》（局部），纸本，纵28.3厘米、横306.3厘米，吉林省博物馆藏
（二）黄庭坚：“作无心散卓，小大皆可人意”
与苏轼相反，黄庭坚对于无心的散卓笔却赞赏不已。当苏轼批评他用的枣心散卓笔时，黄庭坚自我解嘲称这是徐偃笔，有筋无骨，名不虚传。这段诙谐的答语表明了黄庭坚一意孤行的态度，同时也说明黄庭坚用的散卓笔瘦长而且虚锋，较为柔软。
《山谷题跋》记载了一段关于笔工吴无至的故事。吴无至是晏几道的酒客，喜欢谈论人物，言行似酒侠。后来，他在晏丞相园东做笔。黄庭坚曾经多次同他饮酒，并称赞他所制的无心散卓笔，不管大小皆能尽如人意，并将自己比作吴无至的知音。黄庭坚称，尽管当时都城的笔师非常多，但是能制作可以写小字的枣核笔，没有倒毫破坏笔锋而且又能宛转如意的笔工，大概只有诸葛高、李展、侍其瑛。无心枣核笔属于散卓笔。
尽管制作散卓已经成为一种潮流，但是许多笔工的技术并不成熟。黄庭坚推崇诸葛高、李展、侍其瑛等少数笔工，称赞他们的毛笔宛转自如，选毫精到。黄庭坚尤为推崇秀才侍其瑛的枣心笔，因其含墨能力强而且圆健。黄庭坚指出制作无心散卓笔难度很大，关键在于心灵手巧。
除了新兴的散卓笔，黄庭坚还尝试使用羊毫笔，这表明他择笔时似乎有一种“趋软”的态势。他试用张耕老羊毛笔后称赞不已，并且夸奖它“无心为朴”，与鸡距笔相比具有自身的优势。
择笔上的不同，对于苏、黄二人书风的影响自然不可忽视。苏轼书写时单勾执笔，用笔侧卧，类似于握钢笔的姿势，这对笔头的长度必然有一定的限制，所以他爱用诸葛短锋笔。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之下，苏轼书法用笔多取侧势，字形扁肥，形成深厚朴茂的风格。
黄庭坚择笔的习惯对他的书风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黄庭坚喜欢双勾悬腕而书，笔头自然不能太短，否则不利于左右挥洒。据分析，黄庭坚的《经伏波神祠诗》、《松风阁诗》以及其草书《诸上座草书卷》、《廉颇蔺相如传》等作品面貌的形成，与他喜欢的瘦长笔锋或羊毫笔颇有关系。黄庭坚作书在用笔过程中伴有微小的摆动，与苏轼浑厚的线质差异非常明显，可能也正由长而偏柔的笔锋所造成。尤其是其竖画或撇画的收笔部分，往往带有波动，更应当是苏轼所称“著盐曲蟮”、“虚锋软熟”之瘦长锋笔触所为。
总之，苏、黄择笔上的分歧正是北宋毛笔形制变化的重要体现。在古代毛笔发展的流变中，北宋是毛笔形制发展、变化的重要时期。这种变化不但对苏、黄的书风具有重要的影响，对宋代以后书风的发展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北宋黄庭坚《诸上座帖》（局部），纸本，纵33厘米、横729.5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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