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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能忘了你是谁？
——追忆李敖先生
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刘长乐
有时，我们很难真正看清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天分极高、文笔一流、每每让人拍案惊奇的人物。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近距离驻足，往往会在不经意间发现他悄然隐身的另一面，往往会超越日常的局限，来到心灵的水面，感知生命的真相。
2018年3月18日10点59分，李敖先生辞别人世，终年83岁。虽然知道这一天早晚要来，但仍禁不住悲从中来。
2017年2月间，李敖先生因左脚行动不便就医，竟发现罹患脑瘤，所幸为良性。这个不幸的消息为我们留下一线光明，为善良的愿望留下了想象的空间。乐观的李敖还策划了“再见李敖”的节目，希望与家人、友人、仇人做人生中最后一次会面，谈谈如何相识，如何相知，如何相爱又相杀。
然而进入5月，先生因放疗引起急性肺炎入院，不久后出院，旋即又再次入院，并直接报了病危。我得知情况后，准备紧急赶往台北探望。但先生得知后，却不同意，大约是不愿让我看到他浑身插管的样子吧。他让儿子李戡拿出纸笔，写下“长乐吾兄”四字，李戡怕累到他，不让他再写，用电话告知我这一切。先生想说的，我都明白，惟有双手合十，向台北的方向遥祝平安。
先生果然是生命力超级顽强之人。一周后，炎症消失，撤掉了呼吸机，护理师让他说出自己名字，他居然有心情开玩笑说，“我叫王八蛋”，让人忍俊不禁。大家想起了先生那句恶作剧般的名言：“我骂人的方法就是别人都骂人是王八蛋，可我有一个本领，我能证明你是王八蛋。”难怪先生的好友陈文茜感叹他是“九命怪猫”。
11月，我们赴台看望先生，被允许穿上严实的防护服、戴着大口罩进入病房。先生睁大了眼睛，紧紧拉住我的手颌首微笑，但他嘴里的话，却有些含混。先生有一种雅好：收藏不同年代的万宝龙钢笔。这种笔制作精美，书写流利，被尊为笔中“大师”。我过去见他，常会带这样一支笔当见面礼。而先生此人，讲究不欠人情，这次收下钢笔，下次回馈字画，相互馈赠成为我们的一种情谊。甚至有一次，他高调回赠我一幅明代书画大家董其昌的书法，给了我意外的惊喜。这一回，为了鼓励他缠斗病魔，我特意挑选了一支万宝龙毕加索限量版金笔当礼物送给他。先生看到这支笔，双目放光，握在手里用力挥了两下，似乎在表达对我们这份情意心知肚明，要坚强面对眼前的一切。
2018年3月初，听说先生病危，我因公务在身，委托妻子前往台北李敖家中问候，心中已然知晓先生距离大限之日不远矣。
俗话说，天妒英才，造化弄人。先生是凭借自己的脑力安身立命，傲立于文学之林的，但疾病恰恰对着他的脑子下手。现代科学认为，世界上没有技术办不到的事，要延长人的寿命，并不需要等到耶稣再次降临，只要有科技专家就够了。然而，眼前的事实是，哪怕是身体里的某一部分细胞给你捣乱，你就会束手就擒。人就这么局限，这么无奈。任你如何豪情万丈，思接千载，任你如何狂放不羁、神采飞扬，自信人生五百年，也奈何不得一个小小的细胞。
想到此处，更觉得我们应当在还能主宰自己的身体和意志时，学一学李敖先生的活法：“做自己认为自己做不到的事，做别人认为自已做不到的事”。“凡是不了解的现象，我总是勇敢地迎着它走上去，不让它吓倒。我高高地站在它的上面。”
无论怎么看，先生都算得上20世纪30年代那批中国文化大师的一缕余脉。早年，先生认定胡适是真正的文化旗手，他说：“先一代的蛟龙人物，陷在这个岛上的，我看来看去，只有两个人够格：一个是胡适，一个就是殷海光。”殷海光，是台湾《自由中国》的创办者，名声如日中天，但李敖认为自己很快会超过此人，而胡适却如大海，要浩瀚丰富得多。胡李二人第一次见面时，胡适笑称，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意思是我胡适自己写的东西都忘记了，你却如数家珍。先生颇为得意地认为：胡适“显然把我看作北大系的一个传人”。
先生曾经就读于大陆和台湾的名校，国学底子厚，大陆情结深，是知名的文坛怪杰。他身上有一股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威武不能屈的傲岸之气，不向权势屈服，不向官府献媚，坐牢也罢，查禁也罢，就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因为反抗国民党的党禁和对言论自由的打压，他几次坐牢。他更痛恨“台独”，他的名言是“不能因为五十年的分歧，割断了五千年的文化”。
先生博闻强记，著作等身，被称为国学大师、历史学家、时事批评家、诗人，自誉为百年来中国人白话文写作“第一人”。《李敖大全集》共80册，3000余万字，内容包括小说、散文、杂文、历史研究、文化研究等，可谓巨笔如椽。他“以玩世来醒世，用骂世而救世”，100多本著作竟有96本被禁，创下历史记录，被西方传媒称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批评家”。
先生口才一流，形象俊朗，在台湾多家电视台主持过10档电视脱口秀节目，他敢爱敢恨，嬉笑怒骂，口无遮拦，妙语叠出，从不按套路出牌，却屡创收视率新高。不过也因为他的“毒舌”，被抨击骂过的各色人等超过千人，为电视台惹上官司。
我结识先生，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虽然当时凤凰卫视刚刚开播，但我与先生神交已久，缺的是一个时机。正巧，我与凤凰《时事开讲》的评论员曹景行一起到台北，他介绍我与先生见了面。记得当时先生见面就调侃曹景行：“你老爸曹聚仁我比不过，因为他发表的东西有4000万字，但是他没有我写得好。”
我们与先生的第一次合作成果是《李敖有话说》（2004年3月-2007年1月），开创了大陆第一档由一个人主持的电视脱口秀。那时候，由于先生快意恩仇，经常由着性子指东骂西，台湾的电视台与他合作没有超过一年的，连他自己都悲观地说，我做节目如同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走到哪儿算哪儿。对于凤凰卫视来说，《李敖有话说》节目风险极大，两岸关系敏感，一旦涉及言论底线，覆水难收。因为有风险，广告商不愿投，这个节目连续三年没有一分钱的广告。但是，我们觉得先生是中国文化之中一个标志性的符号，一个可以沟通两岸的重要人物，其作用无人可以替代，因此，有风险也要上，有压力也要扛。
《李敖有话说》一做就是735集，先生非常敬业，摄影棚里热浪蒸腾，一次录影要汗湿几套衣服，但他从未叫苦，从不因为年龄关系而推卸工作责任。当然，也多次发生过拧着劲儿干的事情，有时，他故意录一些让人头疼不已的节目，要求必须播出，否则就让你们开天窗。每当这种时候，都是我出面协调，好言相商。有一次，先生甚至说出“我与凤凰情缘已尽”的话，我却告诉他，我们交朋友，讲究长远，讲究情义，讲究担当，您想“翻儿”，我们不跟您“翻儿”。
我们的态度，感动了先生。有一次，他在节目中说：“在我们的祖国，有一个人为了我吃了不少苦头，他的名字叫作刘长乐。”“可是，我一点都不可怜他，什么原因呢？我们这种人，为了一个理想的实现，牺牲别人在所不惜，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
我想，牺牲就牺牲吧，没有胸怀，怎么能让政治观点尖锐对立的两岸真正实现文化交流呢？通过这个节目，大陆党政军商和知识精英得以深度了解台湾，对台湾的社会真貌有了总体把握，领悟了两岸交往的玄机。
我一直相信，文化交流能产生文化奇迹，能跨越政治藩篱。为此，凤凰卫视策划了大型电视行走系列节目--“李敖神州文化之旅”。2005年，我先后多次拜会先生，与他探讨重回大陆的可能性。先生开始一口回绝，但我的理由也充分：很多从大陆出去的文化大师，如胡适、钱穆、林语堂、于右任等，最后都没能再回自己的故乡。如果您能回来，不仅了却自己的心愿，也能让整整一代人圆梦。
永远的乡愁终于打动了先生，从2005年9月19日到30日，先生与凤凰卫视共同开启“神州文化之旅”，走访北京、上海、香港三大都市，在北大、清华、复旦三所大学演讲，参观三地著名景观。这一趟，先生尽享一个学者的殊荣，所到之处，记者蜂拥而至；举手投足，相机快门咔咔声连成一片。他的演讲一票难求，在北大，因为学生过于拥挤，先生一度被人群推着“漂移”出去好远，幸无大碍。为了欢迎这位漂泊一生的游子，故宫拿出了稀世珍宝《韩熙载夜宴图》、《三希堂法帖》，《伯远帖》，国家图书馆让他“深入”地下二十多米深的地库中看了敦煌卷子。为了让他圆梦，我们陪他走访了北京新鲜胡同小学、北京四中、上海市东中学，他在这三个学校读过书。当看到自己童年时的老师时，70岁的先生口喊恩师，单膝跪地，紧紧握住老师的手，呈上半个世纪的思念。
还有一个特殊的故事，我一直没有对外讲过。先生写作，是典型的“独行侠”，没有文字助理，也不用电脑，书稿、演讲稿、札记、节目串词，全靠夜晚一个人爬格子，每天都忙到深夜。那次，当他来到上海，准备复旦大学的演讲稿时，疲劳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了，但他仍像往常一样，应付完记者和仰慕他的粉丝，独自一人关起门来写稿。第二天，我去请先生吃早饭，一推门，见他和衣躺在沙发上。我问，什么情况，怎么跑到这儿来睡？先生的脸一下子红了，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一样。他告诉我，昨晚累过劲儿了，黎明前才睡下，结果很不幸，尿床了。我看到，他用一块浴巾铺在床上做掩饰。于是，我们相视哈哈一乐，算是解嘲，但内心里，确实佩服这位老者精进奋斗的顽强与拼搏。
56年没有出过远门的先生，第一次坐上飞机的头等舱时，空姐把他的座椅打开，示范如何躺下，先生看得愣住了，口中喃喃道：嘿嘿，我简直就是一个“老土”。下飞机走上电动滚梯，他又问：“这是什么东西？”我只好回应，“这东西是为了让你走路省点劲。”
先生用一个喜剧细节，结束了为期12天的“神州文化之旅”：他在香港机场发现迎面站着一位漂亮空姐，便满脸堆笑上前招呼，走到跟前才发现是一张真人大小的相片，不禁哑然失笑，侧身揖别。
李敖，这个发誓不离开台湾的“大陆人”，这个永生难忘大陆的“台湾人”，终于回家。这是文化人对“文化原乡”的认同，这是海峡两岸对一个中国的认同。
先生的好友陈文茜说，李敖“一直被埋没了，一直要等到70岁，人书俱老，这位天才才在奇特的两岸氛围下，站上了没有人可以否认的历史舞台。”
此后，我们又两次陪同先生来大陆，一次是2010年8月到上海参观世博会；一次是到广州黄花岗寻访七十二烈士墓。
抵达上海时，是一个大雨滂沱之夜，先生对记者说，“我最期待的是世博会的中国馆，因为我爱中国。”先生到台湾馆参观后说：“台湾只是全世界的五千分之一，虽然我们很努力，但对于整个世界而言我们很小，如果想要它变大，就要承认它是中国的一部分。”
先生还参观了中共一大会议旧址，看了17岁的邹容写的《革命军》手稿，还有28岁的毛泽东参加会议时的蜡像。先生说，为了救国，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今天的机会，我们要珍惜。
先生还特意去杭州参观了藏于浙江博物馆的《富春山居图》。他告诉人们，“我为什么这么有兴趣呢？除了艺术的纵深，还有象征性的目的，就是经过乱世，这幅画能让两岸合在一起，当然有会心一笑的故意。”
2010年11月，我们陪同先生参观了广州的黄埔军校旧址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1911年，孙中山与同盟会骨干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失败，散落的烈士遗骸被收殓安葬于此地。先生虽然是第一次来到此地，但在学术上已经对这里进行了丰厚深入的考察，他随身带了自己的新作《七十三烈士》，称自己想写这本书想了50年。
让我们特别感恩的是，先生在《富春山居图》合璧展时的鼎力相助。《富春山居图》是元代画家黄公望的作品，被称为中国山水画的巅峰之作。该画于清朝顺治年间遭遇火焚，断为两段。前半段《剩山图》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后半卷《无用师卷》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300多年来，两卷始终不曾谋面。为了名画“合璧”，我和凤凰的同事奔走于两岸之间，见了无数人，说了无数话，只求好事成真。而先生为了帮助我们，亲赴浙江省游说，那种让两岸合在一起的诚挚话语，最终打动了官员和学者。
2011年6月，“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在台北故宫开展，先生到场讲话，感叹一张名画历经乱世、人祸、火焚、剪接，终得重聚。紧接着，他又在台北做了一场人文讲座。他说：“有一个有心人，在6年以前就告诉我，要把海峡两岸的图合在一起。这个人就是凤凰电视的总裁刘长乐。当初他跟我讲的时候，我还以为他说笑话，因为推动这个案子非常难。现在经过千辛万苦，两个图合并了。如果《富春山居图》有灵魂，361年以后它会怎样想？会'惊知己于千古'，惊叹在百年以后遇到了知己。同时可能隐含了一个象征，政治氛围把海峡两岸分开了，可是这张名画居然能够珠联璧合，也把两岸合在了一起。”
先生的历史高度，使人们感知文化瑰宝的同时也反思战乱与分离的悲情与教训。
与先生接触多了，得知他是一个惜时如金、拼命工作的人。他告诉我，多年来他的工作时间是“白加黑”“五加二”“夜总会”“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没保证”。他对自己的要求是一天至少写3000字，从早写到晚，累了困了，就躺在书房的地上睡一会，如果因为有事没有写，那是一定要补上的。有时感到口渴了要喝口水，才发现上下嘴唇都粘住了。他外出读报，看到有用的资料，一定要立刻撕下来，夹在上衣口袋的小本子里。他说：“我看到有用的资料，立刻要把它变成自己的白纸黑字，如果写的时候再去查资料，那一定就跟着资料走了。”那个上衣兜里的小本子，也是他的宝贝，有时与你说着话，突然就不吭声了，掏出小本，低着头写上一阵，才如梦初醒般问：“刚才说什么？”
这样的治学精神，成就了他的人生。
对自己的家人，先生表现出他性格中深情、细腻的一面。在清华演讲时，他儿子李勘和小女儿李谌的名字写成纸条，贴在讲桌上，提醒自己要介绍两个孩子，让他们感受父爱的温情。在故宫参观时，他一路拉着儿子的手，细细讲解。
他解嘲说，我把儿子、小女儿带来见识这个场面，是因为他们在家老欺负我，这次给他们看看，你家老爸蛮吃得开的。我女儿四岁就是共产党，到我面前眼泪汪汪地说，妈妈骂我，我不喜欢妈妈，爸爸我喜欢你，你抱我。这就是共产党，为什么？“妈妈骂我”是叙述情况，“我不喜欢妈妈”是划清界线，“爸爸我喜欢你”是展开统战，“你抱我”就是提出要求。她有点胖，我跟我太太商量好，不让她多吃。有一天晚上，我看到她开冰箱偷吃东西，我也不敢骂她，上楼告诉她妈。女儿跟我就“翻儿”了，说你不是男子汉你告密；你70岁了你是老头；你墙上挂着裸体女人你是色情狂。你看，就这么点东西没吃到，她就翻脸宣布我三大罪状。
李戡到了上大学的年纪，父亲有意让他到北京读书，于是他在高考后放弃了台大的录取书而转投北大。李戡说，我的父亲李敖以未念北大为憾，我愿我能超越分割了六十年的海峡，振翅高飞，给台湾留下片羽，为祖国闪出吉光……
李戡被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录取后，我们知道他人地两生，委托凤凰的工作人员提前为他安排吃住，四年间一直保持联系，并介绍他到凤凰资讯台去实习。面对儿子的表现，先生说：“儿子比我可怕，我只会越来越老，他会超越老爸，指日可待。”逮谁骂谁的李敖大师，终于在儿子面前服软了。
2016年，先生在美国读书的小女儿李谌也到凤凰卫视香港总部实习，自称见了世面。
李敖先生虽然自称是一只猛虎，但也有舐犊之情，其用心之细，用情之深，让人感动。“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先生就是这么一个人。
生离死别，刹那就是一生。
筑文为冢，纪念不舍得走散的人与事。
3月19日，我们来到李敖先生的书房，却见人去楼空，唯有书海留香。满墙满地堆积如山的书籍与资料里，有不少贴着标签，划着重点，折着书页，保持着工作状态，但它们等待的主人却已经远走。墙上的一帧照片上，先生竖起一根手指，放在唇边--李敖今天没话说。
在台北第一殡仪馆，我们见了先生最后一面。先生面容安详，肤色白净，头发基本上是黑的，显得比常人年轻。先生青春不老的秘诀在于学无止境，创作无止境，奋斗无止境。他70岁后开始用英文写作，80岁后还有一年写一本书的高产状态。奋斗的生命永远年轻，这是我告别先生时的感慨。
这天台北的傍晚，云淡风轻，华灯绚烂。
在举首可望的天空，晚星月影的远方，仿佛有先生的声音：对人生，我有某种程度的悲观。《新旧约全书》有一段说：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死”。我告诉你，我随时会骑上灰色马，再见！
在低眉思忖的故乡，红墙金顶的归处，仿佛会有先生的歌：不看你的眼，不看你的眉，看了心里都是你，忘了我是谁。
可是，我们怎能忘了你，你文字的光芒，你思想的力量，你语言的魅力，会穿越时间的引力，固执地飘至我们眼前；你自在独行的勇气，你悲天悯人的情怀，你犀利幽默的气质，会穿越空间的距离，顽强地让我们想起。
李戡说过，陈文茜和刘长乐是爸爸最重要的两个朋友，前者是知己，后者是伯乐。最重要的朋友，又怎能相忘于江湖呢？
生命不死，循环往复。就如时钟，转了一圈，总会再回来。
这个世界会一直等你。
再见，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