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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仅在于我们如何研究过去，更在于我们如何研究时间本身。
在前工业时代，人们认为时间就是轮回，工业时代的到来，彻底摧毁了前工业文明，时间成为一种无限存在；现代人“不仅把时间划分得非常精确和标准，而且把时间置于一条直线上，一头可以无限地回溯到过去，一头可以无限地延伸到将来”。时间诞生的过程也是理性诞生的过程。人类因时间意识的复苏而走向启蒙。机械钟的出现，在西方世界引发了人类史上最重要的一场启蒙运动。
小说《围城》以一座祖传的老钟结束，它慢了整整5个小时；“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实际上，钱钟书先生用西洋钟对旧中国做了一种隐喻。
一
400多年前，当利玛窦带着《圣经》和机械钟来到中国时，中国人只接受了后者。“西僧利玛窦做自鸣钟，以钢为之，一日十二时凡十二次鸣，子时一声，丑时二声，至亥时则其声十二。”这个能自动鸣响的神奇之物“把所有中国人惊奇得目瞪口呆”，因为它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人看到过、听见过或者想象过的东西”，用张岱的说法就是“秘不知其术”。
早在“船坚炮利”之前，钟表和历法作为现代文明的预言者就已经深深地震动了一些中国传统知识分子：
自鸣钟、时辰表皆来自西洋，钟能按时自鸣，表则有针随晷刻指十二时，皆绝技也。今钦天监中占星及定宪书，多用西洋人，盖其推算比中国旧法较密云。洪荒以來，在璇玑，齐七政，几经神圣，始泄天地之密。西洋远在十万里外，乃其法更胜。可知天地之大，到处有开创之圣人，固不仅羲、轩、巢、燧已也。（明·李绍文《云间杂识》)
事实上，就连中国人自己或许都已经忘记，早在500年前，中国就已经制造出了准机械钟——水运仪象台。它在机械结构上采用了中国传统的水车、筒车、桔槔、凸轮和天平秤杆等原理，集天文观测、天象表演和报时三种功能于一体。报时装置为一组复杂的齿轮系统，齿轮系从6个齿到600个齿不等，其锚状擒纵器是后世钟表的关键部件。这台仍带有水钟色彩的机械钟每25秒落水一斗，每刻钟转一周，一昼夜转96周，每日误差不到20秒，其精确性直到惠根斯发明摆钟才被打破。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据此认为中国人最早发明了机械式钟表，“苏颂的时钟是最重要最令人瞩目的。它的重要性是使人认识到第一个擒纵器是中国发明的，那恰好是在欧洲人知道它以前600年。”苏颂在《新仪象法要》中绘制了50多幅机械传动和零部件的透视图和示意图，成为世界最早的机械制图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水运仪象台包括齿轮系统全部为铜制结构，当时中国的金属加工技术可见一斑。
“在18世纪，钟表和有发条装置的玩具成为欧洲人与中国朝廷打交道时最宝贵的通用物品。”利玛窦给中国带来了机械钟，但也仅仅是带来了机械钟，并没有引发人们关于时间、机器、理性等观念的改变。在很大意义上，“西洋钟”极其中国地成为权力的象征。“尚未进入近代社会的封建中国没有把时间知识看成是人们应有的一种权利，时间属于当权者，由他们来报时辰，个人拥有计时器则是一种罕见的特权。”
宫廷作为传统政治的主要现场，其最大特点是神秘。机械钟的到来，很快就取代了传统的漏刻；与漏刻相比，机械钟更容易普及和携带。这虽然削弱了时间的神秘性，但却丝毫未能削弱时间权力本身。在所有时间的中，只有皇帝的时间是正确的，这就是时间的权力。乾隆时代的权臣傅恒为了准确掌握时间，不仅家里四处放着钟表，而且让每个仆从都在腰间悬挂钟表，以便互相印证。有一次，他根据自己的时间从容上朝，却发现乾隆比他先到，“乃惶悚无地，叩首阶陛，惊惧不安累日”。百年后的袁世凯曾有名言：“这普天之下，只有太后一个人的表是准的！”
二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社会底层，对各种新奇的奢侈品憎恶至极，曾有人进贡给他一个精巧的水钟，竟被他砸碎。《明史》记载：“明太祖平元，司天监进水晶刻漏，中设二木偶人，能按时自击钲鼓。太祖以其无益而碎之。”相比之下，清代皇帝大都衷情于西洋钟，尤以康熙、乾隆为最。康熙写过很多诗，均以《咏自鸣钟》为题，其中一首写道：
法自西洋始，巧心授受知。轮行随刻转，表指按分移。
绦帻休催晓，金钟预报时。清晨勤政务，数问奏章迟。
在康熙时期，一个自鸣钟需纹银5000两。物以稀为贵，昂贵的机械钟因此成为一种用来炫耀权力和身份的理想媒介。为了迎合中国人，这些进口的西洋钟外面，一般都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楼台亭阁塔造型；其机械装置的重点也不在于时间，而是驱动造型中的人物或者动物做出各种机械动作。对前现代的中国人来说，时间的现实意义并不大，人们购买“自鸣钟”多半只是为了听布谷鸟的叫声。据说有一批西洋钟表运到中国后，因为质量问题而“默不作声”，洋商吹嘘说：“布谷鸟”只有在谷雨时节才“婉转而鸣”。中国士绅更以为神奇，竟趋之若鹜。
中国从来不乏能工巧匠。18世纪之后，中国生产的山寨钟表几乎可与英国钟媲美，而价格只有其三分之一；只是这些中国钟表都有一颗外国的“心”，因为他们唯独仿制不了最核心的发条。事实上，即使比洋钟走得更准，中国人还是宁愿拥有一只不准的洋钟——昂贵是“身份”的重要来源。在《红楼梦》中，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最惊异的莫过于惊醒她的那只挂钟了。对权力来说，欲望只有囤积才可以治愈。当他买了一只钟表后，那么他就会买一屋子钟表。这些钟表一般都没有机会正常运行，它们只是被用来看的，看它的金玉其外的外型和做工，唯独不是“看时间”。贪官和珅被查抄的清单中，包括大自鸣钟19座，小自鸣钟156座，桌钟300座，时辰表80个；最神奇的是，他有一件衣服，上面的纽扣“竟然是用几十个小巧的金表做成的”。
黑格尔说中国是“没有时间的国度”，但这并不妨碍一个农业中国成为前现代世界最大的钟表市场之一。当时的中国阔人买钟表都是成双成对地买，这让西洋蛮夷大惑不解。拥有两只钟表的好处是，可以知道那只表走得更快；坏处是，不知道哪只表走得更准一些。但对一个成功的中国人来说，他虽然不知道现在是几点，但知道自己有几对表。用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的话说，“帝国只是喜欢将成百成百的钟表、手表收藏起来，而根本没有想到应当把这些钟表、手表所蕴含的技术推广开来。”杨联陞先生有一段评论说：“现代的西方人有时批评中国人在日常事务上缺乏时间观念。但是应该记住，在机器时代以前，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没有特殊的需要去注意一分一秒的时间。传统对勤劳的强调及遵守作息时间表的习惯，大概有助于中国这一个长久的帝国的维持，而这些因素无疑地将会证明有助于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三
同样一个钟表，在西方是制造时间的机器，在中国则跟花瓶或鼻烟壶没什么区别，不过是权贵的“玩意儿”。“至于一切矜奇兢巧，如指日捧牌、奏乐、翻水、走人、拳戏、浴骛、行船以及现太阳盈虚、变名葩开谢诸巧法，只饰美观，无关实用，豕近乎奇技淫巧之嫌。”最著名的“玩意儿”为英国钟表匠威廉森制做的一台自鸣钟：木雕方形底座，上部四层亭阁，内有一位机械木偶，单腿跪地，一手扶案，一手执笔；启动开关，写字人便在面前的纸上写下“八方向化，九土来王”八个汉字。这台自鸣钟每每令乾隆龙颜大悦。
从康熙、雍正到乾隆，个个都是“崇洋媚外”的钟表囤积狂，这与欧洲国王对中国瓷器的贪婪如出一辙。早在顺治时，宫廷就设有专为皇帝制西洋钟的造办处；康熙时又设自鸣钟处，技师达百余人，其中不少都是重金延请的欧洲机械师。
即使这些技师每年造出很多钟表，钟表仍是最重要的进口贡品。乾隆时代的宫廷中“充斥钟表、钟乐器、发条自鸣钟、风琴、地球仪以及各种各样的天文钟，总共有4000多件，都出自巴黎和伦敦能工巧匠之手”。乾隆二十一年（1749年），传谕两广总督李侍尧，要其“不惜代价再觅几件大而好的洋钟贡进”。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两广总督李侍尧进贡“洋镶钻石推钟一对，洋珐琅表一对，镶钻石花自行开合盆景乐钟一对”；广东巡抚德保进贡“乐钟一对，推钟一对，洋表一对”。从乾隆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1780-1783年），每年由粤海关进口作为贡品的自鸣钟都在130件以上。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粤海关进口的自鸣钟和时辰表等共计1025件。不完全统计，整个乾隆时期，进贡给皇帝的钟表超过2700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西洋钟基本都是英国制造。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国派出公使正式访问中国，这是当时世界两个最大帝国间的首次互访。为了这次跨越半个地球的东西方约会，马戛尔尼如同传说中的圣诞老人，带来当时英国最好的礼物——代表工业时代的科学仪器和机械设计，总共包括天体仪、地球仪、反射望远镜等29种。但在天朝的权力精英眼中，这些形制古怪的洋玩意儿只是一些粗制滥造的“贡品”和“玩好”。“中国官员并不问这些礼品有什么用；重要的是，一件也不能少。”为了向英国蛮夷炫耀天朝上国的各种奇器珍玩，乾隆特意开放了所有馆藏，果然令马戛尔尼自叹不如——
余如地球仪、太阳系统仪、时钟、音乐自动机以及一切欧洲所有之高等美术品，罔不俱备……于是，吾乃大骇，以为吾所携礼物，若与此宫中原有之物相较，必如孺子之见猛夫，战栗而自匿其首也。然而华官复言：此处收藏之物若与寝宫中所藏妇女用品较，或与圆明园中专藏欧洲物品之宫殿较，犹相差万万。吾直不知中国帝王之富力何以雄厚至此也。
（本文节选自《现代的历程》第一章。今日当当5折特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