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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估值最高的独角兽——蚂蚁金服，为应对央行“金融控股”试点新政，被传进行了“调整”。据外媒彭博社报道，蚂蚁金服调整业务涉及小贷、银行、保险、金融云、风控等业务。
8月4日，投中网就“金融控股”试点一事向蚂蚁金服求证，对方回应称：“蚂蚁金服已经设立独立团队研究金融控股公司的相关要求，并积极参与征求意见。我们认为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有利于普惠科技金融的发展，我们会与监管机构共同积极推进金融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
万亿估值，面对突然而至的新政，蚂蚁金服在资本市场的期许会打折扣吗？
1、支付宝雏形显现
2003年，在国内互联网史上，是极为有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是互联网进入中国的第16个年头，搜狐、网易、新浪等门户网站风生水起，以通讯为主业的腾讯，搜索为主的百度，游戏为主的盛大崭露头角。
也是这一年，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站——淘宝网正式上线。也是这个时候，在eBay的威胁下，支付宝雏形初现。
那个时候，互联网在中国刚刚起步，中国C2C电子商务市场全行业交易额只有11.6亿元。
依据IDC技术顾问公司的预测，中国互联网用户预计正在以百分之十八的综合年增长率，到2007年将增长至1亿5400万。
那时候，电商市场还是一片蓝海。
在这样的市场体量诱惑下，eBay意欲扬帆进入中国。这引发了马云的担忧，他认为eBay“入侵”，势必与阿里巴巴争夺大宗批发业务。为防止这种局面的产生，马云当机立断创办淘宝网，与eBay展开正面交锋。
意想不到的是，淘宝网创立之初就极为活跃，大量用户在上面发帖，咨询业务，极其热闹。遗憾的是，唯独没有交易产生，这违背了淘宝网创立的初衷。
习惯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用户，在短时间内，没能接受这种隔空交易的新模式。买方不愿意先付钱，卖方不愿意先发货，双方谁也不信任谁，很难产生交易。如何解决信任问题，成为当务之急，它关系着淘宝网的生死存亡。
最早负责这件事的是1996年加入中国黄页的孙彤宇（他是2018年卸任蚂蚁金服董事长席位的彭蕾的老公），为了解决信任问题，他研究过国外同行PayPal的支付方式，也曾想过模仿腾讯的Q币做淘宝币，但无疾而终。
直到他发现，所有的卖家与买家最担心的问题实质上是资金安全的问题时，灵感乍现。只要能够保证资金的安全，淘宝网就能产生交易，于是，他想到了担保交易模式。
买家在下单之后，先将钱打入淘宝网在银行的对公账户，淘宝网收到付款信息后，通知卖家发货，买家收到货物并确认收货时，淘宝网将钱打给卖家，这个简单的担保支付流程，就是今天支付宝的雏形。
支付宝上线之后，很快便有了第一笔交易，卖方是在日本留学的一个学生，买方是西安大学的一个大学生，商品是一台九成新的富士数码相机，整个交易过程极为曲折。
因为信任问题，买方临时要求退货，反复纠结，后来在淘宝工作人员近两小时的说服之下，淘宝网的第一笔交易诞生了。
谁能想到，艰难起步的支付宝会在数十年之后，以12万笔每秒的速度超越全球支付巨头VISA。
事实上，支付宝推出之初，并没有迅速流行。截止到2004年，马云决定正式启动支付宝后，担保交易也并非淘宝网的标配，部分买卖双方仍然选择银行转账，货到付款等方式。
直到2005年7月，为了吸引更多的商家及用户，支付宝正式推出“你敢付，我敢赔”的支付联盟计划，并将其扩散至所有由支付宝提供支付服务的网站上。
当70%的商品交易选择担保交易时，淘宝网下决心，将担保交易变成标配。
至此，担保交易迎来爆发式增长。
基于支付宝的优势，这一年，淘宝网的市场份达到了67.3%，ebay的市场份额仅为29.1%。也因此，淘宝成为亚洲最大的网络购物平台，将曾经联合新浪、搜狐、网易等国内门户网站来封杀自己的ebay甩在身后。
2、支付宝拆分 独立运营
欢喜与担忧同步，单量上升之后，支付宝的问题来了。
一方面，支付宝早期的担保交易模式，需要工作人员对发生的每一笔交易进行详细的笔录，对买卖双方及商品信息进行匹配。这时的问题是，只要任何一方给出的信息出现问题，交易便会被迫终止。
另一方面，由于2003年，央行的大额、小额支付系统还没有形成一定规模，银行体系支付结算效率较低。一旦涉及跨行转账，则需要持卡人填写各种证明信息，任何环节的疏漏，都会导致转账出错。这导致用户使用体验不佳，放弃使用支付宝。
为了解决问题，2003年10月，孙彤宇在工商银行杭州分行西湖支行相关负责人的引荐下，见到了负责该支行电子银行业务的葛勇荻。彼时，葛勇荻正在寻求电子银行业务的施展场景。在葛勇荻看来，与电商网站合作，正是一找种全新的尝试。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支付宝与工商银行达成合作。合作方式是工商银行帮助淘宝网提供网上支付的接口，提高交易效率。
然而，新的问题出现了，一旦用户在支付过程中出现任何故障，都需要双方合力解决与沟通。而那个时候，淘宝网除客服电话之外，并没有对外的电话专线，这就需要双方见面商讨解决问题，时间成本极高。
更为糟糕的是，随着淘宝网交易量的不断增加，支付宝的转账成本亦水涨船高。同时，不断提升的交易量也给工商银行带来了新的困扰——系统压力过大。
工商银行与支付宝的解决方式是将同一卖家的信息合成一笔交易进行传递，以此降低交易量,减小系统压力。但没想到的是，后期淘宝交易量极速上升，合并交易方法完全失效。
当时，工商银行的转账流程复杂，涉及到跨行转账时，需要将转账单打印到纸质页面上，人工进行核对。无奈之下，工商银行与支付宝决定研发新的系统，打破固化的人工对账模式，直接在系统进行转账，不再经过人工核对。这个系统一做便是3年，2005年12月，系统改造完成，转账的压力得以极大的缓解。
在支付宝与工商银行共同奋战的同时，2004年12月，支付宝开疆元老倪行军、程立等人在经历敲下四千多行代码，以及数月的紧张开发后，支付宝独立的会员账户体系成功上线，虚拟账户体系正式确立。
此后，浙江支付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支付宝开始独自成长。
事实上，支付宝独立运营，早在计划之中。
2004年初，倪行军首次因为成本问题提出搭建虚拟账户时，马云就已经有了这样的念头。
虚拟账户为支付宝解决了两大难题，一是降低了支付宝的转账成本，二是减轻了银行的转账压力。但从今天看来，虚拟账户的意义远大于此，它对数据的沉淀，构成了蚂蚁金服提供金融服务的核心数据。
3、扩张中的内忧外患
业务越做越顺的支付宝，将拓展更多的用户作为新目标，却在扩张的过程中遭遇“内忧外患”。
从2007到2009年间，在现任阿里影业董事局主席兼CEO樊路远（曾用名樊治铭）和现任阿里巴巴首席风险官邵晓峰的带领下，支付宝走出杭州，向北京，上海，深圳，主动出击，建立分公司。但在扩张的过程中，支付宝遭遇银行不认可，快钱、易宝等竞争对手冲击。各方为了扩充商户规模，陷入价格与产品比较的混战中。
为快速赢得市场，支付宝开始为商户导流，这引发淘宝网的不满。
淘宝网方面认为，支付宝“不务正业”。那个时候，支付宝操作流程繁琐，资金安全问题没解决，导致淘宝网辛苦得来的用户，在支付环节流失。这激化了双方之间的矛盾，淘宝网一度开始引入别的支付渠道。
2010年年会上，马云怒斥支付宝烂到极点，引发用户抱怨，扬言不再使用支付宝。原本准备愉快玩耍的年会变成了反思大会。
年会后，当时支付宝的CEO彭蕾带领着支付宝8级以上员工召开了为期四天的骆驼大会，白天交流业务，晚上喝酒吃饭。大部分人喝得酩酊大醉，互诉衷肠，有不满，有抱怨，有哭诉，敞开心扉，无话不谈。
这场会议让彭蕾正视到了支付宝员工的想法和委屈。随后，支付宝暂停对外业务场景的扩充，专注于解决支付宝自身存在的支付成功率低下的问题，这便有了后来的快捷支付。
4、快捷支付的面世
除2003年与工商银行合作之外，后来几年，支付宝又以网关支付的形式相继接入国内十几家重要银行网银。用户在淘宝上购物，可以直接选择用网上银行向支付宝账户转账的方式完成付款。
但这中间的问题在于，用户在购物时需要根据所持银行卡种类，以及不同银行的要求填写各种与个人或银行卡相关的信息。流程极为复杂，且支付效率底下，一笔支付业务需要跳转多个页面才能完成，很多用户往往不知所措，最终交易失败。
发现问题之后，支付宝提出帮助银行提高网银支付成功率。但事实证明，即使在原有的支付成功率上提升至几个百分点，距离淘宝网80%～90%的支付成功率仍有较大差距，要解决问题，还需另辟蹊径。
2006年，支付宝想到与银行一起发行联名卡，命名“支付宝卡通”，用户只需要往卡里充钱，便可进行消费，省去了开通各种网上银行的麻烦。
这个想法并没有被大多银行所接受，原因在于，用户在使用“支付宝卡通”进行支付出现资金损失时，损失需要由支付宝和银行来承担，这严重刺激了对于风险极度厌恶的银行。
一番谈判之后，唯有建行为了扩充用户，愿意尝试合作。
2006年10月，支付宝与建行联合推出“支付宝龙卡”，用户只需要去银行办理该卡时，与支付宝进行绑定，便可直接进行支付，不再跳转网银。
这种模式运行三年之后，慢慢推广至全国使用，却被发现存在漏洞。用户一旦忘记向卡内充钱，交易便会失败。而据统计，虽然当时“支付宝龙卡”的活跃很高，但账户内平均余额不足500元。
随后，受信用卡“卡通”启发，支付宝与中国银行推出联名信用卡—“中银淘宝卡”，从本质上解决了卡内余额不足的问题。
此后，支付宝的成功支付率达到90%，这让支付宝意识到卡通账户的绑定模式，可以有效提高用户的支付成功率。
淘宝卡推出之后，支付宝终于度过了一段轻松快乐的日子。
渐渐地，支付宝又发现了新大陆——银行的代扣功能，并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更好的提升支付效率。
2010年7月，时任蚂蚁金服副总裁的袁雷鸣与各大银行进行谈判，希望银行能够将自己的代扣功能加进去。这样一来，用户只需要将支付宝和信用卡进行绑定，便能开通代扣付款流程，但这种做法遭到银行的反对。
银行认为，在支付过程中，只需要通过用户在银行预留的手机码对持卡人身份进行确认，风险太高，且帮助支付宝验证持卡人信息属于隐私泄漏。
最终，银行还是被支付宝所说服。但有个前提条件是，支付宝要承担所有支付过程发生的风险，并向银行提供存款或预付手续费，可以让银行提前锁定收益，同时要控制资损率。一旦资损率超过十万分之一，银行则可以随时停掉此业务。
此时，支付宝的技术完全能够撑起线上的交易量，因此并不担心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拼尽全力促进北京、上海、深圳、成都分公司与当地银行的合作。这次谈判中，就连马云也亲自出动。
截止2010年底，支付宝最先与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达成合作，给支付宝添加了代扣功能。至此，“快捷支付”正式上线，并迎来爆发式增长，这也为当下中国支付市场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5、双十一大战，艰难的技术攻坚
2010年11月11日，对于支付宝的老员工而言，是极为难忘的一天。这是淘宝举办的第二次“双十一”活动，由于在2009年已经经历过一次“大战”，且顺利度过，所有的人都低估了“双十一”可能带来的“危险性”。
大家一致认为，按照淘宝网当时的发展速度，只要支付宝每年在活动之前保留一倍的余量，就一定能够顺利度过“双十一”。
然而，到了双十一那天，突如其来的巨大交易量让所有人措手不及。
为了保证支付交易的正常进行，当天，支付宝技术团队砍掉了暂时可以牺牲的业务，封杀非关键应用，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富余的计算资源，最终有惊无险。
这一天，支付宝全天成功交易1261万笔，平均每分钟有1万笔成功交易，这是支付宝自成立以来，经历的最大的一次技术考验。
也正是这一次的考验，促进了支付宝系统的“云支付”的开始。
从2006年起，支付宝技术架构经历了三代的演变，支付宝第一代架构，没有基础架构可言，只能较好地满足小团队开发，以及业务快速试错的需求，但随着业务量上升，集群和数据库都会到达极限，导致无法运行。
为了适应未来业务发展，支付宝技术团队意识到，必须要把架构分布化，建立底层服务框架。
从2007年上半年开始，支付宝陆续用三年时间完成了整个系统的分布化，核心账务，核心交易都可以分布，这也为第三代云支付奠定了夯实的基础。
但过渡过程却并非一帆风顺，二代系统虽然把系统拆开了，但如何让新业务生长在复杂的分布式系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技术团队想到把业务进行拆分和梳理，从而将系统变成一个边界明晰的云服务平台。比如，系统里有一个支付服务平台，任何一个业务需要用到支付，直接对接即可调用该功能。
为了实现这一架构升级，支付宝又花了三年时间。
在此期间，支付宝自主研发了中间件、数据库、大数据平台，正是这个云计算的架构，支撑了近几年淘宝大促的交易。同时，也为今天蚂蚁金融云提供了基础架构。
在底层技术不断完善的同时，支付宝本身的职能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从最初作为淘宝网的一个支付工具，逐渐成长为一个真正的互联网上开放的支付平台，开始服务于互联网所有的电商业务。
但这就要求支付宝需要将系统的底层技术建立在一个新的技术之上。
由于业务量的增多，各个渠道交易流程的复杂化，研发的新构架中，底层技术平台上的功能堆砌开始混乱，系统变得难以驾驭，整个架构难以进行。
极为重要的一点是，这一年的6月，腾讯的财付通即将发布，PayPal也将正式进入中国。支付宝原计划在5月发布新系统，但就当时的情况来说，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然而，在彼时蚂蚁金服首席技术官程立的带领下，这个项目还是如期上线了。
在临近上线的前一个月，问题出现了，程立将所有之前写出的底层代码重新推翻，搭建新的构架体系，并独自一人承担平台数据的迁移任务，其他员工则负责新的架构的开发。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
支付宝三期的成功上线，支撑了支付宝2005年～2007年两年多业务爆发式的增长。
与支付宝三期对应的是账务三期。在交易过程中，支付宝需要对以往每笔交易数据进行记录，但在2017年之前，这只是记录资金的往来。
随着业务的发展，支付宝希望能够将每笔资金往来的详细交易信息进行记录，但当时支付宝的记账模式并不能做到这一点。这需要对支付宝的账目系统进行改变，且在此期间，支付宝的业务不能停。
压力更大的是，早期的支付宝系统记录了记载了用户核心的资金和交易信息，一旦系统不稳出现错误，支付宝将面临灭顶之灾。
新账务系统的发布也是一波三折，在账务三期发布后，数据出现了问题，新旧数据无法配平。支付宝的用户则在此时炸开了锅，怀疑马云携款跑路。庆幸的是，在问题发现后的几个小时后，程立把问题解决了。
2016年，当再次谈及账务三期新系统发布的事件时，程立称，如果那时系统真的出现问题，或者支付宝没有快速解决问题，就没有现在的支付宝和蚂蚁金服。
支付宝三期和账务三期新系统发布之后，支付宝终于过上了一段安稳的日子。
好景不长，2015年5月27日，支付宝遇到了有史以来最为尴尬的时刻。
当天下午，银监会网站发布了关于浙江网商银行的开业批复而在四点半左右，支付宝出现网络故障，转账、付款，手机充值等功能均不能正常运行。
这直接打脸一向对外宣称“系统安全性高，灾备能力强”的蚂蚁金服。
虽最后查清罪魁祸首是某地光纤被挖断，但外界却开始怀疑支付宝或者蚂蚁金服的金融安全能力是否真如宣传中那般强大。
此后，蚂蚁金服团队每个月都会做几次演练，通过不断的演练来锤炼自身的技术能力。毕竟，如今的支付宝已经关乎着数亿用户的资金安全，一旦发生风险，后果不堪设想。
6、余额宝的诞生
2013年初，支付宝高管齐聚浙江莫干山裸心谷酒店，谋划支付宝未来的发展战略，这就是蚂蚁金服历史上著名的“莫干山会议”。
如今，我们所熟知的余额宝、芝麻信用、网商银行等，都是在这里确立的。
这一次会议确定了支付宝未来的发展方向，也让大部分产品在后来变成了现实。
事实上，余额宝并非在莫干山会议上才被第一次提及，它甚至早于蚂蚁金服的名字而存在，而其成立的原因则需要从快捷支付说起。
彼时，快捷支付的出现，虽使得支付宝顺风顺水，但也有令支付宝不满意的地方，用户确实可以很方便的进行支付，但极少有用户愿意往支付宝账户里充钱，这就导致支付宝在银行的备付金规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增长。
因此，公司集团战略部认为，是快捷支付做死了支付宝的账户价值。而同一时间，支付宝还面临另一个问题，央行开始对支付机构的备付金进行监管。
如何能既保证支付宝账户体系的价值，又能降低备付金金额？波动小，收益稳定的货币市场基金成为了解决方案。
当时负责基金业务的祖国明开始和基金公司谈判，但大多数基金公司都想要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进行合作，即支付宝直接将备付金拿去投资基金。
不过支付宝方面认为，这样做一不符合监管规定，二失去了替客户管理保证金的意义。
一来二去，最终只有在基金界排名第九十多位的天弘基金看中了互联网界渠道，愿意进行合作。合作能谈成，得益于时任天弘基金负责电商与互联网新渠道拓展的周晓明，天弘基金的负责人与祖国明曾为同事。
2012年12月22日，支付宝和天弘基金的合作关系确立。
2013年春节后，支付宝决定正式将货币基金项目立项。与以往所经历的项目一样，余额宝的开发过程也经历了磕磕碰碰：比如，打破基金最低投资门槛100元，降低至1元；突破传统基金的申购赎回规则，做到事实消费支付等。
所有余额宝的创新及带给用户的便利，基本都在这次项目开发的过程中对传统基金的颠覆。
2013年6月13日，余额宝正式上线，上线当天用户就有几十万之多，过了几天用户便突破百万。
业绩上升的同时，余额宝也迎来了成长中最艰难的时刻，此时的“灾难”来源于三个方面：
第一，技术问题，伴随着余额宝用户三个月时间将达到1000万的增长速度，天弘基金传统的IT架构，根本无法满足用户高频率及几千万甚至上亿资金的支配，更何况当时距离“双十一”已经迫在眉睫。
第二，余额宝的高收益唤醒了民间对于理财的定义，不少人将银行的资金开始转入余额宝，这严重触碰了传统银行躺着赚钱的商业利益。
各家银行开始抱团取暖，相继调低支付宝快捷支付的单笔限额和日累计限额，声称按照余额宝目前的用户量，一旦遇到集中赎回，便会有流动性风险，并质疑余额宝是否有向消费者充分进行风险提示。
与此同时，支付宝的战略合作伙伴工商银行也开始翻脸，称快捷支付一直处于“违法”状态，银行为此承担了法律风险。
更为糟糕的是，彼时高调的余额宝也引起了监管层的注意，2014年3月14日上午，央行发出《关于暂停支付宝公司线下条码（二维码）支付等业务意见的函》，其中有两条核心内容：一是暂停二维码支付业务；二是暂停虚拟信用卡。
这对于蚂蚁金服而言，无疑是致命的，它几乎限制了支付宝所有的支付功能。
虽然在后来，这些问题都被一一化解，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次的动荡，几乎将支付宝置于死地。
据称，当时为了能够让支付宝活下来，马云虽一面公开发文进行质疑和声讨银行没有伤害用户支配自己资金的权利，但私底下却也不得不一一拜会几大行的董事长，努力修复双方的关系。
手持牌照，却时时被他人扼住命运的喉咙，这种感觉并不好受。
2014的灾难虽在一定程度上对余额宝的成长形成了冲击，但也促进了支付宝和阿里巴巴更加成熟的认知互联网金融。
7、生死攸关的时刻
2012年9月，面世一年的微信，用户数突破两亿，其中日活一亿，且用户还在不断增长。
而彼时的支付宝仍然处于网页端的状态，这导致截止到2013年9月，支付宝也只有几百万的日活。
微信的出现，无疑加剧了支付宝的危机感，但也从根本上加速了支付宝从网页端迁徙到无线端的进程。
事实上，在此之前支付宝并不是没有想过无线端的尝试，那是在2010年。只不过由于当时的用户还没有养成无线端的使用习惯以及支付宝本身还是基于支付工具的定位，导致进程缓慢。
微信的突起，使支付宝意识到无线计划不能再拖了。
2013年春节后，支付宝决定背水一战，all in无线（all in在德州扑克里意味着全部下注）。
为了加快项目进行速度，支付宝北京分公司的无线团队回到杭州，与杭州团队一起闭关。
三百多人挤坐在墙上挂满诸如“不疯魔不成活”、“要么生，要么死，再不拼，生不如死”一类标语的黄龙时代广场B座14层关中书院会议室。
那时，公司的工作状态是“996”，有些人则选择吃住都在公司。他们的任务是，将PC端的一些优势产品首先移动化，同时结合无线的特点，开发新的产品。在运营策略上，则需要把原来在PC上的用户，逐渐引导至无线端。
这个过程并不容易。
首先，彼时的支付宝团队对于无线特性并不熟悉，早期上线PC端的流程在无线端完全失效。
其次，在PC端原本可采集用户信息的优势，在无线端会导致用户体验下降，这面临着取舍的问题。
最后，就连支付宝页面的设置，以及用户登录时，应该先短信验证还是密码输入都反复调整多次。
2013年6月，支付宝7.0版本面世，三个月的闭关，支付宝在无线上踩坑无数，但最终还是一步步扛过来了。
就在支付宝为支付宝的升级而欢呼时，微信正高调的从社交向支付切入，支付宝迎来了支付领域真正意义上的对手。
2014年马年春节，微信凭借微信红包，通过熟人社交关系链，一举完成大规模的用户绑定，对此，坊间评论“微信支付在一夜之间做了支付宝八年来所做的事”。
其实，支付宝才是最早做红包产品的公司，那时的红包被当作淘宝网上的一种营销工具。在2014年春节前，支付宝也曾准备推出春节红包，但由于开发资源等问题，没来得及在春节之前推出，以致于让微信抢了先机。
随后的时间里，支付宝也推出了属于自己的春节红包项目，并想出多种玩法，努力挖掘用户可能使用的场景，但与微信相比，收效甚微。
连续两年，支付宝红包战败，问题究竟出在哪？
支付宝开始意识到社交关系链的重要性，微信的职能是以聊天为主的社交，而支付宝的社交则是基于场景来满足用户自然的沟通需求，哪怕用户通过支付宝转账，最终还是会通过微信聊天确认。
用户重合度高，产品功能相似，如何才能在竞争中取胜，成为支付宝亟许解决的问题。
2015年6月，支付宝推出9.0版本，在新的版本中，支付宝正式推出“朋友”，引入关系链。
同时，将支付宝明确定位为生活服务平台，并尽可能的丰富场景，这也造就了当下，蚂蚁金服的优势就在于消费场景和购物场景，并把生活场景、金融场景、理财场景都纳入其中。
对于支付宝9.0版本的推出，市场对此极为不解。
有人认为支付宝抄袭了微信，也有评论家不看好支付宝的发展，但支付宝依然坚持所走的路是正确的。
接下来的几年，all in无线成果显著。2016年，易观国际数据显示，支付宝月活用数已经从2015年的14名上升到2016年的第三名。
8、网商银行：深入小微的触角
2015年6月25日，浙江网商银行的开业典礼在杭州黄龙饭店举行，这圆满了马云在创建支付宝时就有的银行梦想。
而彭蕾则在典礼上提出期待未开五年内，网商银行能服务1000万中小企业和数以亿计的普通消费者。
2013年前后，银监会对民营银行准入政策放开，与此同时，在蚂蚁金服全面进入金融领域之后，蚂蚁金服决定主动拥抱监管。
一年之后，银监会在官网发布消息，称备受关注的民营银行将在2014年试点先行，首批试点3～5家，实行有限牌照。
9月26日，银监会正式批准筹建浙江网商银行，蚂蚁金服作为发起人，认购了总股本的30%。
在经历了余额宝的政策风险，以及以往无数次的技术考验大战之后，网商银行的筹备似乎从容了很多。
从项目一开始，蚂蚁金服就尽量规避各种政策可能带来的风险，以及以其他银行的规范流程作为参考。这使得在网商银行的推进过程中，节省了不少时间和精力。
为了符合监管要求，蚂蚁金服实施了备付金透明监管项目，即将自身的大数据监管对接平台7×24小时对监管部门开放，可随时了解备付金的管理情况。
网商银行的顺利成立，蚂蚁金服方面自然是做出了技术，产品设计，拥抱监管等方面的努力。
但银监会给出的协助也不容忽视，比如最重要的政策：允许蚂蚁金服一试，就已经是最大的支持。
不得不承认的是，成立后的网商银行并没有让监管层失望，不仅没有冲击到原有的传统银行，反而成为了传统金融机构的补充，服务了传统金融机构未服务到的长尾人群。
比如，网商银行刚成立时就推出的“旺农贷”主要服务于农村地区种养殖户、小微经营者；网商贷主要服务于网络商家贷款等，这些都是传统金融机构极少覆盖的人群。而如今，网商银行还与涉及诸多场景的平台合作，为其输出自己的风控技术，服务更多的小微企业。
9、完善征信体系，推出芝麻信用分
自2007年起，互联网金融化在国内迅速发展，但在中国却没有一个完整的征信体系，这为支付宝开展此类业务提供了极大的空间。
2015年年初，芝麻信用收到央行正式批筹的文件。
1月28日，芝麻信用分推出，并有了第一个运用场景，与神州租车达成合作，用户芝麻信用分在650分以上，便可以免押金租车。这与当下支付宝与ofo、立刻出行等共享领域的合作模式别无二致。
其实，蚂蚁金服之所以能在收到央行批复的文件之后，迅速推出芝麻信用分，并非不无道理。早在2012年，蚂蚁金服就已经开始基于平台上小贷业务所沉淀的数据进行征信业务的探讨。
与传统征信机构不同，芝麻信用希望可以通过数据来判断信用，并致力于通过云计算，机器学习等技术客观呈现个人的信用状况。
但要发挥这样的职能，其前提条件是拥有大量的数据源，以及强大灵活的计算能力。
为此，芝麻信用在2017年前就已经接入数十家数据合作伙伴，进行正面（学历、学籍、社保、公积金等）及负面（违约信息、涉及经济纠纷的判案裁决）的数据收集，再通过芝麻信用对用户的各个维度数据的综合处理和评估，再从用户信用历史、行为偏好、人脉关系等维度呈现个人信用状况。
截止2016年6月，芝麻信用已帮助一千余万用户获得金融机构的授信，综合超过200亿元。另在惩戒“失信被执行人”上，截止2015年12月17日，共限制失信被执行人购买机票，贷款等超过13万人次。
10、纵向下沉市场 横向链接国际
蚂蚁金服的战略不仅仅聚集在城市或高净值人群，大多数企业不愿意触碰的农村，蚂蚁金服也豪不嫌弃，积极下沉。
在国内，中小城市或农村的小微企业是一个融资难且融资贵的群体，传统金融机构对于风险及其厌恶，对于涉农方面的贷款十分谨慎，这就为新金融惠农模式带来了机会。
2016年，蚂蚁金服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宣布将国际化、农村金融做为未来开发展战略。农村，一个极度缺乏信用的地方，要在这片土地上倾注金融，并非易事。
农村金融的难点在于三点：
第一， 以劳动力投入为主，对资本和技术的要求不高；
第二，由于国家政策不允许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流转，所以农民缺乏合适的抵押物，没有办法获得抵押贷款；
第三，农民是一个缺乏信用记录的群体，因此连信用贷款也难以获得。
在农村，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是，部分农户想要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但碍于没有资金，只能搁置。蚂蚁金服采取的方法是通过信贷撬动农业产业链，打通金融的关键环节。
具体操作模式是，首先让企业与借款农户签订收购合同，保证将农产品全部收购，形成企业与借款人之间的供需关系，如此便能保证还款来源。
其次，农户基于自己的偿还风险，为了确保贷款履约，需要向保险公司购买履约保证险。
最后，经过网商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协商，蚂蚁金服同意向养殖户提供贷款。
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整个放贷过程中，“钱”是打到农户的支付宝账户，但这笔“钱”不能提现，只能在农村淘宝平台上购买用于农业生产的工具等生产资料。企业在收到农产品之后，则可以在天猫平台上进行售卖，整个流程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
如此一来，既保证了还款来源，避免了道德风险，也满足了真正想要贷款人的需要。这就是蚂蚁金服推出的农产品供应链金融解决方案，也是蚂蚁金服发展农村金融未来的重点。
在国内农村金融发展的同时，蚂蚁金服也走出了国外。2014年10月，马云，井贤栋，彭蕾等人会见了印度Paytm的负责人Vijay，它是印度最大的移动互联网公司之一，其商业模式与支付宝极为相似。
2015年，蚂蚁金服前后对Paytm进行两次投资，并在业务上进行深度交流与合作，蚂蚁金服甚至派出至少20人的团队飞往Paytm总部，在技术、风控、产品运营等环节予以支持，双方的合作关系不断深入。
据称，Paytm仅与蚂蚁金服合作一年半后，其用户数已翻6倍。此后，Paytm的员工更是积极争取到杭州学习的机会，在他们的眼中，在蚂蚁金服学习就如同上了一次科技金融的MBA课程。
放眼全球，蚂蚁金服希望未来10年能够服务20亿用户，其中60%用户来自海外。在与印度合的合作过程中，蚂蚁金服所呈现出来的领先应用模式与技术能力，也吸引了众多国家的关注，并主动寻求与蚂蚁金服进行合作。
如今，蚂蚁金服的合作伙伴已遍布全国，其中，投资，收购等手段层出不穷。
据相关数据统计，蚂蚁金服在2017年累计投资项目已超过100个，2018年则投资了11家电商平台和3家金融科技企业，正成为一级市场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结语
欲戴其冠必承其重，16年来，蚂蚁金服一路磕磕绊绊，但终不负众望。
蚂蚁金服走过的这16年既是金融科技创新的16年，也是不断挑战与突破的16年。
也许在今天看来，蚂蚁金服过去所有的困难在今天都是不值一提的小问题，但在当时，却都有可能会是导致蚂蚁金服夭折的根本原因。
如今，新一轮强监管来临，蚂蚁金服还能像之前那样，每一次都化险为夷吗？（文/晨曦 编辑/李晓丽 来源/投中网）
（资料参考：《蚂蚁金服科技金融独角兽的崛起》作者：由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