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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销组织黑幕再度引发政府和公众的强烈关注。近日来，天津、河北等全国多地公安机关开展了连续打击非法传销的行动。
除了政府对非法传销的打击，民间也活跃着一批反传销志愿者和组织。他们以解救被迫进入传销组织的受害人为主要工作，也与政府形成合力共同打击传销组织。
但由于传销组织不断变种升级，反传销组织与公安机关一样面临着认识和手段上的困惑。与此同时，一些反传销组织因为缺乏法律对其定位的规定，组织形式游走在法律边缘。网上名目繁多的反传销组织多以营利为主要目的，也引发了公众对他们敛财的质疑。
传销模式升级
李旭是中国反传销协会会长，被网友称为“民间反传销第一人”。他来自四川阆中，个子不高，经常会陷入一种沉思的状态。
李旭认为，综合近期多起事件基本可以认定，传销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
“之前是‘杀熟’，也就是发展熟人，但这两年‘杀熟’开始变得困难。因为亲人朋友都知道传销害人，所以他们开始通过网络招聘把人骗过去。”李旭认为，这些年实体经济在转型期，就业压力大，每年毕业的几百万大学生找工作困难，但求职心切缺乏防范意识，因此被传销组织利用。
在为什么选择大学生群体为传销对象上，李旭解释，虽然说大学生没有经济能力，但是大学生90后很多是独生子女，父母比较娇惯，所以他去向家里要钱很方便。
“我亲身经历过大学生被卷入传销组织的事件，有的被骗一两万甚至十几万。”李旭说，父母一方面比较支持子女创业的需求，以为子女在做实业，因此容易上当受骗。
按照中国反传销协会的说法，这一类型传销的洗脑模式在于，传销组织会教大学生如何向父母提出资金要求，而父母往往心疼子女，也比较相信子女。家里条件比较好的，一次性给个十几万，条件相对较差，就忽悠父母去借。
李旭称，针对90后求职大学生而言，以招聘为名的传销更具有强烈欺骗性。同时，传销由线下向线上的转变，受众目标更加不特定，跨区域性更强。这让反传销组织对传销受害人的解救手段变得异常艰难，也让反传销的成本倍增。
反传销市场
由于李旭曾经一度陷入传销组织，因此其对传销受害过程了如指掌。
“由于越来越多地通过线上来招纳传销组织成员，因此传销活动也更加隐蔽。”李旭表示。
为此，中国反传销协会一方面是借助网络平台和公共媒体宣传传销危害;另一方面是帮助受害者家属解救陷入传销组织的亲人。
李旭的反传销宣传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越来越多的人找到他寻求帮助，随着他的声名远扬，许多人也加入到了反传销的志愿者队伍中。目前，李旭在北京四环边上租用了一间办公室，建立了“中国反传销协会”，它的运营实体是北京的一家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传销“跨区”特征愈加明显，因此解救工作变得非常困难，成本也更高。
互联网上的反传销机构也开始盛行起来，他们多以收费营利为目的，在解救时往往采取暴力手段。
李旭告诉第一财经1℃记者，“我们的解救与警方的解救有很大的区别，警方对传销窝点采取的策略通常是依法取缔，集中打击。我们没有执法权，只好确认人员目标后，采取报警的手段，通知警方来现场解救。一旦警方来得不够及时，人员将再次找不到踪影。我们也白费功夫。”
中国反传销协会会员赵龙(化名)告诉1℃记者，数年前他得以成功从传销组织脱身，是因为自己的女儿找到了李旭帮助。如今，赵龙经常潜伏并卧底各类传销组织，行走在全国各地，寻找传销活动的线索。除了直接解救被害人以外，还向警方提供情报。
赵龙表示，亲历这行多年，见证了太多的生离死别。一些受害人家属，往往找不到正规的救助途径，无奈之下只能找到民间的反传销组织。
李旭认为，反传销组织一旦从事“商业解救”行为，收费在数万元至十多万元不等。
中国反传销协会则定下了“家规”，主动上门求助者可以分文不取，一旦受害人家属要求异地解救，那么就要收取2000元到3000元不等的差旅费。同时，协会也欢迎自愿捐助，以资助打击传销。
由于各类反传销组织鱼龙混杂，目前并没有一个行业的收费标准，因此难以规范和监管。
李旭称，传销受害者群体的确很大，保守估计就有数千万人。反传销组织目前也只是在起步阶段，收费营救的比例并不多，目前虽然有需求，但是因为缺少“职业规范”和“法律支持”，所以暂时形成不了“市场规模”。
但也正因为反传销协会“收费”，他们遭到了质疑：这是打着反传销协会的旗号在敛财。
合法身份难确定
2006年，李旭从传销组织脱困后，一直从事反传销活动。李旭强调，反传销协会的行为是出于“公益”目的。
但严格意义上，“反传销协会”这个组织目前并不“合法”。
虽然志愿者们凭借着一腔热血，参与全国各地的解救行动。然而，社会上对“协会”的诟病也有所耳闻，首先是质疑中国反传销协会的合法身份。
目前，民政部的网站并没有收录该协会组织的名单。
换句话说，所谓的中国反传销协会的确没有合法的身份。按照我国的相关规定，行业协会是指从事相同性质经济活动的经济组织，为维护共同的合法经济利益而自愿组织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
李旭之所以想成立协会，目的是为了在各类反传销组织中起到引领作用。但他的协会目前不符合基本条件。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成立民间非营利机构必须要得到相应监管部门的认领。然而，上海交通大学行政法教授朱芒认为，目前这类反传销行业并不在我国的行政许可范围内，没有相关的名录，所以也无法进行登记。
对此李旭表示无奈，“其实，许多政府机构非常欢迎我们这一组织，认为我们是政府行政职能的有利补充。比方说，有些地方的公安机关，没有办法判断一些组织是不是在做传销，就会来请教我们，甚至请我们去给传销受害人上课。”
游走在灰色地带的“反传销”
对于李旭这样的反传销行为，华东政法大学的王俊民认为，传销行为是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根据法律规定，任何公民都有权利对违法犯罪的行为进行举报。所以案件中的公民，带领司法机关抓获犯罪人员是有法律依据的。并且，一般公民也可以对受害者进行法治宣传教育，让他们迷途知返。一些志愿者得到家属的委托，对涉案当事人进行劝说的行为，应当得到肯定。”
李旭希望政府可以提供资金来购买服务，这样就可以不用再向求助者索要差旅费。但问题的症结在于，这样的机构无法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
对此，华东政法大学马贺教授也表示：“因为这个行业缺乏监管主体，所以反传销专家的资质认定就没有任何根据。根据《政府采购法》的规定，被政府购买服务的企业，需要具备一定的资质和民事责任能力。如果没有进行注册，实际就无法为政府提供有偿服务。”同时，王俊民教授也认为：“无论是反传销的个体或是协会，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国家治理上的拾遗补缺。虽然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协会没有经过成立，就不得以协会的名义对外进行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