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业银行行长陶以平谈提升民营经济服务水平-陶以平

“融资难，信息对称就不难！融资贵，真讲信用就不贵！”近日，兴业银行行长陶以平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

当前，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民营企业融资难在哪里、贵在何处？如何找到根源精准施策,破解民企融资难题，已成为摆在商业银行面前的重要课题。

兴业银行起源于民营经济发达的福建省，正是在与广大民营企业相伴成长的过程中，逐步发展成为一家功能多元、特色鲜明的现代综合金融服务集团。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兴业银行民营企业贷款5309.95亿元，较年初增长13.2%，占对公贷款的34%。

谈及破解之道，陶以平认为，银行应着重在“实”上下新工夫，在“新”上做实文章，切实提升民营经济服务水平。

《金融时报》记者：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虽然不是新问题，但在经济形势复杂的背景下却显得尤为突出。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如何才能处理好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与防范风险的关系？在这方面，兴业银行是怎么做的？

陶以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由来已久，近一个时期，显得尤其突出。究其原因，一是经济下行叠加产业转型，一些民营企业遇到了“市场的冰山”和“转型的火山”，融资条件有所恶化；二是银行顺周期经营叠加金融去杠杆，一些民营企业的资金续接安排断档；三是信用收缩叠加股市波动，弱化了一些民营企业的偿债能力、再融资能力，甚至引发了一定风险。

民营企业融资的“难”和“贵”，从根源上看，除了宏观经济因素，商业银行和民营企业两方面都有一定原因。一方面，商业银行服务民营企业的观念与模式有待改变；另一方面，从近几年银行风险暴露数据分析，现代企业制度不健全、转型升级不及时到位，一些企业由于市场判断不准，融资用途背离初衷、偏离主业，过度加杠杆，加上数据意识、信用意识薄弱等，是民营企业融资难的自身原因。融资难，信息对称就不难！融资贵，真讲信用就不贵！银企之间如何获取真实、可信的信息，如何遵循“契约精神”，构造良好的信用生态，是银行服务民营企业面临的最大障碍和实际难题，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要从病根上“开药方”，实事求是，综合治理。

服务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是百年大计，必须建立在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切实处理好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和风险防范的关系。

我们的具体做法，一是“三问”，即融资干什么，还款靠什么，出了问题怎么办？我们将这三个问题融入业务发展和风险管理全流程，切实强化底线意识，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周全应对，这些已成为兴业风险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落实“四进”，在行业研究、技术引领、风控体制、机制创新上做到有机统一，解决信息不对称和企业信用问题。

研究先进，通过专业研究调研前瞻性把控风险。我们在业内率先成立专业研究公司——兴业研究公司，在分行全面设立尽职调查中心，强化行业、客户调查研究，为业务发展和风险防控起到了较好的“导航”作用。比如近期兴业研究公司对十几个省份的数百家重点民营企业开展调研，既帮助客户纾困，促进了兴业与民营企业的合作，又有助于银行了解真实风险情况，对症开方。

技术跟进，整合大数据提升风控的智能化水平。我行利用大数据开发数据分析模型，已创新推出“数易宝”“核贷宝”“黄金眼”“黑名单”“啄木鸟”等系列风控产品。其中“黄金眼”利用图关联技术可视化，展现客户的担保、资金与关联关系网络，辨识准确率由上线前的19%提升至55%以上，智能精准排查异常贷款207亿元。

内嵌推进，我行早于2012年即实现风险审批部门在业务条线的内嵌，推动风险人员了解政策、市场、产品和客户，与业务平行作业。

机制增进，在业内率先建立适应新兴业务的风险管理机制，配套成立投资评审小组和投资决策委员会，推动风控理念从信用管理向价值管理转变，考核从即期向长期延伸，为打开民企业务空间、进行专业风险管理创造了机制保障。基于这套机制，我行顺利落地了一批民营企业并购重组重点项目。

风险处置是防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服务民营企业过程中，我行按照做实分类、做实拨备、做实处置、做实问责的“四实”要求，持续强化中后端风险管理，推动贷款全生命周期监控，确保资产质量、风险抵补能力长期保持同业较好水平。一句话，只有真正按商业银行规律办事，才能实现服务民营企业的商业可持续。

《金融时报》记者：您认为，服务好民营企业，商业银行需要做哪些改进？就兴业银行而言，是否有进一步的具体措施？

陶以平：进入新时代，面对老问题，必须要有新思维。商业银行服务民营企业要顺应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的大趋势，不能片面强调贷款规模、贷款增速，更应发挥综合服务能力，当好民企融资顾问，切实解决民营企业融资存在的普遍性问题。

日前，我行已出台《关于进一步提升民营企业服务质效的意见》，从战略引领、组织推动、服务改进、风控优化、激励约束五大方面提出19条针对性举措，着力推动服务民营企业“三沉”“三分”“三升”“三降”。

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需久久为功。我行要求全行服务民营企业做到“三沉”，即沉下身、沉下心、沉下力，坚决摒弃赚大钱、赚快钱、做“一锤子买卖”的投机思维，真正落实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切实拿出实招、新招、好招帮助民营企业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难点、痛点、堵点。

“三分”，则是区分民营企业规模与不同发展阶段，精准施策。比如对于大型民营企业，择优选择作为总行级重点客户，强化总对总合作，整合提供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对于中型民营企业，配置一对一的专属客户经理，重点筛选“隐形冠军”企业及成长性好、稳健性强的企业做其金融服务主办银行；对于小微客户，构建“线上+线下”立体服务体系，扩大客户覆盖面和服务便利性，积极扶持“专精特新”的小微企业成长。

“三升”，指提升非信贷融资、提升服务、提升效率。在传统信贷之外，我们着力发挥自身综合经营优势和在投行领域的竞争优势，拓宽民营企业融资渠道。如积极投资和创设信用风险缓释凭证（CRMW）、信用违约互换（CDS）、信用风险缓释合约（CRMA）等工具，综合运用债券承销、资产证券化等融资手段服务民营企业，持续打造债券银行品牌。

在提升服务方面，聚焦通过综合金融服务提升民营企业经营效率。如提升“兴业管家”“收付直通车”“兴e付”等互联网移动产品功能，加大票据承兑、供应链金融发展力度，积极开展代客FICC业务，全面推进开放银行建设，丰富完善金融服务使用场景和金融服务合作生态等。

在提升效率方面，以产品和流程创新促进服务民营企业效率有效提升。如积极推广运用“税易融”“交易贷”等信用、准信用产品以及“连连贷”“循环贷”“诚易贷”等创新产品，降低贷款门槛，提升贷款审批效率；持续加快流程银行建设，优化提升在线融资、在线审批平台，推动统一授信和债项授信平行作业，持续提升作业和审批效率。

同时，我行着力推动针对民营企业的降成本、降杠杆、降风险的“三降”措施。在降成本方面，对新发生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给予15个BP的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优惠，三季度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较一季度下降35个BP。在降杠杆方面，积极通过引资融智，拓展投贷联动“芝麻开花”商业模式，为民营企业提供股权融资服务。在降风险方面，对暂时遇到经营困难的民营企业，不盲目停贷、压贷、抽贷、断贷，与客户共渡难关；对股票质押业务出现风险预警的民营上市公司客户，不盲目平仓或压贷。

《金融时报》记者：要解决不敢贷、不愿贷的问题，您认为，银行业现行激励机制应从哪些方面着手进行完善？

陶以平：近期，监管部门和众多商业银行都提出针对性举措，推动解决对民营企业不敢贷、不愿贷的问题，这些措施已经并将继续产生巨大作用。与此同时，考虑到银行系统存在“监管部门—银行总行—分行—支行”这样利益主体较多、传导链条较长的现实，相关机制还要进一步统筹协调，真正实现激励相容。

从银行内部来看，一是强化正向激励，包括加强资源配置和考核评价。民企业务一般金额小、风险大、投入产出低，营销人员往往存在畏难情绪，因此要从提升科技金融的服务能力入手，在已经取得成绩与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投入，运用大数据甄别信用，运用人工智能和流程机器人提高效率。同时，划出专项资源，加强正向激励，使服务民营企业成为分支机构业务发展的自发着力点。在考核评价指标中多设置有利于民营企业业务规模扩大、服务质效提升的指标，并提高相关比重，发挥好“指挥棒”作用。

二是优化反向激励，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调高民营企业业务风险容忍度，建立尽职免责和容错纠错机制，为沉下心埋头干事创业的员工干部撑腰鼓气，切实提高服务民营企业的精气神。

从外部环境方面，首先要激活数据。对银行来说，数据已经变成最宝贵的资产，但目前还存在内部数据利用不充分、外部数据获取不容易等问题。因此，一方面银行要积极梳理、整合、运用自身积累的数据；另一方面建议进一步建立健全关于民营企业的大数据平台并向银行开放，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其次是激荡春水。目前，货币总池子里的水是相对充裕的，但“宽货币”向“宽信用”传导确有不少难题。对此，一方面，商业银行要大力拓展一般性存款，为向民营企业投放信贷资金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考虑金融脱媒、直接融资加快发展、社会资金流动发生结构性的巨大深刻变化等趋势，建议对社会资金属性和功能进行界定，实事求是进行重新审视和调整，为银行服务民营企业提供更加充足、更加匹配、更加便宜的“粮草”。

再次是激发热情。银行是经营风险的，赚取的是风险溢价，必须遵循商业原则和商业规律。现在贷款利率有下调要求，但银行负债成本居高难下，算上风险成本、运营成本后的民营企业存贷利差很容易倒挂，产生逆向抵触，建议在民营企业贷款利率、合理收费等方面结合实际情况统筹考虑和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