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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的诞生，就是为了大额现金的汇兑。
晚清的中国人，绝大部分情况下不需要背着几十斤重的白银跋山涉水，他们有票号发放汇票（会券，《山西票号史》）、期票（签发时约定若干时日后兑付的长期汇票，《清高宗实录》）性质的票据满足需求，如果你是高官显贵，票号不但提供存款服务，还能享受无抵押的信用贷款。
按照《申报》的报道：
昔年票号皆荟萃苏垣，分号于沪者仅数家，资本无此时之巨，专以汇兑为交易而不放长期。军兴以来（太平天国），藏富于官，票号结交官场，是以存资日富。迨东南底定（1864年），上海商埠日盛，票号聚集于斯者二十四家，其放银于钱庄，多至二三百万。（《答暨阳居士采访沪市公司情形书》，《申报》1884年1月12日）
苏垣即苏州，江苏巡抚驻地，有藩库、又有一省的达官贵人，晋商票号吃他们的汇兑饭就够了，当然没兴趣和上海的外贸商人掺和。等到太平天国战争打烂整个江南半壁，官员将佐抢够了、赚足了，山西票号又捞到了各省的军饷、协饷汇兑的金饭碗，资本满盈得几乎要溢出了，必须考虑资本回报的时刻，方才大规模杀入上海，做起了“金钱的批发商”。
和大家的普遍认知不同，乔致庸号称汇通天下的晋商票号，一般并不经营零散的个人业务，更喜欢清政府的公款汇兑（无息存款），官宦、巨商的大额储蓄，再以雄厚的资本金和存款，从事远途大额汇兑，乃至于到各商埠向钱庄发放“长期”（无固定期限的长期贷款，但可随时索回），也就是今天所谓的机构业务，同业拆借。
晚清同治、光绪年间汇票、会票、兑票实物
正因晋商票号的业务往往是To B的，所以，才会被后人们吹嘘为如何如何稳健，当然，如果与钱庄相比，票号的经营模式确实要稳健无数倍，但是，这种“ 稳健”本身也是畸形产物，其实是与官僚、尤其是腐败官员绑定，为官员牟利，借官势经商，在政权稳定的大背景下，整个经营风险自然就小，所以，清代历次金融危机，知名票号少有破产的。
但是，当辛亥革命的枪声震撼大清皇帝的宝座，在有清一代一直声势烜赫的晋商票号摇摇欲坠，1911年10月以前，全国尚有26家票号存世，次年减为24家，1913年减为20家，1915年再减为17家，1917年只剩下12家，1920年只有9家，1921年只有5家，到1934年，只剩下三家山西票号还在垂死挣扎，那就是山西乔家的“大德通”、“大德恒”与祁县的“三晋源”，几年后，票号就永远消失了。（吴钩：《山西票号的信用》）
这种命运，恰恰是晋商票号官商一体，靠“官”吃饭的必然。
在电视剧《乔家大院》里，晋商魁首乔致庸不爱和官府打交道，可历史上真实的乔致庸家族却和官府有着不解之缘，乔家的大德通票号在光绪十年（1884）每股分红是850两，光绪十四年（1888）增长到3040两，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每股分红高达17000两！
靠的是什么？正是庚子国变后，清廷将各省公款汇兑下放给晋商票号。
1884年，在晋商集团的多方游说之下，清廷出台政策，规定票号在开业前须向当地的道台衙门呈请批准，领取“部贴”（营业执照）。而这一“部贴”必须得到同业者的联保，由户部派人调查股东的籍贯、保证人的地位以及经营方针。由于此前的票号多由晋商开办，所以很“自然”地形成了进入壁垒，票号产业渐成晋商专利。（吴晓波：《晋商票号百年祭》，刊于《钱江晚报》）
直接操纵政府实行政策垄断，政府关系何其强悍？
1911年清朝为统一全国纸币，准备发行的大清银行兑换券，人物头像为摄政王载沣，最后因辛亥革命爆发而未能进入流通。而这款钞票的发钞行，大清银行在筹办时曾经邀请晋商票号加入，遭到拒绝，也是晋商票号衰落的一个重要节点。
但也正因为如此，晋商票号的整个组织体系和业务流程，都和政府绑定极深，更具体地说，是与清王朝一整套财税管理体制和人事任命体制亲密共生，对了，忘了说了，晋商票号还有一项任务是代客行贿，做掮客服务，比如地方官需要报销军费，或者跑官、买官，他们都可以提供周到和细致的中介服务。
但是很不幸，清朝的这套制度，哪怕是到清末新政时，也已经维持不下去了，可财雄势大的晋商们仍然误以为他们可以将他们的传统一直保持下去，殊不知，让他们发扬光大的，并不是他们引以为傲的这个规条、那个习惯，而是他们所服务的这个客户——大清朝。
客户都变了，所有的一切，自然也就维持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