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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干金融的,比较关心股票交易。而金钱交易这个事儿,有很多猫腻。最简单的,就是内幕交易。
比如说,“影子基金经理”,这个词就是我在08年股票大牛市时在交易邮件中创造的。我当时担任一家中国最为知名投行的二级交易经理,负责很多机构和富豪账户的联系和交易。在这个过程中,我听说有些公募基金经理很不地道,把内部交易信息泄露给自己的同学、亲属,让他们在外围操作,让他们担任自己的白手套和影子。自己买什么,就让这些内幕人士先买先卖,由于公募基金资金动辄几十亿计算,这些“影子利润”利润极为可观。
但是当时没有大数据,没有数据模式宏观监控,证券监管部门很难一下就判断在某个角落的某个交易,和某个公募基金的交易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也就是说,明明知道有鼹鼠,你就是抓不到,干瞪眼。
后来,大数据行业快速发展,出现了大家都知道的情况:证监会稽查部门有了非常先进的大数据系统,在每天几千亿,每月数万亿的交易中,很快就能“模糊”感受到某些交易背后的猫腻,然后寻根溯源,把其中的内外勾结曝光出来。
中国好几个数十亿、数百亿级别的内幕交易大案,就是这么被数据发现到。
现在,不仅是中央系统的证券监督部门有大数据系统,地方政府也在大搞数据联通。
最知名的案例,是广东佛山市。这个市的南海区成立了数据统筹局,并以此为基础,打造了区政务数据资源目录平台。南海区检察院反贪局也参与了这一系统,通过数据资源目录平台,收集并订阅了47个南海区政府部门共计400多个数据库。依靠大数据捕捉线索,为反贪局开拓了全新的办案通道,让腐败无处藏身。
有了大数据联通,反贪工作突然变得容易了:以前,检察部门要查一个嫌疑人,必须去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去调取这个人的身份信息,身份证号码,还要调取他的社保、医疗、教育、卫生、环境,还有各方面的信息,包括一些税务工商方面的信息,然后还得调取电信运营商的通信信息,还有银行的账户流水信息。
这个过程,第一是慢,每个点都需要单独接触,无法统筹;第二是容易泄露信息,尤其在某些小地方,你通过职能部门查某个人,很可能立刻就会有人通风报信。
现在查一个人,检察部门当场就把相关的信息输入到系统,几分钟内就得到这个人的一系列个人信息,立刻就能查到某某受贿嫌疑人的身份是某某部门的某某领导,侦查人员就可马上到涉嫌受贿人的家门口,把他带到检察院接受调查,检察效率极大提高了。
不过政务大数据的应用还只是迈出了第一步,改革依然面临着诸多的难题。以佛山市为例,虽然在区一级政府率先实现了区县级别的数据共享,但数据涉及中央和省垂直管理的业务系统时,如公检法、社保系统等,均无法做到实时数据交换。此外,由于不同部门信息采集标准不一,也给大数据统筹带来很大麻烦。
大数据的发展,还在路上。无论对金融还是对政务,但是效率和影响,真是越来越超出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