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有一则寓言： “凡有的，还要加倍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就是“马太效应”。

罗伯特·莫顿归纳“马太效应”为：任何个体、群体或地区，在某一个方面（如金钱、名誉、地位等）获得成功和进步，就会产生一种积累优势，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和进步。

这不难解释为什么当今社会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的现象。

在《金融超级人脉》一书中，聚焦了金融领域顶级高管及其独特的人际关系网，描绘了大型机构、资本运营、宏观经济事件背后的故事，精英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衍生的财富和权力世界。作者以网络科学的视角审视了我们所处的世界金融、经济和社会系统，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超级枢纽”的决策如何直接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作者简介

桑德拉•纳薇蒂（Sandra Navidi）

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主讲人，顶层金融圈的亲历者与最犀利的观察者。

毕业于科隆大学法学院，后于美国福特汉姆大学取得银行、企业、金融法律硕士学位。她先后就职于德勤公司和鲁比尼研究院，与著名经济学家“末日博士”鲁比尼共事多年。

桑德拉是国际金融圈风云变幻的亲历者，与金融圈顶层人物交往甚密、互动频繁。她以深厚的专业功底为诸如索罗斯、杰米•戴蒙、拉里•芬克、施瓦茨曼等“超级枢纽”提供建议，深得他们的信任和尊重。

每年1月，桑德拉都会受邀参加达沃斯论坛年会，在会上做主题演讲，接受国际各大媒体采访，其听众不乏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政要、政策制定者与顶级投资家。

“超级枢纽”特权世界与顶级玩家

在网络科学术语中，私人机构和公共机构的主导者或身居要职的人被称为“超级枢纽”。他们是金融系统中人脉最广的节点。这些人是位于金字塔顶端的少数高管，有权设置议程、主导对话，并以所在机构的名义行使权力。

通常，“超级枢纽”旗下的员工成千上万，且遍布世界各地。他们也许不常抛头露面，不像政界人物那样家喻户晓，但他们所在的组织或机构就像全球超级政府，拥有的权利接近甚至超过了民选官员。

这些“超级枢纽”除了拥有遍及世界的强大人脉网，还有一个共同点：基于互信、通过分享经验和拥有相似背景，成功构建起人脉，并且利用它让自己成为行业的领航者。

谈到“超级枢纽”是如何影响经济社会的，这就不得不谈到金融和政治领域之间的共生关系。

金融与政治的关系错综复杂，彼此间都有利用价值——政治和监管的影响力通常可以作为筹码，用于交换薪资优厚的工作和竞选捐款。

举个例子，对于十几年前还鲜为人知的参议院巴拉克·奥巴马，对冲基金大亨、亿万富翁索罗斯亲自注资，用竞选捐赠支持。在2007年5月第五大道索罗斯的奢华公寓里举办了募捐者聚会，他同时说服了另外一位对冲基金传奇人物保罗·都铎·琼斯举办了另一场大型筹款聚会，许多与会者都是来自华尔街的富豪。在索罗斯、琼斯等商业领袖带领下，奥巴马的竞选扶摇直上。

同样，由伦敦商学院的研究表明:有政府关系或政府背景的公司被证券交易会调查或提起诉讼的概率，比那些没有相关背景的公司低。若公司的政治捐款越多，在其遇到问题后，得到宽大处理的机会就越多。

这些故事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理解为"钱能买到最好的民主"。

“超级枢纽”的聚合与排他

羊群效应

“超级枢纽”倾向于相互聚集，他们会栖息在临近彼此的地方：生活在最昂贵的社区，住在需要拥有独立邮政编码的大房子里。同一地区，同一栋楼，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归属感，吸引跟他们类似的人，于无形中排除异己。

那些拥有最优质人脉的人，往往会吸引更高端的人群。当他们聚合在一起时，这些人拥有的金融专业知识会让他们处于最优的位置，使本来就庞大的财富急速增长，这又会让他们成为极具吸引力的枢纽。而财富又会造就具有排他性特权的真空地带，这会让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金融家门更加同质化。

私密与排他性

说到世界上最具独家性的精英聚会，也许始于1954年彼尔德伯格会议。为期三天的会议只能凭邀请函参加，全球大约有150位最具有权利的人才有幸受邀，其中有国家元首、外交官、将军、CEO、贵族、意见领袖和记者。

会议议程保密，严格遵守规则：参与者可以使用在会议上收集到的信息，但不能透露信息提供者或其他与之相关人员的身份。与会者不能携带搭档和私人助理，安监处外人也不得接近。

由于是小范围的私密性会议，与会者更能畅所欲言、集思广益，在轻松的气氛中洽谈，从而更透彻地了解地缘问题，未来发展。

同样，金融家们也定期会举办独家的、国际性的、凭邀请函才能参加的平台。

美国著名金融家乔治·索罗斯每个周末都会安排客人到自己的宅邸聚会，通常会老朋友带新朋友，索罗斯会亲自设计座位表，让内向者与外向者在一起，有趣者和严肃者在一起，艺术家、知识份子和金融家在一起，轻松的氛围中进行讨论、交换意见。

事实上，这是大亨们的工作，他们经常奔波以维护现有关系、搭建新关系。借此最大化各自的权利，拥有更好的机遇和手段，如果充分利用，就能进一步保持他们的网络地位，巩固权利。

“人脉磁场”的打造

尽管如今数字化手段可以帮忙维护关系，但人类互动的复杂程度，是数字化永远无法企及、无法取代的。

深入的信任关系是一种特权，理应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必须通过逆境考验，培养共同经历。所以面对面交流依然是人们选择保持联系的主要手段。

人脉层次越高，力量就越强大，关系资本也就越有价值。在经济时代，几乎一切都可以被复制，唯独人脉关系独一无二，不可复制。

这就是为何超负荷工作的金融家、繁忙的ceo和精力旺盛的亿万富翁都会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到世界各地参加国际活动。

专业技能可以外包给其他人，但是搭建深厚可靠的人脉所必需的人际关系技巧必须事必躬亲。

说到社交技巧，性格特征在金融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超级枢纽”通常好胜心强，会不断挑战自我，以便始终在团队中保持领领先地位。他们天生就有权力欲、控制欲，总希望影响他人。或许是另一个极端——内心充满不安全感的人往往在证明自己时，会有过度补偿心理。

代表人物有：

阿尔法人格——“白色骑士”杰米·戴蒙

亲密大师：华尔街“王中之王”史蒂夫·施瓦兹曼

自大狂的CEO——“债券之王”比尔·格罗斯

执着使命的偏执狂——“对冲基金教父”瑞·达利欧

综合来讲，除了智商和情商，锻炼强烈的“职业直觉”与“情境智力”，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更是融入链接、理解链接，并从中获得力量的至关重要的品质。

权限鸿沟：女性禁入

目前比较遗憾的现状是，在高度同质性的金融领域高层，女性基本缺席。异质性或多样性，只存在于金融领域入门级别。

“超级枢纽”群体中鲜见女性的身影，女性领导者不仅头顶有“天花板”，前方还有“玻璃悬崖”。在男性荷尔蒙主导的金融领域里，女性免不了会受到侮辱，必须用禁欲主义和迂回曲折的外交辞令加以应对，才能避免自尊心受到伤害，也避免因为害怕被人轻视而反应过激。

十年前，《纽约时报》指出“华尔街由白人男性主导，他们占据了业内大部分高层高薪职位。”然而十年过去了，形势并没有多大改变。

研究表明，要想在华尔街获得成功，单凭努力工作和出色的业绩是不够的，那些成功的女选哪个往往比男性同行更聪明，受教育程度也更高，然而，在大型企业的高管职位中，女性占比仍然少得可怜。

即使女性进入高层，他们通常也会在中年时遭遇瓶颈，如果她们真的披荆斩棘，进入董事会，也通常会被另眼看待或遭到孤立，而男性则不会遇到这类问题。

女性很少能进入顶尖的金融圈主要原因是：她们基本上被排除在男性精英俱乐部之外。等级越高，圈子的同质化程度就越高，因为男性高管群体基本对女性项目没有兴趣。被排除在这样的圈子之外是很大的劣势，毕竟圈子里有很多宝贵的人脉资源；而反过来，由于男性容易进入圈子，又被赋予了更多社会资源。

从自身性格上，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更不情愿使用关系，因为利用人脉关系会令女性感到不适。同时，她们缺乏榜样，只能在男性长期占主导地位的领域里学习、摸索和实践。女性常常被雇佣做一些需要柔性技能来吸引客户的工作，比如维护客户关系、销售金融服务等。

这种惯性思维，是由于女性受到社会价值观和规范的束缚。虽然这种价值观早已过时，但组织机构会条件反射地延续传统做法，试图保护其结构。

在当前社会环境下，野心并没有被视为女性资本或优点，因为它意味着侵略，男士专用。争强好胜的女性往往会得到负面评价，被认为缺乏人情味。社会对女性的刻板要求仍然是，女性应该善良、体贴、善解人意、关心他人，否则就会被视为咄咄逼人。

职业指导差距

男性通常比女性更有幸得到其他男性前辈的指导。因为害怕流言蜚语，他们会避免指导年轻女性。

比如，男性主管下班后与男同事小酌一杯很正常，如果是和女同事就会被认为是约会。

在男性主导、高度同质化的世界中，女性总是被人用外貌来评判，而男性则不会。

也许，期待女性地位明显好转还是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的。但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如果性别、背景、经历、想法和观点能更加多样化，将会产生更丰厚的商业利润。通过打破男性小集团思维、抵制过度冒险，女性的介入将使系统更加平衡和稳定。

通过阅读《金融超级人脉》我们了解到：“超级枢纽”在当今社会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利和财富，他们控制着全球化的世界。

面对这种“赢家独大”的单一体系，政治家应该对“超级枢纽”施加压力，即便是市场力量导致了不平等，政府也能通过制定政策调控市场。而所有人都是节点，会通过个人行为驱动系统，由此产生因果反馈回路。

因此，我们必须积极推动改变，希望在共同努力之下，单一的垄断网络结构能成功变革成更加多样化、公平和可持续的系统，惠及全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