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客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属于社会的暗流。由于其团体的隐蔽性，其影响的负面性，加上其行为与封建礼教相悖逆，其发展与正统社会主流相逆反，因此，历来为读史者所忽略，反倒是在影视剧中涉及较多。

刺客聂隐娘

刺杀现象本是社会的一种异态，它越出了人们的正常生活秩序，象征着血腥与暴力，与人们的理性思维相悖逆。但是唐代刺客之肆虐超乎人们的想象，而影响之恶劣也超乎前代。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唐代被刺杀的政府高级官员的数目明显增多。此前，史书记载的刺客多是活动于民间的侠义之士，他们刺杀的对象也多是自己的仇人之类，政府官员并不多，但是到了唐代，由于种种原因，刺客的活动开始大规模渗透上层政治社会，上自宰相下至地方官员都开始与刺客发生关系或者受到刺客的威胁。

本文所要讲述的故事便是发生在大唐宪宗元和年间的宰相遇刺事件。

政治色彩浓厚的大唐刺客

唐以前的刺客固然也有出于特殊的政治目的，但是个人意义上单纯复仇的情况更多，尤其大部分是血亲复仇。但是，考察唐代刺客却是政治色彩越来越浓厚，越来越明显。如唐初，李建成、李元吉派人刺杀尉迟敬德，是为了拉拢党羽，消除异己，达到夺取皇位的政治目的:“以秦府多晓将，欲诱之使为己用，既而元吉使壮士夜刺敬德。”

唐代被刺官员

还有表中列举的代宗大历十年二月，田承嗣派人刺杀卫州刺史薛雄，是为了夺取薛雄的领地卫州，扩大自己的割据势力，“乃遣盗杀之，屠其家，尽据相、卫四州之地，自置长吏，掠其精兵良马，悉归魏州。”此处的“盗”很明显也是刺客。

以上都是刺客被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达到通过正常的政治或交涉途径所不能达到的目的，可以说刺客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角色。甚至有刺客跳出政治工具的角色，直接参与到政治活动来的特例。如纥干承基，本来是太子李承乾豢养的刺客，李承乾派他刺杀魏王泰，不果。之后，他就反告太子:贞观十七年，夏，四月，庚辰朔，承基上变，告太子谋反，以纥干承基为祐川府折冲都尉，爵平棘县公。大胆投机宫廷政治，通过上告获得荣华富贵。他也是唐代第一个在史书上有明确名字记载的刺客。

乌云笼罩的元和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力量大大削弱。黄河流域经过战乱，经济上遭到重创，户口锐减。《资治通鉴》记载，“洛阳四面数百里州县，皆为丘墟”。“汝、郑等州，比屋荡尽，人悉以纸为衣，或有衣经者”。与此同时，统治集团矛盾日益激化，朝廷内部有宦官干政，官僚集团有朋党之争，地方上则出现藩镇割据，唐朝由盛转衰。由于中央力量削弱，战时授予节度使的权力逐渐得到承认，造成“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的局面。

藩镇割据的中晚唐

藩镇，亦称方镇，主要指节度使及其所统率的镇兵。唐初，地方设都督府，主要有都督治理地方军政。唐玄宗时期，于缘边地区置节度使，领兵防御。《新唐书》卷五十《兵书》云，“所谓方镇者，节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于将之屯防者。”随着府兵制的瓦解，中央军力量逐渐衰落，而缘边节度使的军队在募兵制下渐渐膨胀，最终形成内轻外重的局面。安史之乱就是一场地方节度使发生的叛乱，叛乱虽然最终被平定，但藩镇割据由此形成。

唐代宗、唐德宗时期曾经与藩镇进行斗争，特别是唐德宗前期多次对藩镇用兵，但由于处置不当，发生四镇联兵、四王之乱，还发生朱泚、李希烈称帝事件，德宗被迫与藩镇妥协，此后对藩镇采取姑息政策，承认河北等地藩镇割据。德宗去世后，其子李诵继位，是为顺宗，改元永贞。然不到一年，便由其子李纯继位，这就是唐宪宗，以元和为年号(806一820)。元和初年，承袭德宗时期藩镇之弊，河北诸镇、平卢、淮西藩镇势力较强。

唐宪宗

宪宗出生在代宗末年(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幼年时遭逢“泾师之变”，青年时目睹藩镇的跋扈和德宗的妥协和无奈。这样的遭遇，逐渐形成了宪宗削平叛镇，重树中央权威的政治抱负。《新唐书·宪宗纪》也有这样的评述:“(宪宗)自初即位，慨然发愤，志平膺叛”。纵观宪宗一生，很多言行都表明了他的这种政治抱负。宪宗曾对大臣痛惜道:“今两河数十州，皆国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数千里，沦于左枉，联日夜思雪祖宗之耻”。在历次艰苦卓绝的平叛战争中，宪宗所表现出得坚定不移之决心，可充分说明他内心最深处的政治诉求。

裴度

元和时期，对中央构成威胁的只有河朔三镇和淮西、淄青的五个藩镇。由于藩镇制度本身的缺陷，节度使拥有很大的地方军政之权，在一定条件下某些非河朔型藩镇也可能会发生叛乱。宪宗朝平定藩镇的首役即对边疆型藩镇剑南西川开战，以此拉开了整个平叛战争的序幕，奠定了对藩镇叛乱的政策导向。

元和初，初步形成了对藩镇势力的强硬态度，对叛乱藩镇坚决武力讨伐的策略。主观上来说，这样的策略与态度与宪宗本人的政治抱负和元和初宰相政治倾向密切相关。元和元年，平定西川的成功，强化了这一政治态度与策略，并使之初步政策化。

宰相遇刺

宪宗的政治抱负与某些宰相的政治主张吻合，它们相互影响，并酝酿出对藩镇的强硬政策。武元衡和裴度恰恰是宰相中最彻底的主战派。

公元815年正月，朝廷削夺了自立的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的所有官爵，正式开始了对淮西的进攻。

一直和淮西有密切来往的淄青镇节度使李师道和成德镇节度使王承宗紧张了，他们担心朝廷在解决淮西之后，会将矛头指向自己。所以在吴元济向二人求救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向朝廷求情，请求朝廷罢兵，赦免吴元济。唐宪宗断然拒绝了二人的请求，继续委派宰相武元衡和主战大臣裴度加强对淮西的攻势。

宰相武元衡

这边，李师道的手下出了个馊主意：除掉宰相武元衡，一切都将太平。李师道本来就豢养了一批刺客，平时正愁没有机会展示，以往最好的战绩就是焚烧官兵的粮仓，眼下一呼百应，据说，王承宗也参与了密谋刺杀宰相之事。

所谓焚烧粮仓的最好战绩就发生在元和十年（815年）的六月，宪宗刚发诸道兵讨藩镇（淮西）。“师道素养刺客奸人数十人，厚资给之，其徒说师道曰:‘用兵所急，莫先粮储。今河阴院积江、淮租赋，请潜往焚之。募东都恶少年数百，劫都市，焚宫闭，则朝廷未暇讨蔡，先自救腹心。此亦救蔡一奇也。’师道从之。自是所在盗贼窃发。辛亥暮，盗数十人攻河阴转运院，杀伤十徐人，烧钱帛三十余万缗匹、谷二万余斛，于是人情恇惧。”（《资治通鉴》）

武元衡，是武则天的曾侄孙，不仅博览群书，而且长相俊朗，有唐朝第一美男子之称，当时的美女诗人薛涛对他十分心仪。

元和十年淮西战场形势图

就在他被刺的前夜，武元衡作了一首《夏夜作》，诗中一句：无因驻清景，日出事还生。似乎冥冥之中，武元衡感觉到危险正悄悄地向自己靠近，他却无法躲闪。

六月三日，天还没亮，武元衡和往常一样从家里出来准备早朝。忽然，暗中有人大喊一声：“灭烛”，前面的随从正要阻止，被一箭射中肩膀，又有一人抡着大棒从隐蔽的树荫中冲出来，马夫吓得仓皇而逃。刺客紧紧拽住武元衡的马缰，奔跑了数十米后，将他从马上拽下，取了首级扬长而去。

元和十一年淮西战场形势图

众人打着火把赶到案发现场，只见武元衡倒在血泊中，身首异处，民众惊呼“贼杀宰相”，百官闻之惊恐色变。

几乎就在宰相被杀的同时，裴度也在京城通化坊被袭击。事先埋伏好的刺客一剑刺伤裴度的头部，裴度从马上跌落到路旁的水沟里，多亏他头上的毡帽很厚，才捡回一条命。裴度的随从王义从背后死死地抱住刺客大声呼救，刺客挣脱不得，竟然砍断王义的手臂，夺路而逃。

京城内居然同时发生刺杀当朝宰相和大臣的恐怖事件，宪宗非常震惊，兵部尚书许孟容说：”宰相被杀，横尸街头，如果不抓获凶手，就是朝廷的耻辱啊！”宪宗“惋坳者久之，为之再不食”。

朝廷充分发挥群众的作用，一周之内，八名杀人凶手全部落网。这场恐怖袭击事件非但没有吓倒宪宗，反而使他坚定决心，加快征讨的步伐。

裴度靖乱

大难不死的死战派大臣裴度，在伤势好转之后，依旧极力主战，为宪宗“奋命决策”，得到宪宗赞许。随即裴度奉命亲临淮西前线督师，并成为平叛大军的统帅，指挥淮西战事。

元和十二年淮西战场形势图

公元817年（元和十二年），裴度任用李愬为主将，战局逐渐改视。这时降将李祐献计说:“蔡州的精兵都在洄曲及四周边界守卫,把守蔡州的都是老弱残兵,可以乘虚直接攻取蔡州城,活捉吴元济。”这是一个十分冒险的军事行动,而且出自降将之口。但李愬果断采纳了李祐的计策,并秘密报告了裴度。裴度高兴地批准了奇袭蔡州的行动。于是李愬秘密招募勇士组成“突将”,但外示松懈,以麻痹敌人。在一个风雪弥天之夜,李愬亲率一万精兵急行军一百多里,一天一夜赶到蔡州。蔡州果然没有防备,只经过短暂战斗,吴元济就束手就擒。

淮西战争期间，裴度在朝内，为宪宗出谋划策，坚定其武力讨伐之信念；在前线，他与李光颜、李愬等人齐心协力，攻坚坡敌。平定淮西，无论是战略策略的制订还是具体作战方案的实施，无论是前线指挥，还是后方支援，裴度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李愬雪夜袭蔡州

唐宪宗利用吴元济叛逆的机会用兵淮西，历时三年而平之。淮西战争是元和年间削藩诸战争中历时最长、最为曲折的一次。淮西战役胜利结束，朝廷威望空前提高，众多跋扈藩镇纷纷归附，成德王承宗主动“请以二子为质，及献德、棣二州，输租税，请官吏”。淮西战役结束后，朝廷又迅速移师淄青。淄青外部缺少外援，内部势力出现分裂，朝廷军队士气高昂，优势明显。不久刘悟倒戈，战争很快取得胜利。至此，淄青平定，河朔三镇归附，众跋息藩镇纷纷听命朝廷，元和朝对藩镇战争全面胜利，出现了所谓的“元和中兴”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