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迎献帝于许之后，第一步便是瓦解忠于汉室的老臣在朝政中的职位，便于安排人事。

《后汉纪卷二十九汉献帝纪》建安元年八月：

“甲戌，镇东将军曹操为大将军，更封武平侯。操固让，不许。太尉杨彪、司空张喜以疾逊位。”

大将军是汉朝最高军事统帅，常以贵戚权臣充任，何进也曾任大将军。因多加录尚书事而总揽朝政，实为宰相，位在三公之上。

曹操

《汉书百官志一》注：“比公者四:第一大将军，次骠骑将军，次车骑将军，次卫将军。”

又

《文献通考》卷五十九云：“大将军内秉国政，外则仗钺专征，其权远出丞相之右。”

由于杨彪出身于弘农杨氏，是忠于汉朝的肱骨之臣，又任太尉，守尚书令，在旧朝廷体系中地位最高，实权最大，因此曹操编织了一个罪名把他下狱，以便更好掌控朝政。

《后汉书·杨彪传》

“彪以疾罢。时，袁术僭乱，操托彪与术婚姻，诬以欲图废置，奏收下狱，劾以大逆。”

杨彪

孔融、荀彧等人曾为杨彪求情，但曹操都没有同意，致使孔融对曹操产生厌恶，从此没有写过一篇诗歌赞颂曹操。

此后不久，献帝任命袁绍为太尉“右将军袁绍为太尉。绍耻班在操下，不肯受。操乃辞大将军。”由于袁绍耻于职位低于曹操，所以曹操辞官以博得袁绍的支持。

由于杨彪的辞官，朝内尚书令无人任职，因此与杨彪同为儒家世族的荀彧被曹操推举为尚书令。

《三国志卷十荀彧传》：“进荀彧为汉侍中，守尚书令，常居中持重。”

《后汉书卷七十荀彧传》：“及帝都许，以彧为侍中，守尚书令。”

尚书令是东汉一个极其重要的官职，掌管尚书台

荀彧

由于其能够行使宰相的职责，一般认为宰相拥有两个权力，一是监察百官，二是共议国事。汉魏以降，尚书的职责甚至大过三公。

“选举诛赏，一由尚书，尚书见任，重于三公”《文献通考卷三十六选举考九》

又

自后汉，时虽置三公而事归台阁.尚书始为机衡之任.然当时尚书不过预闻国政，未尝尽夺三公之权也.至魏晋以来，中书、尚书之官始真为宰相，而三公遂为具员。（《文献通考卷四十九职官三》）

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分，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后汉书卷三十九仲长统传》）

汉朝虽然中央决策行政体制采用三公制度，以太尉、司空、司徒分别统领九卿，共同参与决策，但在东汉的中后期。三公的权力被大将军和尚书台分化、削减，大将军职位复居三公上，曹操本意是担任大将军以达到控制朝廷的决策，但是由于袁绍不肯受封，被迫降职为司空。

“冬十一月丙 戌，曹操自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百官总己以听。 ”（《后汉书卷九献帝纪》）

司空在司空虽然位列三公，但是其本职是“掌水土事。凡营城起邑、浚沟洫、修坟防之事，则议其利，建其功。凡四方水土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凡郊祀之事，掌扫除乐器……凡国有大造大疑、谏争，与太尉同。”司空的职权主要是管理修堤、筑城、官员的考察和监督。由于权力的分化，官员的考察和监督权力也逐渐被尚书取代

“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书令。”（《后汉书卷五十四杨震传》）

但是由于曹操录尚书事，掌握军政大权，司空府的构成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官员增多，官员所拥有的权力也更大，成为曹操霸府机构的雏形。

这样，曹操通过录尚书事、司空，以及尚书令等合法的程序，把汉献帝控制于霸府统治之下。

由于曹操的司空府霸府尚处于发展阶段，所以曹操对献帝及随从献帝的汉朝官员还存有一定礼遇。

曹操的专政独权招来献帝和汉室一干旧臣的产生不满，所以献帝想利用君权压制曹操的肆意妄为

“旧制，三公领兵入见，皆交戟叉颈而前。初，公将讨张绣，入觐天子，时始复此制。公自此不复朝见。”（《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引郭颁《世语》）

曹操用不再朝见献帝，以避免这种尴尬。

献帝的丈人董承亦纠合一众汉室的老臣准备发动政变，诛杀曹操

“初，车骑将军董承称受帝衣带诏，与刘备谋诛曹操。”（《资治通鉴卷六十三献帝建安四年》）

又

“先主未出时，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三国志卷三十一先主传》）

结果却是以失败告终，祸及三族。

“五年春正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越骑校尉种辑受密诏诛曹操，事泄。壬午，曹操杀董承等，夷三族。”《后汉纪卷九孝献帝纪》

虽然平息了内祸，但也让曹操感受到天子带给他的压力，虽然献帝没有丝毫权力，但是“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资治通鉴卷一威烈王二十三年》）

曹操同样也得利用东汉皇权为自己的霸府政治服务，具体体现在以下三点：

一、利用皇帝的威望招纳人才

“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王朗、陈群等人都是在此前后归入曹操霸府，充当僚佐。

二、 利用皇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威慑各地诸侯，

沮授劝阻袁绍：“天子在许，民望助顺，不如守境述职，以宁区宇”

又

傅干劝说马腾：“曹公奉天子诛暴乱，法明国治，上下用命，有义必赏，无义必罚，可谓顺道矣”

部分诸侯对天子也依旧拥戴，并予以进贡

“建安二年夏，汉朝遣议郎王誧奉戊辰诏书曰：“董卓逆乱，凶国害民。先将军坚念在平讨，雅意未遂，厥美著闻。策遵善道，求福不回。今以策为骑都尉，袭爵乌程侯，领会稽太守。”

承认了孙策作为汉室臣子的合法性，孙策以此名正言顺的建立对领地的归属权

孙策

孙策谢表朝廷“以臣袭爵，兼典名郡”

建安二年“孙策谴使奉贡”

“建安三年，策又遣使贡方物，倍于元年所献。”循例对朝廷进行上贡。

三、 以皇权维护者的身份，师出有名，打击各地诸侯

如赤壁之战时，曹操与孙权书曰：“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

又

“仗国灵威，仗钺征伐，推弱以克强……不辱主命，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

曹操的霸府进行军事行动的时候，以皇帝的名义进行伪装，有利于行动的进行，因此曹操才得以荡平诸侯，加强霸府集权。

袁绍在曹操迎天子于许后，才发现献帝的权力与功用有多大，所以想迎回献帝。

“绍每得诏书，患有不便于己，乃欲移天子自近，使说操以许下埤湿，洛阳残破，宜徙都甄城，以就全实。”，被曹操拒绝了，因此发生了后来的官渡之战，袁绍战败，青、并、幽、冀四州尽归曹操所有。

曹操因此萌生了迁都邺城的念头

邺都取代许都成为东汉王朝的新都城，不仅在地理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对于曹魏霸府时期的军事行动和外交提供了许多便利，也为汉魏禅代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条件。

一、从地理上看：

郭济桥在《曹魏邺城中央官署布局初释》一文中写道：“曹魏邺城遗址位于河北省临漳县境内，西临磁县，南接河南安阳。磁县和安阳地界均有曹魏邺城时期墓葬发现，曹奂冢在临漳，曹操墓在磁县甄后陵在安阳，因此广义的曹魏邺城遗址应包括临漳、磁县和安阳。东汉建安九年曹操平袁绍，营建邺城，建安十八年，曹操封魏公，后升魏王，邺城遂被定为王都，一切用度，以都城为准。”

邺城从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袁绍任冀州牧，初平二年（公元191年）袁绍夺取代韩馥成为冀州的主人时，冀州“带甲百万，谷支十年”又“夫冀州，天下之重资也”，富饶繁华。至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消灭袁绍，中间长达十六年的时间邺城没有发生过大规模战乱，一直都维持着长治久安的情况。“袁绍居邺，始营宫室”，邺城在袁绍的发展下，不仅建立了繁华的宫室，象征他雄踞天下的野心，也凭着邺城的坚固，冀州的富庶，震慑过公孙瓒。“袁绍得冀州，则瓒不能与之争”。曹操围邺城，曾挖地道攻城又围城作堑，“周四十里”，并决漳水以灌之。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邺城尚能从五月坚持至八月，可见邺城的易守难攻。

公孙瓒

二、从军事上看

由于许都地处中原，各路诸侯觊觎天子，对许都虎视眈眈。作为当时都城的许都曾两次差点被袭，第一次孙策“乃谋袭许，未发，为刺客所杀”，第二次刘备“说表袭许，表不能用”，两次计划都发生在曹操征伐河北时期，虽然两次计划都未能顺利实行，但是也看出许都的兵力之少，防卫之空虚。所以曹操迁都到邺城，一来曹操当时的重心在河北，邺城也成为当时统治河北屯兵的大本营，后“作玄武池，以习舟师”，也为日后征伐江东打下了基础。二来面对近北方游牧民族和袁绍的残余势力，便于讨伐。第三，因为邺城远离南方诸侯，可以避免被袭扰的情况出现。

三、 从民心上看

曹操刚取邺城，就下了一系列政令，以减轻河北民众对于家庭上的负担:由于“河北摧袁氏之难”，老百姓“可无出今年租赋”，结果“百姓喜悦”。又规定今后“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除此之外，“不得擅典发，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由于这一系列政令，曹操在邺城这块地方打下了良好的民众基础，因此“百姓皆奔邺，因曹氏之强，以小安户口。”也为霸府政治提供了便利。

四、 从政治上看

曹操迁都邺城，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献帝君权的约束。由于邺城在曹操的治理下井井有条，皇帝的名望在邺城民众的心中削减了不少，得以让曹操自由的实行许多对霸府有利的政令。譬如从建安十五年到建安二十二年，八年期间颁布的三次求贤令，三次求贤令的目的是为了招纳当世有用的人才，以期扩充当时曹操霸府机构内的僚佐团队。

第一道求贤令是曹操于建安十五年（210年）春天发布的，其内容如下: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易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间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第二道求贤令发布于建安十九年（公元217年）十二月，令文写道: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观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第三道求贤令是在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八月发布的：

“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据统计，由于求才三令而入仕的人有：桓范、鲍勋、颜斐、苏林、卢毓、王昶、任嘏、朱建平、司马孚、郑冲、郑袤等，当中大部份人是以曹操诸子的属官身份仕曹。（参考李飞《唯才是举》）其中如桓范、卢毓、王昶、司马孚、郑冲，后来都是曹魏的股肱之臣。

由于曹操不拘一格降人才，当时的士人也纷纷投向曹操。

“（王）仲宣伤於肥戆，（繁）休伯都无格检，（阮）元瑜病於体弱，（陈）孔璋实自粗疏，（路）文蔚性颇忿鸷，如是彼为，非徒以脂烛自煎糜也，其不高蹈，盖有由矣。然君子不责备于一人，譬之朱漆，虽无桢幹，其为光泽亦壮观也。”

又如远渡辽东避难的邴原“太祖辟为司空掾。”、管宁“太祖为司空，辟宁”、远在江东的华歆“歆至，拜议郎，参司空军事，入为尚书，转侍中，代荀彧为尚书令。”均是当时名士。

邴原泣学

曹操的求才若渴，招纳人才，扩充霸府的野心不止体现在求才三令上。在这之前他就积极任用有才能的人，如“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于牧守者，不可胜数”，这几个人都在霸府期间对外进行领兵征战，为曹操实行军事扩充出了很大的力。

又如曹操刚取河北，对于河北的豪杰，以及曾经为袁氏效力的人才，曹操也不计前嫌，收为己用“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车即缮其甲卒，收其豪杰而用之，以横行天下”

如曾经为袁绍写檄文讨伐曹操的陈琳，曹操用他为自己草拟诏书“军国书檄，多琳、瑀所作也。”

又比如王脩

“谭之破，诸城皆服，唯管统以乐安不从命。太祖命取统首，脩以统亡国之忠臣，因解其缚，使诣太祖。太祖悦而赦之。袁氏政宽，在职势者多畜聚。太祖破邺，籍没审配等家财物赀以万数。及破南皮，阅脩家，谷不满十斛，有书数百卷。太祖叹曰：“士不妄有名。”乃礼辟为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将，迁魏郡太守。”

王修

以及受官但不随军的田畴

“畴常忿乌丸昔多贼杀其郡冠盖，有欲讨之意而力未能。建安十二年，太祖北征乌丸，未至，先遣使辟畴，又命田豫喻指。畴戒其门下趣治严。门人谓曰：“昔袁公慕君，礼命五至，君义不屈；今曹公使一来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畴笑而应之曰：“此非君所识也。”遂随使者到军，署司空户曹掾，引见谘议。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即举茂才，拜为蓚令，不之官，随军次无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