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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自道光以后,国门被打开。西学东渐,开始形成潮流。邵伯地处南北交通之要冲,自然得风气之先,早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就开办了苞亭学堂,成了江都以至扬州最先进行新式教育的学校之一。(江都史话)(作者原创,严禁转载,如需转载,请联系作者)
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日甲午战争后,朝廷的一些有识之士纷纷上奏,提请改变教育制度。二十四年(1898),光绪皇帝接受变法主张,下诏“废科举,兴学堂”。然而,戊戌政变失败,光绪皇帝被幽禁,慈禧太后连续两次发布谕令,中止维新变法,中止对科举制度的改革。随着发生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陷落、皇室西逃等一系列非常事件,使得慈禧也不得不考虑下诏变法,用以装点门面。于是,泣血二年之久的光绪皇帝重回乾清宫,并又颁诏了一些改革措施。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一月,朝廷再度颁布了《兴学诏书》,要求“除京师设大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又颁布了更为具体的“壬寅学制”。
在这样的背景下,热衷维新,力主改革,一心以“嘉惠黎元,振兴教育”为己任的甘泉县知县谢元洪(字苞亭,原名谢昌期,浙江山阴人士,光绪廿年恩科进士)立即响应,在时属甘泉县的邵伯镇办起了学校。
谢元洪一面积极宣传兴办学校、培育人才对于造福桑梓的好处,召集士绅名流商讨办学事宜,向商贾富户筹集资金;一面跑遍全镇各处公共建筑设施,查看可以用来办学的场所;一面还去积极网罗人才,选配可资育人的师资。经过一番不懈的努力,新式学堂终于在邵伯镇兴办起来了,这是江都、扬州出现最早的三所新式学堂之一(一所是宜陵镇东陵两等小学堂;另一所也是谢元洪于同年二月参与创办的扬州笃材学堂,即后来的东关小学)。
新学堂利用镇上原有的建筑,设在神路普济堂内,分为高等一级与初等一级二个班。高等一级30人,初等一级50人,计80名学生。堂长(校长)初为薛一谔先生(晚清翻译家,翻译过狄更斯、布斯俾等人著作),后由丁策继任。
学校开办后,虽为方寸之地,但略具西方色彩的新式教育,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法,都与往昔旧学迥然有别,一扫迂腐沉闷之气,陡增励志报国之风,给古镇注入了一股清新活力。民众为感恩这位热心的县太爷,便以他的字“苞亭”命名,史称“苞亭学堂”。
民国六年(1917),苞亭学堂改名为江都县第五高等小学,设在法华寺东的斗野亭内。学校以“真实劳苦”为校训,增设新式学科。全校4个班,学生近80人,不收女生,寄宿生大多来自昭关、丁伙、乔墅等地。实行“四三”制,即初小4年,高小3年,年龄小的先上半年预备班,补习初小课程。设修身、国文、算术,中国历史、中国地理、理科(动、植物学)、手工、图画、体操、音乐、英语等课程。学校为县立,并由董事会筹集资金给予资助,学董多为赞助人。当年有校歌一首,歌词为:“三十六湖通,邵伯甘棠化雨中,我辈文明宗。一堂济济雏风驹龙。先生施教,弟子遵从。青云努力,奋发为雄。来鹤唳晴空,神路逶迤西复东,簧舍人材钟。门墙引领桃李春浓。学术砥砺,遵义磨砻。整齐严肃,贵我校风。”
民国十五年(1926)学校更名为“西高小学”,改为“四二”制,6年小学毕业。后因军阀孙传芳部在来鹤寺驻扎,对学校干扰很多,加之小学生上学较远,故该校迁至邵伯大码头巡检司署旧址,校名为“甘棠小学”,设国语、算术、社会(公民、卫生、历史、地理)、自然、园艺、音乐、体育等课程。该校一时名师荟萃,俊彦云集,教学质量名列全县前茅。
100多年来,从苞亭学堂到邵伯小学,虽历经沧桑,几度易名,然学脉相承,学风绵延,桃李芬芳,人才辈出,走出了万千学子,为那段悠悠岁月留下珍贵的标记。 (原创作者:朱毓麒 张允生 )(作者原创,严禁转载,如需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