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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罗伯特·赫德，曾经在中国生活工作了54年。尤其是担任清朝海关总税务司一职长达半个世纪，创造了外国人在中国任职的记录。期间，赫德与晚清重臣李鸿章，交往30多年，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赫德对李鸿章的评价似乎并不高。赫德说：“他（李鸿章）像我一样，年轻时交上好运，就此扶摇直上，位极人臣。其实我再说一遍，他像我一样，不过是一个普通人，且是因为身居高位使他声名显赫而已。当他接待外国人时仿佛应付裕如，但揭去他的这张皮，他还是中国佬，同其他官僚同样是无能之辈。”
在赫德的眼里，清朝中兴名臣之一的李鸿章只是一个“普通人”“无能之辈”。可是，就是赫德眼里的“普通人”“无能之辈”，以封疆大吏的身份辅佐朝政30余年。
赫德为什么会认为李鸿章是“无能之辈”呢？
这是因为，尽管李鸿章手握大权，并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但他始终局限于技术层面的近代化，忽略了制度与文明层面的变革。
据《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记载，1864年，李鸿章在一份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信函中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从这一刻开始，李鸿章就有了向西方列强学习先进技术的理念。这无可厚非。可是，与此同时，李鸿章又拒绝从制度与文明层面进行改革。李鸿章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在李鸿章看来，中国的制度与文明，远远超过西方列强，只是武器不及他们而已。
李鸿章发自内心地认为，中国的那套封建君主制度是行之有效的，只是暂时遇到了困难。因此，他宁愿像一个“裱糊匠”，在清朝这间破屋里敲敲打打、修修补补，绝不愿意、也想不到在制度和文明层面进行变革。
我们知道，就在清朝推行洋务运动的同期，一水之隔的日本也启动了著名的“明治维新”。日本明治维新不但在科学技术上学习欧美列强，还致力于政治改革，并提倡学习西方社会文化及习惯。西方生活方式在日本逐渐得以推广。
对于日本的这些改革，李鸿章当然有所耳闻。1875年，日本驻清朝特命全权公使森有礼来到中国天津，拜见了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
在会见时，他们有一段激烈的交锋。
李鸿章说：“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不感到羞耻吗?”
森有礼回答：“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决不是受外力强迫的，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
李鸿章信心满满地表示：“我国决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才不得不采之外国。”
森有礼说：“凡是将来之事，谁也不能确定其好坏，正如贵国400年前（指清军人关前）也没有人喜欢现在这种马蹄袖服制。”
李鸿章断然回答：“这是我国国内的变革，决不是用欧俗。”
基于这种理念，哪怕洋务运动创建了许多兵工厂，修建了许多铁路，但始终没有在制度和文明层面进行任何改革。失败在所难免。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朝军队在陆战和海战双双败北。或许这时候，李鸿章才意识到洋务运动的局限性。
1895年，李鸿章来到日本马关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进行谈判。他说：“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当时贵大臣（伊藤博文）相劝，云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而来。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惭心有余、力不足而已。贵国兵将悉照西法训练，甚精；各项政治，日新日盛；此次本大臣进京与士大夫相论，亦有深知我国必宜改变方能自立者。”
然而，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被免除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职务，坐了“冷板凳”，不再掌握实权，所谓“变革诸政”最终成为一句空话。
【参考资料：《清史稿》《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