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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长城内外， 大江南北，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为了抵御外侵，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中国人民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并取得伟大胜利，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格局与进程。
面对近代国际局势的中国国防战略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长时期的友好关系。但自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之后， 日本逐渐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并由此走上对外扩张和侵略的道路，成为典型的军国主义国家。而一水之隔的中国，既拥有众多的人口、广阔的市场，又拥有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加之近代以来国贫民穷，长时期处于动荡与混乱之中，所以侵略并占领中国，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首要目标。正如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其野心跃然纸上。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步步进逼，中国的有识之士，纷纷提出御敌方略——“拖”及向中国“内陆”转移。
中国国防大势的转变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以汉族为主体，同时融合了众多少数民族。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融合、变迁与发展中，虽然中华民族的版图不断拓展、扩大，但包括今河南、河北、山西、山东、陕西、甘肃、湖北等省在内的广大的中原及部分西北地区，最早且一直是汉民族的主要活动地。自古以来，中原地区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西北的陕西、甘肃等地，被誉为中华文化的发源地。
在长时期的民族斗争与融合中，中华民族也曾遭到外来民族的多次“入侵”。但这种“入侵”势力，直到明代中叶以前， 除东南沿海地区有少量的倭寇（即日本海盗）骚扰外，主要来自北方的游牧部落，如汉时的匈奴、南北朝时的鲜卑、北宋时的蒙古、明朝时的满人等。因为古代中国的主要危险来自北方，所以我国古代的国防防御，大多采取陆上的东西横向防御。西起甘肃嘉峪关，东至辽宁虎山，横跨15省区市，绵延2万余公里的“万里长城”，就是古时为抵御北方游牧部落“入侵”，在不同历史时期修建的大型军事防御工程。
除了用人工修建万里长城， 汉民族国家的防御方式还包括固守三条天然河流，作为防御北方“入侵”势力的基本策略：第一步守河（黄河）；河不能守时， 第二步守淮（淮河）；当淮河也守不住时，则取第三步守江（长江）。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史地学家顾炎武，对这种防御策略作了深入的研究与总结，在其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专门提到，大意是：当没有外敌入侵时，则中原无事，汉民族国家可在中原地区立国；当北方民族入侵中原、中原多事之际，汉民族国家就只有迁居长江之南了。这也就是中国古代史上所谓的“中原板荡，衣冠南渡”。
进入18世纪，世界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相继完成工业革命，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作为东方岛国的日本，受此影响， 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逐渐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而中国，仍处于清王朝闭关锁国的统治之下，清王朝虽缔造了历史上有名的“康乾盛世”， 但此时已走向腐朽没落。当资本主义各国因国内原料市场不能满足其需要时，就开始了疯狂的对外侵略和扩张。不幸的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市场广大的中国，沦为了资本主义各国瓜分、吞噬的首要对象。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凭借船坚炮利，从海上向中国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略。1840年的鸦片战争，接踵而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无一不是从中国东部沿海各港口城市进入中国大陆。与此同时，沙皇俄国、大英帝国也在陆地上觊觎中国的东北、新疆与西藏。近代中国面临内忧外患，各种矛盾错综交织。
为应付复杂多变的局势，中国的国防大势开始由单纯的陆上防御（即陆防，也称塞防）向“海防”或“海陆防”并重的方向转变。如发生于清朝中后期的有关“海防”“塞防”之争， 就是中国国防大势由单纯的陆上防御转向“海防”的最好说明， 也是中国国防由古代的国防形势（进攻者从北向南，防御者自东向西横向防御）转向近代国防形势（进攻者从东向西，防御者自北向南纵向防御）的标志。而发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则是这种转变的最后完成。
与这种转变紧密相联的是， 作为一国之都的首都，由过去的“衣冠南渡”转向了抗战时期的“衣冠西迁”。
中国历史上的迁都
所谓“首都”，即一个国家的国都，是全国最高权力机关所在地。首都设在什么地方，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有着重大的意义和影响， 首都之于全国，犹如人的大脑之于全身，被称为一个国家的“神经中枢”。
首都地位显赫，历代统治者十分重视首都地点的选择与首都本身的建设，视为“国之大事”。一朝之内，国都一旦建立，除非政权更迭、朝代变迁， 否则轻易不会变动。纵观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因种种原因而迁都的，大致可分为两种，即积极主动的迁都和消极被动的迁都。
中国历史上，不乏积极主动的迁都。如商代的“盘庚迁殷”，汉朝刘邦自洛阳迁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北魏孝文帝自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 明朝明成祖自南京迁都北京， 辽、金、元等少数民族建国后将国都由北方偏僻地区迁都北京等，均属此类。虽然迁移方向各异，但迁都目的相同——都是为了适应形势发展需要，拓展统治区域，以便更好地驾驭全国局势。因此，迁都之后的这些朝代，都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如“盘庚迁殷”，造就了商代稳定的政治局面，实现了商朝的中兴，为商朝取得灿烂文明创造了先决条件；北魏孝文帝的迁都，不仅加速了中华民族融合的步伐，而且有力地推进了孝文帝的汉化改革，鲜卑人也因此结束了在中原汉人心目中的“胡虏”形象，达到了巩固统治的目的。
也有一些朝代，在经历国势衰颓、“外敌”入侵之际，为挽救危局、延续统治而被迫迁都。如西周末年，周平王面对西戎的进逼，被迫将国都从强敌环伺的丰镐（今陕西西安）迁到较为安全的东都洛阳；北宋灭亡后，赵构在归德（今河南商丘）做了皇帝，但为了避金国之锋芒，将国都自归德迁到临安（今浙江杭州），偏安东南；金朝末年，蒙古人在北方迅速崛起，并攻城略地，不断南下，金朝为了延续其统治，不得不将国都自中都（今北京）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 等。这些迁都，大都发生在其统治末期，是一种丧失了政治、军事主动权后的被动行为。迁都之后，虽勉强延续其统治，但很难有大的作为。
中国历史上的迁都，被称作“是中国历史剧烈震荡的政治波谱图，是中国政治变迁的晴雨表”，其影响可见一斑。
孙中山建立“海都”“陆都” 的构想
南京，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因兼有江淮之利、太湖之饶与鄱阳之富，加之在军事上龙蟠虎踞，长江及其附近的山脉形成天然屏障，攻守兼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史上，南京素有“象天设都”“金陵王气”“金陵自古帝王州”的说法。先后有多个历史朝代与政权，选择在南京建立国都，南京也因此成为与西安、洛阳、北京齐名的“四大古都”之一。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时，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将南京作为中华民国的国都，但孙中山是主张以南京为国都的，并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在随后与袁世凯的南北议和中，孙中山同意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但附加了条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孙中山坚持认为， 自己辞职后的临时政府地点，必须设在南京。
在这场“南北二京”的争夺战中，虽然孙中山最后失败了， 但他对南京情有独钟，矢志未移。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临终前，专门留下遗嘱，要求死后归葬南京钟山之下。
孙中山生前对南京的发展与建设，也极为重视。在其所著的《建国方略》之《实业计划》中，对南京作出了高度评价并对未来南京城市的发展，制定了详细的建设计划。孙中山认为： “南京为中国古都，在北京之前，而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区。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中之大都市，诚难觅如此佳境也。而又恰居长江下游两岸最丰富区域之中心，虽现在已残破荒凉，人口仍有一百万之四分一以上。且曾为多种工业之原产地，其中丝绸特著，即在今日， 最上等之绫及天鹅绒尚在此制出。”孙中山坚信：“当夫长江流域东区富源得有正当开发之时，南京将来之发达，未可限量也。”为此，孙中山建议，整治长江航道，“削去下关全市”， 以拓宽长江水道，将沿江码头移至江心洲，并阻塞江心洲上游长江支流，形成天然港埠，以便于巨型船舶的航行、停靠，同时购买城市界外界内的土地作为国有，“以备南京将来之发展”。除此之外，孙中山还建议将南京长江北岸的浦口，建设成为长江与北方各省铁路载货之大中心， 横贯大陆直达海滨的主要干线。同时建设长江过江隧道，以连接长江南北两岸的两个重要交通枢纽——镇江与浦口，加强南北的交通联系。
孙中山对南京十分看重，但对南京所面临的日益复杂而险恶的国际环境及国防上的局限性，也有清晰的认识。早在民国初年，孙中山主张以南京为中华民国首都时，就有建立两个“都城”（一个陆都，一个海都）的构想。他认为，南京具备山地、水地、平原三要素，在平时可以南京为首都（即海都）。但南京地接沿海，中国若与外国如日本等发生冲突或战争，或者日本与美国发生战争，日本都会先攻击我沿海各省，“南京一经国际战争不是一座持久战的国都”。孙中山主张“要在西北的陕西或甘肃，建立个陆都”，并以此作为“作战的根本，扫荡入侵之敌人”。
如此看来，当年孙中山亲手规划设计的发展蓝图，可谓高瞻远瞩，影响深远。既为中国后来的仁人志士在阐述、制定应对外来侵略之方略时所遵循和弘扬， 也为1932年中日局部战争爆发时国民政府迁都洛阳、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时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日局部战争态势下国人的御敌之策
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受交通、气候、地势及开发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跨入近代门槛以后的中国，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极不平衡，国家政治中心的建立、经济事业的设置、文化教育的开办以及军事防御的部署等，大多集中在华北、华东等东部沿海地区。这不仅造成了中国东西部地区各方面的巨大差异，也给没有强大海空军作支撑的军事防御、国防部署带来诸多不利。
这些不利因素，到了20世纪20年代，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相继发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掠取中国东北、侵略中国最大中心城市上海，其吞并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之后，表现得更为明显和突出。
面对一触即发的中日战争，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傅斯年、胡适、蒋百里、 钱端升等有识之士，深刻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复杂性和紧迫 性，并以他们的所学、所思与所感，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针、步骤与办法。
傅斯年：“中华不是一个可以灭亡的民族”
1932年8月，傅斯年在刚刚创办不久的《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倡导积极抵抗日本的侵略。他认为：“中国在开战之初，不能打胜日本，却可以长久支持，支持愈久，对我们越有利。”“中国人之力量在三四万万农民的潜力，而不在大城市的统治者及领袖；中国的命运在死里求生，不在贪生而就死。历史告诉我们：中华不是一个可以灭亡的民族；事实告诉我们：日本不是一个能成大器的国家。”
9月18日，时值“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纪念。在这一天出版的《独立评论》第18号上，傅斯年再次发表《九一八一年了！》一文。文中,他犀利地指出：“九一八是我们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国难，也正是近百年中东亚史上最大的一个转关，也正是二十世纪世界史上三件最大事件之一。……我们以这一年的经验，免不了有些事实的认识。我们纵观近代史，瞻前顾后，免不了有些思虑。假如中国人不是猪狗一流的品质，这时候真该表示一下子国民的人格，假如世界史不是开倒车的，倭人早晚总得到他的惩罚。所以今天若把事情浅看出来，我们正是无限的悲观，至于绝望；若深看出来，不特用不着悲观，且看中国民族之复兴，正系于此。”
傅斯年详细分析了“浅看中失望”的四个方面：第一失望是在如此严重的国难之下，统治中国者自身竟弄不出一个办法来；第二失望是人民仍在苟安的梦中而毫无振作的气象；第三失望是世界上对此事件反应之麻木；第四失望是中国的政治似乎竟没有出路。随后，傅斯年又从地理、历史、人文等方面分析了“我们不应该失望而应该抱有希望”的原因。他认为，中华民族经历了3000多年的风风雨雨，仍然能够屹立于世，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自有其潜藏的大力量”。他指出：“中国人不是一个可以灭亡的民族。历史上与中国打来往的民族，如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固皆是一世之雄，而今安在？中国人之所以能永久存立者，因其是世界上最耐劳苦的民族，能生存在他人不能生存的环境中，能在半生存的状态中进展文化。这或者就是中国人不能特放异彩，如希腊人如犹太人的原故，然而，这确是中国人万古长存的原故。”最后，傅斯年得出了“今日中国事，皆不足悲观”的结论。因为“中华民族自身有其潜藏的大力量，300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是灭不了的”。
当年，在日本军国主义咄咄逼人气势之下，像傅斯年那样坚持“中华民族不可亡”信念的人，并不是少数。
1934年2月24、25两日，著名政治学家钱端升在《益世报》发表了题为《复兴民族几个必备条件》的文章，也以大量的事实，阐明了这一论点。文章写道：“以吾族论，具有数千年悠 久之文化，永有数千万方里之广土。过去兴亡，非止一次，今后成败，谁能断言？平心而论，吾族数千年来经列祖列宗发扬化育，惨淡经营，优美之德性，伟大之精神，已深植于吾辈不肖子孙心坎与血液。吾人今日有共同惟一之信念焉，即今后无论经过如何困苦艰难，盘根错节，吾族终不失为人类最优秀民族之一种；吾人更自信中国民族决不会亡！即亡亦当与世界人类皆亡耳！此非豪语，此非狂言，此乃吾族心理上伟大坚韧之基石！”
不可否认，众多专家学者关于“中国必胜”“中华不会亡”的深刻论述及其广泛宣传，给当时的中国人民树立了“坚持抗战”“抗战到底”“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
胡适：“长期苦斗为不可避免的复兴条件”
作为学者和文人，胡适同样站出来，不时大声疾呼。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蚕食鲸吞，胡适通过自己主办的《独立评论》，经常发表自己以及当时一大批专家学者的时评和政论文章，全面阐明中华民族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应对之策。面对当时中日两国的实际情形与巨大的国力差异，如果战争一旦爆发，将出现怎样的惨烈场面？战 争的进程会一帆风顺吗？中国的抗战将面临如何困难？……这一系列问题，当年有不少有识之士提出了自己的分析、思考和研究。当中最典型的代表，非胡适莫属。
1933年3月27日，日本因国际联盟调查并一致通过对其侵略中国东北的谴责，宣布退出国联。嗣后不久，胡适即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慷慨陈词：“我们要准备更大、更惨的牺牲！同时，我们要保存信心，才经得起大牺牲！”“全世界道德的贬义是在我们敌人的头上，我们最后的胜利，是丝毫无可疑的。”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进一步窥视华北，并于1935年5月起在华北制造一系列事端，鼓动汉奸流氓发起“华北自治运动”，推进“华北特殊化”。面对日本的无耻行径，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却一再退让。
6月27日，察哈尔省代理主席秦德纯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贤二在北平（今北京）订立《秦土协定》，接受日本的无理要求。
此前的6月20日，身在北平的胡适曾写信给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王世杰，阐述对时局的看法，主张对日本要有一个应对办法，不能让日本再将察哈尔、河北、北平、天津侵占。胡适希望政府当局：“对世界固应赶紧结合，对日本尤不可不做一种可以使我们喘气十年的ModusVivendi （权宜之计）。若无一个缓冲办法，则不出一二年，日本人必不容许蒋先生安然整军经武，此可断言也。”同时，他对未来中国以及世界局势的发展进行了大胆预测：“（一）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唯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局势。（二）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的敌人的霸权消灭，这也是不很可疑的。”胡适希望将此预测作为“我们一切国策的方针”，同时也希望王世杰能慎重考虑，并设法将他的想法转告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
为了促成“不很远的将来”的到来，以求得中国“翻身的机会”，6月27日，胡适再次写长信给王世杰，坦陈自己的想法和打算。
在信中，胡适写道：“欲使日本的发难变成国际大劫，非有中国下绝大牺牲决心不可。”
这个“绝大牺牲”的限度，就是“先下决心作三年或四年的混战、苦战、失地、毁灭”。为此，他主张：“我们必须准备：（一）沿海口岸与长江下游的全部被侵占毁灭，那就是要敌人海军的大动员。（二）华北的奋斗，以至冀、鲁、察、绥、晋、豫的沦亡，被侵占毁坏，那就是要敌人陆军的大动员。（三）长江的被封锁，财政的总崩溃，天津、上海的被侵占毁坏，那就要敌人与欧、美直接起利害上的冲突。”胡适也指出，上述三方面的毁灭与牺牲，“都不是不战而退让，都是必须苦战力竭而后准备 牺 牲 。 …… 我们必须要准备三四年的苦战，我们必须咬定牙根，认定在这三年之中我们不能期望他国加入战争。我们只能期望在我们打的稀烂而敌人也打的疲于奔命的时候，才可以有国际的参加与援助。这是破釜沉舟的故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可以促进那不易发动的世界二次大战。”
在这封长信中，胡适明确反对蒋介石的“等我预备好了再打”的思想。认为“敌人不是傻子，他们必不许我们‘准备好了打他们’。……我们若要作战，必须决心放弃‘准备好了再打’的根本错误心理。我们必须决心打三年的败仗，必须不惜牺牲最精最好的军队去打头阵，必须不惜牺牲一切工商业中心作战场、一切文化中心作鲁文大学。但必须步步战；必须虽步步败而仍步步战；必须虽处处败而处处战。此外别无作战之法”。胡适在信中反复强调：“我们如要作战，必须下绝大决心，吃三年或四年的绝大苦痛。”“公等如不甘仅仅作误国的‘清流党’，必须详细计画一个作三四年长期苦斗的国策，又必须使政府与军事领袖深信：此长期苦斗为不可避免的 复兴条件。”“我们如认定，无论如何屈辱，总得不到这十年的喘气时间，则必须不顾一切苦痛与毁灭，准备作三四年的乱战，从那长期苦痛里谋得一个民族翻身的机会。”
当时与胡适持同一见解者，亦不在少数。据王世杰7月11日复胡适的信中称，国民党中央的高官如戴季陶、居正、孙科等人，其见解“与兄第三函（即6月27日长函）所言略同，而其主要方法则在‘团结’。”著名军事家蒋百里在回答友人“中国打得过日本吗？”这一问题时，其回答也是：“感谢我们的祖先，中国有地大、人众两个优越条件。不打则已，打起来就不能不运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事合流，把敌人拖倒了而后已。”
以后，随着全面抗战爆发后最初三四年抗战形势的演变，证明了胡适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蒋百里的御敌理论
傅斯年、胡适等著名学者，以自己渊博的学识和独立的思考，纷纷提出御敌之策。那么，那些带兵打仗的将领以及研究战争与军事的战略家们，对此又有什么高见呢？
蒋百里，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而后专赴德国研习军事，系我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战略家，被誉为“观时局，崇国防，论抗战，纸上能谈兵，当真国士无双”。他自然对日本侵略我国的阴谋感悟更多，也提出了更加适合我国的御敌之策。
蒋百里在其早年撰写的《裁兵与国防》一文中，不仅将日本作为未来侵略中国的惟一假想敌，表现出对日本侵略中国的高度警惕，而且还提出了一旦中日战争爆发，中国的应取之策。他在文中写道：“呜呼，我国今日，乃日日在威胁中者，非彼侵略性之国家为厉哉？然则彼利急，我利缓；彼利合，我利分；彼以攻，我以守；此自然之形势，而不可逆者也。”
1922年，蒋百里又于《军国主义之衰亡与中国》一文中，充分阐明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特性，表明了誓死守卫国土的决心：“我国民当以全体互助之精神，保卫我祖宗遗传之疆土。是土也，我衣于是，我食于是，我居于是，我祖宗之坟墓在焉，妻子之田园在焉。苟欲夺此土者，则是夺我生也，则牺牲其生命，与之宣战。”与此同时，蒋百里还明确指出御敌制胜的惟一方法：“即是事事与之相反：彼利速战，我恃之以久，使其疲惫；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侪则置之第二线，使其一时有力无处用。”
1923年，蒋百里因母亲去世，由北平返浙江硖石老家奔丧，事后偕湖南吊丧代表龚浩返回北平。当乘坐的火车经过徐州时，蒋百里若有所思地说：“将来对日作战，津浦、平汉两线必然被敌军占领。现代国防应以三阳为根据地，即洛阳、襄阳和衡阳。”龚浩听到蒋百里这样说，并不当成一回事，反而认为是他的老师太敏感。在龚浩看来，“将来无论怎样，中国半壁河山不会沦于敌手的”。只是碍于老师的面子，不好抬杠，“只好付之一笑”。
不曾想，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蒋百里的话就应验了。不仅北平、天津、上海、太原等大城市很快沦陷，连河南省政府也被迫从开封迁到南阳。此时已升任第一战区参谋长的龚浩，忆及蒋百里十几年前的预言，敬佩之余，“乃在卧龙冈造了一座小亭，颜曰‘澹宁读书台’，还镌碑记载当年津浦车中的一席话”，留为纪念。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刚刚出狱不久的蒋百里，即向蒋介石建言，称中日必有一战，要警觉日寇模仿800年前蒙古铁骑灭亡南宋的路线，即由山西打过潼关，翻越秦岭，占领汉中，再攻四川与湖北，彼计若成，亡国无疑。必须采取抗 战军力“深藏腹地”，建立以陕西、四川、贵州三省为核心，甘肃、云南、新疆为根据地，拖住日寇，打持久战，等候英、美参战，共同对敌的策略，方能最后胜利。在蒋百里看来，无论从地理上看，或是从民族性讲，湖南都是中国的心脏，如同欧洲的德国。“一旦战事爆发，沿海一带首遭蹂躏，工业计划应着眼于山岳地带，而便利防空及军事守险，应以南岳为工业核心，而分布于株洲至郴州之线”。
1937年初，蒋百里奉命秘密视察中国南北各地的防务，他的足迹走遍了北方的青岛、济南、北平、太原、石家庄、郑州，也涉足中部的武汉、长沙、衡阳，还到了南面的广州、香港与福州。在福州，他与陈仪“谈到中日问题，两人同以为战争不能免，而且短期内不能解决，战局必逐步西移”。同时认为“将来的对外战争，民兵制和游击战，都是弱大的国家所应采行的”。至于中日之战的最后结果，蒋百里在1937年结集出版的《国防论》之扉页中，开宗明义地告诉人们：“千言万语，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同时，他指明了抗战的方略，那就是“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它讲和！”蒋百里相信：虽然日本侵略中国是势在必行，但其最终的失败，也是必然的。
傅斯年、胡适、蒋百里等人有关中国对日抗战所采方针策略的主张，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国民党高官要员以及蒋介石的手中，同时也得到了执政的国民党中央一些高官要员的认同和支持，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当时中国最高军事领袖——蒋介石的对日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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