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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始末-中兴事件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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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长城内外, 大江南北,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为了抵御外侵,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中国人民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并取得伟大胜利,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格局与进程。

面对近代国际局势的中国国防战略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长时期的友好关系。但自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之后, 日本逐渐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并由此走上对外扩张和侵略的道路,成为典型的军国主义国家。而一水之隔的中国,既拥有众多的人口、广阔的市场,又拥有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加之近代以来国贫民穷,长时期处于动荡与混乱之中,所以侵略并占领中国,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首要目标。正如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其野心跃然纸上。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步步进逼,中国的有识之士,纷纷提出御敌方略——“拖”及向中国“内陆”转移。

中国国防大势的转变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以汉族为主体,同时融合了众多少数民族。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融合、变迁与发展中,虽然中华民族的版图不断拓展、扩大,但包括今河南、河北、山西、山东、陕西、甘肃、湖北等省在内的广大的中原及部分西北地区,最早且一直是汉民族的主要活动地。自古以来,中原地区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西北的陕西、甘肃等地,被誉为中华文化的发源地。

在长时期的民族斗争与融合中,中华民族也曾遭到外来民族的多次“入侵”。但这种“入侵”势力,直到明代中叶以前, 除东南沿海地区有少量的倭寇(即日本海盗)骚扰外,主要来自北方的游牧部落,如汉时的匈奴、南北朝时的鲜卑、北宋时的蒙古、明朝时的满人等。因为古代中国的主要危险来自北方,所以我国古代的国防防御,大多采取陆上的东西横向防御。西起甘肃嘉峪关,东至辽宁虎山,横跨15省区市,绵延2万余公里的“万里长城”,就是古时为抵御北方游牧部落“入侵”,在不同历史时期修建的大型军事防御工程。

除了用人工修建万里长城, 汉民族国家的防御方式还包括固守三条天然河流,作为防御北方“入侵”势力的基本策略:第一步守河(黄河);河不能守时, 第二步守淮(淮河);当淮河也守不住时,则取第三步守江(长江)。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史地学家顾炎武,对这种防御策略作了深入的研究与总结,在其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专门提到,大意是:当没有外敌入侵时,则中原无事,汉民族国家可在中原地区立国;当北方民族入侵中原、中原多事之际,汉民族国家就只有迁居长江之南了。这也就是中国古代史上所谓的“中原板荡,衣冠南渡”。

进入18世纪,世界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相继完成工业革命,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作为东方岛国的日本,受此影响, 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逐渐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而中国,仍处于清王朝闭关锁国的统治之下,清王朝虽缔造了历史上有名的“康乾盛世”, 但此时已走向腐朽没落。当资本主义各国因国内原料市场不能满足其需要时,就开始了疯狂的对外侵略和扩张。不幸的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市场广大的中国,沦为了资本主义各国瓜分、吞噬的首要对象。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凭借船坚炮利,从海上向中国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略。1840年的鸦片战争,接踵而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无一不是从中国东部沿海各港口城市进入中国大陆。与此同时,沙皇俄国、大英帝国也在陆地上觊觎中国的东北、新疆与西藏。近代中国面临内忧外患,各种矛盾错综交织。

为应付复杂多变的局势,中国的国防大势开始由单纯的陆上防御(即陆防,也称塞防)向“海防”或“海陆防”并重的方向转变。如发生于清朝中后期的有关“海防”“塞防”之争, 就是中国国防大势由单纯的陆上防御转向“海防”的最好说明, 也是中国国防由古代的国防形势(进攻者从北向南,防御者自东向西横向防御)转向近代国防形势(进攻者从东向西,防御者自北向南纵向防御)的标志。而发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则是这种转变的最后完成。

与这种转变紧密相联的是, 作为一国之都的首都,由过去的“衣冠南渡”转向了抗战时期的“衣冠西迁”。

中国历史上的迁都

所谓“首都”,即一个国家的国都,是全国最高权力机关所在地。首都设在什么地方,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有着重大的意义和影响, 首都之于全国,犹如人的大脑之于全身,被称为一个国家的“神经中枢”。

首都地位显赫,历代统治者十分重视首都地点的选择与首都本身的建设,视为“国之大事”。一朝之内,国都一旦建立,除非政权更迭、朝代变迁, 否则轻易不会变动。纵观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因种种原因而迁都的,大致可分为两种,即积极主动的迁都和消极被动的迁都。

中国历史上,不乏积极主动的迁都。如商代的“盘庚迁殷”,汉朝刘邦自洛阳迁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北魏孝文帝自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 明朝明成祖自南京迁都北京, 辽、金、元等少数民族建国后将国都由北方偏僻地区迁都北京等,均属此类。虽然迁移方向各异,但迁都目的相同——都是为了适应形势发展需要,拓展统治区域,以便更好地驾驭全国局势。因此,迁都之后的这些朝代,都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如“盘庚迁殷”,造就了商代稳定的政治局面,实现了商朝的中兴,为商朝取得灿烂文明创造了先决条件;北魏孝文帝的迁都,不仅加速了中华民族融合的步伐,而且有力地推进了孝文帝的汉化改革,鲜卑人也因此结束了在中原汉人心目中的“胡虏”形象,达到了巩固统治的目的。

也有一些朝代,在经历国势衰颓、“外敌”入侵之际,为挽救危局、延续统治而被迫迁都。如西周末年,周平王面对西戎的进逼,被迫将国都从强敌环伺的丰镐(今陕西西安)迁到较为安全的东都洛阳;北宋灭亡后,赵构在归德(今河南商丘)做了皇帝,但为了避金国之锋芒,将国都自归德迁到临安(今浙江杭州),偏安东南;金朝末年,蒙古人在北方迅速崛起,并攻城略地,不断南下,金朝为了延续其统治,不得不将国都自中都(今北京)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 等。这些迁都,大都发生在其统治末期,是一种丧失了政治、军事主动权后的被动行为。迁都之后,虽勉强延续其统治,但很难有大的作为。

中国历史上的迁都,被称作“是中国历史剧烈震荡的政治波谱图,是中国政治变迁的晴雨表”,其影响可见一斑。

孙中山建立“海都”“陆都” 的构想

南京,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因兼有江淮之利、太湖之饶与鄱阳之富,加之在军事上龙蟠虎踞,长江及其附近的山脉形成天然屏障,攻守兼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史上,南京素有“象天设都”“金陵王气”“金陵自古帝王州”的说法。先后有多个历史朝代与政权,选择在南京建立国都,南京也因此成为与西安、洛阳、北京齐名的“四大古都”之一。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时,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将南京作为中华民国的国都,但孙中山是主张以南京为国都的,并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在随后与袁世凯的南北议和中,孙中山同意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但附加了条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孙中山坚持认为, 自己辞职后的临时政府地点,必须设在南京。

在这场“南北二京”的争夺战中,虽然孙中山最后失败了, 但他对南京情有独钟,矢志未移。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临终前,专门留下遗嘱,要求死后归葬南京钟山之下。

孙中山生前对南京的发展与建设,也极为重视。在其所著的《建国方略》之《实业计划》中,对南京作出了高度评价并对未来南京城市的发展,制定了详细的建设计划。孙中山认为: “南京为中国古都,在北京之前,而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区。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中之大都市,诚难觅如此佳境也。而又恰居长江下游两岸最丰富区域之中心,虽现在已残破荒凉,人口仍有一百万之四分一以上。且曾为多种工业之原产地,其中丝绸特著,即在今日, 最上等之绫及天鹅绒尚在此制出。”孙中山坚信:“当夫长江流域东区富源得有正当开发之时,南京将来之发达,未可限量也。”为此,孙中山建议,整治长江航道,“削去下关全市”, 以拓宽长江水道,将沿江码头移至江心洲,并阻塞江心洲上游长江支流,形成天然港埠,以便于巨型船舶的航行、停靠,同时购买城市界外界内的土地作为国有,“以备南京将来之发展”。除此之外,孙中山还建议将南京长江北岸的浦口,建设成为长江与北方各省铁路载货之大中心, 横贯大陆直达海滨的主要干线。同时建设长江过江隧道,以连接长江南北两岸的两个重要交通枢纽——镇江与浦口,加强南北的交通联系。

孙中山对南京十分看重,但对南京所面临的日益复杂而险恶的国际环境及国防上的局限性,也有清晰的认识。早在民国初年,孙中山主张以南京为中华民国首都时,就有建立两个“都城”(一个陆都,一个海都)的构想。他认为,南京具备山地、水地、平原三要素,在平时可以南京为首都(即海都)。但南京地接沿海,中国若与外国如日本等发生冲突或战争,或者日本与美国发生战争,日本都会先攻击我沿海各省,“南京一经国际战争不是一座持久战的国都”。孙中山主张“要在西北的陕西或甘肃,建立个陆都”,并以此作为“作战的根本,扫荡入侵之敌人”。

如此看来,当年孙中山亲手规划设计的发展蓝图,可谓高瞻远瞩,影响深远。既为中国后来的仁人志士在阐述、制定应对外来侵略之方略时所遵循和弘扬, 也为1932年中日局部战争爆发时国民政府迁都洛阳、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时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日局部战争态势下国人的御敌之策

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受交通、气候、地势及开发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跨入近代门槛以后的中国,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极不平衡,国家政治中心的建立、经济事业的设置、文化教育的开办以及军事防御的部署等,大多集中在华北、华东等东部沿海地区。这不仅造成了中国东西部地区各方面的巨大差异,也给没有强大海空军作支撑的军事防御、国防部署带来诸多不利。

这些不利因素,到了20世纪20年代,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相继发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掠取中国东北、侵略中国最大中心城市上海,其吞并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之后,表现得更为明显和突出。

面对一触即发的中日战争,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傅斯年、胡适、蒋百里、 钱端升等有识之士,深刻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复杂性和紧迫 性,并以他们的所学、所思与所感,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针、步骤与办法。

傅斯年:“中华不是一个可以灭亡的民族”

1932年8月,傅斯年在刚刚创办不久的《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倡导积极抵抗日本的侵略。他认为:“中国在开战之初,不能打胜日本,却可以长久支持,支持愈久,对我们越有利。”“中国人之力量在三四万万农民的潜力,而不在大城市的统治者及领袖;中国的命运在死里求生,不在贪生而就死。历史告诉我们:中华不是一个可以灭亡的民族;事实告诉我们:日本不是一个能成大器的国家。”

9月18日,时值“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纪念。在这一天出版的《独立评论》第18号上,傅斯年再次发表《九一八一年了!》一文。文中,他犀利地指出:“九一八是我们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国难,也正是近百年中东亚史上最大的一个转关,也正是二十世纪世界史上三件最大事件之一。……我们以这一年的经验,免不了有些事实的认识。我们纵观近代史,瞻前顾后,免不了有些思虑。假如中国人不是猪狗一流的品质,这时候真该表示一下子国民的人格,假如世界史不是开倒车的,倭人早晚总得到他的惩罚。所以今天若把事情浅看出来,我们正是无限的悲观,至于绝望;若深看出来,不特用不着悲观,且看中国民族之复兴,正系于此。”

傅斯年详细分析了“浅看中失望”的四个方面:第一失望是在如此严重的国难之下,统治中国者自身竟弄不出一个办法来;第二失望是人民仍在苟安的梦中而毫无振作的气象;第三失望是世界上对此事件反应之麻木;第四失望是中国的政治似乎竟没有出路。随后,傅斯年又从地理、历史、人文等方面分析了“我们不应该失望而应该抱有希望”的原因。他认为,中华民族经历了3000多年的风风雨雨,仍然能够屹立于世,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自有其潜藏的大力量”。他指出:“中国人不是一个可以灭亡的民族。历史上与中国打来往的民族,如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固皆是一世之雄,而今安在?中国人之所以能永久存立者,因其是世界上最耐劳苦的民族,能生存在他人不能生存的环境中,能在半生存的状态中进展文化。这或者就是中国人不能特放异彩,如希腊人如犹太人的原故,然而,这确是中国人万古长存的原故。”最后,傅斯年得出了“今日中国事,皆不足悲观”的结论。因为“中华民族自身有其潜藏的大力量,300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是灭不了的”。

当年,在日本军国主义咄咄逼人气势之下,像傅斯年那样坚持“中华民族不可亡”信念的人,并不是少数。

1934年2月24、25两日,著名政治学家钱端升在《益世报》发表了题为《复兴民族几个必备条件》的文章,也以大量的事实,阐明了这一论点。文章写道:“以吾族论,具有数千年悠 久之文化,永有数千万方里之广土。过去兴亡,非止一次,今后成败,谁能断言?平心而论,吾族数千年来经列祖列宗发扬化育,惨淡经营,优美之德性,伟大之精神,已深植于吾辈不肖子孙心坎与血液。吾人今日有共同惟一之信念焉,即今后无论经过如何困苦艰难,盘根错节,吾族终不失为人类最优秀民族之一种;吾人更自信中国民族决不会亡!即亡亦当与世界人类皆亡耳!此非豪语,此非狂言,此乃吾族心理上伟大坚韧之基石!”

不可否认,众多专家学者关于“中国必胜”“中华不会亡”的深刻论述及其广泛宣传,给当时的中国人民树立了“坚持抗战”“抗战到底”“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

胡适:“长期苦斗为不可避免的复兴条件”

作为学者和文人,胡适同样站出来,不时大声疾呼。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蚕食鲸吞,胡适通过自己主办的《独立评论》,经常发表自己以及当时一大批专家学者的时评和政论文章,全面阐明中华民族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应对之策。面对当时中日两国的实际情形与巨大的国力差异,如果战争一旦爆发,将出现怎样的惨烈场面?战 争的进程会一帆风顺吗?中国的抗战将面临如何困难?……这一系列问题,当年有不少有识之士提出了自己的分析、思考和研究。当中最典型的代表,非胡适莫属。

1933年3月27日,日本因国际联盟调查并一致通过对其侵略中国东北的谴责,宣布退出国联。嗣后不久,胡适即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慷慨陈词:“我们要准备更大、更惨的牺牲!同时,我们要保存信心,才经得起大牺牲!”“全世界道德的贬义是在我们敌人的头上,我们最后的胜利,是丝毫无可疑的。”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进一步窥视华北,并于1935年5月起在华北制造一系列事端,鼓动汉奸流氓发起“华北自治运动”,推进“华北特殊化”。面对日本的无耻行径,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却一再退让。

6月27日,察哈尔省代理主席秦德纯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贤二在北平(今北京)订立《秦土协定》,接受日本的无理要求。

此前的6月20日,身在北平的胡适曾写信给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王世杰,阐述对时局的看法,主张对日本要有一个应对办法,不能让日本再将察哈尔、河北、北平、天津侵占。胡适希望政府当局:“对世界固应赶紧结合,对日本尤不可不做一种可以使我们喘气十年的ModusVivendi (权宜之计)。若无一个缓冲办法,则不出一二年,日本人必不容许蒋先生安然整军经武,此可断言也。”同时,他对未来中国以及世界局势的发展进行了大胆预测:“(一)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唯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局势。(二)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的敌人的霸权消灭,这也是不很可疑的。”胡适希望将此预测作为“我们一切国策的方针”,同时也希望王世杰能慎重考虑,并设法将他的想法转告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

为了促成“不很远的将来”的到来,以求得中国“翻身的机会”,6月27日,胡适再次写长信给王世杰,坦陈自己的想法和打算。

在信中,胡适写道:“欲使日本的发难变成国际大劫,非有中国下绝大牺牲决心不可。”

这个“绝大牺牲”的限度,就是“先下决心作三年或四年的混战、苦战、失地、毁灭”。为此,他主张:“我们必须准备:(一)沿海口岸与长江下游的全部被侵占毁灭,那就是要敌人海军的大动员。(二)华北的奋斗,以至冀、鲁、察、绥、晋、豫的沦亡,被侵占毁坏,那就是要敌人陆军的大动员。(三)长江的被封锁,财政的总崩溃,天津、上海的被侵占毁坏,那就要敌人与欧、美直接起利害上的冲突。”胡适也指出,上述三方面的毁灭与牺牲,“都不是不战而退让,都是必须苦战力竭而后准备 牺 牲 。 …… 我们必须要准备三四年的苦战,我们必须咬定牙根,认定在这三年之中我们不能期望他国加入战争。我们只能期望在我们打的稀烂而敌人也打的疲于奔命的时候,才可以有国际的参加与援助。这是破釜沉舟的故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可以促进那不易发动的世界二次大战。”

在这封长信中,胡适明确反对蒋介石的“等我预备好了再打”的思想。认为“敌人不是傻子,他们必不许我们‘准备好了打他们’。……我们若要作战,必须决心放弃‘准备好了再打’的根本错误心理。我们必须决心打三年的败仗,必须不惜牺牲最精最好的军队去打头阵,必须不惜牺牲一切工商业中心作战场、一切文化中心作鲁文大学。但必须步步战;必须虽步步败而仍步步战;必须虽处处败而处处战。此外别无作战之法”。胡适在信中反复强调:“我们如要作战,必须下绝大决心,吃三年或四年的绝大苦痛。”“公等如不甘仅仅作误国的‘清流党’,必须详细计画一个作三四年长期苦斗的国策,又必须使政府与军事领袖深信:此长期苦斗为不可避免的 复兴条件。”“我们如认定,无论如何屈辱,总得不到这十年的喘气时间,则必须不顾一切苦痛与毁灭,准备作三四年的乱战,从那长期苦痛里谋得一个民族翻身的机会。”

当时与胡适持同一见解者,亦不在少数。据王世杰7月11日复胡适的信中称,国民党中央的高官如戴季陶、居正、孙科等人,其见解“与兄第三函(即6月27日长函)所言略同,而其主要方法则在‘团结’。”著名军事家蒋百里在回答友人“中国打得过日本吗?”这一问题时,其回答也是:“感谢我们的祖先,中国有地大、人众两个优越条件。不打则已,打起来就不能不运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事合流,把敌人拖倒了而后已。”

以后,随着全面抗战爆发后最初三四年抗战形势的演变,证明了胡适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蒋百里的御敌理论

傅斯年、胡适等著名学者,以自己渊博的学识和独立的思考,纷纷提出御敌之策。那么,那些带兵打仗的将领以及研究战争与军事的战略家们,对此又有什么高见呢?

蒋百里,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而后专赴德国研习军事,系我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战略家,被誉为“观时局,崇国防,论抗战,纸上能谈兵,当真国士无双”。他自然对日本侵略我国的阴谋感悟更多,也提出了更加适合我国的御敌之策。

蒋百里在其早年撰写的《裁兵与国防》一文中,不仅将日本作为未来侵略中国的惟一假想敌,表现出对日本侵略中国的高度警惕,而且还提出了一旦中日战争爆发,中国的应取之策。他在文中写道:“呜呼,我国今日,乃日日在威胁中者,非彼侵略性之国家为厉哉?然则彼利急,我利缓;彼利合,我利分;彼以攻,我以守;此自然之形势,而不可逆者也。”

1922年,蒋百里又于《军国主义之衰亡与中国》一文中,充分阐明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特性,表明了誓死守卫国土的决心:“我国民当以全体互助之精神,保卫我祖宗遗传之疆土。是土也,我衣于是,我食于是,我居于是,我祖宗之坟墓在焉,妻子之田园在焉。苟欲夺此土者,则是夺我生也,则牺牲其生命,与之宣战。”与此同时,蒋百里还明确指出御敌制胜的惟一方法:“即是事事与之相反:彼利速战,我恃之以久,使其疲惫;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侪则置之第二线,使其一时有力无处用。”

1923年,蒋百里因母亲去世,由北平返浙江硖石老家奔丧,事后偕湖南吊丧代表龚浩返回北平。当乘坐的火车经过徐州时,蒋百里若有所思地说:“将来对日作战,津浦、平汉两线必然被敌军占领。现代国防应以三阳为根据地,即洛阳、襄阳和衡阳。”龚浩听到蒋百里这样说,并不当成一回事,反而认为是他的老师太敏感。在龚浩看来,“将来无论怎样,中国半壁河山不会沦于敌手的”。只是碍于老师的面子,不好抬杠,“只好付之一笑”。

不曾想,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蒋百里的话就应验了。不仅北平、天津、上海、太原等大城市很快沦陷,连河南省政府也被迫从开封迁到南阳。此时已升任第一战区参谋长的龚浩,忆及蒋百里十几年前的预言,敬佩之余,“乃在卧龙冈造了一座小亭,颜曰‘澹宁读书台’,还镌碑记载当年津浦车中的一席话”,留为纪念。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刚刚出狱不久的蒋百里,即向蒋介石建言,称中日必有一战,要警觉日寇模仿800年前蒙古铁骑灭亡南宋的路线,即由山西打过潼关,翻越秦岭,占领汉中,再攻四川与湖北,彼计若成,亡国无疑。必须采取抗 战军力“深藏腹地”,建立以陕西、四川、贵州三省为核心,甘肃、云南、新疆为根据地,拖住日寇,打持久战,等候英、美参战,共同对敌的策略,方能最后胜利。在蒋百里看来,无论从地理上看,或是从民族性讲,湖南都是中国的心脏,如同欧洲的德国。“一旦战事爆发,沿海一带首遭蹂躏,工业计划应着眼于山岳地带,而便利防空及军事守险,应以南岳为工业核心,而分布于株洲至郴州之线”。

1937年初,蒋百里奉命秘密视察中国南北各地的防务,他的足迹走遍了北方的青岛、济南、北平、太原、石家庄、郑州,也涉足中部的武汉、长沙、衡阳,还到了南面的广州、香港与福州。在福州,他与陈仪“谈到中日问题,两人同以为战争不能免,而且短期内不能解决,战局必逐步西移”。同时认为“将来的对外战争,民兵制和游击战,都是弱大的国家所应采行的”。至于中日之战的最后结果,蒋百里在1937年结集出版的《国防论》之扉页中,开宗明义地告诉人们:“千言万语,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同时,他指明了抗战的方略,那就是“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它讲和!”蒋百里相信:虽然日本侵略中国是势在必行,但其最终的失败,也是必然的。

傅斯年、胡适、蒋百里等人有关中国对日抗战所采方针策略的主张,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国民党高官要员以及蒋介石的手中,同时也得到了执政的国民党中央一些高官要员的认同和支持,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当时中国最高军事领袖——蒋介石的对日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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