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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九年（1870年）4、5月间，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绑架的事件。6月初，天气炎热，疫病流行，育婴堂中有三、四十名孤儿患病而死，每天有数百人到坟地围观，夜间孩子的尸体被野狗扒出咬坏，身体不全，缺少一些器官，于是民间开始诬指外国修女以育婴堂为幌子，实则绑架杀死孩童作为药材之用。
6月18日，天津当地民间黑社会组织水火会抓住了一个叫武兰珍的人贩子，并从其身上搜出迷药，严刑逼问迷药是从哪里来的，武兰珍挺刑不过，为了逃避惩罚，就拉教会保护自己，说是法国天主教堂给的。同时又有人向水火会反映，说晚上教堂有人向外面搬运口袋，怀疑里面是死小孩。水火会老大带着数百名失去孩子的家长求救官府，6月20日，武兰珍被扭送官府，口供中又牵连到教民王三及望海楼天主堂。于是民情激愤，士绅集会，书院停课，反洋教情绪高涨。天津知府张光藻不敢做主，带着几百人去见天津道台周家勋。周不敢处理，又带着这些人去见天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
崇厚大骂刁民胡闹，认为传教士不可能拐卖儿童，而且西药用人体器官做药引子纯属无稽之谈，民众不服，诬指失踪孩子还在教堂关着。崇厚约见了法国领事丰大业，要求双方当面对证。
6月21日清晨，崇厚、周家勋、张光藻、知县刘杰带着数百人前去教堂找洋人对质。神父热情接待，问武兰珍是教堂里哪个人卖给他的迷药，又是在什么地方卖的，武兰珍说是叫王三的中国教民在教堂的左侧铁门边卖给他的。其实教堂边门都是木门，没有武兰珍所供的席棚栅栏，教堂花名册也查不到一个叫王三的，“遍传堂中之人，该犯并不认识，无从指证”。谢福音神父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协商育婴堂善后处理办法。三位官员羞愧难当，连连陪不是，出了教堂走了。
水火会煽动民众在教堂外不走，又有好事者、无业流民、地痞无赖等，闻讯纷纷赶来。教堂外就聚集了上万人。教会保护的中国民众在门里骂门外民众，双方激烈对骂，引起抛砖互殴。
神父马上派人从后门逃出去向法国驻天津总领事丰大业求救。丰大业跑到崇厚那里要求派兵镇压。丰大业和崇厚说话很不客气，指令他马上派出洋枪队前往教堂弹压。崇厚认为对方在自己的属下面前这么傲慢很丢脸，不肯派兵，丰大业气急，拔出手枪向崇厚连射两枪，击中崇厚身边的花瓶，破碎的玻璃划伤崇厚的脖子，崇厚等吓得一哄而散。
丰大业带着秘书西蒙亲自前往教堂，在教堂边的浮桥上遇见前来疏散民众天津知县刘杰。丰大业指责刘杰办事不力，刘杰说自己已经尽力了，双方口角，丰大业拔出手枪拔出来向刘杰射击，重伤了刘杰的家丁高升。围观的中国人大怒打死丰大业和西蒙。
暴民们杀向教堂，扯烂法国国旗，以凶残手法杀死了10名修女（被剥光衣服强奸、挖眼割乳，后被烧死[2]）、2名神父、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位于教堂旁边的法国领事馆，以及当地与此事无关的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新教教堂、1座西班牙天主教堂、1座俄国东正教堂。杀死教士，把附近前来中国旅游的外国游客也一并杀死，抢劫了身上的财物，破坏行动持续了3小时。共打死13名法国、3名俄国人、2名比利时人、1名意大利人和1名爱尔兰人[3]。
6月24日，法国第三舰队军舰开到天津，英国第五舰队、美、德、意等六国军舰亦结集天津一带，法国、英国、美国、比利时、俄国、普鲁士、西班牙七国公使以法国为首向总理衙门强烈抗议，并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惩办肇事者，赔偿损失。
法国方面最初要求处死中国负责的官员，否则就要打进北京。清廷惊恐万状，西太后派直隶总督曾国藩来调查并与法国方面交涉，当时朝廷中的官员多数主张不要对其退让，不惜一战，情势紧张。曾国藩审时度势，不愿与法国开战，首先对英国、美国、俄国作出赔偿，以使最后能单独与法国交涉。
曾国藩向清廷汇报说：“臣等伏查此案起衅之由，因奸民迷拐人口，牵涉教堂， 并有挖眼剖心，作为药材等语，遂致积疑生忿，激成大变。……惟此等谣传，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扬州、天门，及本省之大名、广平，皆有檄文揭贴，或 称教堂拐骗丁口，或称教堂挖眼剖心，或称教堂诱污妇女。厥后各处案虽议结，总未将檄文揭贴虚实辨明白。此次应查 挖眼剖心，竟无确据，外间纷纷言有眼盈坛，亦无其事。盖杀孩坏尸，采生配药，野番凶恶之族尚不肯为，英、法各国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其事。”认定“愚民无知，遽启边衅，曲在津民”、“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只有这样才能安抚洋人人心而消弭祸端、“刁风不可长”。
同治九年六月初十日一曾国藩到天津，立即发布《谕天津士民》，责怪天津百姓太冲动。听从崇厚的建议，将天津道台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撤职，引起全国上下对曾国藩口诛笔伐，一下子为他打上了“汉奸”的烙印。曾国藩还把精锐刘铭传部调来，准备随时应对民众的抗议。
曾国藩认为，当事人口供有问题，反复翻供，是否是传教士的指使没有证据；仁慈堂的儿童一百五十余名，都是自愿的，挖眼剖心纯属谣传；教堂、仁慈堂有地窖，都是外地工匠修建的，实地查看后，发现地窖只是放煤用的；有人进入仁慈堂后不愿出来，大家就以为里面有迷惑人的药；仁慈堂接收将死之人，让传教士给死者做洗礼，百姓看到人进去却不见出来，以为被杀；仁慈堂的房间很多，一些亲属进去了分在不同的房间居住，很长时间见不了面，互相认为是被害了；仁慈堂内死亡的人数不少，都是晚上掩埋，有时一个棺材放两三具尸体，而且死亡状况与正常死亡不同。
随后经他调查之后，确认育婴堂并无诱拐伤害孩童之事。曾国藩将骚乱责任归咎于民众的无知和百姓、洋人之间的误解。
法国提了四点要求：重修教堂、埋葬丰大业、处死地方官、惩罚凶手。曾国藩工作思路基本按照崇厚的思路走，成为第一个被唾骂的人，崇厚反而能置身事外。曾国藩决定软硬兼施，告诉法国，官员们已经就地免职送去刑部治罪了，官员们没有动手杀洋人，甚至自己差点儿被洋人杀了，但法国非要杀了这些官员。法国公使罗淑亚向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发去最后通牒，如果不将天津官员砍头示众，就撤回使馆侨民，交给法国的海军司令处理。曾国藩向朝廷写了详细报告，认为天津官员不能杀，免职属于正常的处罚。朝廷也对法国的嚣张反感，不同意他们提出的要求。
清廷抓了大约八十多人，中秋节前，曾国藩向北京汇报：“应正法七八人，应治罪二十余人。”但朝廷还是认为处理得太轻，主要是杀的人太少，很难让洋人满意，责令曾国藩“赶紧勒限严拿”。
于是在法国的要求下，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18人（马宏亮、崔福生、冯瘸子等，行刑之日是10月19日），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并由崇厚出使法国道歉。李鸿章也认为“冀终归于一命一抵了案”。清政府为了平息法国人的怨气，并没有听从曾国藩的建议，对张光藻、刘杰选择了比较重的刑罚。曾国藩对朝廷的处理感到失望，筹措了两万两白银给几个官员作赎刑的费用。而法国因随后发生了普法战争，无暇顾及东方事务，因此接受了这个条件。放弃杀官员要求。
清廷及中国舆论对这个交涉结果都甚为不满，“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甚至直接称其为“曾国贼”，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曾国藩只好一直道歉，自称：“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而另一方面天津教案的消息，也对于全国其他地方有所影响，产生对于西方传教士不好的谣传及不信任，这些谣传也在一些地区造成了教案的发生。由于民怨沸腾，朝廷让李鸿章接替曾国藩。正好这时发生刺马案，于是让曾国藩办理，免去他直隶总督职务。交接当年，曾问李：“你与洋人交涉，准备怎么办？”李回答：“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只同他打痞子腔。”[4]，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后，并没有急于去天津，知道自己如果去得太早，势必要接烂摊子，所以他就推给了曾国藩。李鸿章最后判决将原来20名死刑改为16名死刑（俄国松口放弃死刑要求）、4名缓刑，其余不变。由于有些人是冤枉，李鸿章偷偷派人将原来收监在牢的16个死刑犯弄了出来，顶替了被判死刑的人[5]。曾国藩颇为恼怒，一年后即去世。这件案件的一个重要影响， 就是朝廷以为法国接受李鸿章提出的条件，认为李鸿章在外交方面比较能干。于是往后30年中重大外交事件都安排李鸿章办理，殊不知法国人只是因为普法战争失利，才无暇讨处理教案。
朝野爱国者认为应乘机利用爱国情绪打击洋人，“激其忠义奋发之心，民心不可失，否则无以制夷人”，纷纷上书指责曾国藩对外妥协，对内镇压。曾的好友左宗棠和名义上的弟子李鸿章为首大骂曾国藩卖国，使这位“中兴名将”、“旷代功臣”变成“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国贼，北京的“湖南同乡会馆”中所悬曾国藩“官爵匾额”全被击毁。曾国藩名声扫地，带着“卖国贼、汉奸、软骨头”的骂名离开人世。
1897年，望海楼天主堂在空置了20多年之后被重建，1900年又在庚子之乱中第二次被烧毁。1903年用庚子赔款第二次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