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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金融事业是在革命战争年代顽强而茁壮地成长起来的。不少半途出家的“红色金融家”，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环境，凭着共产党人的信仰、勇气和智慧，历经磨难，走出困境，创造了许多金融奇迹。忆往昔，老一辈金融家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积聚了大量的财富，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毛泽民
毛泽民：红色金融先驱者
1931年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中央政府决定由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筹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并担任行长，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的全国性银行，日后逐步发展成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金融支柱。
银行创立伊始，缺钱，缺人，初始资金只有从闽西工农银行转来的20万元。白手起家办银行，不知如何着手记账。怎么办？有一次，前线部队送来一批缴获的现洋，经手人员发现，现洋的包封纸竟然是国民政府税务机关的四联单。毛泽民如获至宝，赶紧召集大家对四联单仔细分析研究，对金库的管理制度和流程加以改进，使金库资金的收款方、管理方（国家金库）、使用方和支配方都有了相应的记录，保证了财务制度的严谨。
从四联单得到启发，毛泽民注意收集有关财政、银行的文件、账簿、单据、报表等实物，以作参考。随着各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逐渐正常运转起来。
1935年初，红军攻下遵义城后，急需补给物资，然而，那时遵义城市面上的“硬通货”竟然是鸦片。红军当然不可能把银圆换成鸦片再去购买短缺的物资，而对于红军手中的苏区纸币，当地老百姓并不认可。毛泽民看到集市上的食盐价格高得离谱，且都掌控在不法商贾手里，老百姓吃不到盐，很多人得了粗脖子病。红军一踏进遵义城，就立即着手打击欺霸市场的军阀奸商，缴获了价值几十万元的食盐。毛泽民决计将这批食盐投放市场，以低价销售，但规定必须使用苏币。老百姓可用银圆以1比1的比例兑换苏币，红军也可以拿着苏币在市场上购买物品。苏区纸币凭借良好的信用，迅速在遵义城流通了起来。
不久，部队接到了转移的命令，为了不让老百姓遭受损失，银行又开始用银圆、食盐等物资换回老百姓手中持有的苏币，很快就收回了发行的苏币。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就在遵义完成了苏区纸币的发行、流通和回收的全过程，创造了金融史上的奇迹！
毛泽民的名字，也两次镌刻在红色中国的货币史上：一次是以总经理身份出现在“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股票上，另一次是以国家银行行长身份印制在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第一套货币上。
高捷成：“马背上的银行”行长
1932年，福建百川银庄的出纳高捷成带着银庄的2万多银圆，离开了妻子儿女，只留下一封信，上面写着：“我要和你们离别了，或者是永远离别了……希望家庭也无需挂念我。”
5年后，高捷成的夫人高蔡宝才收到高捷成从延安寄来的一封信，解释他当年出走的原因，“誓不求中华民族至解放，当不为中华民族黄帝子孙之一人，决心从戎。于是仓促离家，一切骨肉亲戚、朋友无暇顾及辞别……”直到1951年，时任国家内务部部长谢觉哉找上门来，高蔡宝这才知道，丈夫高捷成8年前就不在人世了。
高捷成是我党领导下的冀南银行的创始人，冀南银行则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之一。在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高捷成是唯一的金融界人士。
1928年，一心想走“读书救国”之路的高捷成，考入厦门大学攻读经济学。这期间，他找到了地下党组织。那时，漳州龙溪农民在中共福建省委的领导下已经开展了武装斗争。有一次，高捷成到游击队驻地探访时，看到多名游击队员身负重伤，却因为没有急需的药品医治而痛苦不堪。此时，他突然想到银庄里贮存的银圆，这不正是革命队伍救命的“及时雨”吗？借经管业务之便，他从银庄借用了2万银圆，帮助游击队购买药品和武器，缓解了革命队伍的燃眉之急。
红军在漳州驻扎了40余天，高捷成先后协助红军筹款100多万银圆，部分银圆之后被转运到江西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建立的资本金，对红军长征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保障作用。在老同学王占春的鼓励下，高捷成决意弃商从戎，悄然告别了刚刚分娩的妻子和父母，一路北上抵达中央苏区。
在瑞金，高捷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协助毛泽民草拟经济计划，筹划组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囯家银行，在金融领域崭露头角。
全面抗战爆发后，他随刘邓大军挺进太行山。1939年10月，在山西省黎城县小寨村的一间农家四合院，挂出了“冀南银行”的招牌，经129师政委邓小平举荐，高捷成出任行长兼政委。
为避免暴露目标，冀南银行印钞厂建在太行山的深山沟里，机器设备、印钞纸张、油墨也分散在崇山峻岭的岩洞中。冀南银行的物资和设备，大多通过迂回曲折的关系和渠道，从日伪占领下的石家庄、德州等地采购而来，时常要靠人背马驮的方式，日夜兼程，躲避敌军的围追堵截，冀南银行也因此获称“马背上的银行”。
1943年5月，敌人又对冀南地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扫荡”。当时，高捷成正在银行总部召开会议，他立即部署隐藏银行物资并要求员工迅速转移。之后他又返回总行部署反“扫荡”工作。不幸的是，在这次反“扫荡”期间的一次战斗中他被敌人的子弹击中，牺牲时年仅34岁。
朱理治：创造
“革命根据地金融史上的创举”
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更加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为了克服困难，党中央决定开展大生产运动。这年3月，朱理治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
上任伊始，朱理治把工作的重点首先放在“解决紧迫的财政困难，帮助发展生产事业”上。他认为解决金融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生产，为此曾致信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从此，陕甘宁边区银行加大了对农业生产、贸易的放款力度，农业贷款更是从无到有，并以折实方式发放耕牛、农具等贷款。而且，在不同地区还采取不同的折实方式。朱理治的这一“普惠金融”实践，创造性与灵活性兼而有之，帮助农民解决了困难，促进了生产，银行的经营状况也得到了改观。
由于流通信誉尚未建立，边币也就无法如预想得那样，统占边区内部经济贸易市场。针对这种情况，朱理治想了一个既能集聚民众存款、又能提升边币信誉的两全之策—开办有奖储蓄。
1941年9月，边区银行推出第一期有奖储蓄，发放了50万储蓄奖券，设立5万元奖金，相对于50万的本钱来说，奖金相当可观。这张用延安白麻纸印制的储蓄奖券，一石激起千层浪！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发布了《告边区同胞书》，着力宣传储蓄意义。朱德、林伯渠等组成劝购团，并聘请延安市市长李景林、市商会会长白振邦等知名人士为开奖委员会委员，极大地推进了民众对储蓄奖券的认购热情。有奖储蓄的面世，不仅克服了边区通货膨胀和发展经济、打破封锁的矛盾，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提高了民众对边币的信任度，体现出边区政府、人民军队与老百姓的鱼水之情，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朱理治在拓展银行业务的同时，亦注重自身队伍建设。当时陕甘宁边区金融方面的人才极为匮乏。为了广招人才，朱理治时有创新之举，不惜采取“贷款收买”的办法，与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等建立“互惠”关系，由银行为其提供资金，作为交换，银行从这些学校中抽调知识分子，先后共50余名。经过朱理治的一手操持，陕甘宁边区银行工作人员的知识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学生占到员工人数的40％以上。
朱理治当行长虽然只有短短两年，却是陕甘宁边区银行最活跃的一段光景。在他的主持下，逐步建立了边区独立自主的货币体系，完善了新民主主义国家银行的职能，探索形成了完整的金融网络以及健全的规章制度，实现了诸多“革命根据地金融史上的创举”。
南汉宸：“人民币”的命名者
南汉宸，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几乎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所有革命斗争，是我党的优秀理财家、金融家。毛泽东对南汉宸的工作高度赞赏，曾多次当众说：“革命胜利后，要为南汉宸立碑！”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封锁，边区政府面临极大的财政困难。一天，毛泽东在枣园对南汉宸风趣地说：“我们不能跳崖，不能解散，我们要自己动手。中央决定由你任边区财政厅厅长，我就是要你做一个会做无米之炊的巧媳妇。”
南汉宸受命之后，立即着手解决边区军民生活和财政困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开辟财源，扭转困境。为解决生产资金问题，他提出禁止法币流通，由边区银行发行边币的建议，得到了中央的同意。他还主持草拟了各项税务政策和粮食征收章程，纠正“片面施仁政”的做法，把道理给群众讲清楚，让群众明白“没有抗战没有革命，就没有他们的一切”，克服种种困难开展征粮工作。他还提出，对食盐进行专卖，集中收购，禁止走私，集中对国统区交易，使得边区政府的财政状况得到了极大好转。
要解决财政困难，最根本的出路是发展生产。1943年，边区军民开展的大生产运动进入高潮，出现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新气象。南汉宸任边区财政厅厅长5年，边区财政经济不仅渡过了难关，使革命根据地得以生存和巩固，而且为抗日战争和未来的解放战争积蓄了充足的物资。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派南汉宸到张家口，任晋察冀边区政府财政处处长，后又调任中央工委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协助主任董必武工作，继而又任华北银行总经理。为了统一华北、西北、华东和东北等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和货币，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南汉宸做了大量的工作。
1947年，中央批准成立以董必武为主任、南汉宸等为副主任的华北财经办事处，并责成南汉宸着手筹建全国统一的国家银行。
南汉宸说：“既然中央和毛主席都同意我们的意见，统一的银行叫中国人民银行，那我们的货币就叫‘人民币’吧。”
董必武听了点点头说：“这个名字很好，说明了我们银行、我们货币的性质。既是人民的，那就不是某个地区的、部门的，而必定是全国性的，全国人民的嘛！”由此，“人民币”成为我国法定货币名称。
1948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南汉宸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在南汉宸主持领导下，1952年12月，全国金融系统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成为全国第一个完成改造任务的行业。
责任编辑 尹德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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