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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一变天中国投资就打水漂?有些人的担忧多余了-中宝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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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资讯《海外一变天中国投资就打水漂?有些人的担忧多余了-中宝投资》主要内容是中宝投资,2018年5月9日,马来西亚大选,反对党马哈蒂尔上台。相应的,有关中国海外投资遇阻、两国关系“变天”的传闻开始透过西方媒体在全球传播,进一步唱衰中国。,现在请大家看具体新闻资讯。

【采访/观察者网 小婷】

2018年5月9日,马来西亚大选,反对党马哈蒂尔上台。

7月26日,巴基斯坦大选,反对派伊姆兰·汗上台。

9月24日,马尔代夫大选,反对派萨利赫上台。


海外一变天中国投资就打水漂?有些人的担忧多余了


马尔代夫大选,反对派萨利赫获胜。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这些国家,都在中国“一带一路”沿线。相应的,有关中国海外投资遇阻、两国关系“变天”的传闻开始透过西方媒体在全球传播,进一步唱衰中国。但实际上,每一届新政府上台,两国高层之间都保持了良好的沟通,尽管有波折,但都平安度过。

但话说回来,海外投资不可能无风险,如何规避这些政治风险?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沟通交流,减少当地对中国的误解?观察者网专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黄日涵,解答上述问题。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马尔代夫总统大选刚刚结束,反对派胜选,很多人担心中马关系出现所谓“反转”、“变天”。您怎么看马尔代夫政局变化对两国经贸合作的影响?

黄日涵:整个南亚地区除了巴基斯坦以外,基本上都受到印度因素的影响,印度人在当地长年培植渗透,效果还是很明显的,但是印度并没有太多的财力支持当地发展,如果他们想要发展,还是得有外力的投入和支持。

我个人认为,马尔代夫新总统上来后,因为他是亲印度派,所以可能刚开始时中马之间的项目会有波折,但长远来看是不可能放弃或者颠覆的,包括中马友谊大桥,已经通车了。还有马尔代夫机场扩建项目,马尔代夫的收入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依靠旅游收入,但是你到马尔代夫就会发现,它的机场太小了,特别需要增加运力。承建马尔代夫机场扩建项目的是北京城建集团,现在的问题是下一步的运营和建设。一开始会有一些反复,但长远来看,不论谁在马尔代夫执政,都需要加强经济建设的投入,这一点是很难改变的。

上次巴基斯坦反对派上台时,包括柬埔寨、马来西亚政府换届后,也有过这样一波担忧,在您看来,沿线国家领导人更替可能对“一带一路”建设带来哪些影响?

黄日涵:巴基斯坦“一带一路”项目能保持稳定,我个人认为更重要的还是两国关系的基础在那儿摆着。当然现在有很多项目因为政权变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风险,包括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但是到最后你会发现,这些国家不管哪个党上来,有一点很明确,他们往往都有一个希望就是发展经济,对他们来说民生很重要。

“一带一路”沿线有很多这种政权不是很稳定的国家,出现政权变更是比较正常的事情,这个相对会给很多重大项目带来一些风险。因为我们建的很多项目是大型项目,包括水电站、大型工程项目,是BOT模式,我们先帮他们建,然后我们来运营,挣了钱再转让给他们。这种风险就很大,因为时间跨度很长,有些修建就得十年二十年,然后再运营十几年,这是一个最大的风险吧。


海外一变天中国投资就打水漂?有些人的担忧多余了


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

中国一向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如果沿线国家的政权更替,对“一带一路”建设造成了影响,我们该采取什么措施规避这种政治风险?

黄日涵:沿线国家的政权更迭确实已经存在,也是我们无法阻挡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对于这种事情,一是要签订双边保护条款,比如BIT双边条款模式,这样的话如果日后涉及到索赔,是有条约依据的。这是一个方法。

另外,在企业走出去之前,一定要做好项目风险评估。所谓的风险评估包括两方面,一是风险的识别能力,一个是风险管控能力。识别能力是在投资之前你就知道未来会有什么风险,因为一个政党不大可能永远执政,所以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个研究。现在目前大多数的中央企业走出去,会投保险,也会做一些相应的咨询服务。

另一个是风险的防控能力,一旦出现政权更迭,企业方面要做工作,国家层面比如外交部,他们有一些相应的沟通协调机制,保证项目的运营和回收。当然有一些是不可抗力,是很难操纵的,比如马来西亚的东海岸铁路项目,因为马来西亚国内希望联盟的压力非常大,所以这个项目就算国家去协调管控,也很难再重启了。所以海外项目在前期要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备。很多项目不能盲目上马,不能为了一些成绩,不做评估就上马。

“一带一路”提出了“五通”,我们目前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多是经济联系,如何加强彼此之间的政治联系、文化联系?

黄日涵:我是特别认同在经济联系的前提下,文化和政治的沟通也非常重要,因为经济并不能带来两国关系的绝对稳定,还是需要在政治和文化上有更多的合作,因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很多时候通过这种文化教育交流,包括留学生的培训,可以拉近两国的关系,特别是培养一批对方的精英,不能说所有的人都会有亲近感和好感,只要有一部分人有,在未来合作交流上就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这种合作交流会带来更好的效果,应该投一部分精力和资金在文化交流和培训上。

“一带一路”所经国家和地区,政治构成比较复杂,像中东更多是担心当地的恐怖组织和政治经济稳定情况,欧洲更多是担心受到当地政府的抵制和误解。针对这些不同的情况,我们在“一带一路”沿线建设过程中,该如何做到因地制宜,减少损失和误解?

黄日涵: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实际上要做到一个国家一个策略,一定要有不同的针对性。中东地区可能恐怖主义威胁更多,东南亚要考虑排华风险和当地政权的变更,非洲可能考虑更多的是医疗疾病方面的影响因素,每个地区有不同的特点,要根据不同的特点,设定不同的处理方式。

但是我一直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前期的风险评估,一定要找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来做这个事儿,第二点是要加强中国智库建设,给予智库更多的权限,为更多专家提供出国条件,能够到所在国、所在地区做长期深入的田野调研。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为这些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多的针对性意见。

另一方面,也要发挥这些企业已有国别代表的作用,将他们的一线经验进行汇合整编,在国资委或者商务部的框架下,形成有效的经验总结,给更多企业提供参考意见。

同时,现在中国在海外利益保护上缺乏一个整体的协调机制,王毅外长说过好几次要加强中国海外利益保护,包括很多部委也都在强调这一点,但是在实际推进过程中,没有一个统一的协调管理机制,比如说中国海洋现在有中央海权办,网络有网信办,我想对于海外利益的保护,未来可能也要有一个统一的机构来协调相应部门的政策出台,包括海外一些相应的活动,必须得有这样一个机构来协调。

对企业来说,也需要在海外更多地做好自己的企业社会责任,现在我们也要求中央企业走出去必须要承担社会责任,这样可以减少一些风险,更好地融入当地,更能随机应变处理当地发一些事情。

在投项目时一定要考虑到当地的需求,应该是循序渐进地投入,一开始在一些地方投项目的时候,在没有建成之前应该是尽量少去宣传,或者不去宣传,做成以后再去宣传,这样在当地带来的反弹力量越大,特别是国际的NGO组织或者是当地的反对势力,往往是带着放大镜去看这些项目的,报道的越多,反而出现的问题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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