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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
本文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阐述了要素禀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探讨最优金融结构，认为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其金融结构是不同的，早期金融结构应以地区性中小银行为主。《银行结构和产业增长：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的实证结果也意味着中国有必要加快地区性中小银行的发展，以便于更好地服务于目前产业比重较高、劳动相对密集型、规模相对小的且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
新结构经济学倡导的是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与其决定因素。现代经济增长从本质上来讲是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其背后则是经济结构不断变化从而导致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
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假说，是一个经济体每个时点上的产业、技术以及“硬”的基础设施和各种 “软”的制度安排等都是内生的，内生于其在那个时点上的要素禀赋和其结构。要素禀赋和其结构在每个时点上是给定的，但是随着时间变化是可变的。处于不同发达程度的国家，其要素禀赋的相对丰富量是不一样的，要素禀赋和它的结构决定这个经济体这个时点的总预算与要素的相对价格。而要素的相对价格则决定一个经济体在某个时点上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技术，要变成竞争优势还需要有合适的软硬基础设施以降低交易费用。在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当中，微观基础则为企业的自生能力，即一个具有正常管理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不需要外在的保护补贴，就可以获得市面上可以接受的利润率的能力。实际上，就是要求其所在的产业必须符合这个经济体的要素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并且有合适的软硬基础设施。这样其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要素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在全世界范围内处于最低水平，从而具有竞争力。
当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过程就是结构不断变迁，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决定劳动生产率水平，而这些都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那么要推动产业和技术结构的升级，就要先推动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比如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成资本密集型产业，就需要先转变要素禀赋结构，让资本从相对短缺变为相对丰富，其比较优势发生变化，产业就能升级。在产业和技术变化之后，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也相应完善，以降低交易费用，才能把比较优势变为竞争优势。
现有的主流经济学和新结构经济学都假定人是理性的，但是主流经济学一般产生于发达国家，一般将发达国家的结构认为是唯一合理的结构，任何与其有所差异的结构都被认为是扭曲的，必须向发达国家的结构靠拢。而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各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和其结构不同，因此其最优的产业、技术和基础设施、制度安排也是不一样的，这些都是内生的。在经济转型方面，新结构经济学承认各种扭曲的内生性，因此主张采用渐进的双轨方式来实现经济转型。
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金融结构不同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金融结构，认为金融结构要服务于实体经济，就必须跟实体经济的结构特性相符合。
现有文献中，研究不同金融安排对经济发展的贡献，通常从金融安排本身特性入手，比如有人强调以银行为主发展金融，因银行在信息披露和信息处理上有优势；有人主张用金融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来发展金融，因金融市场在分散风险、风险管控上有优势，又可克服银行信用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也有一些文献认为，重要的是金融深化，银行主导还是金融市场主导无关重要。另外还有一些文献从银行业内部结构状况考虑，分析其是相对集中还是相对分散，得出结论为相对分散有利于竞争，在此基础上，有文献认为银行集中度较低，有利于新的企业创立和经济增长，有文献则认为较高的银行集中度有利于经济发展。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个最主要的观察是，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其金融体系当中金融市场就越活跃，金融市场的重要性越来越高，任何国家都是这样。同时我们也发现一个事实，小企业从大银行当中获得金融服务非常困难，也不可能在金融市场上融资，而且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小企业的比重和重要性不一样。收入水平低的国家，小企业越多，对创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越高。
现有文献主要从金融供给侧讨论金融结构问题，并没有看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实体经济需求侧的特征如何。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实体的经济的特性对金融服务需求的不同。
首先，在不同发展阶段，其最优的产业结构是不一样的。发展早期，资本相对稀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一定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这类产业在国际分工中比较传统，资本需求规模不大，规模效应小。相反，发达国家的产业通常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因此资本需求的规模大。
其次，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企业的风险特征也不一样。发展中国家通常产业多为劳动密集型，它采用的一般为成熟的技术，产品也较为成熟，企业风险主要在于企业家经营能力和诚信。但发达国家产业技术通常在世界最前沿，必须不断自己发明新技术、新产品，因此风险还有技术创新的风险和产品是否为市场接受的风险。
从金融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中的企业所需资本不多，金融业给予企业家提供资金，要防范企业家经营能力存在的风险以及其是否可信等，最合适的金融安排是地区性的中小银行。因为这些银行家和企业家同在一个经济区域，会经常交往，对当地的产业比较了解，银行家对当地企业家也比较了解。而发达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中的企业所需要的资本非常多，金融业还需要防范技术创新的风险和产品创新的风险，所以比较适合的就是大银行，以及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市场的金融安排，这既有利于动员资本，同时也有利于管控风险。
再次，最优金融结果是动态变化的。一般而言，早期资本需求小、风险小，都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随着资本积累和产业升级，越来越往国际前沿靠近，资本需求越来越大，同时产品技术的风险也越来越高。
早期金融结构应以地区性中小银行为主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不同发展阶段由于要素结构不一样，产业技术的风险特性不一样，它对金融需求的特性不一样，金融服务的特性也应该不一样。早期应该以地区性的中小银行为主，在此基础之上，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地往大银行、股票市场等直接融资的方式来发展。
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应该防止在金融发展过程当中的过度赶超，即直接以发达国家的金融结构作为其自身金融结构。在这方面世界银行等国际发展机构犯了很大的错误，20世纪80年代华盛顿共识改革以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发展中国家推动全国统一的大银行，认为那些原来存在的地区性的比较传统的金融安排是落后的，应该消除，并普遍推动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但是，发展中国家生产活动集中在传统农业，以及微型、小型或中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制度赶超的后果可想而知，即金融业未能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
这次孙希芳、伍晓鹰和笔者获奖的《银行结构和产业增长：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是最优金融结构理论的一个应用，以实证分析方式研究中国的银行结构和产业发展的关系。
中国银行体系非常庞大，但从现有实证研究来看，则发现金融业的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没有显著的正相关性，甚至近年以来，金融业的发展和实体经济产生了负的相关性。这意味着中国金融体系当中信贷配置存在扭曲，导致金融资源没有办法配置到经济中最有效率的部门，才会产生金融业发展程度很高，但越发展就对实体经济的贡献越不显著的现象。
是什么导致中国金融业配置的扭曲？目前有两种看法。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来看，是结构的扭曲导致的，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到2002年之前是一个低收入国家，经济当中主要的生产活动是小农户为主的农业以及微型、小型、中型企业为主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即使今天来看，80%的企业还是中小微企业和农户。这些主体在大银行加上股票市场为主的金融结构当中是得不到金融服务的，必然产生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认为，中国的金融结构当中一个最大的问题是银行，是以大银行为主，而且是国有的，他们有自己的偏好，主要服务国有大企业为主。
大银行为主的金融结构导致的扭曲，其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到底是结构问题还是所有制问题，我们必须以实证的方式把它区分来。本文做了一个实证的分析，以1999年到2007年这8年当中30个省份28个制造业的数据，来看这28个产业在每个省份的增长率，并看其是劳动密集型还是资本密集型的。本文一个变量是和每个省份的非四大国有银行的交叉项，即中小银行的分量对其产业发展的影响。本文另一个重要变量是非国有企业和非国有银行的交叉项。总体而言，得出结论为，从规模观来看，中小银行越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越快；而从所有制观来看，非国有银行比重越大，非国有企业发展越快。这是两个竞争性的假说。本文在计算资本劳动比时用了三套数据。一个是官方的数据，即28个产业官方的数据，一个是美国NBER-CES制造业数据，一个是我们的合作者伍晓鹰估算的数据。这三套数据其实反映的基本还是相同的事实：控制了银行业所有制结构效应后，中小银行市场份额更高的省份，劳动密集度高的行业发展速度更快，支持了新结构经济学所倡导的，金融结构应该与实体结构相适应，才能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假说。所有制假说也得到了支持，即控制银行业规模结构效应后，非国有银行市场份额更高的省份，非国有企业比重更高的行业的增长速度也会更快。
这些结论支持了中国2003年以来四大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减少其国有特性。这种改革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银行业资金的配置效率。本文的实证结果也意味着中国当前的银行业改革很有必要改变银行规模过大、过度集中的特征，应落实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面提出的支持地区性中小银行的发展。目前，这个方向是明确的，但是步伐非常小。实际上，有必要加快地区性中小银行的发展，以便更好地服务于现在产业比重较高、劳动相对密集、规模相对小且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
本文根据作者在孙冶方金融创新奖颁奖典礼上的主题演讲整理而成。原文《银行结构和产业增长：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发表于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并获得第三届孙冶方金融创新奖。论文作者为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副教授孙希芳、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伍晓鹰。本文刊发于《清华金融评论》201８年８月刊，201８年９月5日出刊，编辑：王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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