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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央行网站7月25日刊登央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孙国峰等三位作者的工作论文称，货币政策国际协调可提升各国通胀水平，增加全局福利而具有必要性。考虑到此前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投放大量流动性使得资本流动规模过大，一国单纯依靠汇率浮动已经不能完全抵消这一影响。因此要取得宏观总体平衡，需要同时在三个方面努力：一是提高汇率灵活性；二是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三是加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
论文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央行量化宽松政策投放了大量过剩流动性，这些流动性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在全球金融市场进行套利，使得资本流动规模非常大。而且流向经常会出现急剧的变化。这导致了不可能三角中资本自由流动的重要性显著提升，而汇率稳定和独立货币政策的重要性相对下降。在经济金融全球化和资本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下，汇率浮动不足以抑制资本流动，因而不能够保证独立的货币政策。
“因此各大型开放经济体货币当局在进行货币政策决策时，可综合分析国内外形势，将其他大型开放经济体货币政策对本国带来的外部性纳入考量因素，从而最大化本国的福利。”论文称：“各大型经济体货币当局之间要充分进行货币政策的信息交流，促进各货币当局更加清晰地了解彼此的货币政策决策框架，充分利用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收益。”
论文称，互利共赢的货币政策国际协调已经成为现实，主要有三方面特点：一是“事前”决策，而不是事后博弈；二是协调的深度和广度更强。金融危机之后，货币政策协调方面从短期汇率拓展至利率、通胀、产出等多个宏观经济变量，协调的目标也从过去的短期汇率水平逐步扩展至宏观经济周期等更长期的方面；三是协调方式更加简洁。
“事前协调是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更适宜方式。”论文提到：“而全局最优视角下额货币政策国际协调不一定表现为各国货币政策变动方向的完全相同，各国在协调均衡下最优通胀水平和产出未必相同，其利率、汇率等主要价格变动也不完全相同，对应的通胀水平的利率水平也不尽相同，货币政策短期变动方向也不一定完全相同。”
金融危机后，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协调不再呈现出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与此同时，一国货币政策对他国的影响也在增强，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内涵和模式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协调不再是简单的“同进同退”，而是两国在决策时都将对方的效用纳入考量，共同实现全局福利最大化。
从操作层面来看，欧元区和日本在美联储退出QE后至加息前扩大宽松货币政策的规模，既可以缓解美联储加息时带来的跨境资本流动的冲击，也可以用过溢出效应刺激美国的产出缺口恢复，为美联储加息创造更加合意的外部环境。这种选择虽然不是单纯的“同进同退”，但同时提升了双边的效用，体现了金融危机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新模式与新内涵。
根本来看，这是因为各国经济结构日趋相似，危机之后大多数经济体在衡量货币政策效果时都将产出纳入考量，同时经济开放度提升增加他国产出和通胀波动对本国的溢出效应，促进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开展。而货币政策协调能够提升福利，是因为一国的货币扩张具有正外部性，会刺激别国产出增加，但非协调状况下各国未将此正外部性纳入考量，导致均衡通胀水平低于最优水平。
文/《清华金融评论》王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