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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大、最重的明代“嘉靖通宝”古钱币，成为会泽县城新标志
会泽江西会馆的门楼戏台
和亚宁
以会泽东川为中心的滇东铜矿的历史已超过3000年，曾对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特别是明清以来，会泽产出的铜跨越千山万水输送到广大地域，影响了国家发展的许多方面。千百年来，以铜的勘探、开采、冶炼、铸造、运输等，谱写了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创造了绚丽多彩的地域文化——会泽铜商文化。研究这一文化，弘扬其精神，对新常态下曲靖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会泽铜商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会泽铜商文化的两次高潮时期。根据金正耀、李晓岑二位先生进行的同位素考古研究，会泽铜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3200年前的周朝晚期。在公元2世纪中叶开始的100年时间里，会泽铜商文化迎来了第一个高潮时期。根据考古发现的会泽生产的堂螂铜洗（铜盆、铜锅、铜壶、铜鼓等器皿类生活用具），其出土的范围，最近的在云南昭通，最远的在陕西勉县，这说明会泽所生产的器具已享有盛誉，输往全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了。在交通、物流艰难的时代环境下，铜洗的广泛流传说明当时已经形成了铜商文化雏形。明清以来至现代，是会泽铜商文化的第二个高潮时期。特别是在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至咸丰六年（1856年）的近200年时间里，会泽铜矿业逐渐兴盛，采矿、冶炼、外省采办、本省鼓铸、京运等，来往会泽之人络绎不绝、大量聚集，“一业兴而百业旺”，有力地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使会泽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经济开发区”，“铜都”的美誉流传甚广。这也被认为是会泽铜商文化的真正形成时期。
会泽铜商文化的主要内容。会泽铜商文化的物质基础包括铜矿的勘探、开采、冶炼和铜钱的鼓铸、铜的外运、铜艺的发展等方面。如铜矿的冶炼，据统计，自1705年至1806年，云南省共报开144个铜厂，常有30余厂，而以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的46厂为最多，多数开设在古东川地区，鼎盛时铜厂达33个，占全国铜产量的64%。这些铜厂，大多就地设炉冶炼，最高年产量达千万斤以上。又如铜钱的鼓铸，会泽铜钱的鼓铸始于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前后历时200多年，有新、旧“宝云”两个铸钱局，是仅次于北京宝源、宝泉的中国第二大铸钱局。铜的外运，更是形成了边陲会泽万里运京铜的壮丽景观。
会泽铜艺更是璀璨夺目。产生于西汉中期，鼎盛于东汉时期的堂螂铜洗，继承和发展了薄壁铸造技术，显著特征是腹有弦纹，底部有花纹和铭文，其在全国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那个时代的审美和时尚潮流。根据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堂螂县，因山名也。出银、铅、白铜，杂药。有堂螂附子。”这是人类历史上关于白铜生产的第一次记录，早于欧洲1500年，说明当时会泽铜艺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明代东川府铸钱局铸造的纪念币“嘉靖通宝”是至今世界上发现最大、最重的金属古钱币，是吉尼斯纪录的钱币之最，会泽因此有钱王之乡的美名。产生于明代的斑铜艺术品，是世界上唯一一种无需冶炼就能锻打而成的金属器物，被誉为中华一绝。此外还有“漂炉”和“乌铜走银”等技艺，见证着会泽铜艺的丰富多彩和悠久历史。
会泽铜商文化的主要表现
会泽铜商文化的政治层面。主要应注意三个方面，一是采矿政策的演变及其对采矿业的影响，二是厂务的管理，三是京运的措办。
会泽铜商文化的经济层面。在经济性质上，出现了早期市场经济萌芽。清政府实施课税和官价收购余铜的措施，听民采取，两江两湖两广四川等地的富商大贾，携重金来云南投资采矿，他们招募矿丁，或给予工资，或按一定比数给予矿砂，具有民营的性质，但清政府对铜矿利润进行了垄断，只有一少部分剩余产品出售于市场，这在一定形式上属于封建主义束缚下的市场经济。在经济的组织形式上，出现了合伙制、股份制和承包制。对于一些小而易开采的矿山，出现了合伙制。对于大矿山，由于投资较大，便出现了股份制合作形式，参与投资的人或任“七长”之一，而每个大矿山又可分为许多小矿井，这些矿井或由“七长”直接经营，也有承包给其他人的，出现了承包制的雏形。在经济的贡献上，因外来人口的剧增及生产技术的引进，直接带动了农业、工商业、建筑业、制造业、金融业等行业的发展，使会泽铜息、铸息、田赋、商税、盐课等财政收入迅速增加，地方公益事业得到了发展。
会泽铜商文化的社会生活层面。主要是推动了尊儒重教文化的形成。随着铜商的兴盛，中原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不断撞击、融合和发展，会泽开始尊儒重教，修建文庙，传播儒学礼仪，兴办义学，培养学子文人，最盛时有义学15所、书院3所、私塾26所，文武共考取进士17名，举人202名。铜商文化促进了多种宗教文化共存共荣的发展，并反映在城市的建筑中。明清以来，会泽县城及近郊先后建有寺庙81座、会馆27座，宗祠11座，还有大量的民居。这些古建筑类型多种多样，建筑技艺精湛，风格各不相同，是见证会泽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凸显了会泽当时经济社会的繁荣昌盛。
会泽江南会馆吕祖殿
会泽文庙斗拱
会泽铜商文化是一种创业文化
会泽铜商文化的形成起源于国家和人民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观意愿和现实需求。在国家政策层面，几千年间铜钱都是中国古代史上居于统治地位的货币形式。在人民社会生活层面，国家礼器、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娱乐乐器，乃至战争兵器，铜制品无所不在，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铜作为一种社会财富的象征和不可或缺的战略物资，不论是国家还是人民，都有尽可能获取的意愿和为之追求的行动，从而带动了铜的开采和冶炼，铜制品的诞生和衍变，铜钱及器物的流通和传播，并注入了人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劳动技能、宗教礼法等精神底蕴，孕育了文化之根。
会泽铜商文化的发展得益于国家和人民成就一番事业的自我激励和自觉行动。这种自我激励在铜业的发展中转化成了自觉行动，无数个体的小愿景汇聚成了一股强大的精神动力，这种动力克服了崇山峻岭的艰难险阻，克服了交通道路的险象环生，克服了生产环境的恶劣不堪，无数人投入到铜业的发展中，催生了组织、制度、信仰等，也锻造了铜商文化。
会泽铜商文化的繁荣有赖于人员交往和流动。由于铜的开采、冶炼、运输等需求，大量外来人口聚集会泽。为了方便管理和维护自身利益，来自不同地区的人“同乡结党、同业办会、同教联宗”，并修建了100多座会馆、寺庙以及大量民居，这些古建筑既保留着客民原籍的建筑特色，又融入了会泽当地的风俗习惯，形成了全国仅有的“会馆之城”、“庙宇之都”的古建筑奇观。人口的聚集和流动，同时也带来了不同的生活习性、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会泽实现了最大限度的文化理解和交融，逐渐形成了以“儒教”为主的多种宗教信仰体系共存的文化奇观。
会泽铜商文化是一种创新文化
在经济性质上出现了创新。明清以来，随着会泽铜业的发展和繁荣，带动了各行各业的兴旺，大小矿山和各种手工作坊生产已经初具规模，大批雇用工人进行商品生产，初步的市场经济已经有所发展。同时，在经济的组织方式上，在铜矿的开采工艺上，在铜的加工技术工艺上，都出现了创新。比如白铜（即铜镍合金）的发明，斑铜、“漂炉”（漂浮于水面的香炉）和“乌铜走银”等工艺品的生产，都远远早于欧洲，铜器的制作工艺已经上升到较高的层次。另外，在建筑物的建筑风格上和会馆的使用功能上出现了创新。会泽多会馆、寺庙和民居，这些古建筑的设计在保留了原客民所在地的建筑风格的基础上，又融入了会泽地方特色，在会泽几栋“三坊一照壁”的院落中发现了彝族“土掌房”的影子及体现彝族“虎崇拜”的“猫拱墙”。
会泽铜商文化是一种开放文化
会泽铜商文化的创造主体是开放的。据乾隆《东川府志》记载：“（汤丹）厂数百硐，硐千百砂丁，一硐有七十三尖，每尖至少不下四五十人……大抵厂商，聚楚、吴、蜀、秦、滇、黔各民，五方杂聚”。矿区不仅聚集了来自各地的采矿人，而且还有家属，并招引了大批的商贩，其他各矿区的情况大致类似。由此可见，创造会泽铜商文化的人民主体，不仅包括会泽本地人，更多的是会泽接纳的八方来民。会泽人民以开放的姿态、宽广的胸襟，与这些客民融合在一起，创造了璀璨的铜商文化。
会泽铜商文化的形成区域是开放的。追本溯源，会泽铜商文化是因为铜的开采、冶炼、鼓铸及京运等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的形成区域，以今天会泽县的地域范围为中心，辐射到了铜的主要产地——今天的东川区以及与铜运相关联的水路和陆路的重要城镇，如泸州、扬州、天津等。这些区域，在铜商文化的形成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丰富了铜商文化的内涵。
这种艰苦奋斗、不畏艰辛的创业精神，敢为人先、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和聚集五湖、接纳八方的开放精神，就是会泽铜商文化在当代的气质精神的集中体现和最好阐释。今天，这种气质精神，应该转化为尊重历史的责任感、直面过去的勇气、开拓未来的自信，对我们的实际行动、价值追求和道德坚守具有启示意义。
会泽铜商文化的保护利用
健全研究体系，在拓展文化资源研究范畴上聚力。会泽铜商文化包含政治、经济、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等一系列物质和精神因素，复杂而丰富，对会泽、云南乃至全国的铜业发展历史影响很大。研究这一独特的地域文化，厘清其脉络，充实其内容，弘扬其精神，必将有利于推动曲靖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文化形象的塑造。
完善评价指标，在挖掘评估文化资源内涵上着力。建立科学的文化资源评价指标体系，对目前现有的铜商文化资源进行合理评估，确定其遗存的文化现象，理清其消亡和无法考证的文化缺失，明确需要加强研究和保护的范围领域，分清能够开发和利用的资源，并制定合理的保护利用规划。
严格区域标准，在强化会泽古城遗存保护上加力。必须抓住会泽成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契机，设定古城保护区域，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吸引社会资金参与，最大限度保留保护古城原貌。
彰显特色亮点，在推动文化资源产业开发上发力。突出地域特色，实行差别竞争，是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会泽铜商文化是具有鲜明的区域特点和民族特色的文化资源，要逐步实现这些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建设特色文化产业，挖掘、打造、升华铜商文化产业，打造会泽乃至曲靖新的经济增长点。要运用互联网的创业思维进行营销推广，再创享誉全国的知名品牌。要将铜商文化的精髓融入其他产业的发展中，催生新的经济业态和消费形态，加速产业转型升级。
总之，要集纳各方智慧，大胆创业，勇于创新，以开放心态、开放市场、开放资源的新姿态，促使铜商文化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形成新的文化创造氛围。
作者单位：曲靖市委宣传部
图片摄影:刘彬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