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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历代封建王朝都实行过招募商人承当官商的制度。官商享有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特权，大规模地从事与封建王朝财政、军需和经济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商业活动。在清代的官商中以内务府的皇商最为著名，其资本之雄厚,经营业务之广，与封建王朝的经济和政治联系之深,超过以前历代的官商。皇商在整个清代的商人阶层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皇商范氏则是清代前期一个曾经显赫百余年,与清王朝有深远渊源,参加过清朝上层一些政治军事活动的大族。范氏家族成员出任过重要官员,长期从事与当时清政府铜和盐运销,对外贸易以及其它一些重要的大规模独占性商业活动。皇帝、王公贵族、部院大臣以及许多地方官员对与范氏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范氏从顺治初年发家,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到乾隆中后期由盛转衰,被抄家清产、一败涂地。这个不平常的家族,就是山西介休县范氏。明清时期,山西多出富商,其中不少人拥有雄厚的资金,善于运筹经营遍及全国，有晋商之称。
平遥晋商
山西介休县范氏家族在明朝初年就从事内蒙及辽东地区的边市贸易。从他们的远祖范至刚后历经七代传到范永斗已经成为明末清初活跃在满蒙地区的著名汉族大富商。范永斗在长期经营对满蒙的贸易过程中,与当时的满族上层统治集团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并深受信任。范家对满蒙地区的风土人情、地理物产都有深切的了解。清王朝入关北京以后,范永斗承充内务府皇商。顺治初年,范家被赐在张家口定居,并正式入了内务府籍,顺治帝还要赐给范永斗官职。清王朝用这种赐产入籍以及特准经营和贷给资本等方式,给皇商范氏带来了种种经济和政治特权。范永斗是范氏家族承充内务府皇商的第一代。范家充任皇商以后,最初仍受清王朝的委托,往来于关内外,经营对边疆地区的贸易。随着爱新觉罗氏君临全国,范氏挟内务府的权势特权和方便,其所经营的范围进一步扩充。一方面继续保持经营对边疆的贸易,而另一方面又受委托经营垄断性的铜、盐运销业务。范永斗的三个孙子是自入关后第三代中的三个代表人物,曾为清王朝运送军粮,有力地支持了平定准噶尔叛乱的战争,建立了重大的功勋,因而更大大地提高了范氏家族的社会政治地位。
据《清史稿》记载:“康熙中,师征准噶尔,输米馈军。六十年(1721年)再出师,请以家财转饷。雍正年间,师出西北二路,恰亲王允祥荐范毓髌主饷,计谷多寡,累年运米百余万石。世宗特赐太仆寺卿衔,章服同二品。寇犯北路,失米十三万余石,毓斥私财补运,凡白金百四十四万。西征准噶尔,道远粮运 ,多不能继,公私苦之。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 ,且省国费以亿万计。将帅上其功,赐职太仆寺卿二品官。
也就是说康熙年间征讨西部准噶尔部所需要的军粮，路远难运，全靠范氏转运。而且很多时候是出私财百万两支援军需，这在官商历史上非常罕见。这也从另一方面看出范氏在充当皇商的最初几十年中，拥有的巨额财富。同时范氏具备高超的经营管理能力，并且充分利用了在边疆活动的经验和人脉，才能完成这一难度比天的任务。清王朝利用范氏这样的皇商来高效率的完成特定任务，而不是官员督办也是有这样的目的。从清朝赐给范氏的太仆寺卿的职务看出，这个属于中央级别的官员，属于管理马政的职务应该是商人获得官职的极限，也是一个异数。而范永斗被追赠为骠骑将军、资政大夫的官衔。
另外范氏一直是清朝初期重要的盐商和铜商。铜是当时的铸造货币的材料。康熙六年，下令在北京及各省大量铸造铜钱，而当时除了云南的滇铜外，仍需要大量的铜来补供应空缺。这个时候内务府的范氏，就申请承办洋铜业务这一获利巨大的生财事业。主要利用运铜船去日本运铜，另外可以不受海禁影响，携带绫罗绸缎、糖、药品、杂货等来往于日本进行贸易。而这些货物的利润甚至超过运铜的收益。可以说当时铸造的康熙通宝等铜货币很多铜的原料就是范氏从日本进口的。
而清朝盐商，是需要官方特许的盐业专卖商，而范氏主要负责长芦和河东两处产盐区的盐业运销。清朝一共有十一大盐业区。范氏主要负责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盐业运销。当时清朝的官方盐业商很多都是掺杂泥沙，缺金短两，哄抬盐价等手段，获得巨额利润。当时有称：天下第一等贸易盐商，一品官，二品盐商之称。而范氏的盐业区域属于人口稠密，离产盐区很近的地区，与贫穷路远的地区不可同日而语。
除了盐商、铜之外，范氏还负责伐木及木材进出口，另外还有内务府的运粮，买卖马匹，采买人参等利润丰厚业务。从后来抄家的清单中看出范氏的巨额财富。从不动产这一项就有张家口地产两百多亩，在各地的房产有一千多间，洋船六艘。可以说范氏在有清一代，真的是富贵流传，财雄势大，冠名显赫，手眼通天。而红楼梦中的皇商薛宝钗的薛家是紫薇舍人薛公之后，传到薛宝钗那一代，只是内府帑银行商。薛家祖上也做过官，是紫薇舍人。说起舍人，我们都知道当年武则天重用上官婉儿，封她为内舍人。后来薛家没有乌纱帽了，只是内府帑银行商，也就是皇家御用品供应商。说白了就是依附于内务府及贾家这样的皇亲贵族做一些买办的业务罢了，比起范氏的二品官等职务可谓是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