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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里，我们国家一无内债，二无外债。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大门开启，1980年，世界银行给我国提供当时两笔最大的贷款，共计2亿美元。人才是国家发展之本，中央决策主要用于文革之后的大学教育恢复建设上。”日前，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离退休干部局三楼会议室，国家发展改革委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司原司长孔令龙讲述了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在利用外资方面的过往。“最初，国家成立了统一管理外债的国外贷款局，外债主要用于大学恢复建设，如公派留学生、聘请国外教师、购买计算机和实验设备等。另外，基础设施建设也是使用国外贷款的主要方向，如京津塘高速公路、山西大同到秦皇岛的运煤铁路和港口、大连的石油输送管道和港口、大型电站等。”
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后，通过向世界银行以及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大规模贷款，用于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卫生、农业、环境保护等项目。为了吸引外商来华投资，中国先后制定和修订了外商投资企业法，这些直接、间接形式的利用外资，极大促进了国家的经济发展。
2011年是我国加入WTO十周年，我国对外开放面临新形势、新要求。在利用外资方面，随着我国与世界经济联系加深、投资环境逐步完善，外商投资规模不断扩大，2009年、2010年外商投资连续两年居全球第二，2011年再创历史新高达1160.1亿美元，同比增长9.7%，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吸纳就业、产业升级、对外贸易等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同时，我国利用外资也存在诸多挑战。从国内看，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较快，资源环境约束加剧，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任务紧迫。从外部看，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结构深刻调整，各国围绕资金、技术、人才的竞争更加激烈。这些变化对我们进一步优化外资结构、提高利用外资质量提出了新要求。为此，2010年国务院提出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外资结构。外商投资是我国开放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要充分认识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发展带来的机遇和风险，更加注重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通过修订上述《目录》，适时调整外资产业政策，有利于积极引导外商投资方向，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在孔令龙看来，外商投资企业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6.9%，经济总量达到82.7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外汇储备稳居世界第一。2017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8775.6亿元，同比增长7.9%，全年利用外资规模创历史新高。“外资企业以占全国不足3%的数量，创造了近一半的对外贸易、1/4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1/5的税收收入，为促进国内实体经济发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践证明，外商投资企业不仅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而且在扩大出口、增加税收、创造就业、培养人才、加速工业化进程、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体制完善和创新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谈到利用外资，不得不说到中外合作。“青岛海尔，很多人可能忘了最初它叫青岛利勃海尔，它是最早一批中外合作企业之一。现在看来，也堪称中外合作的典范。利勃海尔是一家欧洲知名的冰箱制造商，青岛海尔最早就是选择引进利勃海尔先进的技术和青岛-利勃海尔的品牌，逐步发展起来的。”孔令龙回忆道，“上世纪80~90年代，在电视上经常会看到松下、东芝等日本电器广告，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白电’‘黑电’为什么能霸屏？因为开放。日本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合作，称霸全球家电业，取代了当时该行业的佼佼者——美国。”
2001年，我国加入WTO，先后不同程度地放开了汽车业，当时很多人担忧“狼来了”。如今近20年过去了，吉利收购了瑞典的沃尔沃，后来又收购了德国奔驰汽车的母公司戴姆勒90%的股份，中国的汽车业正异军突起。
“还记得夏普、东芝、索尼等日系手机吗？由于日本对手机实行了‘闭关锁国’抗拒苹果，结果也让日本手机遭遇了重创。当年去过日本的朋友都知道，在日本必须使用日本手机，而日本手机到其他国家还无法直接使用。这一方面当然是为了保护本土品牌和技术，但同时也限制了自身的发展。目前中国手机遍布全世界，开放的眼光让中国制造业不断发展。”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作了一辈子的孔令龙切身感受到，闭关锁国必将落后，只有改革开放，国家才能发展、进步和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