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特别是移动互联等发展迅猛的当下，在与互联网相关的产品和服务创新上，外资银行明显落后于中资竞争对手。

正文

根据加入WTO的承诺，我国从2006年12月11日起，对外资银行全面开放人民币业务，监管标准也与中资银行逐步趋同。实现国民待遇十年来，外资银行在中国取得了长足发展，并成为中国银行业中极具特色的一个群体。

外资银行经营概况

过去十年中，尽管外资机构的母行在次贷危机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经营上也出现了较大波动，但在华外资银行整体上维持了稳健经营。截至2016年年末，在华外资银行资产负债规模达到历史高位，资产总额为2.93万亿元，较2015年年末增长9.19%；负债总额为2.56万亿元，较2015年年末增长9.73%。2016年，外资银行实现净利润127亿元，较2015年年末下降16%。

同时，在中国银行业整体信用风险继续承压的大背景下，外资银行严防新增风险，积极处置存量风险，在各类银行业机构中率先实现了不良贷款“双降”。截至2016年年底，外资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03亿元，较2015年年末下降20%；不良贷款率0.93%，较2015年年末下降0.22个百分点，低于商业银行整体水平。拨备覆盖率为244%，较2015年年末增加57个百分点，风险抵补能力保持了比较好的水平。

外资银行网点建设方面的发展趋于平稳。截至2016年年末，外资法人银行和外国银行数量分别是39家和121家，数量基本稳定。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总数1031家，较2015年末（1044家）略有减少。这意味着，随着网点达到一定规模，外资银行网络管理重点正在逐步从扩张向提升网点经营效益转变，相应关闭了部分经营效益相对较低的网点。

从业人员方面看，2016年年末，外资银行机构从业人数接近5万人，占全部银行业机构的比重为1.2%，与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资产规模占比）大体相当。

外资银行经营特点

与其他类型银行业机构的发展相比，外资银行的经营具有以下一些比较显著的特征。

其一，规模扩张相对较慢。外资银行虽然也保持了较为平稳的增长，但与同期其他类型银行相比，规模扩张速度明显较慢，年均增速基本都在个位数，部分年份（如2015年）甚至出现了资产规模的负增长。也正因为如此，外资银行资产、负债以及税后利润在全行业中的占比从2006年以来一直处于逐年降低的态势。尤其是资产占比，到2016年年底占全部银行业的比重仅为1.3%，较2006年的3%左右减少了一半。

其二，外资银行的网均盈利能力较强。与规模增长的情况相似，外资银行的网点扩张也相对平稳，增长速度显著低于其他类型的银行。这一方面是因为受监管审批节奏的限制，物理网点的新设难以有爆发式增长；另一方面，可能与外资银行以利润为导向的经营理念有关，即关注的重点不是网点的规模和数量，而是网点的运营效率。2016年，外资银行的网点不但没有增加，反倒减少了13个。在更注重质量的经营理念之下，外资银行的网均负债、资产和净利润都明显高于行业平均。

其三，外资银行的风险合规意识较强，资产质量较好。由于受监管并表方面的影响，外资银行的经营规范不仅需要满足中国监管部门的要求，还需要满足母国监管机构的监管标准。这使外资银行的风险合规意识明显高于其他类型的银行。2010年以来，国内“影子银行”盛行，但外资银行鲜有参与。这也是导致其近年来市场份额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外资银行的风险管理较为严格，有许多银行的风控都是直接由区域总部（如大中华区）来负责，受国内因素干扰较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业务拓展和规模扩张，但在资产质量维持方面，则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过去几年中，受实体经济调整的影响，外资银行的不良率和不良贷款余额也有小幅上升，但明显低于其他类型的银行。在变化趋势上，外资银行的资产质量拐点也领先于其他类型机构。2015年，外资银行的不良率开始下降；2016年，其不良贷款余额也有所减少，率先实现了不良贷款的“双降”（见图1）。

其四，外资银行的风险抵御能力更强。风险抵御能力从两个方面考察，一是资本充足率，二是拨备覆盖率。就前者而言，次贷危机后，在母国监管机构的要求下，外资银行普遍进行了增资，加之较为审慎的经营模式，外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2016年年中，一度高达到20.75%。截至2017年一季度末，外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为18.42%，远高于监管要求，也显著高于同期我国其他类型的银行（国有大型银行为14.14%、股份制银行为11.92%、城商行为12.29%、农村商业银行为13.26%）（见图2）。

就拨备覆盖率而言，2015年以来，在中资银行拨备覆盖率逐年下降的同时，外资银行的拨备覆盖率稳中有升。这既得益于其资产质量的改善，也是因为外资银行的拨备计提更为审慎。拨备覆盖率的回升，意味着外资银行对信用风险的抵御和核销能力在稳步提高。长期发展将更为稳健，发展的能力也更强。

外资银行经营特点的成因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与其他类型的银行相比，在华外资银行有着非常明显的经营特点，并没有完全融入国内的市场环境。在一些评论人看来，这似乎是一种水土不服或不接“地气”的表现。事实上，这是由其所处的监管环境及所持的经营理念不同所致。在当下监管推动“去杠杆”的政策环境下，这种不接“地气”，或许正反映了其风险管理的成功之处。

监管环境

与中资银行不同，在华外资机构不仅需要符合中国监管部门的要求，还需要遵循母国监管机构的要求。次贷危机以来，发达国家银行监管日趋强化，这种双重约束的影响愈发明显。

一是资本充足率监管的要求。次贷危机后，随着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发达国家监管普遍提高了大型银行的监管资本要求。为达标，这些银行要么在市场上筹集资本，要么就需要变卖资产、收缩投资，以补充自有资金并降低监管资本。可以看到，在过去几年中，欧美大型银行通过变卖股份和机构的方式，大规模削减非核心地区的业务和投资，在中国和整个亚洲地区都是如此。另外，由于资本充足率要求的提高，剩下的没有退出的分支机构，规模扩张能力也会明显减弱。

二是业务监管趋严，制约了外资银行的本土化创新。危机之后，各国监管部门加大了对银行违规业务的处罚力度，大大提高了违规的成本，合规风险显著上升。在这一大背景下，国际大型银行对海外分支机构的业务管控更加严格。由于国情方面的原因，中国金融运行中的一些特有的模式很难在发达国家找到对应，也无法得到其母国监管机构的认可。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外资银行本土化的创新空间。

经营理念

外资银行都是存在百年以上的银行，是经历过很多次金融危机考验的幸存者。主导这类机构的经营理念不是短期的利益，而是长期稳健发展。反观国内银行，成立时间普遍不长，多数城商行和农商行的股份制改造可能都还没有超过十年，而且，都没有经历过完整的经济周期的考验。这导致国内大部分银行经营理念至今仍保持着经济上行期的惯性，即一味关注规模扩张，对发展质量的考虑甚少，对风险也缺乏足够的敬畏。随着我国实体经济进入结构调整期，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规模至上的发展模式将难以为继，更重视质量的发展模式最终会成为主流。

外资银行发展展望

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在新形势下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包括“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的推进，自贸区扩容，人民币加入SDR并进一步国际化，以及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等，都将继续给外资银行带来发展机遇。外资银行将会在充分发挥境外网络、产品设计和风控技术等比较优势的同时，进一步融入本地市场，提高本土化管理水平，探索和践行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2017年3月，银监会发布《关于外资银行开展部分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在华外资银行可以与母行集团开展内部业务协作，为“走出去”的企业在境外发债、上市、并购、融资等活动提供综合金融服务，发挥外资银行的全球化综合服务优势。按照中外一致的原则，在华外资法人银行可依法投资境内金融机构。同时，按照国务院简政放权的要求，明确在华外资银行开展国债承销业务、财务顾问业务和大部分托管业务，不需事前获得银监会的行政许可，而是采取事后报告制。

总体来看，尽管市场占比持续下降，但外资银行高效、稳健的经营作风，将有助于它们平稳应对去杠杆过程中的风险冲击。我们预计，未来几年中，随着监管的强化和经济结构调整的继续深入，外资银行在经营理念上的优势将逐渐显现，在行业中的影响也会有所提升。当然，也需要看到，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特别是移动互联等发展迅猛的当下，在与互联网相关的产品和服务创新上，外资银行明显落后于中资竞争对手。这一方面是因为部分外资银行的核心系统不独立，受制于母行的科技开发；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其他国家的移动互联发展水平不及中国，以至于母行高层的决策者不能理解中国发生的这些创新，并积极加以应对。如何去扭转这一局面，对外资银行会是一个新的挑战，也是决定其未来能否进入中国银行业主流的一个关键所在。■

作者

曾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银行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小银行研究基地主任、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货币金融理论、银行理论与实践，主要著作有《欧元与国际货币竞争》、《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货币经济学手册》、《风险管理》、《货币错配——新兴市场国家危机的考察》、《中国商业银行发展战略研究》、《货币流量分析——理论框架及对几个问题的考察》、《西方国家经济社会变迁》等。